中国的“民生”问题，历来是用“衣食住行”四个大字概括之。其实，在“衣食住行”之后，还应该有一个“婚”字。随着社会物质的进步和发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加， “婚”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而相对于“粮袋子工程”、“菜篮子工程”、“安居工程”、“交通工程”，人们对于“婚恋工程”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其实，“婚恋工程”是重大的“民生工程”，是紧随“衣食住行”之后的第五大民生工程，是比“衣食住行”更带有综合性的民生工程。因此，要像抓“衣食住行”一样抓“婚”，通过实施国家“婚恋工程”，把中国整个民生工程的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实施国家“婚恋工程”，是一场应对婚恋危机的民生改革，其实质是要有效解决在当代中国成家难、生育难、养老难等热点问题；其途径是改革创新中国婚恋制度，改变中国“高价成家”、“高价养孩”、“高危养老”的困扰；其目标是提高婚姻成家率，保持适度生育率，降低抚养教育成本，实现养老安全，实现人类自身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科学统一与协调发展。
一、制定“中国婚恋战略”
战略决定命运，战略决定成败。经济战略，是关于“物”的战略，婚恋战略，是关于“人”的战略。在人口和婚恋问题上的任何失误，都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难以逆转的长期影响。推进中国的婚恋事业，实施国家婚恋工程，必须从加强“中国婚恋战略”研究入手。
“婚恋战略”——“千年战略”
经济政策是“五年战略”，政治政策是“百年战略”，人口政策则是“千年战略”。人口专家易富贤的这一观点强调人口战略的极端重要性。他说，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有所谓“民主”，在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有所谓“自由”，他们的五年战略、甚至百年战略似乎还不错，但是这些地方的生育率只有0.9~1.1，远远低于世代更替的2.1，这意味着这些地方的制度是自绝的制度，这些地区将面临严重危机，社会将彻底丧失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千年战略”的大失误。
易富贤强调，人口战略是无声的博弈。安史之乱之后，唐朝人口只有1700万；吐蕃（西藏）人口有800万，西藏军队曾一度攻占唐朝都城长安。然而由于人口政策的失误（喇嘛教），现在藏族人口只占中国人口的1/233。元朝的时候蒙古族人口占中国1/15~l/10，也因为人口政策的失误（黄教），现在只占中国人口的1/218。500年前人口仅为400万的英国，现在英裔人口（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英裔）超过2亿，主导世界格局超过两个世纪；500年前人口仅为600万的原苏联地区，由于高生育率，后来崛起为人口2.89亿的超级大国——苏联；而人口2000多万、长期主导欧洲政治格局的法国，由于采纳马尔萨斯理论控制人口，现在法裔人口仅为6000万。
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22%下降到现在的19%，每年出生人口从1980年代的2500万下降到现在的1300万左右，只占全球1.3亿出生人口的10%，只是印度的一半。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急剧下降，会导致综合国力的不断下降。易富贤关于“千年战略”的观点，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婚恋战略，具有极大的警示意义。
300人研究十几亿人——中国“婚恋学者”太少
目前，中国人口学界的主要研究中心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各级社科院。人口专家易富贤说，在中国，“不足300人的研究队伍，却决定了14亿人的命运”。
婚恋，是一门大科学。在我们的社会，研究物质生产和经济建设的专家学者千千万万，而研究人类自身再生产的专家学者，则少得可怜，研究中国婚恋战略的学者更少。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世界上婚恋情况最复杂的国家，也是制定人口婚恋战略难度最大的国家。中国人口婚恋战略的科学性如何，不仅关系中国命运，也影响世界前途，必须有一支相当规模的高素质的人口婚恋战略研究队伍。
中国婚恋战略，要回答和解决的战略课题，包括：明确中国婚恋面临的主要矛盾、发展趋势、发展阶段，确立中国“婚恋事业”的方向和目标，把握中国婚恋事业的特点规律，找准中国婚恋危机的症结，对中国“婚恋建设”进行长远规划。要在研究婚恋战略的基础上，制定“中国婚恋纲要”，编制“中国婚恋规划”，确定中国婚恋事业中长期发展的总体目标、主要任务、重大项目和重点措施。还要进行试点研究，例如，现在国家有关部门正在着手编制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并且在5个省市先行试点。
要用中国婚恋战略的研究，提供科学的决策思想，为婚恋和人口基本国策的创新，提供战略智力支撑。
可以考虑建立“中国婚恋与人口问题研究院”，整合全国的研究资源，发展和扩大研究力量，发展中国特色的婚恋科学，培养婚恋方面的人才。
战略不是“暂略”——不能局限于一代人
婚恋问题，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全局性、长远性问题。婚恋战略要研究的不是一代人、几代人的问题，而是要着眼于“世世代代”、“子孙万代”。因此，在解决“当前”问题的时候，要想到“长远”问题；在解决“当代”问题的时候，要想到“后代”的问题。那种“先把当前问题解决了再说”的思维和心态，其结果必然是“利在当前、祸在后代；利在眼前，害在长远”。
中国婚恋人口问题为什么会“按下葫芦起来瓢”？“一胎化”似乎解决了“人口爆炸”，却带来了“婚恋危机”。关键在于长远谋划不足，局限于几十年、几代人的“近利”，而使“战略”变成了“暂略”。实践证明，着眼于眼前几十年进行决策，结果必然是解决了一个眼前的问题，引发和带来更多的长久性难题；刚刚跳出一个陷阱，又掉进另一个泥潭。
思考和谋划一个国家的人口和婚恋问题，必须遵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战略原则。努力防止出现那种“利在当代，患在千秋”的局面。更不能出现那种“无功于当代，又祸患于千秋”的灾难结局。
中国“婚恋战略”——不能局限于中国“生育战略”
2004年“十一五规划”前，国家启动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这项由300多名专家（包括10多位两院院士）参与、耗时两年完成的报告：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为2006年12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提供了战略智力支撑。该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党政第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不动摇，稳定计划生育工作机构、队伍不动摇。”
对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进行战略调查研究和战略规划设计，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这种战略研究和设计，不能只局限于一个“生育”问题，更不能只是局限于一个“限制生育”问题。不能把中国婚恋和人口战略，局限于一个计划生育战略，更不能单纯变成了一个“限制生育战略”。以限制生育为中心的人口战略规划，是“单打一”，难免偏颇。
上海市人大代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副院长徐丛剑提出，计划生育工作不仅要满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还应当满足人的生育权利，提高生育公平性。市人大代表、中国福利会党组书记王禄宁在谈到修改《条例》时，建议把现今社会生活中的特色问题，如“剩女现象”、“闪婚闪离现象”等纳入到考虑范围，并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
《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一书指出，在中国人口数量和男女性别比例的问题上，在战略研究与战略设计上，就存在顾了数量而忽视了男女性别比例和人口结构的问题。中国新生婴孩性别比失衡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从1984年以后偏高，到1990年人口普查时，已经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
从2007年开始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衡趋于严重，到2013年以后，婚龄人口失衡将更加严重，会导致婚龄人口大量积压，导致性犯罪、性乱伦、性心态异变等问题。所以，中国婚恋战略，必须拓宽视野，必须从“单打一”的计划生育特别是从单纯限制生育的局限性中走出来。
中国婚恋战略——要统筹“男女老少”
战略的重要特点，是其系统性。婚恋建设是与物质经济建设对应的两大生产领域之一，婚恋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人类自身的再生产，是一个包括从儿童到老人的全过程，是一个包括男人和女人的全系统。而现在的情况是，妇女儿童委员会一个系统，老龄委员会一个系统，计划生育一个系统，这些本来是紧密相连的子系统，却在组织机构和实际工作中，各成系统，各自为政。
为了加强全国的老龄化工作，国家启动了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为了搞好这个研究，有关部门还专门发布了《关于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向社会征求意见的通告》。一些地区和部门出台了加快老龄化事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是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开展的重大国情研究项目，主要研究目的是为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战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2010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加强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加快建立健全养老社会服务体系，让老年人安享晚年”。目前，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体进展比较顺利，已全面进入实质研究阶段。为了更好地完成此次战略研究任务，全国老龄办网站专设“老龄论坛”，诚邀社会各界就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从战略上踊跃建言献策，对于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将作为研究参考。
关于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以上要求和做法，当然是很好的。
但是，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儿童“一胎化”，与中国男女比例失衡化，与中国女人剩女化等问题，都是一个大系统中的问题，必须综合思考，统筹研究。中国的婚恋人口战略，应该是一个统筹“男女老少”的总体战略。
战略需要数据——最-怕“统计”变“估计”
科学的战略研究，需要准确的数据支撑。基本数据不准，将大大制约和影响战略研究的质量。最近几年，“数据争议”成为一个突出问题，特别是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牵涉利益纠葛、统计难度比较大的热点难点问题，更是质疑不断、争议多多。比如“空置房到底有多少”、“地方GDP之和大于全国”、“失业率到底是多少”等。
在中国婚恋、人口、计划生育方面，“数据打架”的问题更突出。目前对中国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就存在较大分歧。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估计为1.22；对近年来的总和生育率，国家统计局估计为1.6，国家人口计生委估计为1.8，部分学者的估计为1.3~1.6不等。
同样一个问题，不同部门提供的数据不同。中国人口统计主要有三大数据来源，分别由国家统计局、公安部、人口计生委负责。人口计生委在报表数字上可能出现漏报，其他部门在数字上出现大的差异也不是新鲜事。公安部统计户籍总人口是多少，可能存在死亡不销户口、生了孩子不报户口的问题。统计局主要根据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只是抽取一部分人，进行统计推断，就有抽样差异产生。即使是同一部门，也会提供“矛盾数据”。如何提高统计数据的准确度和公信力，是战略研究的一个大问题。中国婚恋大战略的制定，要建立在深入准确的“中国婚恋大调查”的工作基础之上。
城市婚恋战略一一国家婚恋战略的高地
在中国的婚恋大战略中，中国城市的婚恋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上海市在这方面的一些做法，具有启示意义。
近年来上海城市人口急剧膨胀，人口结构矛盾突出，如何建立“大人口”管理体制？在2010年7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上，在听取和审议《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贯彻实施情况报告过程中，代表们纷纷建言。他们要求测算上海“人口极限值”。2009年年末，上海市常住人口1921.32万人。在全国城市化加快发展背景下，上海人口总量持续增长，预测2015年全市常住人口为2140万人，2020年为2250万人。这对城市承载能力、环境容量、日常运转、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都造成巨大压力。委员们建议政府部门组织专家研究上海的“人口极限值”。目前这项工作北京正在开展，预测到21320年北京常住人口约1800万，但实际情况是，2010年上半年已超过1900万。与世界其他特大型城市相比，上海人口总量和人口密度不是最高，甚至不到纽约的一半。问题是，上海中心城区人口高度集聚，以1/10土地集中了1/2人口。中心城区人口高度集聚，固然有历史原因，更有产业和公共服务布局、交通网络构架不尽合理等原因，需要将过于密集的人口进行疏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