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婚恋问题，各级政府和官员有职责，各单位也要履行义务，发挥作用。检验和衡量一个单位的建设与发展，要考核婚恋情况。如果一个单位充斥“剩女”、“余男”，不稳定家庭多多，那么这个单位就不能评比先进，对这个单位的领导就要实行“问责”。许多婚恋调查报告都显示，造成单身激增的最大原因是交际圈太窄，机会太少，这就需要所在单位创造条件。
2009年1月，中科院为大龄单身科研精英组织了一场相亲会，利用单位的优势，创造了一个婚恋小市场，来推销本单位的男士。结果，都市中那些花容月貌的适龄女性趋之若鹜，一些优秀男女在这里实现了自己的婚恋梦想。这是中科院送给这些科研精英们的一份特殊的年终奖。
过去“刮宫流产、征粮派款”——今天“保婚保育、无剩女超男”
建设婚恋政府，中国有基础。最近几十年，中国各级政府特别是县乡以下基层政府，计划生育的功能大大加强，这导致基层政府的主要工作，按照老百姓的形象说法，就是“刮宫流产、征粮派款”。民众的这种形容，虽然不够确切，却也反映了相当的现实。随着中国控制人口取得巨大成就，这方面的任务基本完成，“刮宫流产”的工作基本结束。由于农业税取消，“征粮派款”的工作也退出了政府职能。而中国普遍性婚恋危机的出现，使得解决公民婚恋问题，解决公民成家问题，保证民族科学生育问题，成为民生新课题，成为政府的新职能。而中国各级政府在30年计划生育工作中建立的机构和机制，积累的经验和形成的声势，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型，有利于在这方面作用的发挥。各级政府特别是计划生育机构，要把工作的重点和中心，尽快转移到当地的婚恋建设上来。要在这方面有新的作为，要立新功。有人说，由于中国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今后，计划生育工作者要失业了，计划生育机构要撤销了。其实不然，计划生育工作者不会失业， “计划婚恋”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地方基层政府，从“刮宫流产、征粮派款”，到“保婚保育、无剩女超男”的职能转变，从抓“计划生育”转型为抓“计划婚恋”，既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又是得民心的事情。因为，“计划生育”的实质是限制生育，是被一些人称之为做“断子绝孙”的工作，在当时的情况下阻力很大，矛盾很深。而“计划婚恋”的实质，是当红娘、做媒婆，做月下老人，是学雷锋、做好事，是成人之美。因此，做好计划婚恋的工作，比做好计划生育的工作，具有更好的条件。
陕西榆林——男女比例失调、领导要被免职
陕西榆林男女出生人口性别比从1990年的106.39，逐年攀升到20059：为122.9。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决心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经济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高度综合治理，从2007年开始，采取多项措施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势头。
首先，是严打非法胎儿性别鉴定。从2007年起，榆林市委、市政府向各区县下达年度“两非”（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案件查处任务，组织人口计生、公安、监察、卫生等部门联合行动，每年至少开展两次大规模的专项治理活动，重点打击“两非”和非法生产、批发、销售终止妊娠药品、器械以及残害、虐待、溺弃女婴等违法犯罪行为。榆林市建立了有奖举报制度，设立举报电话、举报箱，凡举报案件经查属实的，每案奖励举报人5000元。对非法为他人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或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医疗保健机构，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通报批评，依法处罚，并追究单位领导责任。直接操作人员属国家和集体医疗保健机构工作人员的，开除公职，注销医（护）师资格证；属个体行医的，吊销营业执照和医（护）师资格证，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并给予重罚。对非法销售终止妊娠药品的企业，由药监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没收药品和违法所得，并给予重罚。情节严重并构成犯罪以及残害、虐待、溺弃女婴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其次，是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和“一票否决”制。领导干部连续两年治理“性别比”不力的，就地免职。对工作不力，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和高于本地上一年度的区县、乡镇，第一年给予黄牌警告，限期整改；第二年若无明显改观，坚决一票否决，主要领导和相关领导就地免职。
对辖区残害、溺弃、虐待女婴或“两非”重大案件查处不到位的县区、乡镇，视情节给予通报批评、“一票否决”或对相关领导就地免职。凡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工作中有弄虚作假行为的，一律实行一票否决，并追究主要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榆林市还加大婚恋投资，仅2007年用于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的投入，就由上年的1257.66万元增加到3070万元。
三、构建“婚恋机制”，是执政能力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建设婚恋政府，不仅需要观念更新，而且需要机制创新。这种机制创新包括：领导机制的创新、工作机制的创新、服务机制的创新等诸多方面，是一个系统。本书主要提出以下四点设想。
加强婚恋领导与指导——成立“国家婚恋委员会”
一些发达国家高度重视婚恋建设，有的成立了权威性很强的专门机构。
1953年，德国成立了“联邦家庭事务部”，1957年改名为“联邦家庭及青年事务部”，1963年改为“联邦家庭及青年部”，后来与1961年成立的卫生部合并为“联邦青年、家庭及卫生部”，1986年，再度改名为“联邦青年、家庭、妇女及卫生部”。1991年卫生领域独立成为联邦卫生部，其前身是“联邦妇女及青年部”，剩余则分为“联邦妇女及青年部、联邦家庭及老年部”。1994年，上述两部再度合并为“联邦家庭事务、老年、妇女及青年部”，下设6大部门：中央行政；家庭、社会福利、雇佣政策；老年民众；平等；青年；儿童与青少年援助。
借鉴德国“联邦家庭事务、老年、妇女及青年部”将男女老少统筹协调的机制，中国也应该成立能够统筹解决人口再生产的权威性、综合性很强的国家“婚恋委员会”。现在，中国有“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有“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有“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等。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是在1981年3月成立的，作为国务院常设机构，负责全国计划生育工作。2003年3月又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是在1999年10月成立的，基本上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交流情况，分析形势，总结工作，部署任务。这些委员会之间，各自为政，多头管理，缺乏协调。例如，上海的人口事业已从重视计划生育的“小人口”，转变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大人口”。但人口综合管理体制还不够健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执法检查组副组长瞿钧指出，目前上海市承担人口管理职能的有十几个部门，统筹协调力度较弱，整体上处于“四多四少”状态，即：管当前比较多，管长远比较少；管人口数量比较多，管人口质量、素质、结构比较少；管户籍人口比较多，管外来人口比较少；分头管理比较多，配合协作比较少。他建议应确定城市人口综合管理的牵头部门，统筹开展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人口规划编制实施、重要人口政策制定、人口信息收集发布等重点工作。
在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基础上，融合“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等机构而成立的国家“婚恋委员会”，主要包括：“计生部”、“老龄部”、“婚恋部”等。负责对中国的人口、婚恋、计划生育、老龄化工作，实施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协调。在国家“婚恋委员会”
统一领导下，有各个省市婚恋委员会。
进行婚恋大调查——建立“中国婚恋档案”
2007~2009年，中国有关部门，连续3年推出了3个《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这3个调查报告充分说明，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婚恋危机正进入白热化，解决中国婚恋危机，成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一项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
这三个婚恋调查对于正确分析认识中国婚恋问题，无疑是有价值的。
但是真正全面的国家婚恋调查，应该是像国家的户口调查一样，把每个公民的婚恋情况搞清楚，像国家统计局的工作一样，有准确的数据，掌握动态的变化。通过调查，建立起全国公民的婚恋档案，成为可以在一定范围和设定一些限制条件下的可以查阅、可以使用的信息资料。要通过全面、广泛、深入的婚恋调查，摸清中国婚恋问题的底数，找准中国婚恋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明确中国婚恋面临的挑战和困难，明确人民群众在这方面的愿望和要求，发现和总结一些好的经验做法，集中各地在这方面的建议和智慧。
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说，现在国家决定逐步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定期为65岁以上老年人做健康检查。其实，中国现在同样迫切需要建立“居民婚恋档案”。要在一场全国性深入彻底的“婚恋大调查”的基础上，建立国家“婚恋档案”。国家“婚恋档案”应分门别类，便于征婚寻偶者查阅使用和进行沟通联系。全国各个省市，也应该在本地婚恋调查的基础上，建立地方婚恋档案，方便本地民众使用。
治国必须治“性”——加强性管理、性治安、性反腐治国必须治“性”，安邦必须安“婚”。对于“性”的管理，对于“婚”的规范，对于“家”的保护，历来是治国安邦的重要内容，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
婚姻在本质上，是对于性的一种规范和管理，婚姻也是对于性的一种实现与保障。一夫一妻制，是对于性的一种管理形式、管理制度。现代“性社会，在推进“性文明”、建设“性文化”的过程中，不仅需要科学推进开放”，而且更加需要加强“性管理”，整治“性混乱”，维护“性秩序”，保证“性健康”。在性行为、性关系上的无政府状态，是对社会的危害。
最近几年来，中国社会婚外性行为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婚外恋，越来越多的人争当“第三者”、“二奶”、“小三”、“情妇”，网络影视津津乐道，焦点话题推波助澜，而一些贪官污吏在这方面又以身作则，成反面榜样，做不良示范。据调查，中国贪官中有情妇的人居然高达95%。
“性腐败”成为干部腐化的催化剂。二奶、小三等，成为正常婚姻的最大破坏者，制造了无数的家庭悲剧。家庭是社会稳定的堡垒，而二奶、小三等是摧毁家庭堡垒、损害社会稳定的破坏力量，是一种“婚姻恐怖势力”。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对上海市500对离婚人士的抽样调查，发现：在70多种造成离婚的原因中，名列第一的原因，就是婚外性行为。有40%以上的离婚人士痛陈：配偶的婚外性行为，使自己深受其害。
婚外性行为的害处，不仅在于导致婚姻关系破裂，而且连锁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最近几年出现了大量婚外恋造成的暴力和毁容以及杀人放火案件，触目惊心，严重败坏社会风气，影响社会和家庭稳定。性放荡和性混乱，还导致中国内地各种性病特别是艾滋病患者逐年增加。
治国安邦，必须治性兴婚。我们要保卫“国家安全”，保卫“家庭安全”，保卫“婚姻安全”，要讲“国防”，也要讲“家防”，讲“婚防”。婚姻是家庭的基石，婚姻是一种性文明，婚姻是一种性管理，婚姻也是一种性保险。要树立“婚姻主权”、“婚姻神圣”的观念。坚持依法从严治国，必须坚持依法从严治性。婚外情，是属于性违纪，是性违德，是一种性侵犯，是性违法，会导致性灾难。必须加强中国的性管理、性治安、性维稳。尤其要加强对官员的性纪律和对不法富人的性监督，加大性反腐的力度。
全面推进婚恋事业——召开“全国婚恋工作大会”
应对中国婚恋危机，全面推进国家婚恋事业，很有必要召开一次“全国婚恋工作会议”。党中央、国务院也有必要下发一个《关于推进中国婚恋建设的决定》。全国婚恋工作会议，应制定一个各级政府婚恋职责章程；统筹规范中国婚恋服务体系；实行“国家婚恋救助制度”；推行“婚姻扶贫机制”；拓展中国婚恋市场，发展中国婚恋产业；坚持“婚恋产业化”和“婚恋非产业化”并举，走婚恋市场化与计划化相结合的道路。就是要实行双轨制：对于富人实行“婚恋产业化”，而对于穷人，则实行“婚恋非产业化”，靠政府无偿的“婚姻支持”和社会团体的“婚姻学雷锋”、“婚姻慈善组织”等，解决婚恋扶贫、婚恋救助问题，就像抢险救灾那样实行婚恋救助，帮助建立“婚姻家园”。
由国家做出决定，由国家召开会议，号召和动员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就能够有效解决婚恋危机的各种难题。例如，韩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几乎与中国同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上升，到1990年达到116.5的高峰。
后来韩国经过10年整治，到2002年下降为110.0。韩国迅速扭转局面的主要经验，就是国家高度重视，国家力量及时介入，采取措施，依法治理，综合推进。韩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1983年成立了“韩国女性开发院”，由国务总理领导，这是一个关于加强韩国女性建设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
2001年韩国政府建立了“性别平等部”，又被称为“女性部”。诸如此类的国家措施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如果能够拿出30多年来国家大抓计划生育的魄力和智慧，一定能够解决好“性别比”严重失衡的问题，一定能够把中国婚恋危机转化为中国婚恋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