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如果回来，我会更累的。况且我还准备学习，补考复学，对我来说，那更好。总之，老板，请相信我。郁达夫很好，他事业心很重，还没有孩子，只要他肯回来，我们的杂志没有问题。”
老板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八月里，郁达夫还忙着创作，他一方面下在修改他的《南迁》等几篇小说，一方面去盐原避暑，东京的《雅声》杂志有稿约，郁达夫为他们写聪盐原十日记》和若干汉诗。他想回国，苦于旅费，接到沫若的快信，知道关于安庆教职一事，他愉快地答应了。泰东汇来了路费。九月初，他就启程回国了。他带来了何畏的诗，带来了张资平的《他怅望着祖国的天野》葙自己的作品。他知道郭沫若已经打下创造社的基础，兴冲冲地下了船，在汇山码头郭沫若、郑伯奇、邓均吾一起接着，坐了电车就到泰东来。
创造社的三个同人加上四川的邓均吾，这是梁山泊的“小聚义”，这是中国文坛上的异军！郁达夫好不快乐。郭沫若带着郁达夫去总经理室见赵南公。赵南公看见这朝气蓬勃的郁达夫，无异是又一个沫若！
听他的谈吐，也悄悄地放下了心中那块石头。郁达夫就住在泰东书局所在的马霍路上编辑所的客堂里。正好与郑伯奇一里一外。都是创造社同人，志趣相同，又充满着浪漫主义的情调，他们像是久别的老朋友们，郭沫若也老是蹲在一起，愉快地谈论，仿佛有讲不完的话。
郁达夫到了的翌日，郭沫若立即与三个人商议《创造》季刊创刊号的内容。拟了一个目录，加上新来自东京的稿子。看着那么多的好稿件，四个人都很兴奋，那是即将诞生的婴儿啊！
过了三五天，郭沫若就要返回日本，泰东的大老板命人为沫若买了张二等舱的船票。送了沫若六十块大洋。还有上海的老朋友们托他到日本买医书带了一百大洋。带着行李，郁达夫、郑伯奇、邓均吾都一直把他送到汇山码头，一直送到船上。
在船上买了两瓶啤酒，郭沫若要感谢这三位朋友。这一东去，不知又几时见面？他黯然神伤。可当他去寻找钱包付账时他傻眼了，一百六十块大洋不翼而飞。船立即就要起锚，可身上一个子儿也没有，到达日本长崎，如何到达福冈？如何去见妻儿？郭沫若打了一个寒噤，他遇到了上海滩上的扒手！
眼看着沫若那焦急的样子，达夫心里非常难过，他立即抽出自己的钱包。还好，有五十块大洋。郑伯奇、邓均吾也倾囊罄其所有，凑足一百多元。
“啊，朋友！”郭沫若的双眼潮湿了！
汽笛响过了数遍，开船了，他们恋恋不舍地分了手。
正是秋天天气，秋风乍起，好不畅快！郭沫若走了，留下了信心，留下了希望，留下了收获的信息。白天，郁达夫跑印刷，校对那本小说集，为此他倾注了心血。郁达夫天分极高，自尊心极强，是个心雄万夫的人。郑伯奇从郭沫若口里了解了郁达夫。郭沫若在郑伯奇之前一点也不吝啬自己对达夫的赞词，以前这使郑伯奇非常奇怪，郭沫若告诉他在日本一高他们之间的交往，称赞他的诗才，敏捷的文学才能。也讲到从信中知道他的家学渊源，熟悉英文、德文，讲述日语流利而不延误，听得郑伯奇目瞪口呆，而现在郁达夫正与他居住、工作在一起。在郑伯奇看来，郁达夫是个绝顶聪明而又富于文士风度的人，挺像一个名士。郑伯奇那时正在翻译《卢森堡的一夜》，白天他们都很忙。
秋风起了，上海的黄昏很迷人的。十里洋场，灯红酒绿，这里人烟辐辏，三教九流，比起老北京更加洋派。欧洲人，印度人，东洋人，美洲人，在这里犹如是自己的菜园。大上海早已有冒险家的乐园之称。中国前清的遗老遗少，暴发的吃洋饭的混混儿，开妓院的，做小偷的，开钱庄的，大鱼小鱼、虾蟹虫蛇，乌七八糟的人都有。拉手的、作揖的、拍肩膀的，穿长袍马褂的、笔挺西装的、短衫的、破袄的，拉黄包车的、开小轿车的、赶马车的，什么人色都有。嗲声嗲气的太太小姐、穷苦的纺织女工、油头粉面的男士、洋大人的专横霸道……，组成上海滩上独特的风景线。
上海特大，郁达夫几乎没有来过上海，但他住久了东京，加上他向来胆子不小，按图索骥，带着郑伯奇跑大马路，看霓虹灯，闯大商场，进茶楼酒馆。他们惺惺相惜，也有讲不完的话题，那是对西洋文学的爱好，他曾对郑伯奇说过：
“我真希望能到法国或者说英国去留学。”
可他永远也没有这样的机会。郁达夫的住处太差，铺位靠近楼梯，进出很方便。他的家离上海滩那么近，民国以来，风气渐开，他的长兄也来过上海，亲戚朋友们来的也不少。那一年的七月中，他那一篇《银灰色的死》也在《时事新报》的《学灯》上发表了，他在文坛上渐渐有了名声。那《学灯》的编辑知道郁达夫带回不少稿子，自己是达夫的熟人也就来催逼，达夫着实慌忙。有时他一个人在上海滩里转，他有个习惯，搞创作的人喜欢夜游，夜游的人喜欢创作。并且他要抽空回一次家，见见他的亲人。
忽然有一天，郁达夫心血来潮，打算把创造社的底子打出去。赵南公也有这个意思，巴不得这《创造》早日运转。与郑伯奇一合计，郁达夫奋勇当先，准备冲锋了！
九月二十九日和九月三十日，《时事新报》上登出一则广告：
《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第一期：十一年一月一日
出版社址：马霍路德福里三百廿号
自文化运动产生后，我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至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仓口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之同民文学。
创造社同人：
田汉成仿吾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穆木天上名以笔划繁简为次创刊号内容一斑：
棠棣之花（诗剧） 郭沫若
圆明园之秋夜（小说） 郁达夫
离婚（戏剧） 成仿吾
他怅望着祖国的天野（小说） 张资平
咖啡店之一夜（戏剧） 田汉
最初之课（小说） 郑伯奇
一个流浪人之新年（小说） 成仿吾
春潮（小说） 郁达夫
诗若干首
文艺批语
读书札记
读者俱乐部（专供新进作家发表创作及交换智识之用）
郁达夫太单纯了！太天真了！他以一个学生的眼光看世界，以一个文学家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他像一个敞开着的武器库暴露在人们面前。他当然不知道，他的预告得罪了多少大名人！他们都以为创造社的这则预告在谩骂自己，时刻准备着揪你的小辫子！其实只有郁达夫自己知道，他颇有点因李石岑压了他《银灰色的死》那么久而不平，不平则鸣！
纯真的留学生没有想到这一层。这《时事新报》发行全国，甚至海外，他只求解脱，他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同时他的《沉沦》早已清样校对，现在只剩下付印。赵南公看着这个文绉绉的小伙子挺高兴，工作神速，脾气有点像火药桶。他一高兴，给了郁达夫一笔不菲的薪水。郁达夫快活得了不得，这是他的首次劳动成果，他打算有一天用自己的钱跑到富阳乡下去，见见他的祖母那个他朝思暮想的亲人，还有那个母亲，那个可怜的妻子。他马上写了一封信给自己的妻子，表示有时间就回富春城里去一趟，看望亲人们。
一天早晨，当他起床时，他发现自己的血汗钱突然全部失踪了，里面有一百贰拾块大洋，这对达夫来说是沉沉的一击。一个依赖卖文为生的人，这是一个巨大的数目。郁达夫恨不得跳进黄浦江，事情很快惊动了整个编辑所。大家议论纷纷，都为达夫抱不平。事情一张扬开，书店老板赵南公也慌忙赶来，向达夫表示歉意，声明一定要把这个案子查个水落石出。赵南公授权他的长子作秘密调查，查来查去，查到赵南公的姨太太身上，最大的嫌疑分子是姨太太的哥哥——一个游手好闲的汉子。事情当然不了了之，郁达夫心里当然不痛快！赵南公赔了不大的一笔款子给了他，好在达夫在上海有的是亲朋好友，渡过了难关。郑伯奇也愤愤不平，在堂堂的编辑所内看来也防不胜防呢。
《女神》的出版使赵南公大发其财，新书很快就销售一空。《革命哲学》也早已出版，在市场上看好。十月里，达夫的《沉沦》也推向市场，出版了。郁达夫眼看自己的心血变成一本书，亲自校对，亲自跑印刷，纸突起的异军张是上等的，封面是自己设计的，序言是自己写的，不愉快的心情早已抛弃到不知哪里去了。
《沉沦》一书的出版，轰动了整个上海城。完全可以与郭沫若的《女神》相提并论。与郑伯奇一起，郁达夫到书店目睹自己的书很快落入读者的手中，那种争购的场面，使这个初出茅庐的小说家大为感动，他非常兴奋，大声笑着，对郑伯奇叫着：
“沉沦意斯姆！沉沦意斯姆！”
《沉沦》是一股春风，刮人了上海的各条马路：大马路、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甚至是静安寺路。那是反封建反社会的春风，反帝爱国的清风，在沉重的国民中荡起春意。郁达夫从书店的店员那里听说一些人特地从苏州、镇江赶来上海，为了买这一册薄薄的《沉沦》。这在中国文化新兴以来可是少有的盛事，郁达夫心里十分庆幸。
《沉沦》不是一本十全十美的书，它仅仅是作者的成名作。但它在中国的文坛上从未有过如此清新的空气，那种性的烦恼，与报国无门，赤子的呼喊，振聋发聩，最能引起彷徨中的青年的共鸣。
他的名声大振，昏昏然，风度翩翩。赵南公更为高兴，对郁达夫早已另眼相看，一代文豪在他的手中诞生，这是最值得自诩的事，他还可以大笔大笔地赚钱。同事庆贺，达夫引以自豪。老板眼看这奶牛吃进去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这本小说集的编排与校对仅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当然高兴。那部作品浸透了达夫海外生活的血泪。这些作品都写了漂泊异国的青年的恋爱悲剧，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感伤主义与异国情调。《沉沦》、《银灰色的死》带着资本主义的都市生活气息，而《南迁》却发挥了郁达夫田园牧歌式的感伤情调。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就是他自己，那里面有他自己的影子，有他自己的思想，有他的苦闷，有他自己性的压抑，有他自己对祖国贫弱的呼唤！那是失意、绝望的青年呼喊。
如果不是生活在日本都市上，又有谁能写出如此力作呢？谁能理解那种痛苦和失意呢？
《创造》季刊的广告是打出去了，但稿件还在等待。成仿吾的还没有寄来。工作告一个段落。他们常常出去走走。在北京路上的旧货摊，城隍庙的小铺子里、旧书店，他们都去走走，郁达夫身上有了几个钱，毫不犹豫地买成书，有时他到虹口外国人开的旧书店去，他特别喜欢买外文书。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就像用汉语同自家人讲北京话一样。
每一次出去都要抱一大摞书回来。在虹口，在一家犹太人开的旧书店，郁达夫与郑伯奇常一起去，那台上常坐着一个十七八岁的金发女郎，挺漂亮的，郁达夫见了挺喜欢，有时他悄悄地在书架上翻书，有时忽然上去用英语与金发女郎拉呱着，那是绝对流畅的英语，讲着讲着金发姑娘忽然红了脸，达夫微笑起来，郑伯奇也愉快地笑了起来。
马霍路旁边有一个幽静的所在，那是离大马路不太远的一条曲折的林荫道。外国人给这小巷起了个动听的名字，叫“Love lane”，中国人也叫它是“情人巷”，两个人常常在这里散步。秋天的月亮从树荫下泻下来，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的琴声歌声，真使人有忘记十里洋场而超尘脱俗之想。在这样的情调与环境中，他们交换着抱负与人生，时而一对外国情侣相依相偎走过来，打断他们梦呓似的话语。有一次，郁达夫对郑伯奇说：
“伯奇，你为我写一篇评论好吗？关于《沉沦》的，应该有说服力。”
“当然可以！”
有时，月明风清的夜晚，他们坐电车到“顾家宅公园”，在绿茵茵的草地上聊天，他们一起交谈法文，跟冷饮店的侍者讲法语，这很使郑伯奇感到奇怪，他知道郁达夫没有系统地学过法语，从达夫的口里知道，他大都是通过读小说，然后自学法语。他们有时到街上喝酒，泰东的饭菜不好，他们一起下馆子喝绍兴花雕、竹叶青，他从来不醉。他还未毕业，现作品已引起轰动，心情舒畅。对于创作，他很自信，他非常重视自己的创作，不惜付出顽强的劳动。达夫学的社会经济，可老是谈文学史，在郑伯奇面前谈波特莱尔、王尔德，他说勒-汉特交游最为广泛，他也喜欢交游。
十月初，他们分了手。郑伯奇译好了他的《卢森堡的一夜》，要回日本去了。郁达夫呢，也因为安庆法政学校已经开学，要离开上海。郑伯奇和他的同学一直把他送上了去长江轮船的码头。郁达夫面对这比他年轻的郑伯奇，真希望他能一起去安庆，他们怀着一种失落的感觉分了手。
在长江轮的甲板上，十月的金风徐来，轮船起航了。想起郑伯奇的友谊，想起郭沫若的来信。他也去了一封信，广告已经打出去了，他让他转告诸位，只有全体努力了。因为他要到安庆就教，这广告也不好拖延时间噢。他岂知道他的广告过早发出，对创造社的正式诞生还有小小的被动呢。郁达夫在上海忙了一个多月，可还没有时间返乡呢。家里的妻子、母亲、祖母如何了？他不太清楚，只是偶尔听到来自同乡的人说起，祖母如何记挂着他。祖母已是八十高龄了呢！他想得很多很多，想到在日本的消沉与浪漫，他觉得自己是中国的卢梭，他也记得与日本友人的关系，与那些日本少女的往来。
“啊啊，我那向善的焦躁！我那贪恶的苦闷！我逃离了温泉！我下了归国的决心！”
过去了的一幕幕，仿佛还是在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