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传
徐志摩(1896-1931),新月派诗人。浙江海宁人。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7-1918年在北大法科求学,后留学欧美。回国后曾在北京、上海等地大学任教,1924-1926年任北大教授,并主编《诗刊》、《新月》等文学期刊,是“新月派”的骨干。1921年开始写诗,著有《志摩的诗》、《猛龙集》、《云游集》等,是新月派诗风的代表。1931年儿月19日,由南京乘飞机赴北京途中,在济南因飞机失事而遇难,终年36岁。
“迎上前去”
这回我不撒谎,不打隐谜,不唱反调,不来烘托;我要说几句至少我自己信得过的话,我要痛快的招认我自己的虚实,我愿意把我的花押画在这张供状的末尾。
我要求你们大量的容许准我,在我第一天接手《晨报副刊》的时候,介绍我自己,解释我自己,鼓励我自己。
我相信真的理想主义者是受得住眼看他往常保持着的理想萎成灰,碎成断片,烂成泥,在这灰这断片这泥的底里他再来发现他更伟大光明的理想。我就是这样的一个。
只有信生病是荣耀的人们才来不知耻的高声叫痛;这时候他听着有脚步声,他以为有帮助他的人向着他来,谁知是他自己的灵性离了他去!真有志气的病人,在不能自己豁脱苦痛的时候,宁可死休,不来忍受医药与慈善的侮辱。我又是这样的一个。
我们在这生命里到处碰头失望,连续遭逢“幻灭”,头顶只见乌云,地下满是黑影;同时我们的年岁,病痛,工作,习惯,恶狠狠地压上我们的肩背,一天重似一天,在无形中嘲讽的呼喝着,“倒,倒,你这不量力的蠢材!”因此你看这满路的倒尸,有全死的,有半死的,有爬着挣扎的,有默无声息的……嘿!生命这十字架,有几个人扛得起来?
但生命还不是顶重的担负,比生命更重实更压得死人的是思想那十字架。人类心灵的历史里能有几个天成的孟贲乌育?在思想可怕的战场上我们就只有数得清有限的几具光荣的尸体。
我不敢非分的自夸;我不够狂,不够妄。我认识我自己力量的止境,但我却不能制止我看了这时候国内思想界萎瘪现象的愤懑与羞恶。我要一把抓住这时代的脑袋,问他要一点真思想的精神给我看看——不是借来的税来的冒来的描来的东西,不是纸糊的老虎,摇头的傀儡,蜘蛛网幕面的偶像;我要的是筋骨里进出来,血液里激出来,性灵里跳出来,生命里震荡出来的真纯的思想。我不来问他要,是我的懦怯;他拿不出来给我看,是他的耻辱。
朋友,我要你选定一边,假如你不能站在我的对面,拿出我要的东西来给我看,你就得站在我这一边,帮看我对这时代的挑战。
我预料有人笑骂我的大话。是的,大话。我正嫌这年头的话太小了,我们得造一个比小更小的字来形容这年头听着的说话,写下印成的文字;我们得请一个想象力细致如史魏夫脱(DeaIl swift)的来描写那些说小话的小口,说尖话的尖嘴。一大群的食蚁兽!他们最大的快乐是忙着他们的尖喙在泥土里垦寻细微的蚂蚁。蚂蚁是吃不完的,同时这可笑的尖嘴却益发不住向尖的地方进化,小心再隔几代连蚂蚁这食料都显得太大了!
我不来谈学问,我不配,我书本的知识是真的十二分的有限。年轻的时候我念过几本极普通的中国书,这几年不但没有知新,温故都说不上,我实在是固陋,但我却抱定孔子的一句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决不来强不知为知;我并不看不起国学与研究国学的学者,我十分尊敬他们,只是这部分的工作我只能艳羡的看他们去做,我自己恐怕不但今天,竞许这辈子都没希望参加的了。外国书呢?看过的书虽则有几本,但是真说得上“我看过的”能有多少,说多一点,三两篇戏,十来首诗,五六篇文章,不过这样罢了。
科学我是不懂的,我不曾受过正式的训练,最简单的物理化学都说不明白,我要是不预备就去考中学校,十分里有九分是落第,你信不信!天上我只认识几颗大星,地上几棵大树;这也不是先生教我认的;先生那里学来的,十几年学校教育给我的,究竟有些什么,我实在想不起,说不上,我记得的只是几个教授可笑的嘴脸与课堂里强烈催眠的空气。
我人事的经验与知识也是同样的有限,我不曾做过工;我不曾尝味过生活的艰难,我不曾打过仗,不曾坐过监,不曾进过什么秘密党,不曾杀过人,不曾做过买卖,发过一个大的财。
所以你看,我只是个极平常的人,没有出人头地的学问,更没有非常的经验。但同时我自信我也有我与人不同的地方。我不曾投降这世界。我不受它的拘束。
我是一只没有笼头的野马,我从来不曾站定过。我人是在这社会里活着,我却不是这社会的一个,像是有离魂病似的,我这躯壳的动静是一件事,我那梦魂的去处又是一件事。我是一个傻子:我曾经妄想在这流动的生里发现一些不变的价值,在这打谎的世上寻出一些不磨灭的真,在我这灵魂的冒险是生命核心里的意义;我永远在无形的经验的境岩上爬着的。
冒险——痛苦——失败——失望,是跟着来的,存心冒险的人就得打算他最后的失望;但失望却不是绝望,这分别很大。我是曾经遭受失望的打击,我的头是流着血,但我的脖子还是硬的;我不能让绝望的重量压住我的呼吸,不能让悲观的慢性病侵蚀我的精神,更不能让厌世的恶质染黑我的血液。厌世观与生命是不能并存的;我是一个生命的信徒,初起是的,今天还是的,将来我敢说,也是的。我决不容忍性灵的颓唐,那是最不可救药的堕落,同时却继续躯壳的存在;在我,单这开口说话,提笔写字的事实就表示后背有一个基本的信仰,完全的没有破绽的信仰;否则我何必再做什么文章,办什么报刊?但这并不是说我不感受人生遭遇的痛创;我决不是那童骏性的乐观主义者;我决不来指着黑影说这是阳光,指着云雾说这是青天,指着分明的恶说这是善;我并不否认黑影,云雾与恶,我只是不怀疑阳光与青天与善的实在;暂时的掩蔽与侵蚀不能使我们绝望,这正应得加倍的激动我们寻求光明的决心。前几天我觉得异常懊丧的时候无意中翻着尼采的一句话,极简单的几个字却涵有无穷的意义与强悍的力量,正如天上星斗的纵横与山川的经纬在无声中暗示你人生的奥义,祛除你的迷惘,照亮你的思路,他说“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Tlle sufferel.has no right to pessiIIlism),我那时感受一种异样的惊心,一种异样的彻悟:——
我不辞痛苦,因为我要认识你,上帝;我甘心,甘心在火焰里存身,到最后那时辰见我的真,见我的真,我定了主意,上帝,再不迟疑!
所以我这次从南边回来,决意改变我对人生的态度,我写信给朋友说这次要来认真做一点“人的事业”了。——
我再不想成仙,蓬莱不是我的分;
我只要这地面,情愿安分的做人。
在我这“决心做人,决心做一点认真的事业”,是一个思想的大转变;因为先前我对这人生只是不调和不承认的态度,因此我与这现世界并没有什么相互的关系,我是我,它是它,它不能责备我,我也不来批评它。但这来我决心做人的宣言就把我放进了一个有关系,负责任的地位,我再不能张着眼睛做梦,从今起得把现实当现实看;我要来察看,我要来检查,我要来清除,我要来颠扑,我要来挑战,我要来破坏。
人生到底是什么?我得先对我自己给一个相当的答案。人生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这形形色色的,纷扰不清的现象——宗教,政治,社会,道德,艺术,男女,经济?我来是来了,可还是一肚子的不明白,我得慢慢地看古玩似的,一件件拿在手里看一个清切再来说话,我不敢保证我的话一定在行,我敢担保的只是我自己思想的忠实;我前面说过我的学识是极浅陋的,但我却并不因此自馁,有时学问是一种束缚,知识是一层障碍,我只要能信得过我能看的眼,能感受的心,我就有我的话说;至于我说的话有没有人听,有没有人懂,那是另外一件事我管不着了——“有的人身死了才出世的,”谁知道一个人有没有真的出世那一天?
是的,我从今起要迎上前去!生命第一个消息是活动,第二个消息是搏斗,第三个消息是决定;思想也是的,活动的下文就是搏斗。搏斗就包含一个搏斗的对象,许是人,许是问题,许是现象,许是思想本体。一个武士最大的期望是寻着一个相当的敌手,思想家也是的,他也要一个可以较量他充分的力量的对象,“攻击是我的本性”,一个哲学家说,“要与你的对手相当——这是一个正直决斗的第一个条件.你心存鄙夷的时候你不能搏斗。
你占上风,你认定对手无能的时候你不应当搏斗,我的战略可以约成四个原则:——第一,我专打正占胜利的对象——在必要时我暂缓我的攻击等他胜利了再开手。第二,我专打没有人打的对象,我这边不会有助手,我单独地站定一边——在这搏斗中我难为的只是我自己。第三,我永远不来对人的攻击——在必要时我只拿一个人格当显微镜用,借它来显出某种普遍的,但却隐遁不易踪迹的恶性。第四,我攻击某事物的动机,不包含私人嫌隙的关系,在我攻击是一个善意的,而且在某种情况下,感恩的凭证。”
这位哲学家的战略,我现在借引作我自己的战略,我盼望我将来不至于在搏斗的沉酣中忽略了预定的规律,万一疏忽时我恳求你们随时提醒。我现在戴我的手套去!
作于1925年10月初,发表于1925年10月5日《晨报副刊》。
“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
照群众行为看起来,中国人是最残忍的民族。照个人行为看起来,中国人大多数是最无耻的个人。慈悲的真义是感觉人类应感觉的感觉,和有胆量来表现内动的同情。中国人只会在杀人场上听小热昏,决不会在法庭上贺喜判决无罪的刑犯;只想把洁白的人齐拉入混浊的水里,不会原谅拿人格的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牺牲精神,只是“幸灾乐祸”,“投井下石”,不会冒一点子险去分肩他人为正义而奋斗的负担。从前在历史上,我们似乎听见过有什么义呀侠呀,什么当仁不让,见义勇为的榜样呀,气节呀,廉洁呀,等等。如今呢,只听见神圣的职业者接受蜜甜的“冰炭散”,磕拜寿祝福的响头,到处只见拍卖人格、“贱卖灵魂”的招贴。这是革命最彰明的成绩,这是华族民国最动人的广告!“无理想的民族必亡”,是一句不刊的真言。我们日前的社会政治走的只是卑污苟且的路,最不能容许的是理想,因为理想好比一面大镜子,若然摆在面前,一定照出魑魅魍魉的丑迹。莎士比亚的丑鬼卡立朋(Aiball)有时在海水里照出他自己的尊容,总是恼羞成怒的。
所以每次有理想主义的行为或人格出现,这卑污苟且的社会一定不能容忍;不是拳打脚踢,也总是冷嘲热讽,总要把那三闻大夫硬推入泪罗江底,他们方才放心。
我们从前是儒教国,所以从前理想人格的标准是智仁勇。现在不知道变成了什么国了,但目前最普通人格的通性,明明是愚暗残忍懦怯,正得一个反面,但是真理正义是永生不灭的圣火;也许有的遭被蒙盖掩翳罢了。大多数的人一天二十四点钟的时间内,何尝没有一刹那清明之气的回复?但是谁有胆量来想他自己的想,感觉他内动的感觉,表现他正义的冲动呢?蔡元培所以是个南边人说的“戆大”,愚不可及的书呆子,卑污苟且社会里的一个最不合时宜的理想者。所以他的话是没有人能懂的;他的主张,他的理想,尤其是一盆飞旺的炭火,大家怕炙手,如何敢去抓呢?
“小人知进而不知退”,
“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
“不合作主义”,
“为保持人格起见……”
“生平仅知是非公道,从不以人为单位。”
这些话有多少人能懂,有多少人敢懂?
这样的一个理想者,非失败不可;因为理想者总是失败者。若然理想胜利,那就是卑污苟且的社会政治失败——那是一个过于奢侈的希望了。
有知识有胆量能感觉的男女同志,应该认明此番风潮是个道德问题;随便彭允彝京津各报如何淆惑,如何谣传,如何去牵涉政党,总不能掩没这风潮里面的一点子理想的火星。要保全这点子小小的火星不灭,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良心上的负担;我们应该积极同情这番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精神!
作于1923年1月22日,发表于1923年1月28日《努力周报》第三十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