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百熙曾赋诗明志云:“方我少年时,读书气嶙峋。常怀四海志,放眼横八垠。”林纾为近代翻译大家,终其一生,翻译世界名著四十余部。林晚年自陈其翻译目的云:“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蔡元培一生好学不倦,涉猎甚广,但总觉不满足。年近70岁时,蔡撰写《假如我的年纪回到20岁》,自述平生读书兴趣及遗憾:“我若能回到20岁,我一定要多学几种外国语,自英语、意大利语而外,希腊文与梵文,也要学的;要补习自然科学,然后专治我喜爱的美学及世界美术史。”蒋梦麟说自己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所谓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学务实的精神办事。蒋复璁也评价说:“蒋梦麟是以儒立身,以道处世,以墨治学,以西办事。”蒋梦麟晚年在回忆北大的学术自由以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和鲁迅兄弟以后,曾谦虚地说:“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因为我知道一些近代文艺发展的历史,稍有空闲时,也读他们的作品,同时常听他们的谈论。
古语所谓:‘家近通衢,不问而多知。’我在大学多年,虽对各种学问都知道一些,但总是博而不专,就是这个道理。”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曾赋诗一首:“壮别天涯未许愁,尽将离恨付东流。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在武汉失守后,胡适迅速拉到了美国给中国的第一笔2500万美元的贷款。蒋介石贺电说:“借款成功,全国兴奋。”胡适自己也很兴奋地题诗一首作为纪念:“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胡适在介绍自己的事业时,只介绍文学是他的“娱乐”,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政治是他的“兴趣”,却从未说过教育是他的“什么”。
1916年1月25日,身在美国的胡适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他“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1916年,胡适在与他人进行新文学论战时,曾作《沁园春·誓诗》,初稿中,词的下半阙是:“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谁欲让?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后来,胡觉口气很狂,心中不安,所以屡易其稿,后来的定稿是:“定不师秦七,不师黄九,但求似我,何效人为!语必由衷,言须有物,此亦寻常当谁告!从今后,倘傍入门户,不是男儿!”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但他却说,由于自己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朋友陈独秀。
胡适就任北大校长后,雄心勃勃,称“既已做了北大校长,就希望做它十年八年,以求能做出一些成绩来,否则对不起北大,对不起自己”。他的目标是“一心一意把北大办成具有国际地位的大学”。
1921年,胡适出版《<;红楼梦>;考证》,一反以往索隐派、附会派等“旧红学”派的观点,创立了以自传说为特点的“新红学”。胡适因之成为“新红学”派的祖师。胡适对此很是得意,说:“我对《红楼梦》的研究都是前所未有的。”陈独秀说自己“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决不愿说不对又不错的话”;“我只注重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
1942年12月,傅斯年于大病之后,在给胡适写的一封信中说:“病中想来,我之性格,虽有长有短,而实在是一个爱国之人,虽也不免好名,然比别人好名少多矣。心地十分淡泊,喜欢田园舒服。在太平之世,必可以学问见长。只是凡遇到公家之事,每每过量热心。此种热心,确出于至诚,而绝非有所为。遇急事胆子也大,非如我平常办事之小心。有时急的强聒不舍,简直是可笑。平日好读老庄,而行为如此。有此性情,故遇有感情冲动之事,心中过分紧张。这种感情冲动,私事甚少,而为公者极多。
性情如此,故得此病,更不易治。此等性情,自天外人看来,未知还有趣否?但在中国确算比较少的了。……古人有以天下事为己任之说,一个人如此想,多半是夸大狂,我向不以此言为然。但自己不自觉之间,常在多管闲事,真把别人的事弄成自己的事。此比有此意识者更坏事,以其更真也。我本以不满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来之故,而思遁学问,偏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来跑去,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今遭此病,事实上不能容我再这样,只好从此以著书为业。所可惜者,病中能著书几何,大是问题耳。但只要能拖着病而写书,其乐无穷。”林纾曾说自己:“生平冷癖,提起做官二字,如同恶病来侵。”辜鸿铭曾深情地说:“我热爱我的国家……在他们还没有出生前,我就口诛笔伐,反对‘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的卑劣做法”,“我在英国读书时就已知道何为祖国,而当时许多中国人对此还不甚了解;为了更好为祖国效力,我不看荣誉和金钱……”辜称自己希望中国繁荣富强,“那时,我将在儒家的天国深感欣慰”。苏曼殊由此感慨地说:“国家养士,舍辜鸿铭先生而外,都是‘土阿福’。”1918年,熊十力为老友张纯一《谈道书》作序,称:“茫茫大地……唯有撑拳赤脚,独往独来于天地间而已。”熊于当年自印《熊子真心书》,丁去病为其作跋,称熊为“孤怀独往者”。
周作人曾说他自己并非文人,更不是学者,学无专门,他的工作只是打杂、砍柴、打水、扫地一类的工作。周有一个长达十三字的署名:“京兆布衣八道湾居士苦茶庵主”。他还自称前生是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