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受北大学风的影响,沙滩附近的四合院和小公寓中,常年都住着很多知名和不知名的学者和学生。虽然这里物质条件十分简陋,但学习知识,研讨学术,追求真知的风气极为浓厚。因此,沙滩附近被人称为“中国之拉丁区”。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旧派人物对新派人物多有不满,有些甚至还会谩骂新派人物。黄侃骂一般新教员附和蔡元培,说他们“曲学阿世”。
后来就有人给蔡起了一个绰号叫“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去“阿世”去。这个典故在北大教员中广为流传,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往往会在书信中提到。如“五四”之后,蔡元培辞职,不久又回京主校。鲁迅对此甚为关切,在给友人写的一封信中写道:“听说‘世’有可来消息,真的吗?”五四运动以后,蔡元培校长经常离校,校务多委托胡适办理。在对外活动上,蔡也经常请胡作为他或北大的代表,“代蔡先生主席”、“代蔡先生做主人”。这让反对胡的守旧者大感不满。林纾称胡是“左右校长而出”的“秦二世”。黄侃更讥胡为绕蔡上下翻飞的“黄蝴蝶”。其原因是胡曾写过一首题为《朋友》的白话小诗:“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章太炎一生门生无数,但最得意的弟子也仅几人。据章门弟子吴承仕回忆,章晚年在苏州时,一日闲话,说道:“余门下当赐四王”,即“天王”黄侃、“东王”汪东、“北王”吴承仕、“翼王”钱玄同。半年后又封朱希祖为“西王”,合称“五大天王”。其中,“天王”黄侃、“翼王”钱玄同、“西王”朱希祖均曾授教于北大,且享一时之盛誉。
黄侃在北大中文系讲《文选》和《文心雕龙》,十分精彩,吸引了很多其他系的学生前来旁听。黄善于吟诵诗文,抑扬顿挫,讲课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所以,学生们都情不自禁地唱和,竟然在校园里吟唱一时,被师生们戏称为“黄调”。
黄侃在北大任教时,慕其名,从其学者甚多。人称黄门子弟为“黄门侍郎”。傅斯年在结识胡适之前,曾为“黄门侍郎”中的健将之一o黄侃和钱玄同曾同受业于章太炎门下,但黄素来轻视钱,常戏呼钱为“钱二疯子”。据说,有一次两人相遇于章太炎住处,与其他人一起在客厅等待章出来。黄忽大呼:“二疯!”钱一贯尊重黄,但在大庭广众下被黄如此戏弄,先已不悦。黄继续说:“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的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忍无可忍,拍案厉声道:“我就是要弄注音字!要弄白话文!混账!”两人就大吵起来,章闻声赶快出来,调解一番,两人才算作罢。
刘文典性滑稽,善谈笑,尝自称“狸豆鸟”;因“狸”、“刘”古读通;“叔”者豆子也;“鸟”则为“鸦”,乃“雅”之异体(刘文典字“叔雅”)。因刘喜自谑,与道貌岸然者有别,故“学生们就敢于跟他开点善意的玩笑”。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时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还赞美“云土”为鸦片中上品,又因他喜云南火腿,故有“二云居士”、“二云先生”的称号。后深受其苦,不能解脱。谁知解放后,刘竟彻底戒掉鸦片,思想改造也顺利过关,逢人便称:“处于反动统治的旧社会,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鲁迅、许寿裳、钱玄同诸位同学,在东京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钱好动,常仆行不已,鲁迅戏称其为“爬来爬去”,通信时,谑号之为“爬翁”。而钱因鲁迅不修边幅,毛发蓬然,常凝然冷坐,称其为“猫头鹰”。
020世纪20年代初,鲁迅被聘为北大兼职讲师,主讲“中国小说史”课程。任教期间,鲁迅与北大哲学系教员章廷谦(笔名川岛)来往甚密。1923年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书出版后,特地送给章一本。当时章正在热恋之中。鲁迅便在书的扉页上写了几句赠语:请你从“情人的拥抱里”,暂时抽出一只手来,接收这干燥无味的《中国小说史略》。
我所敬爱的一撮毛哥哥呀!“一撮毛哥哥”是章的学友给他起的绰号,自从鲁迅写了这几句赠言以后,才广为流传起来。
某年夏天,钱玄同夜访周作人,留宿周家。半夜有青蛙入室而鸣叫不止,钱甚为惊骇,以为有鬼,连连大呼:“岂明①救我!”周闻声连忙赶来,见状大笑,顺口作打油诗两句以讽钱:“相看两不厌,玄同与蛤蟆。”后常以“蛤蟆”呼钱。
新文化运动时期,林纾写文言小说丑化、谩骂北大新派人物,鲁迅颇为反感,曾写《敬告遗老》一文予以回击。同时还在一封信中称林为“林禽男”(因林纾字琴南)。
胡适的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都只有上卷,人送雅号“半卷博士”。
胡适应邀到某大学演讲。他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的话,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最后,他发表自己意见时,引得哄堂大笑。原来他写的是“胡说”。
胡适、傅斯年和叶公超三人关系密切,同为中国近代史的风云人物。在北大时,曾被称为“三驾马车”。有人打比方说,凡事以胡为领袖,傅、叶则是哼哈二将。
丁文江早年有脚痒病,医生说治疗此病赤脚最有效,丁就终年穿多孔皮鞋,在家常赤脚,到朋友家中也常脱掉袜子,赤脚谈话,怡然自得。因此,朋友称其为“赤脚大仙”。
章士钊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教育总长时,鼓吹尊孔读经,压迫进步学生,遭到鲁迅等各界进步人士的激烈反对。当时,章所办刊物复古杂志《甲寅》封面绘有一虎,故当时人送外号“老虎总长”。
朱希祖是老北大的名教授,在北大教授里,他的绰号算是比较多的一个。《北京大学日刊》曾经误将他的姓名刊为“米遇光”,所以有一段时间朋友便叫他作“米遇光”。由于他长着一把胡子,所以人们都称他“朱胡子”。又因《说文解字》上说,“而,颊毛也”,所以北大同仁多称他为“而翁”,算是“朱胡子”的文言雅称。朱多收藏古书,听见人说珍本旧抄,便擅袖攘臂,连说“吾要”,非要得之而后快。所以朋友们有时也叫他“吾要”。
老北大的名教授中有“三沈五马”之说。“三沈”即有名的沈家三兄弟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五马”是指马裕藻、马衡、马鉴、马准和马廉五位北大教授,他们也是五位亲兄弟。“三沈”之中,以沈尹默最为有名。他进北大很早,所以资格较老,但有改革思想。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有沈的推荐之功。他办事沉着,有思虑,又很讲究方法,因此虽凡事退后,实在都很起带头作用。1917年,北大改革,马裕藻是校评议会成员,积极参加校务管理。他坚持原则,鼎力协助蔡元培在北大实行教育改革。于是北大的朋友送他一个徽号,叫“鬼谷子”,他也欣然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