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女性运动的恐怖边缘在大众传播危害论的血泪证词上，阮玲玉大约可被视为最重要的人证之一，每逢她的忌日，总有人会恨恨地重提“人言可畏”的旧话，而每逢有人受了点舆论的压力，阿阮的这句绝笔也总是最佳的引语。因为有了“人言可畏”，人们以为传媒作为真凶已经缉拿归案，心中不由放下进一步思考女性生存现状的巨石，导致70年来，阮玲玉之死没有成为女性生存的课题，而是作为一个趣味的话题存在，话题中心翻来覆去，旨趣也不断随时代变迁，但玩味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在为阮玲玉之死寻找真凶的道路上，鲁迅的一篇文章起过关键的作用。作为新女性的同情与支持者，鲁迅曾经在女性的出路问题上提出过颇具价值的疑问——“娜拉出走之后”。但是在论述阮玲玉之死的文章里，鲁迅并未打算在女f蛀义的路上更进一步，其主旨仅是“论人言可畏”。
细读这篇文章，可以发现，鲁迅对当时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观察入微：“上海的有些介乎大报和小报之间的报章，那社会新闻，几乎大半是官司已经吃到公安局或工部局去了的案件。但有一点坏习气，是偏要加上些描写，对于女性，尤喜欢加上些描写；这种案件，是不会有名公巨卿在内的，因此也更不妨加上些描写。案中的男人的年纪和相貌，是大抵写得老实的，一遇到女人，可就要发挥才藻了，不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就是‘豆蔻年华，玲珑可爱’。一个女孩儿跑掉了，自奔或被诱还不可知，才子就断定道，‘小姑独宿，不惯无郎’，你怎么知道？一个村妇再醮了两回，原是穷乡僻壤的常事，一到才子的笔下，就又赐以大字的题目道，‘奇淫不减武则天’，这程度你又怎么知道？这些轻薄句子，加之村姑，大约是并无什么影响的，她不识字，她的关系人也未必看报。但对于一个智识者，尤其是对于一个出到社会上了的女性，．却足够使她受伤，更不必说故意张扬，特别渲染的文字了。”这段话，可以原封不动拿来做新闻客观报道的教科书，不过，对于阮玲玉之死背后的女性生存真相挖掘颇为不利。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一个女子的死亡悲剧甚至令他产生了限制媒体自由报道权利以及新闻实用主义的想法，“‘有闻必录’或‘并无能力’的话，都不是向上的负责的记者所该采用的口头禅，因为在实际上，并不如此，——它是有选择的，有作用的”。大众传媒因此被正式推上了新闻伦理的审判台。
现代社会中，媒体若用来泄罪，大约是最便利的，还有什么机构能比大众媒体关注更广泛的现实？过分强调新闻伦理，损害的是言论自由的真意。不幸，当时中国文化界，对于大众媒体的实用主义态度并不在少数，这种状况到现在也没有太大的改变。
一方面是对新闻媒体做过高的道德要求，另一方面是浑然不觉社会改良运动中社会结构忽视女性位置重建的非理性现实，成为阮玲玉死后最大的学术悲剧。在由文人而非社会学家构建的中国新女性运动发展史上，新女性们被怂恿着向前冲。她们拥有看上去很美的未来。这种未来并非建筑于完整的政治思想之上，而是存在于文学意义的描写当中。她们的悲剧性结局几乎是一种必然。
阮玲玉试探到了那个时代新女『生生存的边界，她看到那边界之外是虚空，于是她被推动着向前的存在变得虚无。如果不做妻子和母亲．新女『生的光荣是什么？这疑问如此巨大而恐怖。所以关锦鹏的最大发现是在阮玲玉的两个男人之外找到了第三个男人——蔡楚生。真实的历史上，阮玲玉是否爱上蔡楚生已很难考证，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位左翼导演的存在与坍塌正如那些未经实践的社会改良口号的存在与坍塌，新女性们从中看到了恐吧怖的边缘。
“自杀”的“围城说”与“入戏说”陈山：是演员，更是女人阮玲玉在银幕上所演的都是“新女性”，而银幕下的她却也和所有女人一样有她的弱点，有软弱性，也会有虚荣心。以前的评论习惯把“阮玲玉之死，，解释成是当时的社会造成的悲剧，今天重新看待这个问题，不妨从女性的角度来分析或许更真实。
这样一位杰出的女演员，她的成功除了先天的条件、良好的机遇外．还与她的个人阅历大有关系，而她个人婚姻的不幸更使她对人生多一层理解。中国的女性解放其实面对着两层“围城”，一层是社会强加给她们的，另外一层就是性别属性的围城。社会松绑之后，女}生在解放过程中的自我尊重也是要重新面对的一个问题。而这与西方国家比较激烈的女性解放也不同，西方因为有很强的宗教自制，他们开放或者极端的电影表现是与真实生活分开的，中国人则习惯在要走过头时赶紧回来反思自身，我们习惯把文学作品乃至电影与生活本身融为一体。
贾磊磊：人生如戏，入戏太深就我所看到过的史料记述，有关阮玲玉的电影以及人们所猜测的她周旋于张达民、唐季珊以及蔡楚生三人之间的暖昧关系并不准确，应该说阮玲玉自身的情感指向是非常清楚的。“联华”公司当时在整顿风气，阮玲玉没有拍完《国风》就被“冷藏”，张达民此时却控告阮玲玉与唐季珊“通奸”，还要求阮玲玉当堂作证。而阮玲玉其实早已终止了与张的婚姻关系，选择在3月8日妇女节死去也许表明阮玲玉作为女人的一种抗争方式。
阮玲玉的死包含了许多潜在的原因，除了性格因素、电影公司的“冷遇，，带来的心理失落、陷入感情风波的精神困境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个^对理想生活的希望与现实的落差导致了她对生活的绝望。
一个优秀的演员不论是对幸福的感受还是对悲痛的感受，都比一般人来得更深刻，或许他们没法从电影中类似的角色中走出来，他们被戏中的叙事逻辑所牵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逻辑，这可能是平常入难以企及的境界。所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阮玲玉如是，张国荣也如是吧。
1936年好莱坞明星访沪
贝弗利山上的来客
1936年，卓别林和好莱坞头号华人女星黄柳霜以及著名侦探陈查理的扮演者华纳·夏能分别造访了上海，在中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上海电影的黄金时代，前来探访过中国电影的美国著名影人还有范朋克、玛丽·璧克馥、黄宗薝等人，在当时好菜坞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占据着垄断地位的背景下，这些越洋跋涉可以看作是好莱坞对中国电影市场的重视，也可以看作是美国影人对中国电影的好奇，或者仅仅是早期中外电影交流中的一次远足。
两个“好莱坞”的对接比较现在与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影坛在世界上的地位孰高孰低似乎是个很蠢笨的问题，在共和国50多年的文化建设之后，当今世上哪个标榜艺术的电影节不会邀请一两部中国电影撑场面，而1935年的那部《渔光曲》不过在新兴的莫斯科电影节上拿了个小奖就已是天大的荣誉了。然而，历史就是那样古怪的万花筒，稍稍转动几分角度，看到的就可能是截然不同的画面。比如，70年前的那几批不同寻常的美国来客身上折射出的就是几分今人的失落。范朋克、璧克馥、卓别林诸人来到中国并不是出于政治情结或是为了出席商业活动，吸引他们的只是一个城市和它的电影工业——上海，当时的东方好菜坞。自那时以后。中国好像就再没有因为她的电影事业而如此吸引人，最近一个反面事例可以是《冷山》赴华时女主角的爽约。
不过要论早期中外电影间的交流，当然还是流进的多，流出的少。那时上海的高档影院基本只上映好莱坞电影，中国导演更是在影院里偷学了不少卓别林等大师的技巧。那时出现在美国电影里的华人却多是留着长辫、穿着长袍的猥琐形象，而且大多是下层人物甚至匪角。1930年，因为一部以华人作反面角色的电影《不怕死》的上映，明星公司编剧洪深还大闹过一回大光明影院，直闹到影片被禁，大光明停业。不过其实这些外国片也未必是存心“辱华”，只是西人对中国了解不够，顺手拿了印象中的一些早期移民形象作为“东方神秘色彩”的噱头罢了。
当那批大牌电影人亲历上海，且领受到疯狂的礼遇之后，他们共同的表示是回国之后将尽己所能，消除本国人对中国的误会。不过这些人的工作只停留在了口头的描述上，并未有合适机会拍摄客观表现中国的电影，而电影加给大众的印象又岂能靠口口相传而得以改观呢？李小龙在银幕上的几声呼喝就曾让很多无脑的洋人误以为中国人个个身怀绝技呢。所以甚至到“文革”后第一批公派学生涉洋求学时，还有人遭遇到“辫子在哪里”的好奇。
1936年访沪的好菜坞头号华裔影星黄柳霜可以被看成当时大部分西方影人需要的中国人形象的缩影。黄是好莱坞历史上第一个能演女主角的华人，美国的第一部部分有声的电影就是由她主演，她的影响及于欧洲，甚至传出过与德裔明星玛琳·黛德丽的同性恋绯闻。然而好莱坞虽然为她的美艳折服，给她的大多数角色却仍然是蛇蝎心肠、妖冶放荡的反面人物。
黄柳霜的访沪还激起了国内媒体的一场争论，很多人指责她的表演辱及先人，辱及中华，甚至于做出了她“生性淫荡”的判断。这种尴尬的遭遇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似乎成了华人女演员闯荡好莱坞的宿命。一方面是制片商给你的角色定位，另一方面是家乡人“敏锐”而毫不留情的抨击，陈冲在《大班》和《双峰》里稍稍展露身体，在一些人脑子里就成了卖祖宗肉的罪孽。
所幸中国也不都是糊涂人，那时的明星公司就坚决地把黄柳霜待为上宾，而且是可以教自己像好菜坞那样演戏的上宾，胡蝶等女星纷纷借此机会向黄讨教了表演经验。只不过卓别林为中国影人师，是上游西方文化自然而然地顺流下航，而黄柳霜为中国女演员师，则像是中国文化的反哺了，因为黄的表演风格不正是根据西方导演眼中的中国女子形象而塑就的吗？
1937-1941年“孤岛电影”
方寸自由中的狂欢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上海进入它的“孤岛”时期。“八一三”战事改变了中国电影的版图，上海影业遭到极大的打击，很多制片厂毁于战火，影人纷纷西去内地、南下香港，或者索性放弃。不过，随着“孤岛”偏安一隅相对稳定的局面形成，新华影业公司首先乘影坛凋敝、无人竞争之机恢复拍片，大受欢迎，引得“华安”、“艺华”、“国华”等公司纷纷仿效。到1938年，上海电影业居然又达到了自己的一个新的繁荣期。
一种独立的繁荣把上海孤岛时期的电影业说成“自由与繁荣99估计会有很多人不同意，其中最大的一个理由，就是这个时期的影业体现了最彻底的商业特性，几乎没有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可言。但即使对这个时期电影持最严厉批判态度的人们也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这个小小的孤岛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面制作了近200部电影，并且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无论是在电影的数量还是制作技术上，孤岛时期的电影业都达到了高峰。
回头再看当时的历史环境，电影的繁荣其实并非偶然。当时的电影已经基本解决了技术上的所有基本问题，可以拥有一个稳定的盈利模式，而另一方面，好莱坞电影在上海的同步上映也为国内电影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直接的样本，最重要的是，当时的孤岛上海具备了电影业繁荣所必需的多种要素。
首先就是电影界的相对独立。虽然当时摄制的电影都需要经过租界当局的审查，并且还往往被大量删节，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电影的制作其实基本上不被任何其他力量控制，电影界唯一的老板就是电影公司，就是资本，这在最大限度上保证了电影的快速产业化发展。从孤岛电影的发展史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资本的力量，正是电影投资商张善琨在1938年以《飞来福》、《貂蝉》等一系列影片取得轰动性的成功刺激了孤岛电影的繁荣，此后孤岛上海先后成立了20家左右电影公司，而资本最雄厚的自然还是张善琨的新华影业公司，孤岛时期的一半以上影片都是由这个公司出品的。
第二是当时租界强大的电影消费能力。日军因为外交原因暂时没有侵入租界。使得孤岛成为当时最安全的地方之一，它也因此吸引了大量具有较强消费能力的队伍。事实上孤岛电影的发展和观众的狂热是分不开的，张善琨的成功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正是电影消费需求空前增长的结果。
第三点同样重要的是当时的孤岛拥有一个强大的电影创作群体。
随着资本的投入，电影业很快繁荣，也吸引了一大批电影精英回到电影业。孤岛初期的电影几乎都以艳情、武侠、神怪吸引观众，这样的主题虽然能取得一时的商业成功，却不可能长期吸引观众，此时以杨小仲为代表的老一代影人的回归和以欧阳予倩、柯灵为代表的进步力量的介入使孤岛电影在创作上得到了最大的保证。此后的孤岛电影开始呈现出古装片与时装片、历史片与生活片共同繁荣发展的景象。
事实上，孤岛电影的繁荣和好莱坞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好莱坞电影正是基于强大的资本、庞大的市场和专业化的人才队伍成为世界电影的旗帜，而在另一方面，商业化的好莱坞同样给了艺术电影相当大的生存空间．电影在成为盈利机器的同时并没有丧失艺术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