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像《桃李劫》这样的相当成熟的有声电影已经开始在中国出现，但中国无声片的巅峰也恰好在这一年出现，蔡楚生、孙瑜、吴永刚等导演当年的作品即使与国外经典无声片相比也毫不逊色。《渔光曲》就是一部在当时扬威海外的电影，1935年它在莫斯科电影节上载誉而归。不过顺便要在此廓清一种不实的说法，《渔光曲》并不是第一部在国外得奖的中国影片，在它之前，一部叫《农人之春》的科教片曾获比利时一国际影展的特别奖，《渔光曲》只能算是第一部获得国外奖项的情节长片。
姜还是老的辣每每中国的电影从国际电影节上败兴而归，失望之余还真应该看看联华影业公司1934年摄制，蔡楚生编导的电影《渔光曲》，它多少可以给我们找回些自信，也可以从这个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获得国际电影节奖项的故事片那里学到些经验。
在这部当时的“影坛神话”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当代电影人最为头痛的问题一商业化、艺术性与主旋律的矛盾是如何达到最好的调和的。
首先，当时在上海拍电影必须面向大众寻求商业成功，《渔光曲》可以说具备了当代所有商业电影的必要元素。它有强大的阵容，编导是以《都会的早晨》出名的蔡楚生，主演是歌舞影剧全能的新女星王人美以及当时的头号喜剧明星韩兰根，就连作曲与配乐也是由任光、聂耳这样的大师级人物担纲，这样的超级“卡士”是影片质量的保证，也是票房收入的保证。而编导蔡楚生反对当时很多左翼电影的口号式宣传灌输，他十分清楚大众爱看什么样的剧情，“向大众走，把每个社会、每个集团的痛苦，表现出来”。当时国产电影的观众并不是那些高层次“白领”，反映现实的“苦情片”最能引发一般市民的共鸣。
其次，《渔光曲》的艺术追求与商业压力并不矛盾，这是因为蔡楚生倡导的“都市写真”与强调的“电影技巧”并不是现在“艺术片”导演那种故作深沉、远离观众的“晦涩”。《渔光曲》中朴实的画面衔接、口语化的人物对白、复杂而又充满巧合的故事情节、烘托剧情的音乐背景以及旋律优美的主题曲等等元素都是在当时观众的欣赏趣味之内引导了观众审美经验的升级。
姜还是老的辣。70年前的这部电影是不是能让那些总是“一意孤行”，花别人钱玩自己电影的“艺术导演”们开开窍，问问我们喜欢看什么样的片子呢？
大上海流金巅峰之《神女》
“神女”是如何变成“女神”的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影坛，有两位著名的创作者以自己沉郁凝练的气质与其他风格激烈、生活化的导演差异明显，其中一位是费穆，另一位则是凭处女作《神女》蜚声影坛的吴永刚。在《神女》中，没有任何的背景音乐，只有很简单的字幕，影片完全靠着演员精湛的肢体表演和突破性的镜头运用表现了一出女性悲剧。真正的经典永远不会因为技术的进步而被淘汰。
当女性还在等待觉醒美工出身的吴永刚，1931年加入联华影业，二十七八岁光景。日日下班都能看见一个在煤气灯下徘徊的妓女，久而久之就萌发了要创作一幅动画的冲动，连题目都想好了，叫《暗淡街灯下的妓女》；天知道后来怎么就变成了把“卑贱的妓女与圣洁的母亲汇于一身”的设想，不画画了，揽到了田汉助一臂之力，于1934年拍成电影《神女》。
影片用含蓄与散文化的叙事方式为牺牲自我、为他人奉献的女性歌功颂德，但是，女性的这种忽略自身、只为他人而活的传统做法，早在19世纪末就已在国外激起人们的口诛笔伐。美国女人凯特．肖邦曾写过批判小说《觉醒》，尽管书出来后引起轩然大波，隔了半个多世纪其中的思想才得到全世界重视。
来看看当时这“神女”是如何被刻画成“女神”的：“新生活的开始给她一种新兴奋”——说的是“阮嫂”把卖身的钱塞进墙洞里，存够能供儿子上学这回事。“阮嫂”对着家访的老校长慷慨陈词，是这样的：“……我不要脸地活着，都为的是这孩子……他就是我的命。”老校长立即为其高风亮节而感奋，转头在校董会上激昂申辩：“……私娼……也有独立的人格。”当时观众应该对此颔首赞许，心起波澜，“啊，独立的人格”；可这正是《觉醒》的主人公艾德娜不惜褪尽衣物一头栽进大海要挣脱的眼光。“阮嫂”跟“艾德娜”也许曾有过眉目相似的交点，她最终用酒瓶子敲死了流氓，相似的是无望之下逼上梁山之举。入狱后，在看着前来探望的老校长离开的背影，眼神一阵焦灼与不甘，但随后一段字幕：“寂静的监狱生活，是她一生仅有的安宁，在她的希望里，她憧憬着孩子的光明与前途”，一切便又重归于死寂。
把聚焦于“女陛”的光圈扩大到全社会，把“阮嫂”看做是当时社会受难大众的化身，于是这账便都可算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头上了——肥头大耳无恶不作的流氓老大、背后指指点点面目阴险的邻居婆子，都是压榨百姓与“吃人”的封建道德之象征。然而片中人的软弱让人实在不爽，比如阮嫂撕碎了退学通知书，搂着孩子说“……容不下我们两个人，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到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去”；比如老校长说服不了校董会撤除对阮嫂儿子的退学要求，便一走了之。如此，退学的依然要退学，毫无建设性，消极得令人生起鄙视。
片中最能跟今天接轨的，是阮嫂去看儿子表演．学校里的小朋友跳舞，动作是我们熟口熟面的H1p-H0p街舞。
令现代人刮目相看的该不会是这个吧。之所以这个片子会成为经典，除了因为我们要把电影手法和思想内涵都在一个时代之巅的《神女》当峰顶“镶”起来保护，还能不能“翻译”道：更因为在我们的脑袋中，片中所张扬的一些桎梏的残片。远未尽成死灰。
中国默片的抗鼎之作中国的默片走到《神女》之时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吴永刚是站在人性的高度来讲一个妓女的故事，但不落俗套。影片首次对人的双重身份、双重人格及复杂内心进行深刻的表现。它一方面创造出不同于传奇性影戏传统的审美情境，一方面又有意淡化外部冲突，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本应是情绪强烈波动的地方，反用克制的面部表情和形体动作有节制地来表现，使观众于平淡的外部动作中体味内心的波澜起伏。
《神女》把当时的德国表现主义以及法国的先锋电影与地道的中国特色的欣赏习惯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本片运用了大量的特写，明显是模仿法国电影《圣女贞德》：在构图上也十分前卫，最有代表性的是摄影机从流氓的胯下运用低视角仰拍阮嫂和孩子紧紧相拥的画面。导演把形式前卫的东西与地道的中国题材结合在了-起，而阮玲玉淋漓尽致的表演与造型手段的完美结合使得《神女》成为了珠联璧合之作。
《神女》是吴永刚的“处女作”，他深受欧洲电影影响的创作特点延续至后，两年后的《浪淘沙》也相当精彩，晚年的吴永刚同吴贻弓合作拍摄的《巴山夜雨》依然诗意盎然。
大上海流金巅峰之《大路》
一条赤裸胸肌的大路在中国电影的发展史上，孙瑜是一位无法绕过的导演，而他拍摄于l934年的影片《大路》则是一部无法绕过的电影。同样是中国无声电影的巅峰作品，《大路》与之前介绍的《神女》、《渔光曲》等不同，它是一部“男性电影”，一部男明星群体出演的男性电影，由当时最受欢迎的男影星金焰领衔主演，还有郑君里、罗朋、章志直、韩兰根等演技派明星加盟，是一次淋漓尽致地对男性力量的歌颂。
“大路齐阔步，我另有思慕”左翼国防电影的代表作，或者中国无声电影艺术的最成熟作品之一，这是《大路》名垂青史的两个堂皇的理由。但是假如你也认为对于电影来说技术和艺术同样重要，70年的时代风尘总会在胶片上留下一些印记的话，那么作为经典的《大路》也许不会给你带来赏心悦目的观影体验。
不过赏心悦目从来不是古今中外所有经典追求的唯一目标，“大路”上张扬起的风沙，那帮雄性动物身体上蜜汁样的汗水，投影在那个时代，就是最原始的力量，就是“胡虏未破何以家为”的煽动性。
一群年轻的筑路工人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起，他们被驱赶出都市，就在各地修筑公路，在烈日下流着汗拉着绳高唱着自己编的《大路歌》。只有到小饭铺去吃饭的时候，丁香和茉莉两位姑娘的笑容和歌声才给他们带来了欢乐。最后，筑路工人死在了突然而至的敌机扫射之下，抗敌的军用卡车通过刚刚修成的公路一辆辆驶向前方。
这样一个故事有死亡，有爱情，有仇恨，再加上孙瑜导演灵动的执导风格，当年一定打动了不少热血青年，立志保家卫国。然而借用一首也叫《大路》的香港流行曲的歌词，“大路齐阔步，我另有思慕，偷偷看一眼，那角落里有窄路，暗暗曲折，幽幽诡秘”。影片诞生的上世纪30年代，正是西方性解放开始发轫的一刻，银幕上肉弹明星崭露头角，银幕下同性恋一度成为风尚，当然，无论在银幕上下。女子都开始大声说话。以当时中西文化交流之盛，这样的风潮至少会对上海这样的城市有所影响。这部《大路》便是个证据。
首先是影片中满目皆是的赤裸上身的男性形象，金焰、张翼、郑君里等最当红的男星都赤膊上阵，近景中“影帝”金焰健美的胸腹肌肉被摄影师精心塑造成流汗的青铜雕塑。这样的场景在同期的电影中非常罕见，不过尚能被解读为对男性／进步力量的张扬，而另一幕即使放在今天的中国影坛也会惊世骇俗，一帮男主角全身赤裸地在河中洗澡，两位女主角在岸上与他们调笑，男性神情紧张，而女陛的言语相当有进攻性。
不过最为匪夷所思的一幕还不是发生在女性和男性之间，而是由黎莉莉和陈燕燕两位女演员携手演出。身材健美的黎莉莉向来扮演成熟娇媚女子，而陈燕燕当时是“小家碧玉”型演员，饭铺后屋之中，黎抱起陈，两人相偎依在躺椅上，之后长达数分钟的时间内，镜头不断表现两人的亲昵，包括亲吻、抚摸等动作，而如果你以为导演是在拍一段同性感情的话，两人间的对白又是在谈论他们的筑路工朋友，跟肢体动作毫无联系。
当时上海的杂志上已经有了关于同性恋的八卦，同性爱的概念在当时是存在的，那么这两位女星的亲密接触到底代表着什么呢？是未意识到嫌疑而不去避免，还是刻意迎合？迄今为止未见有任何关于《大路》的研究论述到这一点。
更神秘的是，有位台湾学者在论及这段戏时，提到黎莉莉的一句台词“你这边鼓鼓的，还说不想男人？”这句台词和角色的动作颇相般配，然而在我们看到的影碟中并没有这样的台词，莫非《大路》并不止一个版本？不知这是否又是一段影史公案。
大上海流金巅峰之《联华交响曲》
宫商迭奏的影坛盛事
“集锦片”是一种相当特殊的电影类型，众多导演在一部电影的空间里展示各自不同的风格，有普通长片所不具备的魅力。中国电影对“集锦片”的尝试始于1934年明星公司拍摄的《女儿经》，而1937年联华公司集全公司之力推出的《联华交响曲》编导演皆为一时之选，可说是中国电影黄金时代之魅力的集中展示。其主题是为了配合当时的“国防”电影模式宣传抗日或暴露社会阴暗面，各个片段都是编导们用卜6个工作日突击完成的，风格上各有不同，有写实，也有象征。
想象力的“交响曲”追溯集锦片的历史，不难发现。这种形式的影片无一不是当时电影精英的结合，让多位知名导演在相同的题目或篇幅下完成各自的创作。
对观众来说，在有限的时间内观赏到了不同的故事、不同的表现方式，这也算是集锦电影能够一脉相承的一个缘由。
如果说统一的故事框架还让1934年《女儿经》显得有些拘谨与局限的话，那么，1937年由联华公司拍摄的集锦片《联华交响曲》则彻底地打破了影片之间的界限，让每位创作者的想象力与个人风格得到充分发挥。影片共包括8部短片，其中5部都或直接或间接地以抗日为题材。这种相近的创作题材，并没有限制住创作者的思路，每位导演都通过自己擅长的方式进行了不同形式的阐述。
《联华交响曲》的第一个故事《两毛钱》更像是之前张石川的长片《压岁钱》的短片缩影，通过一张两毛钱的纸币流通对照出当时生活贫富悬殊的状况。第二部作品《春闺断梦》体现出费穆导演的大师潜质，影片描写的是两个女人的梦境，强烈的光影效果、逼人的角色造型以及夸张的画面构图都让人感到明显的表现主义气息。由沈浮导演的《三人行》则是风格鲜明的底层生活喜剧。《陌生人》、《月下小景》及《疯入狂想曲》都是描写抗日的影片，却风格迥异，或直接或寓言，或激昂或悲伤，体现出导演不同的创作取向与个人表述方式。由商业片名导朱石麟拍摄的《鬼》虽然在题材上略显老套，其有条不紊的叙事节奏与玄机铺设却非常适应这类惊悚片的模式。最后一部是蔡楚生的《小五义》，影片以寓言的手法表现出当时中国的抗战形势，其组织了大量儿童演员的高潮段落也能够引起观众的兴奋，算是为整部“交响曲”压了一个好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