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各领风骚的电影人，在上海这样的人文环境里，把真正的大众趣味发挥得淋漓尽致，不论翻出怎样的新面貌，都是从观众出发的。为什么当时的电影感觉那么有力量，不是外在的表现，而是在电影积累的过程中。对电影的一种自觉。
1947年《不了情》和《太太万岁》
张爱玲：银幕上写就“浮世的悲欢"张爱玲在电影剧本创作上的地位远不如她的小说在文学上的分量，然而在中国电影史上，张爱玲却几乎是女性作者书写的开始。她在1947年完成的《不了情》和《太太万岁》两部剧作在风格上一悲一喜，但在根本上仍然离不开张爱玲对女性命运悲观而清醒的书写。
闪着宝珠光的那一层影障1947年，整个世界都在为战争忙碌着，电影还是黑白的，连带着那些炮火纷飞的记忆也是黑白的。只是乱世已经太久了，停电的旧工业时代的夜晚，听到隔壁一场牌局散后的欢语相送，在楼道口，一个神情困顿的女人，抚着坐得虚浮的臀部。很好的旗袍，一路开衩到最高尺度，丝线的气味，一朵边角泛黄的弄堂白玉兰。那一年，27岁的张爱玲成名多时，停笔两年，复出后的第一部作品《华丽缘》，“一个行头考究的爱情故事”，副标题说的似乎也是上一个电影《不了情》，桑弧与张爱玲合作的第一部电影。担纲男女主演的是当时最走红的男星刘琼和息影多年再度出山的陈燕燕。
陈燕燕这个名字，已经全然没有印象了，就算有，也只是和黎灼灼、黎莉莉、陈波儿这样的名字一样，找到了座位也对不上号。而刘琼这个明星，是可以在时间上倒推的，那张有些过气的瘦削的精致长脸。《不了情》的哀情路子是张爱玲一手谋划的，随行就市地俯身于俗常的人间烟火气，小聪明，小狡黠，小市侩，就算付出脸谱式人物的诋毁，也是在所不惜的。张爱玲抱怨刚生完孩子的陈燕燕全靠一件黑呢大衣演戏，辜负了她想象中最受大众欢迎的小家碧玉形象。说到底还是一个作家对自己作品的无端疼爱，一个女人即使穿上最得意的衣服走在大街，还是觉得有一粒扣子让她隐隐不愉。
还是1947年的某月某日，胡兰成走进了温州的一家电影院，没有人知道这个年过40的中年男人与电影有些什么关联。门外的七彩珠灯在闪动，一块油彩的《太太万岁》的电影招牌。胡兰成注意的不是导演桑弧的名字，也不是蒋天流、张伐、上官云珠、石挥一干明星的名字。张爱玲，满屋金沙静默之下的这个人。他从这个破落逼仄的小城街头走过，看到的不是章回小说气味的市井人生，而是一群小商贩泼口叫骂的无赖与强悍。这个城市是没有多少富贵气的，金子满地，还是徒手挖出来的血淋淋的幻象，张爱玲千里寻夫在江中看到的闪着宝珠光的那一层影障罢了。
1993年的夏天。我经过温州的公园路，突然想起胡兰成在《民国女子》中提到张爱玲二月间到温州探他，便是住在公园这一带的一间私人小旅馆。站在那里，看着车来^往空荡荡的一个世界，竟然不敢过马路。张爱玲不是《太太万岁》里轻喜剧情的中产的陈思珍，可以为一枚胸针几度感动，想要离婚还是心心念念，她这一去自是再也不会回头了。一个年代的沉没，并没有打湿睡梦中的一根发梢。我不要同情欢喜故事中所有出尽生相的人们，脂白粉红地笑过，清楚地知道我们的人生比戏剧更是过分。
在风流云散处，渐行渐远影评为电影剧作铺路1920年的秋天，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在这座昔日中国的电影之都里。她得以自小接触文学艺术并与电影结缘。从1943年到1944年，她分别发表《借银灯》、《银宫就学记》、《秋歌》和《乌云盖月》、《鸦片战争》、《万紫千红》、《燕迎春》、《婆媳之间》等多篇影评，可说是中国早期的影评家。张爱玲对电影的热爱与熟悉，使得她的影评很有卓见，正如她在《借银灯》一文中所说：“《借银灯》无非是借了水银灯来照一照我们四周的风俗人情罢。水银灯底下的事，固然也有许多不近人情的，发人深省的也未尝没有。”她的影评为她的电影剧作铺设了一条道路，也就是说她对中国电影与电影技巧具有充分的了解，再加上小说创作经验，才使她的第一个创作就有水准以上的表现。
沦陷成全了张爱玲正如柯灵评价张爱玲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流苏一类人物的立足之地了。”所以从1944年开始，出于环境和自身对电影的喜爱，张爱玲将创作延伸到编剧上，首先是将小说《倾城之恋》改编为话剧，演出于上海新光大戏院，观众颇为踊跃。
1946年“文华”公司成立，桑弧经过柯灵的介绍认识了张爱玲，随后便邀请张爱玲为文华公司创作电影剧本。1944年他在编导《人海双姝》时，柯灵写道，“桑弧说他要为观众织绘的是一种‘浮世的悲哀’……”柯灵的叙述可谓切中关键，对于都市“浮世”的关怀是桑弧电影的核心，也是桑弧与张爱玲两人在文化心理及艺术气质上的相通之处。张爱玲曾讲过：“我非常喜欢‘浮世的悲哀’这几个字，但如果是‘浮世的悲欢’，那比‘浮世的悲哀’更可悲，因为有一种苍茫变幻的感觉。”“浮世的悲欢”正意味着张爱玲一贯对人情世态的洞若观火，桑弧以喜剧意识和抒情方式冲淡了张爱玲式的苍凉与淡漠，使之更易为大众接受。两人初次合作的《不了情》于1947年初上映之后，一炮打响，卖座极佳。
“时代是仓促的”张爱玲与桑弧联手《不了情》后，再度携手合作《太太万岁》，张爱玲以其不世出的才情和写传奇的本领，一气呵成完成了该剧的剧本，这次娓娓道来的是一出都市生活中里弄主妇的悲喜剧，张爱玲创造的这些纸上的“热闹”妥贴地转化为银幕上观众喜闻乐见的画面，《太太万岁》’上映的时候，观众笑声不断。1948年，桑弧与张爱玲商量，拟将她小说系列中最为成功的《金锁记》改编拍成影片，在该年1月出版的一份电影杂志上。曾披露消息“桑弧将与张爱玲三度合作，将《金锁记》搬上银幕”。然而最终的结果是影片流产。张爱玲有言：“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魂归离恨天1952年，张爱玲去了香港。在港期间张爱玲与香港电影懋业公司建立了十分密切的电影创作合作关系。“电懋”是五六十年代香港电影界最有实力的电影公司之一。
张爱玲经挚友宋淇的鼎力相助，与“电懋”合作了近10年之久，写了约10个剧本，有《情场如战场》、《南北一家亲》、《一曲难忘》等，值得一提的是张爱玲的“南北”系列喜剧很能代表60年代港人的情结，张爱玲再一次表现出她卓越的喜剧才华。但是到1965年，张爱玲编写的剧本《魂归离恨天》还没来得及交到导演手上，“电懋”就因董事长兼总经理陆运涛遭遇空难，而于同年3月改组为国泰机构(香港)有限公司。
从此，张爱玲便脱离与“电懋”的合作关系，也永远离开了电影创作领域，直到1995年9月去世，再也没有写过电影剧本，《魂归离恨天》成了她为“电懋”编写的最后一个电影剧本，也成了她整个写作生涯中涉及电影创作的最后成果。
当代导演的张爱玲情结半个多世纪以后，张爱玲创作电影剧本的才华被小说的光芒大大掩盖了，将张爱玲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成为许多导演难以越过的一个情结。值得留意的是改编张爱玲小说的导演大多来自港台，也许对于港台导演孜孜不倦追寻的文化渊源，张爱玲的那些看似沉迷个人情感的痴男怨女，反而是中国社会最真实并且最具生命力的人物。
但是改编张爱玲的小说对于导演来说，基本上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几乎没有一部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的电影，能同时做到重现三四十年代的时代氛围和传达出张爱玲作品对人性的透彻凝视。
1947年首部在“大光明”上映的国产片《假凤虚凰》
“话剧泰斗”黄佐临独创喜剧经典
在中国戏剧史上。黄佐临的历史地位举足轻重，曾有“南黄北焦”(黄佐临与焦菊隐)之说。早在英国留学时，就得到萧伯纳殷切寄望：“若想有所成就，就不能做门徒，必须依赖本人的自我生命，独创一格。”黄佐临于1946年开始从戏剧舞台转入电影领域，在此之前他为了全身投入艺术而放弃了洋行买办的前途，根本原因归结于他以艺术本身为皈依对象的终极追求，并始终以其艺术家的本色倔强地守护着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格灵魂。黄佐临的艺术化人格内涵极大地影响了“文华”的创作面貌，也使“文华”以“讲求出品的艺术质量”而有别于其他电影公司。
与我们所鄙夷的陈规陋习作战上海大光明影院位于南京西路216号，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它只放映好菜坞的“大片”。文华影片公司于1947年完成的《假凤虚凰》，经过艰苦的谈判和运作，终于成为大光明电影院第一次放映的国产片。
影片所演绎的小人物们的思想和行动，都有当时社会现实的脉络可寻，这没有任何疑虑。问题的关键是，影片中有一些喜剧的夸张处理，比如石挥扮演的杨小毛常用手在头上揩油，求婚不成便拿出剃刀，用领带作剃刀布，动作夸张地要自杀，嘴里不时冒出一两句习惯性的口头禅式的苏北话。这样一来，影片还没首映，当时理发业的从业人员就不干了。理发业同业公会及职业工会出面抗议，甚至苏北的扬州同乡会也表示愤慨。
1947年7月11，《假凤虚凰》在大光明电影院首映那天，距开映还有数小时，影院门口已是黑压压人头一片。大约八百多个理发师，把影院给团团包围住了！持票观众一个也进不来。大街上偌大的影片广告，也用红蓝黄黑给抹上了！影院经理搬来政府官员压阵，也不管事。最后，只好取消放映了事。这件事情以电影公司和抗议一方协调与和解(作了少量删除)了结。然而“风波”的发生，对影片却意外地成为一次绝佳的“炒作”。无数观众听说了《假凤虚凰》的首映风波，都按捺不住好奇心，想赶到影院去看个明白，到底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招惹了公愤。一时间，发行拷贝从8部猛增到17部，发行收入大大超过预期。
《假凤虚凰》是一部喜剧电影。什么是喜剧？喜剧就是带着希望面对生活中的绝望。当年支持这种喜剧观念的曹禺曾说：在影片中，其实最善良的，正是那个理发师。最后，他不但是最善良的，而且也是最勇敢的，结尾的处理，尤其觉得可爱，没有喊口号，而是靠人物的觉悟，一脚把坏蛋踢了出去。
《假凤虚凰》令人难忘，确乎不惟票房，同时也与炒作无关。黄佐临等创作者们，挺身和他们所鄙夷与藐视的社会陋习作战，揭发诸如金钱至上、追逐权势以及欺骗、虚荣等种种陋习陈规，其真正目标，并不在于嘲讽少数行业人士存在的问题，而是通过令观众发笑而达到他们的终极目的，使生活脱胎换骨。
“文华”老人回忆团队精神“文华”的独立精神以及它所执念的一种人文电影风格，一直为后世关注。直到今天，那些上世纪40年代曾在“文华”一起工作过的老人们仍然坚持一年聚会两次，现在健在的还有20多人，解放后他们大都成为了电影界各部门的骨干力量。时隔半个多世纪，老人们回忆起当时黄佐临等导演的不同风格，以及整个团队共同创作的团结积极心态，不禁流露出深深的留恋和向往之情。
“每个人都是多面手”当时的民营公司人员流动性很大，“文华”拥有自己固定的创作班子，这是独创的。我们在创立初期就确定下一个2O多入的创作群体，有一批是黄佐临先生在抗战时“苦干剧团”的演员和合作者，也会偶尔请李丽华、白光这样的名演员表演，但最多的还是按照角色需要使用自己公司的这批人来参与。当时“文华”编制并不够大，但是影片出品的数量和质量是很值得骄傲的，在鼎盛的时候每年要出品五六部影片，大家配合相当默契。
“文华”的每个人都是多面手，而当时的生产厂长陆洁是很敢放手让大家做的，我在当时做的具体工作是场记，但不仅要帮助导演完成拍摄现场的工作，还要会干一些繁复的事情，比如为了出剧本要学会刻蜡纸印铜版，然后把剧本分发给每个人，还要负责道具的保存，一个人要会干两三个人的工作，不像“昆仑”公司那样分工很细。这其实充分锻炼了我们，大家在一起格外团结，工作的积极性非常高。更因为公司提供住宿，还有免费的三餐，所以大家一心扑在工作上，格外地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