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上千度的黑圈眼镜摘下来，反复擦拭，眼前一片迷蒙。他无法想象，此时此刻，在剧场门口，慕名而来的观众正如潮水般涌动，几乎要将门厅挤垮。他们蜂拥而至，不是为了欣赏穿着Modern Dress的时髦舞女们大跳西洋舞，而是为了观看一部名为《难夫难妻》的电影……”春秋笔法，挥洒自如。令人心动之余，不免生出恐惧。某某影史评价《难夫难妻》的导演郑正秋与张石川——这两位中国电影拓荒者——说郑正秋有多么忧国忧民，说张石川却只求娱乐大众。意识形态阴影倏然笼罩，令人汗颜。也许，跳出某某影史影评的圈套，这个持续一年之久的专题也就有了自己的灵肉。
从仅有的文献看，《难夫难妻》是中国第一部有编剧、开始讲故事的电影，这并不简单。《难夫难妻》的剧本是郑正秋根据他家乡潮州的乡俗风情撰写而成。故事讲述：乾坤二家欲结秦晋之好，于是不顾子女意愿，请媒人代为奔走。经媒人甜言蜜语，此欺彼诈，又经繁文缛节，择吉成亲，拜天地入洞房。一对素不相识的男女逼成夫妻。
这个单细胞的故事而今听来乏味至极，但却意非寻常。从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诞生，到1913年《难夫难妻》登场，中国电影终于开始了用镜头讲述故事的旅程。
尽管，从表面上看，《难夫难妻》的拍摄手法并没有产生什么技术性的飞跃，按张石川在《自我导演以来》一文中的说法：“导演技巧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摄影机的地位摆好了，就吩咐演员在镜头前面做戏，各种的表演和动作，连续不断地表演下去，直到二百尺一盒的胶片拍完为止。”“镜头地位是永不变动的，永远是一个‘远景’……倘使片子拍完了而动作表情还没告一段落，那么续拍的时候，也就依照这种动作继续拍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讲，《难夫难妻》和用摄影机完整地拍下一出当时流行的文明戏并无差别。但是，这个过程却预示了一种全新的讲故事的语言开始在中国大地兴起。它的意义绝不亚于中国第一部小说的诞生。
说到讲故事，联想到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电视报，“故事片”一词似乎是那时每部教育意义十足的电影前面的特定称谓。而如今，恐怕再没有一篇影评敢使用这么老土的词汇。“故事片”一词的消亡也许代表着中国电影界的整体进化。但这却并不意味着中国电影已经像好莱坞一样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讲故事的方法。在迷惘中，中国电影仍然努力地寻找着故事与表达，从《难夫难妻》这个坐标原点中射出的却不知是不是一条永无止境的射线。
“文明戏”与中国故事片之始虽然中国的戏曲源远流长，但现代话剧的形成竟然也是与中国电影同步前行的。电影与话剧均为“舶来品”，中国人最早看到的电影是外国人带来放映的“西洋影戏”，中国话剧的初创也是受到当时日本兴盛的“新派剧”所感召，春秋社的发起人如曾孝公、李叔同等人均是一些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
当时，人们一般称这种刚刚输入的戏剧样式为“新剧”，取“新型的戏”之意，区别于旧戏，把“新剧”叫做“文明戏”。“文明戏”的“文明”二字则是热情的观众赠予的美称，表示“进步或先进”的意思。文明新戏在当时社会成为了一个流行的名词。1911年至1912年是文明戏的全盛时期，辛亥革命成功后，宣传与鼓吹革命思想的文明新戏团因其与群众声气相投而受到普遍欢迎。
当时著名剧团有春秋社(曾孝公、李叔同)、新民社(郑正秋等)、民鸣社(张石川)等，后两家的主要成员都是中国早期电影的骨干。新剧的演出剧目多半以赞美江湖豪侠、自由婚姻或揭露官场腐败等为内容。社会大变动时期，人们来到剧场，不只是为看戏，更为听到议论，知道新的事实。而政权更迭，使统治者一时无暇顾及新剧艺人们的活动，这就给予当时的新戏以较大的自由，使他们可以满足观众的要求，编演出一系列往日不敢演或不能演的新剧。即使有幼稚、粗糙或不妥的地方，也被看戏人原谅了。
到1917、1918两年，文明戏已趋于衰败，因为文明戏演出并不严格遵守剧本，后来甚至完全弃掷剧本不顾，只是简单地利用一点情节，在表演上，不排练、不试演，有时甚至演员上场后还不清楚情节，据说一出叫《秋瑾》的戏开幕前演员还突然大喊：“哎呀，这个秋瑾是男是女啊？”那时候，“文明戏”这一称号则已经有蔑视、鄙夷、贬斥的意味。
戏剧依然与电影难解难分当郑正秋、张石川这些做文明戏的人第一次把舞台搬上银幕时，中国并无专门的电影演员，因此他们选择了文明戏的演员，并且在之后一段时间里中国电影的演员都由戏剧演员充任。与一个世纪之前不同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戏剧演员以及戏剧院校的学子们选择了主动“触电”，在接拍电影、电视剧的热潮中他们也真正地做了一把急先锋。中央戏剧学院谈晓认为，戏剧人“触电”的原因主要是自己在专业上的优势。戏剧演员的功底非常扎实，像《玩偶之家》、《雷雨》这样的经典剧目，演员的表演必须具有非凡的张力才能够把戏剧推向顶峰。
演惯了戏剧的演员应付起可以重复拍摄的电影或者电视剧来说驾轻就熟、游刃有余。
当然．戏剧不景气也是戏剧学院学生投身影视的重要原因。目前戏剧人才的需求极为有限，2004年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的15个毕业生中有三分之二选择了与戏剧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作。章子怡、秦海璐、刘哗……一个个戏剧学院培养起来的戏剧学生目前在电影演员的道路上都前途无限。电影的巨大光环给了戏剧人成长和成名的机会，同时，舞台上的探索精神也丰富了电影本身。
1913年《庄子试妻》
奇男子开创香港电影源流
1913年，几乎与《难夫难妻》拍摄的同时，一个叫黎民伟的广东人在香港组建了一家名叫“华美”的电影公司，不久该公司就与亚细亚公司合作拍摄了《庄子试妻》，这也是影史上第一部由香港出品的故事短片。百年来，在与内地、台湾影业互动的各个阶段中，无论是双峰并峙、一枝独秀，还是三足鼎立，香港一直是华语电影的重镇。而《庄子试妻》尽管情节简单，却是香港电影的滥觞之作，它的制作人黎民伟更是一位时代奇男子。
电影救国，“天下为公”在南京中山陵的正门上，刻着“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少有人知道，当初孙中山亲笔题下这四个字，只是为褒奖一个人。那时北伐刚刚开始，他扛着笨重的摄影机，不顾生命危险，在战火纷飞中拍摄了攻打惠州城的镜头，甚至从飞机上俯拍战场全景。这些战地摄录镜头，组成了《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的大型新闻纪录片，成为振兴民族的有力武器。此人就是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老电影史上，他只是和《庄子试妻》联在一起，一笔带过。香港资深电影工作者、影评入罗卡说：“如果当时的中国是个盛世平治的中国，香港是个注重历史文化的香港，在电影诞生百周年或者中国电影九十周年，黎民伟兄弟也许会像卢米埃兄弟之于法国人般，被供奉在中国电影的殿堂里享尽尊荣，大事庆祝。”1913年的《庄子试妻》在中国电影史上拥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头衔：它是中国第一部运到海外放映的电影；电影中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女性演员。令人有点不可思议的是，旧中国电影从开创时期1905年至1913年，有8年时间没有女演员，凡女角一律由男演员扮演。甚至在《难夫难妻》这样彻底描写男女婚姻关系的影片中，仍是如此。这时候，严珊珊出现了。她是黎民伟的妻子，在片中扮演使女，这是中国电影历史上第一个由女人扮演的女人。
黎民伟的电影事业是从香港出发，但他生命的黄金岁月却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度过。1921年，黎民伟与兄长黎海山和黎北海创建香港首间电影厂“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厂址位于香港大坑，香港政府后来将该地命名“银幕街”。民新最后因亏本而解散，黎民伟认识到上海是中国电影文化的中心，决定在上海重振旗鼓，与李应生合办“上海民新”，第一部影片《玉洁冰清》便一炮打响，另外还拍摄了《西厢记》等经典影片。自1926年至1929年，上海民新公司在4年内共摄制了20部影片。黎民伟邀请了欧阳予倩、卜万巷、侯曜、孙瑜等担任编导，然而，正当“上海民新”的事业到达顶峰之际，他最费心血拍摄的《木兰从军》却令他亏蚀严重，上海民新倒闭。此时，罗明佑向他提出合作，妻子林楚楚也从旁鼓励。他们创办了“联华影片公司’，打出“复兴国片，改造国片”的旗号，拍摄《故都春梦》。同时开拍《野草闲花》和《恋爱与义务》，后者由阮玲玉主演，可是，后来阮玲玉的突然去世，影响了“联华”的号召力。再加上1937年抗战爆发，联华公司被敌伪势力查封。1941年，香港沦陷，制片厂被毁，黎民伟将财产变卖，得款分给员工还乡。因拒绝与敌人合作，全家逃亡到广西，参加了欧阳予倩主持的广西省立艺术馆。在生命的后期，他带病坚持电影的技术革新。北京电影洗印厂曾聘请他当厂长，但因重病缠身，未能应聘。
1953年10月26日，黎民伟病逝香港，享年60岁。在他的遣障会上，挂着“国片之父”的横额。
黎民伟与黎北海：谁是第一人？时至今日，电影史对黎民伟作为“香港电影之父”的评价比较确定，但是由史料来看，我们的电影史似乎忽视了另一位开拓者，他就是黎民伟的哥哥黎北海。据香港资深影评人石琪先生著文所说：“黎北海对香港电影发展贡献很大，不应遗忘。而且他才是‘香港电影第一Take’(“第一人”之义)。”黎北海出生于1889年，在1909年布拉斯基在香港拍的第一部短片《偷烧鸭》中，黎北海参与了演出，《庄子试妻》中，黎北海参与了制作并扮演了主角庄子；1924年，黎北海又在香港第一部长故事片《胭脂》中，担任编居圾导演，并扮演了重要角色。
他最大的历史贡献是：省港罢工结束后，第一个站出来重建香港电影(在罢工期间，香港电影人纷纷北移内地)。1928年，黎北海开创了香港影片公司。这是当时香港唯一的电影公司，其创业作《左慈戏曹》标志了香港电影工业的复苏。在此之后，黎北海在香港电影最困难的时期，连续办了3间电影公司，先后拍出13部影片，尽管耗尽家财，却令此时的香港电影史不致空白。黎北海还是香港电影教育的鼻祖，先后开办4所电影演员养成所，为电影事业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或许是身在弟弟黎民伟的光环之下，黎北海的贡献鲜为人知，1955年在广州病逝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