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烈河东岸，金碧辉煌的夕卜八庙如云排星列，环绕于避暑山庄四周。神秘力量的召唤，皇权与神权的高度统一，令热河禁地陡感神圣庄严。每一座寺庙都是一座丰碑，记载着一段沉甸甸的历史——
清王朝与西藏
公元1929年，瑞典地质学家斯文·赫定继破解罗布泊荒漠隐藏的千年谜案，发现古楼兰遗迹而引起举世轰动后，又一次在美国人的资助下踏进了神秘的中国。
当他抵临热河，来到疯草满庭蛮荒四散的普陀宗乘之庙，走进在当时还鲜为人知的万法归一殿时，陡觉眼前一亮，瞬间被金光灿灿的殿宇所吸引，并为其豪华的气势、高超的建筑艺术和神秘的文化力量彻底征服。心底惊叹之余，斯文·赫定欲念顿生，提出以修复北京雍和宫为代价，将此殿拆运海外。不料却遭到一口回绝。
斯文·赫定犹不死心，又重金聘请中国著名的建筑师和工匠仿此殿式样进行复制。历时一年，两万八千多个主要部件按原有比例复制成功。
当斯文·赫定将复制的万法归一殿用专轮运往美国，并先后在芝加哥和纽约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展出时，立即倾倒了无数的观众，引起一轮轮狂热的轰动。
随着这座流动“金庙”在西方国家的巡回展览，神秘的热河连同神秘的外八庙，再度引起世人的关注和对中国神秘文化的向往——无论是对于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或者是仅限于热河这一特定的区域，避暑山庄和外八庙都是紧密相连，永远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透过金碧辉煌的外八庙，神秘莫测的佛教力量扑面而来。
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它是佛教在同我国西藏地区的苯教长期相互斗争中，以佛教教义为基础，吸收苯教的一些神祗和仪式，从而形成的一种具备自身特点的宗教。它的出现，既是二者经过斗争达到融合的一个终结性标志，也是漫长的佛教西藏化过程宣告完成的标志。
西藏的原始宗教是苯教，或称萨满教。它相信万物有灵，其崇拜对象包括：天、地、日、月、星辰、雷电、冰雹、山川、甚至土石、草木、禽兽等一切万物。最早流行于西伯利亚和亚洲腹心地带，宗教学、民族学上统称为“灵气萨满教”。
原始的苯教把世界分为天、地和地下三部分。天神名“赞”，地神名“年”，地下之神名“鲁”。吐蕃王统的第一代“赞普”，传说中的聂赤赞普就是作为天神之子，顺着一架天梯来到人间的。他和他以后的六个赞普在完成人间的事业之后，都顺着这架天梯回到天上。到第八个赞普止贡赞普时，因为他和大臣罗昂比武，被罗昂杀死，天梯也被砍断，白此止贡赞普再也不能上天。止贡赞普是第一个把尸体留在人世间的吐蕃王统的赞普，从此，吐蕃历史上开始出现了丧葬仪式。
苯教的活动，主要是通过巫师来进行的。他们负责占卜、求福、禳灾、祈求人财两旺、施授送鬼用品、克服违缘以及举行葬仪等等。作法时，鼓是不可缺少的法器。史料记载，自聂赤赞普始，共有二十六代赞普曾用苯教协助管理行政事务，同时利用宗教仪式镇服属民。苯教这种参与政治决策和精神镇压的双重作用，一直延续到公元8世纪中叶，佛教在西藏广泛传播，苯教的社会地位削弱之前。
佛教最早传到吐蕃的历史，在拉托多聂赞时期，公元5世纪。
据说有一天，拉托多聂赞正在屋顶上小憩，忽然天降四宝——百拜忏悔经、舍利宝塔、六字真言和法教轨则。百拜忏悔经是印度佛教密宗经典；舍利宝塔为密宗莲华部根本供养之用；六字真言即“喳嘛呢叭咪哞”，据说常诵可免入地狱，而可进入极乐世界；而法教轨则为佛教密宗的修习次第之法。故此四宝，实为忏戒、供养、证人、修验之法。然而，面对这些从天而降的“四宝”，当时尚无文字的吐蕃人都茫然不知为何物。于是有神在空中对拉托多聂赞言道：“在你五代以后，将有一个懂得这些物件的赞普出现。”果然，五代之后，松赞干布出世。
公元7世纪初，崛起于山南一带的雅隆部落将势力逐渐北移，并攻占了拉萨地区。松赞干布继位后，为巩固和发展新建立起来的奴隶制政权，避开故地盘根错节的贵族豪酋势力的羁绊，决定将根据地从山南移到拉萨。约在公元633年前后，松赞干布在拉萨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
松赞干布时期，佛教从印度和汉地两个方向同时传入西藏。松赞干布与尼泊尔毗俱胝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的联姻，也就成了流传千古的佳话。
也许是机缘巧合，两位公主都从自己的家乡带了一尊佛像到吐蕃。尺尊公主带来的是不动金刚身佛像，据说是佛祖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文成公主从长安带到拉萨的是铜镀金觉卧佛像，即释迦牟尼十二岁时的等身像。在两位公主的共同影响下，松赞干布皈依了佛教，并派大臣端美三菩提等十六人前往。
印度学习梵文和佛经，回来后创制了藏语文字，并开始翻译佛教经’典。随着尺尊和文成两位公主嫁到吐蕃，佛教寺庙开始在吐蕃大规模兴建。
松赞干布时兴建的主要有布达拉宫、大昭寺和小昭寺等。传说当初文成公主所带佛像，系由汉力士贾伽和普伽两人用木车迎请而来，行至现在的小昭寺处，沉溺于沙地之中，只好四面立柱，覆以白绸供养。博学多才而又笃信佛教的文成公主，通过历算，得知此处是龙宫所在，遂决定将佛像安放在此，建寺供养；如此即能镇慑龙魔，永保一方平安。于是文成公主从内地请来许多能工巧匠，并亲自主持，修建了小昭寺，殿门朝东，历时一年，与大昭寺同时完工。
大昭寺殿门朝西，为文成公主选址设计，尺尊公主主持修建。藏文史籍记载，两寺都是在同鬼怪恶魔的斗争中建成的。
相传拉萨原本是一片沼泽荒芜之地。松赞干布迁都拉萨后，筑宫堡，修河道，建寺院，奠定了城市的雏形。又相传大昭寺位于藏地之心，是为“海眼”，须将海眼填塞，方能建寺，并将四周风脉更正，如八宝联络，始得吉祥。于是动工时，将海子四周用石填砌，但海眼中忽起五色霞光，现出石塔三层。松赞干布命令以石抛击，然后用木掩盖，空隙处熔铜淋满，海子方平，开始建寺。为镇压邪气，又在昌诸、销罗等四处连接地脉上，筑寺一百零八座以环之。
布达拉宫为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嫁到西藏时，松赞干布“乃为公主筑一城以夸后世”所建。据说当时筑有每边长五百米的高大城墙，红山建屋九百九十九间，连同山顶红楼共一千间。外观十三层，最高达一百一十五余米。
宫墙均为花岗岩，最厚处五米，墙基深入山体岩层，墙身收分显著，部分墙体夹层内灌有铁汁，以增强建筑的整体性和抗震能力。因其堂皇壮丽，铃铎泠然，后来的佛教徒将其比作第二殊境——普陀山。由于“布达拉”系梵语“普陀山”的发音，故“布达拉宫”一名始出。
惜乎这一神奇瑰丽的伟大建筑未能完全保留下来。先是赤松德赞时遭受雷殛，引起火灾；继而在吐蕃王朝末期毁于兵燹，除红山之巅的岩体上松赞干布当年静坐修法处如今还保存着石锅石臼的法王洞和帕巴殿遗存外，其余均为17世纪以来在遗址上重建。
从松赞干布时佛教传入吐蕃到朗达玛禁佛，在西藏佛教史籍上称为“前弘期”。此后经历了百余年的黑暗时代，到公元978年，即佛教从多康地区重新传到西藏的那一年，作为“后弘期”的开始，并且把这一年作为西藏佛教——喇嘛教形成的标志年代。
在这之前，佛教和苯教在长期斗争中相互吸收、接近、融合，从而完成了佛教西藏化的过程，并逐步形成自己的特点。同时，从公元10世纪初叶起，藏族进入封建社会，各地封建割据的势力次第形成，藏族社会中新兴的封建领主阶级需要借助于西藏化了的佛教来维持其统治，从而为佛教的复兴奠定了社会基础。当初为逃避朗达玛的迫害，逃到多康、阿里地区的一些佛教教徒继续弘扬佛教，出现了喇钦、卢梅、仁钦桑布等著名僧人。
此后，自11世纪中叶到15世纪初，历经三百余年，西藏佛教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以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为主要派别的各大教派次第形成。
“格鲁”，藏语，意为“善规”。是15世纪初宗喀巴在噶当派教义的基础上，对西藏佛教进行整理改革后创立的，又因这一教派衣帽皆黄，故又有黄教之称。
格鲁派注重僧侣戒律，学经要由浅渐深，先显后密，主张苦行，禁止娶妻饮酒。与其他教派不同的是，格鲁派虽然兴起时间最晚，但势力却迅猛扩张，不久即取代了其他教派的地位，并迅速传入四川、青海、甘肃、蒙古等地，成为西藏地区的正统教派，长期占有统治地位。
《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也规定黄教为代表的喇嘛教为蒙古各部共同信仰的宗教。《法典》前文以无比的崇敬与虔诚写道：“三位一体之佛啊，愿幸福同我们一起！向一身具三性，在二众中显示空劫圣德的喇嘛鄂齐儿、达儿叩拜。众生的导师释迦牟尼啊，愿您以炽热的光辉解脱我一开始就激动着的业惑。向迄今仍转法轮的高贵者宗喀巴、继续继承神圣的‘托音’之主叩拜。向纯洁的白雪之国所矜夸的护法者达赖喇嘛和为众生而缠红黄法衣的阿弥陀佛的再来者班禅额尔德尼两位尊者的面前叩拜。”公元1644年，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在总结、借鉴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清王朝制定了一系列对西藏的特殊政策。从而在新的历史时期，对西藏进行了二百多年卓有成效的统治。
自清太祖努尔哈赤起，有清一代一直奉行支持喇嘛教，扶持黄教的政策。大量庙宇的修建，西藏地区大批喇嘛走向内地，蒙古族对黄教的笃信以及达赖、班禅宗教领袖地位的确立，金奔巴瓶制度的建立等等，无一不是这种特殊政策的具体体现。
后金政权成立之初，正值蒙古地区由原始宗教萨满教向喇嘛教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支持黄教，赢取民心，使众多的蒙古部族归顺，是后金政权对蒙古及西藏的主要政策。努尔哈赤时期，后金政权与西藏虽然没有直接交往，但却接触了从西藏到蒙古传教的囊苏喇嘛。囊苏喇嘛在蒙古科尔沁地区传教时，曾多次来到辽东，受到努尔哈赤的厚待，成为最早到达后金的西藏喇嘛。囊苏喇嘛在与后金的交往过程中，对辽东地方有了难以割舍的感情，遂决定死后葬在辽东。
如果说努尔哈赤时期所崇尚的佛教尚有几分汉地佛教色彩，那么到了皇太极时期，则越来越倾向于喇嘛教，并逐渐向藏、蒙宗教信仰靠拢。皇太极支持喇嘛教的最终结果，使后金政权与西藏地方建起了一条感情纽带——达赖、班禅及固始汗的使者不远万里抵达盛京，与这个新兴的王朝取得了联系，并开始正式交往。
满清入关后，继续与达赖等人保持联系，并派使者前往西藏问候达赖、班禅，敦请达赖、班禅前往北京觐见顺治皇帝。达赖方面也遣使到北京朝贺，献土仪，以示归附。
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达赖率领班禅和固始汗的代表，及藏官侍从三千人前往北京觐见皇帝。抵京后，清王朝以隆重的礼仪迎接达赖一行。顺治亲自为达赖设宴洗尘，并赐赏大量金银珠宝。次年达赖率众回藏，行至代噶接到顺治皇帝的册封。金册、金印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书写。金印的全文是“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之印”。
其中“所领天下释教”，确立了达赖在蒙、藏喇嘛教中的宗教领袖地位；“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是三世达赖喇嘛“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沿用；“普通”义为“普遍通晓”，与“圣识一切”意思相近。
达赖喇嘛的尊号，最早为蒙古俺答汗所赠。但一个蒙古汗王所赠之号与一国之君所封之号却有天壤之别。俺答汗代表的只是一个蒙古部落，而顺治所代表的则是整个国家。顺治对达赖喇嘛的册封并授权其“领天下释教”，从此确立了清王朝对西藏宗教的领导地位和格鲁派在藏传佛教中的统治地位。白后作为一种定制，历世达赖喇嘛的认定都必须经过清代中央政府。
册封达赖喇嘛的同时，顺治对固始汗也进行了册封。是时的西藏尚未形成“政教合一”的格局，达赖喇嘛只是宗教领袖，地方政权则全部掌握在固始汗手中。清王朝不仅仅是要取得对西藏宗教的控制权，更重要的是要取得对西藏地区的统治权。顺治对达赖喇嘛和固始汗的册封，使西藏的僧俗民众纳入了清王朝的势力范围，为以后对西藏的全面统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班禅世系同达赖世系一样，都是黄教的重要世系。一世班禅与一世达赖同是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弟子。达赖喇嘛以布达拉宫为中心主前藏事务，班禅活佛以扎什伦布寺为中心主后藏事务。二人宗教地位平等，历世达赖、班禅互为师徒，共同管理西藏宗教事务。
固始汗率兵入藏并取得对西藏的统治地位后，仿效俺答汗赠送达赖喇嘛尊号之先例，赠罗桑曲结“班禅博克多”尊号，是为班禅尊号之始。像俺答汗当年赠送达赖喇嘛尊号一样，这一尊号并没有实际意义，仅仅是表示对罗桑曲结乃至黄教的一种敬意。
康熙末年，西藏地区动荡不安，刀兵四起。为了稳定西藏局势，加强黄教力量，康熙皇帝于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正式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喜为“班禅额尔德尼”，并循顺治册封达赖喇嘛之例，赐以金册、金印，其地位与达赖等同。“班禅”之意仍如其旧，“额尔德尼”为满语，意为“智慧、圣德之光”。班禅额尔德尼及达赖喇嘛的称号，一直沿用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