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谈王道，以格物致知为人手，诚意正心为妙用，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法家言法制，以威势可以禁暴，德厚不足以止乱为根据。论的是严刑苛制，以“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来安邦定国。那么，老子的无为之道说了些什么？这里面究竟包含着怎样的治国之道？
河伯问海神说：“什么叫自然？什么叫人为？”海神说：“牛马各有四只脚，这叫自然。把牛鼻穿上缰绳，把马头套上嚼子，这叫做人为。”
一、有为之害
道，无为而无所不为。昔之伏羲以道治天下，四海升平，风调雨顺，乃是合乎大道之天理而无为无不为。自后来者渐渐失道丢德，便以仁义治天下；仁义渐少，则以礼乐来约束；后又践踏礼乐，便以法令来严格；法令遭到破坏，便又以刑罚来警示；最后使得民之反抗愈强，则演变为镇压，以兵来治天下。有为之层次升级，而有为之祸患也逐步暴露。
“故大道废，安有仁义。”因为失道而悖德，所以才不得已宣扬仁义。大道行时，本质具足仁义，所以世人个个自然而然不离仁义。而大道废而不行之时，因为人人缺仁少义，才提倡仁义，此已经是下策。
江湖的泉源干枯了，鱼儿都被困在地面上，很亲切地用口沫互相滋润着。“沾润一点我的口水吧，免得渴死啊。”“谢谢你，你真仁慈又义气呀！”这倒不如在江湖水满的时候，大家悠游自在，不相照顾的好。世人的仁爱，就像鱼儿用口沫互相滋润一样，仁爱毕竟是有限的。所以退一步想，当人们需要用仁爱来互相救助的时候，这世界便已不好了。大自然的爱，是无量的爱，就像江湖中的水一样。人如果要效法自然的话，就必须了解人为的“博爱”是有限的。所以，人应该相忘于自然，如同鱼儿相忘于江湖一样。
老子与孔子之观点是异曲同工，老子告诉世人仁义之提出，皆是因为离道久矣，让世人迷途知返。而孔子提倡仁义，则是要世人回到道中，最终恢复道之体用。譬如有人从六楼下至一楼，再想回到六楼去，也必定要按部就班，一级一级的再原路返回。
老子反对的假仁假义，是所谓的离道而有为做作的仁义，这就是为了仁义而仁义，已经不是道了。他同时也鄙视那些在“仁义”大旗的遮掩下，而做出欺世盗名之事的伪君子。
“六亲不和，安有孝慈。国家昏乱，安有贞臣。”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本性具足，不假外求。提出“孝”，正道出了家庭伦理大乱，孝之不行于天下。忠臣出现，正标志着国君昏庸、国家动荡。
有一次，宋国的一个居民死了双亲，由于哀伤过度，面容憔悴，形销骨立。宋国国君知道了此事，为了表扬他的孝行，乃封他做官师。当地人听到这个消息，逢着他们的父母去世，都拼命地伤害自己的形体，结果大半都因此而死。
这就是老子所担忧的“假仁”、“假义”。因为离开了根本的行仁侠义，只不过是徒有虚表，犹如露水、气泡，转瞬即逝，亵渎了大道的至纯、至真。
事实证明，美恶同门，相对而立。我们之所以非常敬仰舜帝之孝，乃是因为他在最恶劣的六亲不和的环境中，仍力行孝道。
我们之所以赞美比干、岳飞为爱国忠臣，乃是因其所处的朝代中出现了昏君与奸臣的缘故。反之，若大道盛行，则人人沐浴仁义春风，就如在空气充足之处，已经不觉得空气的存在一般。
商太宰荡问庄子：“什么叫做仁？”
庄子说：“虎狼就有仁。”
太宰荡说：“这话怎么讲呢？”
庄子说：“虎狼父子相亲相爱，这不就是有仁吗？”
太宰荡说：“那样的仁太浅薄了，请问至仁在哪里？”
庄子说：“至仁无亲。”
太宰荡说：“我听说不亲就不爱，不爱就不孝啊！如果照您所说，至仁就是不孝吗？”
庄子说：“不是这样的。至仁的境界很高，孝的境界达不到。
好比冥山是在遥远的北方，郢是在南方。如果你站在郢地望着北方，冥山是望不到的。所以，用爱心去行孝，很容易。使双亲顺适而忘掉你的爱心，就难些。如果用自然的爱心，不亲不疏，使天下的人都很舒适而忘掉人与人之间的爱，那就更难了。”
庄子又说：“用孝悌仁义，忠信贞廉，来使人相亲相爱，这不是最高的境界。那就像湖水干了，鱼相互吐着口沫来相亲相爱一样。不如江湖水满的时候，鱼儿在水里悠游自在，互不相干的好。所以，人要到达至仁的境界，就要超越世俗的孝悌仁义，以及忠信贞廉才行。”“最尊贵的人，不要爵位；最富有的人，不要金钱；最快乐的人，不要名誉，这才是最高的道。”
《道德经》第三十八章云：“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说到礼，这标志着人心已由仁义的阶段滑落下来，失去了往日的忠信敦厚，平添了浮华浅薄，而不得已又提出了礼乐来进行约束，这标志着社会已经由平静进入混乱了。
“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为了崇尚礼，而将不响应之人强制来学礼，这哪里是道呢？此时的礼已经变成了繁文缛节，流于形式，毫无作用。然而世人却乐此不疲，将时间与精力耗费在没有实质的空壳上，岂不哀哉？
孔子曾问“礼”于老子，礼之理在何处？也就是“礼”的根本是什么？老子将道的奥义传授给他，让他明白了道就是一切宇宙万物的根本，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所以，孔子得道后，极力提倡不离开道而行的礼乐、仁义、道德，故有“诚于中，形于外”之说，也用自己的行动在对世人道德的后退进行严防死守，不让世人再超越礼乐的界限，继续堕落下去，一旦礼崩乐坏，则后果不堪设想。
“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而国家滋昏；人多智巧，而奇物滋起；法物滋彰，而盗贼多有。”天下的禁令太多，人民动辄违犯，使得人民不敢妄自去从事谋生之业，日渐贫穷，无法度日。这时，人民只有用奸诈诡计来获取利益，而这样又使得国家混乱，奇巧的物品越来越多，人的欲望也就越来越大。法令越多，限制越多，民无法为生，盗贼也就更猖獗了。
有个人在自己家门前种了一棵苹果树，每到果子成熟的季节就会看到满树又大又红的苹果，令人垂涎欲滴。每有乡邻、路人来到这里，就爬上树摘个果子，坐在树下，一边品尝，一边休息纳凉。这个人发现自己种的果树，果实居然成为了大家的，很不满意。于是某天，他就在树上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道：禁止爬树。可是，过些天他发现，还是少了很多苹果。一天，他在树后的草丛里躲起来，看到一个路人走来，不屑地看了看牌子上的字，然后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竿，把苹果打了下来。这个人立刻出来，抓着路人质问道：“你这个偷果贼，难道没有看到我这牌子吗？”路人说：“当然看到了，不过我并没有爬树啊？”果树的主人一想：“是啊！我只说不许爬树，并没有说不许用竹竿打果啊！”第二天，主人在牌子上又写道：禁止爬树！禁止用竹竿打果子！可是，他又发现有人在树下拼命地摇动果树，令果子掉落一地。于是他又加了一条：禁止爬树！禁止用竹竿打果子！禁止摇动果树！但是，还是不断地有人能以各种奇巧的方法吃到果子，他只好不断地增加禁止的范围。直到有一天，他出门时发现果树被锯断了，树上还挂着那块写满了“禁止”的牌子。
老子日：“智慧出，安有大伪。”用智慧创造了法令，殊不知智慧一出，虚伪奸诈也随之而产生了。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治标而不治本。庄子说：“射鸟的弓箭，捕鸟的罗网，花样越多，天空的鸟就只好乱飞了。钓鱼的钩子，捕鱼的鱼篓，花样多了，鱼就只好乱窜了。捕捉野兽的陷阱、翻车、罗网，花样多了，野兽就只有乱跑了。人类的智巧越多，欺诈、狡猾、诡辩，种种花样都来了，人世也就只好大乱了。”
孔子日：“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若以政令去领导，以刑法来压制，人民就会钻研法令，对付法纪，甚而投机取巧，只妄图如何避免刑法，而没有羞耻之心了。
唐朝武则天执政时期，有两个掌管刑狱的大臣，一个叫周兴，一个叫来俊臣。这两个人贪暴残酷，设计了种种惨无人道的刑法，大搞逼供信，枉杀了许多忠臣良将。特别是周兴，外号叫“牛头阿婆”，他竟然这样说道：“凡被告之人，审讯时没有一个不自称冤枉的，处死后，也就没事了。”后来，有人向武则天密告，说周兴与人共同谋反，武则天便让来俊臣负责审理这个案子。来俊臣知道，周兴对于办案是内行，他决不会老老实实地承认参与谋反的。他想了一个办法，派人请周兴来吃饭。周兴欣然而至。席间，来俊臣装成一副向周兴请教的神态，对周兴说：
“最近，我审讯了一些犯人，种种刑具都用过了，犯人们就是不肯招供，不知老兄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周兴并不知道自己已被别人告发，回答道：“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告诉你一个妙法：
用一只大瓮（即大坛子），四面架起炭火烧，烧到内外发烫，把那些不肯认罪的囚犯放入瓮中，什么样的囚犯也得老实招供。”
于是，来俊臣马上叫人搬来一只大瓮，照周兴讲的，四周烧起炭火。然后对周兴说：“有人告发你参与谋反，太后（指武则天）命我审讯你，请兄人此瓮吧。”周兴听了，惊恐万状，当场叩头认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自己布置的圈套，想害别人，最后却“成全”了自己。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苛政及暴刑到了让人民无所畏惧的地步，必定起来反抗，到那时就天下大乱了。到处都是起义的呼声，统治者为了保全自己只得动用武力，但是老子说：“若民恒且不畏死，奈何以杀惧之也？”所以，“夫乐杀人，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