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待俘虏是瓦解敌军的中心环节。从不杀俘虏、不虐待俘虏人手，实行一系列宽待俘虏的具体政策。这是同俘虏沟通，感化俘虏的桥梁。日军俘虏从中领悟到，八路军、新四军宣传的内容不是虚假的，是真心实意的，是真正把他们作为朋友、兄弟对待的，这成为他们走向觉醒的开端。
宽待俘虏政策的基本内容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即已制定了宽待俘虏的政策，指出：“对俘虏兵工作的目的是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争取他们到革命方面来，教育他们成为为苏维埃而斗争的自觉的红色战士。”“对俘虏兵的关系必须是阶级友爱的关系，不准搜他们的腰包、谩骂等等。
俘虏兵的给养必须处理好，要坚决反对那些怕麻烦、敷衍了事的观念与行动。”①并把“不搜俘虏腰包”列为红军战士八项注意之一。进入抗日战争时期，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变为民族自卫战争，尽管俘虏的对象有了变化，八路军、新四军继承红军宽待俘虏的优良传统，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宽待俘虏的政策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了更为系统、周到和完善的发展。
①《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在敌军中的政治工作的训令》（1932年11月23日），《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八路军、新四军宽待俘虏政策的基本内容，集中地体现在1940年7月7日八路军以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名义和新四军以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名义发布的《命令》中。规定：一、日本士兵被俘或者自动来者，绝对不准伤害和侮辱。其所携物品，除军事上必要者外，一律不得没收或毁坏。并须以兄弟待遇彼等。我军指战员如有违反此项命令者处罚之。二、对负伤或患病之日本士兵，须特别注意给以治疗。三、愿回国或归队的日本士兵，尽可能予以方便使其安全到达目的地。四、愿在中国或中国军队工作之日本士兵，应予以适当工作，愿学习者应使其进适当学校。五、愿与家族或友人通信之日本士兵，应尽可能予以方便。六、对战死或病死的日本士兵，应在适当地点埋葬，建立墓碑，记其姓名、年龄、籍贯、所属部队、等级、死亡状况、埋葬年月日及碑文等等。上述六条规定，在部队中贯彻执行并经常进行深入的教育和严格的检查。
宽待俘虏政策的实施对象，大量的、主要的当然是日军士兵，但是也包括日军官长在内。一开始，在八路军内部，有的指战员认为对俘虏的日军士兵，既然是阶级弟兄，不应当杀，而对日军官长则应“杀无赦”。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受到了领导机关的解释、教育和制止。在对俘虏的管理上，当然应当把士兵和官长分隔开来，防止官长在士兵中进行破坏活动。把日军官长纳入到宽待俘虏政策的范围之内，有利于日军士兵在策动向八路军、新四军投诚时，争取中下级官长的支持。
这样做，只会对瓦解敌军有利。
不杀俘虏，不侮辱俘虏
不杀俘虏，是宽待俘虏的根本前提。从抗战一开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和新四军军部即在发布的指示、命令中，向各部队三令五申，把不杀俘虏作为必须严格遵守的战场纪律。从毛泽东、朱德到我军各级领导人，耐心地解释为什么不杀俘虏的道理。罗瑞卿指出：“应当知道，我们的仇敌，只是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而广大的日本人民与士兵，这是我们应当争取作为我们的朋友，我们争取了敌军的俘虏，就等于直接增加了我们的抗战力量，对于我们的仇敌——日本帝国主义，却是一个最严重的、致命的打击！”他还说：“对于已经被解除武装之敌军，无论官兵，均绝对不准杀害；除收缴其武装及军用品外，一律不准搜腰包与没收其私人财物和日常用品。且一经解除武装之敌军士兵，均应立即以热烈欢迎的态度对之，不准稍加侮辱与虐待；并立即向之进行初步的解释，说明我军决不杀害他们而且优待他们，以打破其恐怖之心理，并使之安心。”罗瑞卿告诫说：“对于十分顽固倔强的分子，亦应耐心对付，不应与之计较，而意气用事。，’①这些话，更具有针对性。有的部队开始时未能执行不杀俘虏的政策，恰恰出于此种情节。
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我国，蹂躏我国土，屠杀我同胞，奸淫烧杀，无恶不作，还灭绝人性地施放毒气。八路军战士怀着对侵略者的满腔怒火，开赴战场，奋勇杀敌。对于不杀俘虏的道理是懂得的，不杀俘虏的战场纪律一般情况下也是能够遵守的，但是碰到有的仍十分顽固、态度傲慢甚至还打人骂人的俘虏，气难消，心不平，把他杀了才解恨。这种情况也是发生过的。时任总政治部敌工科长的刘型指出：“个别的不能遵守对俘虏纪律是有的。这就需要把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的教育，提高到应有的水平，既要普遍又要深入，同时还须不断地去进行”。②
①罗瑞卿：《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1938年11月10日）。 ②刘型：《八路军两年来敌军政治工作的总结》（1939年10月25日）。
“我们不杀你！”“你是我们的兄弟！”这两句亲切的话语，成为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同日军俘虏见面时的常用语。除了收缴他们携带的武器和军用品外，不搜腰包，不打骂，尊重他们的人格。这就一下子开始消除或者减低了俘虏的对立情绪。在百团大战中，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第十四大队第四中队第四小队的伍长香川孝志在昏倒之后被俘。他同其他几个日本俘虏，在八路军战士的引导下，集中在羊头崖村的一间大房子里，听取一二九师敌工部长张香山的谈话。张香山操着稳重的口吻对他们说：“你们放心吧，我们八路军不杀俘虏，不会伤害你们。想回去的，放你们回去。”虽然他们当时并不知道张香山的名字、所任职务，只觉得他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中国人”，“日语讲得很好，看上去好像是八路军的干部”。香川孝志回忆说，听了他的讲话，“虽然有些放心了，但我还是带着‘宁愿饿死，不吃敌人之食，的抵触情绪0”他又说：“一九八二年，我同日本人反战同盟的两个伙伴一
起访问中国，在北京见到了张香山。他回顾四十年前的往事时笑着说：那时，数你最顽固。韵确，数我顶嘴顶得最厉害。”①小林清是日军独立混成第五旅团第十九大队第二中队的上等兵机枪射手，1939年秋末，与八路军在山东文登附近作战负伤后晕倒在地上，被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俘虏。小林清回忆：“这时，我的心里乱糟糟的，无论什么人和我说话也听不进去，只是想：一个日本军人成了敌人的俘虏，是最最可耻的事情。再说，我们平时出来讨伐的时候，奉上司指令对‘非治安区’的中国人十分凶狠，实行了‘杀光、烧光、抢光，的政策。中国人对日本军队简直恨之入骨。这回我做了他们的俘虏，肯定是必死无疑了。我虽不能继续为天皇效忠，但作为一名IS本皇军的士兵，宁可被八路军杀死，为天皇尽忠，也不能投降八路军，做对不起天皇的事情。所以，我故意表示出一副傲睨十足的样子，紧紧地闭着眼睛，一个劲地大声喊道：‘我不怕死！你们杀我吧！”’②对于如此顽固的俘虏，八路军指战员耐心等待，而不意气用事。因为他伤口疼痛，又经常昏睡，第二天，把他在担架上抬到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司令部驻地。政治部敌工科长张昆，说着一口流利的东京话，对小林清说：“我们八路军优待俘虏，不会杀死你的，欢迎你来到八路军。”
①[日]香川孝志、前田光繁著，赵安博、吴从勇译：《八路军内日本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6页。 ②小林清：《在中国的土地上》，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
第五支队政委王文、政治部主任仲曦东都来看望他。王文政委说：“欢迎你来到八路军里，你被解放了。你要好好养伤，安心休息。”并嘱咐卫生员要好好给他治疗头上的伤口。仲曦东主任说：“你来到八路军，是你的新生。你被解除了战争的痛苦。我祝贺你的新生！我们八路军将给你安排愉快的、有意义的新生活！”不杀俘虏、不虐待俘虏的政策感召，是小林清由新生、逐步觉醒到成为坚强的“日本八路”的起点，这使他终身难忘。
不少日军官兵当俘虏之初，有的态度上很顽固，有的思想上很惧怕，有的甚至还想要“花姑娘”。八路军、新四军用政策的威力，耐心
地把他们感化过来。有人当了俘虏后还想嫖娼，但是看到八路军纪律严明，绝对禁止嫖娼，违者按军法论处，也就只能改邪归正了。有的俘虏说：“因为八路军嫖女人是要枪毙的，我已是八路军了，又哪能嫖女人呢？”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在1942年5月反扫荡中，在襄垣县境内的民兵把抓到的一个俘虏（小西政贤）交给了三八五旅的侦察员，然后由一二九师敌工部干事刘国霖同他谈了话。令人想不到的是，就在谈话的第二天，小西政贤用日文写了个小纸片，经侦察员递交给刘国霖，小纸片上竟然写着：“早先到院子里来的姑娘能借给我一晚上吗？”刘国霖气愤极了。他回忆说：“我简直把肺气炸了，这个日本鬼子当了俘虏还想要个‘慰安妇’！真想去揍他一顿出口气。，，继而又想：“揍他一顿又违反政策。”他同根据地的县长一起，严正地训斥这个俘虏：“当了俘虏还要找花姑娘，简直是死不改悔的家伙！全世界有像你这样的混蛋吗？…‘你如果不悔改，我就把你按我们八路军的军法处罚你！明白吗？”①这才使他有点害怕，从此不敢胡来了。
①刘国霖著译：《一个老八路和日本俘虏的回忆》，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49-5页。
生活上优待俘虏
生活上优待俘虏，消除敌对情绪，开始由感情上接近，这为促进俘虏思想转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对日军俘虏的衣食住行都优先照顾，伙食费较八路军战士增加一倍，主食尽量多供应白面或大米；年节、纪念日，请他们会餐；津贴费每人每月5元（八路军战士为1元）；服装、被毯、鞋袜及生活日用品的供给，也大大优于八路军战士。在行军中俘虏有马乘骑，对病伤和身体衰弱者酌情给保养费。对于初来的俘虏和较一般日本士兵地位较高的俘虏以及已决定短期释放的俘虏，还要提高其待遇，给予特别优待。
八路军一二。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说：“俘虏是一律优待的，那怕我们吃黑豆，也要尽可能地给他们找大米、白面、鸡蛋或猪肉。②长谷川、田中都是日军第二十师团的一等兵，1938年1 1月1 1日
②甘泗淇：《一二〇师抗战三年来的政治工作》（1940年9月24日）。
在广灵被八路军俘虏。被俘后，在八路军的保护下，由临汾、西安坐汽车到达延安。这是第一批由八路军前方送到延安的俘虏。据1938年12月15日《新中华报》报导，在延安，“他们同居在一个房子里面，并且有一个勤务员服侍他们。…‘我们是像对待贵宾一样地优待他们。
每天吃一顿馍，一顿大米饭，一顿小米饭，而且还满足了他们每天吃花生、纸烟和洗澡的要求。”他们要求得到学习中国语文和政治经济学的书籍，“这一类的书延安很缺少，但是也正在努力地搜求而供给他们，因为我们要像帮助一个朋友一样帮助他们。”①日军士兵吉田正幸
被俘后受到的优待，使他非常感动。吉田是一个掷弹筒兵，1939年5月在细腰间战斗中被俘。郁文写的报道说：
①《记日本两位新朋友》，1938年12月15日《新中华报》第1版。
“吉田被俘虏后处处受到了我们的优待，但因战时环境困难，北方大米又感缺乏，虽四出寻找仍不足俘虏一餐。于是除作一些大米饭外，另煮些小米来补其不足。所有俘虏都想吃大米，独有吉田他自动地吃小米饭，并切切地告诉别人说：‘八路军同志还吃小米饭，却让我们吃大米。我们在国内生活更苦，有时连马铃薯也不得吃的。”’②前田光繁原在沈阳满洲铁路公司下属一个基建公司工作，1938年春被派到华北，同年7月29日在邢台附近双庙镇被俘。他回忆说：
②郁文：《吉田——一个日本俘虏》（1939年10月10日于绥德），1939年11月18日《新中华报》第4版。
被俘后，看到了八路军宽待俘虏政策的布告，我并不相信，“可是每顿吃饭，他们专门给我做米饭。说是八路军战士专门为我挑来了大米。
另外，还有用鸡蛋、猪肉、蔬菜炒的菜。看看八路军的伙食，吃的是小米饭和野菜。…‘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回答是：‘优待，优待。’也就是‘优待俘虏’。如果换一个立场，日本人是绝不可能这样做的。因此，我对他们的心理无法理解。”③
③[日]香山孝志、前田光繁著，赵安博、吴从勇译：《八路军内日本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28—129页。
日本士兵喜欢洗澡。洗澡，在战时环境下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需要挑水，需要有锅灶，需要有柴火，八路军想方设法克服困难，满足他们的要求。正如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所说的那样：“日本士兵喜欢洗澡，就给他们以洗澡的机会。”可见，对日本俘虏生活上的宽待是异常周到的，而且富有人性化。对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也都很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