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是能量无限巨大的太阳，宇宙中的每一个角落都能被它照亮；《周易》是蕴藏无限丰富的宝藏，每一个人都能从中获得取之不尽的营养。我们前面已经大致了解了《周易》在宇宙论、天人观、辩证思维、管理智慧、道德准则等方面能给予我们的重大启迪，我们已经不得不惊叹于《周易》的伟大智慧和无穷魅力。而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宇宙论、天人观、辩证思维、管理智慧等似乎又遥远了一些。我们所关心的是实实在在、丰富多彩的生活，是珍贵而又短暂、美好却又有限的人生，是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赋予这短暂的生命以永恒的意义。《周易》在我们最关心的人生问题上能给我们什么教益呢？
中国现代著名学者钱穆曾经指出：《易经》“本来是当时占卜。
人事吉凶用的书，但中国后代的人生哲学，却由此有所渊源。
《易经》虽然最初起源于卜筮而又基本运用于卜筮，但它却几乎与卜筮同时，而由潜在到明显，由小到大地发挥着沟通天人、指导管理、锻炼思维、道德教化、启迪人生的巨大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在那个文化垄断的文明初期，卜筮作为一种由极少数人制的极为神圣的文化行为，不只是为了简单的预卜吉凶，以使能够趋吉避凶，更是统治阶级用以教化人民的重要手段。这样，《易经》在用于卜筮的同时便发挥了沟通天人，启迪人生的作用。
这种作用随着历史的前进日益突显和加剧。到了战国时期，《易传》更从哲学的高度给予极力弘扬，遂使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都地刻上了《周易》的烙印。《周易》也就随之成为“群经首，大道之源”，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经典，成为人生哲学的无尽宝藏。
《周易》的人生哲学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实际上我们在前面几章已从不同角度体会到了《周易》人生哲学的浓厚韵味。如第二章中的“圣人成能”、“节以制度”、敬畏无妄、保合太和，第三章中的整体思维、变易思维、主体思维，第四章中的顺天应人、崇德广业、革故鼎新、见几而作、安不忘危，以及第五章的全部内容，这些都可以从人生哲学的角度给予我们启示。而《周易》人生哲学的核心内容乃是：生生之谓易的重生思想，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厚德载物的博大胸怀，独立不惧的人格尊严，乐天休命的精神家园，与天地合德的超越胜境。这些思想在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上闪现出绚烂夺目的光芒，并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中国人的基本人生哲学，塑造了炎黄子孙的典型性格，决定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主要特征。现代哲学家张岱年就此在《文化与哲学》一书中指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两点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表现”，它们“对中国过去的民族精神有决定性的影响”，“是中华民族延续发展的思想基础”。而其他四点也同样是中国人生哲学的重要部分和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内涵。
一、生生之谓易的重生思想
《易传·系辞》日：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
天地之大德曰生。
这两句话在《易传》中乃是用来描述和颂扬宇宙万物富有日新、生生不息的运动变化过程和根本性质的。而重生则是指对生命（尤其是人的生命）本身的至上价值的充分肯定、高度重视、极端负责和热情关注。二者看似没有太大关系。但是我们说，对生意盎然的大自然日新月异、朝气蓬勃的运动过程和盛大德性的热情颂扬，正是对生命本身的至上价值之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的合理扩充。因此，《易传》的“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日生”，充分表明《易传》有着强烈的重生思想。
《易传》提出“极深而研几”，“彰往而察来”，强调人要努力认识、掌握自然规律，其目的无疑是“备物致用，立功成器”，充分运用自然规律为人类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使人类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此即《易传·系辞下》所说的“利用安身”。
这只是强调了外在的物质生产生活层面，它对于人是远远不够的。
人之所以为人，更在于他的内在的精神生产生活层面。人类总是希望这两个层面能够互相促进，协调发展，因为这更有利于人类的身心健康，更有利于提高人类的生命质量。《易传》就此明确指出：我们人类既要“进德”、“崇德”，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又要“修业”、“广业”，关注物质文明建设，只有“美在其中”并“发于事业”，才是“美之至也”。这与《易传·系辞下》所谓的“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相互补充，表明《易传》兼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主张全面提高人的生命质量。《易传·系辞下》第二章用整章的大篇幅，带着崇敬赞扬的激动心情，以史诗般的大家手笔，描述了华夏始祖在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艰难历史过程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与《易传》不同，《易经》的思想则隐含于其占筮的神秘纱里，其重生思想当然也不例外。我们知道，《易经》是形成于西周初期的一部占筮之书，而占筮的主要目的乃是使人类能够走吉避凶或逢凶化吉，趋吉避凶、逢凶化吉则会使人更好地维护己短暂而又脆弱的生命，从而使这有限的生命能够在无限的时空中闪现出更加耀眼的光彩。可见，《易经》最初虽然是统治阶级为教化民众、巩固统治而作，但不容否认的是，其深层的制作动与主要效用仍然是对生命的竭力爱护和热情崇拜。
《周易》的重生思想，与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老子“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义可以利人，故日：义，天下之良宝也”，孟子的“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庄子的“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等光辉思想，共同铸就了中国文化重生思想的优良传统，使中国文化成为极端关注生命，执著现世人生的一种人文色彩非常浓烈的生命文化。
在前轴心时代的神州大地上，筮祝、卜筮、祭祀在社会生活中占有很崇高的地位，而巫祝、卜筮、祭祀的主要目的便是使入能够预卜吉凶、祈天保佑，以更好地维护这短暂而又脆弱的生命，更健康顺利、快乐幸福地创造自己的完美人生。《易经》便是这一时期中国古人的智慧结晶和文化创造。
如果说，在前轴心时代，中国文化的重生思想还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话，那么，到轴心时代，中国文化的重生思想便已是一派“万紫干红总是春”的大好春光了。孔子指出：“未知生，焉知死”，主张人应珍惜生命，执著今生，积极人世，刚健有为。
他自己便是在这方面身体力行、矢志不渝的光辉典范。在中国文化中，作为与孔子互补而立的老子，不同于孔子刚健有为的人生态度和方式，他以柔顺无为的人生态度和方式表述了与孔子一样的热爱生命、执著现世的精神。老子主张人应柔顺无为，清静寡欲，与世无争，而不要凡事逞强，妄动纵欲，蝇利必得。他提出的“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无疑是其理论体系的最高宗旨和人生哲学的核心内容。孔子和老子为中国人提供了两种可以互补的人生策略，基本奠定了中国文化珍爱生命、热恋生活的重要特征。
此后，墨子认为人类应“兼爱”、“非攻”、“节用”、“非命”，不畏艰难，奋力拼搏，充分肯定每个人都具有平等的生存发展权；孟子提出性善论、仁政主张和思想人格，其理论宗旨即是贵生命，重现世；庄子主张“心斋”、“坐忘”、“逍遥游”，“不以物害己”，“处乎材与不材之间”，“物物而不物于物”，提醒人们不要成为“丧己于物，失性于俗”的“倒置之民”。
他明确指出，他之所以主张“虚己以游世”，是为了达到“其孰能害之”的保身全生、养亲尽年的最终目的。《吕氏春秋·仲春纪·贵生》则高屋建瓴地指出：“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这句话可以用来概括中国文化珍视生命、热恋生活的重要特征。
从《尚书·大禹谟》中“正德、利用、厚生”的社会政治“三事”，到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圣训警示；从墨子、《易传》、宋明功利学派崇尚功利的可贵思想，到明清之际盛行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从老庄表面上似乎弃绝人事而实际上却是更加迷恋尘世的柔弱无为、虚己游世思想，到《吕氏春秋》、《黄帝内经》等相当系统、发达的全生养身学说；从道教那一整套相当复杂的内丹、外丹、导引、祈禳、符篆等方术，到佛教禅宗呵佛骂祖、不立文字、担水砍柴、无非妙道的现世性超越主张；从当今中国五花八门的气功热，到令人眼花缭乱的保健品……我们都不难看出中国文化热恋生命、执著现世的基本性格。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文化中却存在着一股轻视命、悲观厌世的强劲潮流。自古以来，西方人一直习惯于把自珍贵的生命轻易地交给一些外在异己的存在，或是至高无上的灵，或是僵死无情的知识（真理），或是令人虚荣一时的名利或是使人耀武扬威的权力……而自己则只能是整天失魂落魄地去到处追逐、寻觅诸如上帝、知识、名利、权力等一些虚妄外在、僵死无情的东西，到头来却不免落个鸡飞蛋打的悲剧性结局。
《圣经》有旬著名的箴言：“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失了他的灵魂生命），这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去换回灵魂这不是“上帝”在警告西方人吗？而可悲可叹的是，西方人并未引起足够的警觉，反而在轻视生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这种轻视生命的后果则自然是厌烦人生，这在古代西方人尚处于天真幼稚的童年时代还不明显。到中世纪，西方人已处于上帝”滥施淫威的统治之下。至近代，西方人又陷入僵死的知识和无情的理性一统天下的泥坑。到现代，西方人更沦入风驰电掣的现代文明的重重包围之中而不能自拔。僵死的机器，杂乱的信息，林立云霄的水泥森林，日益加剧的生活重压等，令人窒息，使人难堪，以致轻视生命、厌烦人生成了现代西方的一种猖狂肆虐、不可遏制的超级瘟疫，一举侵占了现代西方心灵世界的绝对制高点。
现代著名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竟然认为：“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的来回摆动着”，“人生的痛苦和烦恼是这样容易激增，以致死亡……竟变为人所企求的，人们自愿向他奔去。”这代表了现代西方人的主流心态和真实体验。德国大哲学家尼采则借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养育者和教师西勒诺斯之口，无情地向人类一语道破“天机”：“可怜的浮生啊，无常与苦难之子，你为什么逼我说出你最好不要听到的话呢？那最好的东西是你根本得不到的，这就是不要降生，不要存在，成为虚无。不过对于你还有次好的东西——立刻就死。”由此可以看出，现代西方人已悲观绝望到何等地步！现代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竟然把死亡本能与生存本能并列为支配人的一切行为的两种本能。现代心理学家弗罗姆也把“爱死”与“爱生”并列为人的本性中的两种潜在的能力。这是心理学家对西方人（尤其现代西方人）心理的深刻领会和把握。德国哲学大师海德格尔则指出：“在世本质上就是烦”，“此在之为此在就是有罪责的”，“连常入本身也一向已经被规定为向死亡存在了”。法国哲学家加缪（A.Camus，1913～1960）的大作《西西弗的神话》的首句便赫然写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化特质的核心。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上述思想，无疑也反映着现代西方的时代精神，标示着现代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
文艺作品则更为直率。西方现代艺术早已显示出的怪劣浮躁性、荒诞乖谬性、无生命性乃至反生命性，即是现代西方人心灵扭曲、轻生厌世的真实表露，同时也是他们在“恶心”地控诉着现代工业文明对人的残酷压榨和无情折磨。德国大文豪歌德笔下的浮土德博士所说的“我觉得生存真是麻烦，我情愿死，不愿活在世间”，代表了相当多的现代西方人的悲观厌世心态。我们知道，浮士德博士常常被许多历史哲学家、文化学家当作西方文明的典型象征，如斯宾格勒（O.Spengler，1880—1936）、方东美。
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西方文化中同时有着很强大的热恋生命、执著尘世的思潮。因为人毕竟只能生存于现世，他的生命只有这可怜、短暂而弥足珍贵的一次，西方人当然也不例外。从西方人不辞劳苦、无限追求和永不懈怠的辛勤努力中，从他们心灵的痛苦彷徨、忧郁惆怅的悲剧性体验中，甚至从上述西方人的那些悲观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是在以另一种方式热爱着生命，迷恋着尘世。
古希腊大哲学家伊壁鸠鲁（Epikouros，公元前341，一前270指出：“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肉体的健康和灵魂平静乃是幸福生活的目的。”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人文主义思家蒙田（M.E.de Montaigne，1533～1592）更认为：“一个能够确而真正地享受自己的生存之乐的人，是绝对的并且几乎是神的完美的人。”荷兰近代哲学大师斯宾诺莎（B.spinoza，1632～1677）则从人性的高度明确指出：“保存自我的努力乃是德性首先的唯一的基础。”这种重生思想在西方文化中也极为普遍，并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