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延安，当时日本侵入中国，七七事变后第二年正月，我访问延安。经过情形在《光明报》上有详细记录。访问延安的事，我引用诸葛亮说关羽的话。张飞夜战马超，关羽知道了，向诸葛亮说，我会一会马超。诸葛亮回信给关羽，说马超虽勇，不过与张相等，“逸群绝伦”。用此话赞毛，即借诸葛赞扬关羽的话。
结束一下，为什么有“逸群绝伦”之叹？我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失望，全国崩溃，各自逃难，愁闷国家前途如何，这样去延安的。跟毛谈话后，我心中的愁闷一扫而光。谈了长时间的话，即“论持久战”的话，内容都是这些。我心里豁然开朗，日本必败，中国前途有望，可以建设新中国的。非常佩服他。下一个问题是如何建设新中国，就是要讨论的问题，也是目前要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彼此争论剧烈，他的主张与我相反。他是以阶级斗争来建设新中国，我不同意阶级斗争。如果意见不同就争论，说不完。夜晚谈话两个通宵，彼此争论。我的话：中国社会与西洋不同，虽然有贫富贵贱，但是上下流转相通，不同于两阶级的对抗，缺乏阶级对抗形式。他就叹惜：梁先生你是过分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国还是有一般性的。我说，你是强调一般性，没有认识特殊性，缺乏中国特殊性的认识。
1985年11月16日 下午
（按：在梁老家抄其“笔记”之摘要，因梁老还未起。）
“民9秋，林宰平先生引导梁任公、蒋百里两先生同光顾敝寓，此即小子得以亲聆任公先生言教之始，其后数承任公先生赐笔扎，语及日本人士佛教研究。”
（录梁老《杂记》1985年11月16日星期六下午。）
上之《杂记》有云日：
孔子一生致力的学问非他，就在自己生命和生活的向上进步提高，没有错。
举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各个阶段，不正是次第不同的进境吗？
又，最好莫过于从颜回……称颜渊者来取证。孔子赞说：鲁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上述两点乃颜子的卓越造诣，为孔子特别称道者也。世有好学深思之士，只应参究体认不应轻谈。
（同上《杂记》，梁92岁时写的。即近来写的讲稿大意。）
孔子绎旨
东方之学，印度、中国，从古以来的学术风气别是一路，都在反躬向内理会自家生命而致力于生活修养，如印度佛家各派，中国老、庄、道和儒、孟皆其代表，昭著于世……尤其错的事，是把他们切己修养之学，当做哲学空谈来讲而不去实践，真是一大嘲弄。当然贵在实践的孔孟之学、老庄之学都涵有其宇宙观、人生观，亦即他们各自的哲学，但这皆是其副产物。副产物岂能独自出现和存在！
（同上）
怀念我敬佩的陶行知先生（按：89岁写）
想到我亲切结识的并世人物而衷心折服者不外三个人，而陶行知实居其一，其他二人便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莫笑我把服务社会的教育家和秉国钧的政治家毛、周公相提并论为可怪。须知三位先生，大有相同之处。这就是他们所致力的事业，虽在中国一国之内，然而他们的胸怀气概，却卓然朝向着世界全人类，廓然没有局限，从而三位先生在我心目中实同一钦重的，都是又岂得笼统无分别于其间。
毛主席领导群众创建起新中国，惜于晚年有失；周总理信乎为遗爱在民的好总理；陶先生终身奔波乡野之间，在教育界独辟蹊径，风动全国。论其业绩，各自不同。
当1946年陶在上海逝世时，我曾发表一篇悼念文，有云：陶先生是一往直前地奔赴真理的一个人，好恶真切分明……许多人受他感动，就跟着他走……我简直要五体投地地向他膜拜。（陶在晓庄办乡村师范学校。）
1928年初次访问时参加考察，写有一篇较详记述，刊入《教育论文集》。
1931年，在邹平搞乡村运动，曾借调杨效春、潘一尘、张宗鳞诸君来邹平帮助我工作云云。
1937年，我与陶共赴国民参政会……
1939年，我到华北、华东游历各游击区，后到四川，联合两大党外人士，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陶亦参加了。
1940年，我送次子培恕入学（陶办的，在合川县澄江镇草街子办的育才学校，收容战乱中流离失所的少年儿童）。
1981年6月27日于北京“静以修身，伶以养德”。此蜀汉诸葛公教诫语也。
与辜鸿铭之交往
读兆文钧所写《我所知辜鸿铭点滴》一文。
（略之）……民国7年（1918）亦我任教北京大学文科哲学系时，他同在文科任教，讲欧洲各国文学史。偶然一天相遇于教员休息室内，此老身高于我，着旧式圆帽，老气横秋。彼时我年只二十五，而此老则大约七十内了。因当时南北内战，祸国殃民，我写了《吾曹不出如苍天何》主张组织国民息兵会的小册子，各处散发，亦散放一些在教员休息室案上，老先生随手取来大略一看，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有心哉！”他既不对我说话，而我少年气傲，亦即不向他请教。今日思之，不觉歉然……
（按：以下为梁老谈话记录，今日梁老身体不适，午睡起得晚一点，从4点钟讲起。）
讲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事
1949年建国时我不在北京，还在四川。那时长江下游先解放，上游三峡以内、上游西南，还是很乱，有土匪、国民党杂牌军队。入川的解放军有两支：刘、邓是一支，彭、习是一支，还有林彪四野。那时我在四川，办学在川东北碚。解放军的任务主要是清除这些国民党杂牌队伍，让地方能平安。
当时周总理，好像还叹惜！（天安门上有这张相片，毛主席旁边有张澜等。）说可惜今天盛会，有两人不在场，其中一个是我（梁），另一个是邵明叔（老先生）。后来传到我耳，是两个人说的：一个是罗隆基，一个是范朴斋。
三路大军入了川，我就在北碚，联起感想。刘邓大军装备较差。林彪部队装备好。彭的军队，没看见。
有个解放军营长对我久仰大名，来看我，跟我说，现在解放了，你可去重庆看一看。留下吉普车，告诉司机明天送老先生去看看。第二天准备去，一早我坐车就去重庆，一向是住在朋友家里（民主之家，郭沫若题的字）。
自己的经历：1950年出川，得当时统战部、地方统战部的帮助才出来的。在武汉还受招待，从武汉到北京。下车住北京饭店。没看见毛、周二公。他们在莫斯科订中苏友好条约，到了3月二公回来。这时我已到了北京。为了庆祝中苏友好条约，北京就庆贺，主持会的是刘少奇。我还是穿长袍去。王光美穿得讲究，类似西装，接待客人。在场的有苏联大使，大使讲话时，毛岸英是翻译。
我到北京，我去访问他们（吴玉章、徐特立二老）。过去在四川认识。吴态度从容，谈话清楚明白。徐就不行，坐多久由我决定。我访他看不出来，他访我就看出来了：不能自休，说话不清。警卫告诉他说该走了，他都不能自休。
李维汉、徐冰（邢西屏）是统战部领导。简短说，到了3月在东车站下车，等候欢迎毛主席，安排我在前头。毛下车看见我握手，说：“你来了。”“欢迎主席。”“好！明天我们谈谈。”3月11日或12日，记不准。第二天邀我去颐年堂，留我吃晚饭。有个可说的一幕：毛说现在你可参加政府了吧？当时我不敢相信大局会安定。我说：把我留在外边不好吗？当时我狂妄自信，以为大局还用得着我，可以向各方面说话。（不了解时局，还以为是过去的形势。）所以没有承诺参加政务院。我说取天下容易，治天下不容易（大意如此），这跟我不肯参加政府是相连的。不晓得国民党一败涂地，根本不行。这种态度毛当然不高兴。这时毛之左右，当时在座的有林老（伯渠秘书长）说，该开饭了。毛说：开饭！开饭！我说我是吃素。毛说：今天全要素菜，今天全是素菜，今天是统一战线！
吃饭时，在座的除毛主席与我外，还有江青、林老，共4个人。
我见识不到国家还能全面统一、安定。全国又分6个区，我联想到各霸一方，没有认识到全国将真正统一。
毛说，你可以出去看一看，过去你熟悉的地方如河南、山东、东北，老解放区、新解放区可以去看看。我说好，我愿意出去看看。
河南分两省（平原省、河南省），山东、东北，都去看了。我还带着几个人去，学生辈黄艮庸、李渊庭等。东北招待的有周天行，他告我说，高岗忙，不能来接待，副主席（林枫）可以接待。
之后，高岗也来了。问同来几个？请来见面。对高印象：有时眼珠往上翻，只见白不见黑的。后来听人说，此公很坏。后来死在北京。
我住颐和园石舫对面西四所，时间不短，两年半。时间是1950年10月开始搬去的。
1985年11月23日 星期六上午
谈清末的见闻
亲见亲闻宫廷事，我怎么能亲见亲闻？因我十几岁在顺天府中学堂读书，顺天府古时称“京兆尹”。今天不讲顺天府，只讲这中学里读书，做学生。这时候是光绪末年（即光绪三十四年），学校忽然挂出一个牌示（布告），上面写着“大行皇帝龙驭宾天”（皇帝死的用语）。全校师生齐集孔堂跪下（向牌位）举哀，大家要哭。头一天是这样。第二天起来又看，是慈禧太后死了，照样到孔堂举哀。这个事情显然背后是个疑案，因皇帝与太后是敌对两面。追述背景，即光绪被立之背景，就要追述到同治皇帝。为什么要追述到同治皇帝呢？因为同治是西太后的儿子，东太后无子，妃嫔生子，懿贵妃生同治，升格成为西太后。她非常凶狠，同治结婚，女方是崇绮之女，嫁给同治为皇后，为婆婆西太后所不喜，不让他俩同居。一是因同治身体弱。有一次，皇后惦着皇帝的病，去看一看，不料正碰上西太后去看儿子的病，婆媳见面，西太后发怒打皇后的耳光。同治受惊就死了。这就有个问题，应当立后，承接帝统，但西太后不愿这样做。为什么？若是这样，西太后就成为太皇太后了，掌不了权，于是她立了光绪。当时光绪才是个4岁小孩，是醇亲王的儿子。光绪的母亲与西太后是姊妹（至亲），从辈数上来说光绪不算是继承同治的，而是等于同治的弟弟。那么同治媳妇，就成了寡嫂（本来是皇太后），现在把她摆在旁边了。她向她父亲（崇绮）哭诉我算什么呢？把我摆在一边。崇绮也没有主意。她只好耐心自处，无法，回宫就上吊死了。这是一个惨剧。有一位地位不高、也不是大官的人，名字记不起，但是被大家纪念。他上书说应当给同治立后，谏忠言，自己吊死了。所谓尸谏，忠于同治。这个人想起来了，叫吴可读，号柳堂，南横街的住宅保存下来，即“五柳祠堂”。我住南横街附近米市胡同里面扁担胡同，认识。
这个疑案，头一天皇帝死了，第二天太后也死了，又去举哀。二人又是仇敌，何以死得这样巧？当时有帝党、后党之说。光绪19岁成婚，不能不归政了。这时还有一个可记的事情：从两面说，先说西太后。她感觉不能再掌权了，晚年要玩一玩，所以就大修园林。现在的颐和园，原来底子不叫颐和园，要修理好，作为她玩的地方，但要一笔大款。要动用一笔大款，这款是当时户部尚书管理，抗议说不行，说是储存下来专为开办海军而用的，不让动。慈禧就罢了他的官，叫他原官不动，回家休养（无罪叫他退职）。太后用了这笔大款子。再说光绪，后来有百日维新，当家了100天，引用康、梁。推荐者为翁同龢（南书房读教书处），是他引进康、梁的。
百日维新，只说两件事：一件事，宣布广开言路，天下臣民，直呈所见，真是不错；另一件是引用人才。引用四个人。本来每人上朝，可与皇帝讨论者，叫军机大臣。照例由亲王做领班，同皇帝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以下是军机大臣有选择的（多半是尚书或侍郎），老头子思想主张不免陈腐，不合变法维新要求，所以引见了康、梁。康、梁不过是条陈自己的意见，没留在皇帝身边。另外用了几个人，谭嗣同为首的，刘光第、杨深秀、林旭（19岁），不够格，称军机章京，章京是满洲话写汉字。
简短结论，关键问题就是百日维新的失败。失败在什么人手里？怕你、别人也想不到：失败在袁世凯手里！谭等推荐用袁世凯，调他来京，升官，称宫保，应当是“清宫少保”，即太师、太傅、太保之统称，“清宫少保”叫袁宫保。
袁世凯的出卖，维新失败了。
可疑的是光绪和西太后谁先死的问题。
还有我比较清楚一点的事：我在中学读书，我的同学邹世官，福建人。他说他胞兄的事。邹世官（原叫邹景什么的），他说起他哥哥叫邹景涛，号松生，出名的中医。闽浙总督听说皇上有病，专奏荐邹景涛到京给太后、皇帝治病。他赶来进宫了，就赶上两宫归天，太监忙乱，叫他等着，没人管他了。他不吃不喝，受不了，碰上一个小太监，要点东西吃。这个情节，是我同学告诉我的。就我所见亲闻就是如此。扼要一句话，结束我的这篇话：袁世凯是坏得很，但有实力，掌握陆军，谁也比不了。
（我说：接上次谈1950年、1951年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