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三年（1638年），为进军明朝作准备，多尔衮监督修治了盛京至辽河的大道。接着就如前所述，自董家口侵入明境，残毁了山西、河北、山东大片地方，崇德四年（1639年）方回。为最后夺取明朝在山海关外的地方，崇德五年（1640年），多尔衮屯田义州，并不断向锦州、松山、杏山等城进攻。由于进展迟缓，受到皇太极的责备，被降为郡王，罚银万两，夺二牛录。受处分后，多尔衮更加兢兢业业，崇德七年（1642年），终于下松山，俘获明朝统帅洪承畴；克锦州，迫使明朝大将祖大寿最后投降。持继三年之久的松锦战役，明朝受到巨大的打击，多尔衮威望大著，被恢复亲王。这时，皇太极已抱病在身，军国大事便经常委托济尔哈朗和多尔衮这两个亲王共同处理。在清军入关前，多尔衮追随皇太极转战南北，为清朝统一东北及蒙古各部做出了成绩，其地位已跃居诸王之上。
2 皇帝猝死——宝座空落
不论这个死去的皇帝多么了不起，几乎每一个皇帝逝世的时候，都会上演新一轮的皇位争夺战，他们在皇帝的灵柩前大打出手，不知道逝去的皇帝的在天之灵将有何感呢？可惜他不能从灵柩中蹦出来制止这一切。
崇德八年九月二十一日这天的晚上，晴朗的夜空突然下起雨来。小雨让人愁肠百结。在翔凤楼批阅奏章的皇太极望着窗外的雨雾，心中突然升起许多感伤。想起自己追随父汗努尔哈赤打仗的情形。少年时提起去打仗，真跟过年一样高兴。有一次，因为犯了错误，父汗为了惩罚自己，没有带自己出征，自己躲在没人的地方，哭了整整一天，自己多么委屈！那时自己差不多十岁的样子。时光过得太快了。
在这样的夜晚，皇太极竟然想起了这些往事。他很想找一个人说说这些过去的事。他慢慢地站起来，想如同往常一样回到清宁宫，他似乎疲倦了，他似乎感觉到自己有些苍老了，他似乎有些力不从心了，内侍举着黄伞走在他的身后，前面的内侍打着灯笼。皇太极抬起沉重的双腿慢慢地往清宁宫走去，灯光中透出他略显臃肿的身影。说不清为什么，皇太极突然调转了方向，又往大政殿方向走去，后面的内侍急忙打伞跟上。提着灯笼的内侍也回过头来。在大政殿里高踞着一个奇特的鹿角宝座，这是皇太极用一架特大的、完整的鹿角制作的。取“逐鹿中原”的意思，鹿是政权的象征；“鹿角列阵”，鹿角是武力的象征。鹿角宝座，烘托出了皇太极雄霸天下的壮志和野心。有些衰老的皇太极抚摸着鹿角，想到自己亲手射杀这只鹿的情景，嘴角露出很久不见的笑容。回忆是一种衰老的标记。皇太极在鹿角宝座上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出大正殿，又向清宁宫走去。
回到清宁宫，皇太极见皇后已经睡下了，便盘坐在东暖阁的小炕上，微闭双目，一动不动地屏息养神。他真的太累了！时光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一个时辰，两个时辰，夜深了，烛光有些暗淡了，摇摇曳曳，终于熄灭了。宫中变得漆黑，阴森，静穆。睡了一觉的皇后博尔济吉特氏从绣花缎幔中伸出手臂，轻轻唤道；“皇上，该睡了，时辰不早了。”
在微弱的、忽明忽暗的灯光下，皇太极脸色苍白，仰倚在棉垫上，紧闭双眼。“皇上，皇上，”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觉得不妙，急忙唤醒宫女去召太医。
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悲伤地哭叫着，把皇太极的身体轻轻放平。她的哭叫声，传出了清宁宫，划破了静静的夜空，惊动了永福宫庄妃，麟趾宫淑妃、衍庆宫贵妃，惊动了三宫六院、诸王府邸。众嫔妃、诸亲王闻声来到清宁宫，只见皇太极静静地躺在暖炕上，两目微闭，神情安详，眉宇微皱，似乎在凝神深思。
宫廷御医细心地诊断一番，伤心地摇头道：“皇上操劳过度，忧伤成疾，心力交瘁，痰疾而逝，已经驾崩了。”诸亲王跪地大哭：“皇上！诸嫔妃伏尸哭叫：“皇上！”
就这样，爱新觉罗？皇太极自三十五岁继汗位，至五十二岁驾崩，结束了他十七年的执政生涯。
皇太极暴疾而死。由于生前未能预定后事，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满洲贵族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清入关以前，继嗣不是由皇帝生前在皇子中指定，而是由贵族诸王议立。皇太极死前，诸王已渐渐分成党派：一派以多尔衮为核心；另一派以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为首，早已露出了争立的苗头。皇太极刚死，双方的拥立者立即展开了活动。皇太极自己主管的正黄、镶黄两旗及豪格主管的正蓝旗，誓立豪格。图尔格、索尼、图赖、巩阿代、鳌拜、谭泰、塔瞻等大臣齐往豪格家，策划立豪格为君。索尼等六人更“共相盟誓，愿死生一处”。豪格又派人去探寻郑亲王济尔哈朗的意向。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的侄子，当时颇有影响，他也倾向于立豪格为君，但是又主张要与多尔衮商议。另一方面，多尔衮和多铎所统率的正白、镶白两旗，则主张立多尔衮为君。多尔衮的两个同母兄弟武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和一些贝勒大臣，曾“跪劝睿王，当即大位”。双方各不相让，形势极为紧张。清政权处于严重危机之中，随时有发生混战的可能。
多尔衮虽然觊觎皇位，但毕竟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政治家，他审时度势，未敢贸然行动。皇太极死后第五日，即八月十四日，多尔衮采取主动，他召集诸王大臣会议，议立嗣君。这一天，气氛紧张到了顶点。天刚亮，两黄旗大臣就盟誓于大清门，并令两旗的巴牙喇兵（精锐亲兵）张弓箭，环立宫殿，摆出兵戎相见之势。正式开会之前，多尔衮还在试探黄旗大臣索尼的态度，索尼冷冷地说：“先帝有儿子在，必须立其中的一个，我就是这个意见，没有别的可说。”会议开始，索尼等人就抢先发言，力主立皇子。皇太极之兄、礼亲王代善也说，应当让豪格继承皇位。豪格在已占优势的情况下，略表谦让之意。这时，阿济格、多铎展开了反攻，他们劝多尔衮即帝位。老于世故的代善也跟着见风转舵，圆滑地说：“睿王若应允，实是我国之福。否则，还是应当立皇子。”不再坚持立豪格。两白旗大臣进一步发动攻势，说若立豪格，我们都无法生活，坚决反对立豪格。多铎见多尔衮仍未明确应允，甚至又摆出立他自己或立代善。形势更加混乱，不可预测。代善以年老固辞，退出会议。多尔衮也不同意立多铎。这时，会议几乎开不下去了。两黄旗的将领们都佩剑上前说：“吾属食于帝（皇太极），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多尔衮看到，与豪格相比，他并不占优势。两黄旗与正蓝旗坚决支持豪格，镶蓝旗主旗贝勒济尔哈朗、正红旗主旗贝勒代善．也是同意或倾向立豪格的，八旗之中有其五。在这种情势下，如果。多尔衮强自为帝，必将引火烧身。多尔衮将目光转向了皇上的另一个儿子福临.
皇太极驾崩后，极度悲哀中的庄妃也清醒地意识到，宫廷内必然会引起皇位之争。权衡再三，庄妃内心不禁添上一层忧愁。肃亲王豪格执掌正兰旗，又有郑亲王济尔哈朗、阿巴泰为之撑腰，况且豪格素有战功，足智多谋，况且又是皇上的嫡亲长子，既有势力，又合情理，继承父皇之位，理所当然。自身平素与睿亲王多尔衮交往频繁，宫廷上下无人不知，若肃亲王为君，必排斥睿亲王，难免株连受害。想到此处，不禁忧虑重重。
正独自思忖时，见多尔衮走进宫来，便起身迎道：“睿亲王此时来得正好，奴家正与你有要事相商。”多尔衮落座后，轻声说：“玉儿，你内心忧虑，我完全明白，我来正是要与你商量此事。”
多尔衮看着忧虑的庄妃，接着说道：“继位之事，一定要相机行事，我决不逆势而行，如争执不下，可举出福临为君。”
“让福临继皇位？”这可出乎庄妃意料之外，她不由得一惊，说：“福临六岁幼儿，怎能料理国家大事？再说他又无战功、威望，岂能服众？”
“福临继位，是两全之策，一是表明我多尔衮大仁大义，并无夺位的野心；二是顶住肃亲王的野心；三是福临幼小，可由我与郑亲王辅佐，这样一来宫廷大权岂不落入你我之手。玉儿还戴上了皇太后桂冠，岂不美哉！”多尔衮说罢，伸出手去拉庄妃的手，想把她搂在怀里。庄妃推开他：“事到这种关键地步，你还是这般没正经，你若真有诚意，大事成后，我让你做太上皇。”
多尔衮一听喜上眉稍，就势吹熄了灯，将庄妃紧紧抱在怀中。两人亲热一番，计议已定；多尔衮不敢久留；又悄悄溜回王府，连夜依计行事。
于是，在第二天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多尔衮提出一个折衷方案：立皇太极第九子六岁的福临为帝，由济尔哈朗和他辅政，等福临年长之后，当即归政。这一方案，打破了僵局，为双方接受，这样，既排除了他的政敌豪格，又可使他实际上享有帝王之权。
崇德八年（1644年）八月二十五日，六岁（五周岁）的福临即位，改明年为顺治元年。睿亲王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同辅政，继而称摄政王；实际上济尔哈朗仅管“出兵等事”。他作为摄政王，实际上是当时满州政权最高统治者。 不论多尔衮主观上如何打算，他拥立福临这一行动，在客观上避免了满洲贵族的公开分裂和混战；并且争取了两黄旗一部分大臣，如固山额真谭泰、护军统领图赖、索尼等人，对他都表示了支持。这对下一步协调一致入关作战，夺取全国政权，无疑是很重要的。
多尔衮辅政以后，到入关前，他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旗主、加强集权的措施。崇德八年十二月，他“罢诸王贝勒管六部事”，削弱了诸王贝勒的权力，同时，又向各部尚书、侍郎和都察院分别发布谕令，要他们听命于摄政王，否则决不宽容；又传谕都察院各官，要密切注意诸王贝勒的行动，进一步限制了诸王贝勒同外界的联系，从而把更多的权力集中在摄政王手中。不久，济尔哈朗宣布：“嗣后凡各衙门办理事务，或有应白于我二王者，或有记档者，皆先启知睿亲王，档子书名亦宜先书睿亲王名。”济尔哈朗由首位退居第二，这当然不是他慷慨让贤，而是多尔衮巧妙地运用计谋取得的。这样，诸王预政的权力既被削弱，济尔哈朗也已在多尔衮之下，“王由是始专政”。这时，礼部也议定，摄政王居内及出猎行军的仪礼，诸王不得平起平坐，于是多尔衮实际上享有了帝王的尊荣。
多尔衮在争得摄政王首位之后，即着手打击政敌豪格。顺治元年四月初一，原来支持豪格的固山额真何洛会，告发豪格有怨言，语侵多尔衮，图谋不轨。借此，多尔衮以“言词悖妄”、“罪过多端”为由，要置豪格于死地。只是由于福临涕泣不食，豪格才免去一死，但被罚银五千两，废为庶人。同时，以“附王为乱”的罪名，处死了豪格的心腹大臣。至此，在短短的八个月内，多尔衮便集大权于一身。多尔衮这一系列做法，虽是个人的争权活动，但客观上对清政权的进一步发展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得清的军政大权得以集中，指挥得以统一。这正是不久之后，清兵入关的必要前提和可靠保证。
3 看准时机——夺取北京
1644年，是个风云变幻、江山易主的年头。坐困北京的明朝，建都沈阳的清朝，称王西安的李自成，三方征战多年，中原逐鹿，在这一年尘埃落定。出任摄政王未久的多尔衮，以其过人的勇武和谋略，成了最后的赢家。
多尔衮的政治手腕让人拍案叫绝的地方，是在对待农民军领袖李自成前后不同的态度上。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明朝灭亡。 在这之前，正月二十六日，多尔衮曾以“大清国皇帝”的名义致书大顺军诸帅，“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能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如何耳？”这是要和农民军搞统一战线。四月初．多尔衮还不知道农民军已占北京，他在沈阳作了伐明的紧急军事动员；征调满洲、蒙古军的三分之二，以及汉军的全部。四月九日。他被任命为“奉命大将军”，以“便宜行事”的大权，率领阿济格、多铎以及归降的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向山海关进击。四月十三日，清军抵达辽河。明山海关总兵平西伯吴三桂遣人至清军，报告农民军攻陷北京的消息，并向清军乞援。当此形势突变之时，多尔衮显示了惊人的应变能力。他没有丝毫迟疑，而是立刻改变策略，接受了临行前大学士范文程的建议，把农民军当成主要敌人。他又征询洪承畴的意见，洪承畴除同意范文程的建议之外，还着重指出，应派先遣官宣布，这次进军的目的，就是为了扫除逆乱、消灭农民军，有作内应及立大功者，将破格封赏。为了争取时间，应计算里程，精兵在前，辎重在后，限以时日，直趋北京。十九日，吴三桂再次派遣副将杨坤致书多尔衮。多尔衮正式复信吴三桂，表示对“崇祯帝惨亡，不胜发指”；声称这次出兵的目的是，“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必灭贼，出民水火”。并且一定要做到“唯底定中原，与民休息而已”。明确表示要统一中国才肯罢休。同时又拉拢吴三桂说：“伯（吴的爵位）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勿因向守辽东与我为敌，尚复怀疑。……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国仇可报，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俨然反客为主，以全国最高的统治者自居。以这封信为标志，清政权彻底改变了打击目标，最终完成了政治上、军事上的战略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