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禟到了西大通不久，就上表奏请回朝。雍正接到奏章后，只批上“知道了”三个字，根本不予理睬，暗中却指示年羹尧不放他回京。允禟并不老实，为了打探京中消息，采取了秘密方式与允禩、允禵保持联络，并相约阅后即行销毁。他在给允禵的信中说，“事机已失，追悔莫及”，表现出一种既不甘心失败，又无力抗争的无可奈何的心情。同时，允禟还将家财带到西宁，还把一些类似西文字母的符号编为密码，并将信纸缝于骡夫衣袜之内，以暗中传递信息。他还把其资财藏于外国传教士穆经远处，并让他找妥当的人开设店铺，以便把京中的消息从铺中秘密传出。由此可见，允禟等人当时对雍正持极端敌视的态度，而且，时时在寻机谋变，根本就不可能老实。这也就难怪雍正要对他们采取周密的防范措施了。
然而，自以为聪明的允禟，在精明过人的雍正面前玩这些小把戏，根本无济于事，他的一举一动完全在雍正的掌握之中。结果，允禟的行动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成了雍正狠狠地治他的把柄。在青海期间，允禟曾遣人到河州买草，踏看牧地，本来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宗人府却在雍正的授意下参他“抗违军法，肆行边地”，议将其贝子革去。雍正三年他将允禟监禁在西宁。四年正月，宣布将允禟与允禩等人一并开除宗室籍。四月，奉旨由青海押解回京，并改其名为“塞思黑”，满语是“猪”的意思。六月，允禟被解往保定监禁。
允禟被羁押在直隶巡抚衙门之前的三间小房里，四面围以高墙。允禟入居后前门即被封闭，设转桶供传递饮食之用，院子四周由官兵昼夜轮班看守。允禟在此监禁期间的日用饮食之物都按犯人之例，而不像一般被软禁的宗室贵族那样可以享受较好的生活待遇。这样，围绕在允禩身边“八爷党”的一员干将，又被雍正拔除了，为下一步收拾老八这个宿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相煎何急——允禩、允禟命丧黄泉
允禩与雍正之间的斗争可以说是旷日持久。允禩一次次努力一次次失败，尽管他是多么的不甘心。可是这也是天命，就和猫和老鼠之间的关系差不多。
允禩生于康熙二十年二月初十日，在康熙皇帝诸子中排行第八。允禩的生母卫氏出身于食辛者库（内管领下奴仆）之家，是皇家的家奴，地位低微。允禩自幼聪明机灵、工于心计，不甘心因母家卑贱而屈居众皇子之后，不但千方百计地讨得父亲欢心，而且尽量交结可资利用的各阶层人物。同时他很善于与其他皇子搞好关系并使其中的一些人成为自己的支持者。皇九子允禟皇十子允俄、皇十四子允禵都党附于他，就连大阿哥允禔也曾为其所用。对于其他王公大臣、各级官吏，甚至江湖术士，只要有利用价值，都是他收买的对象。除此之外，他还想方设法在社会上博得好名声，以为将来进身获取更多的资本和舆论支持。当时有许多文人儒士都赞扬他好学，是个好皇子。可惜康熙并不看好他，康熙说道：“你的母亲是个下贱之人，皇位怎么能有你的份呢？你还是滚回去吧！” 允禩眼看着雍正继承了皇位，心里别提多恨了。允禩并不甘心这样的结果，他不停地在幕后捣乱。
对于身为帝王的雍正来说，他要想成就一番大业，必须先要树立起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审时度势，有独立自主把握政局的能力，否则任何事业在没有权威的环境中只能是群龙无首一盘散沙。而老八允禩就是长在他心头的一个瘤子，不除掉它，自己要刷新政治的雄心只能是个泡影，况且，雍正知道，允禩一直暗地里预谋加害于自己，将允禩除掉那是早晚的事。然而，为了避免落个“屠弟”的恶名，雍正需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经过一番深思，雍正为收拾老八找到了最合乎情理的理由，就是他亲书的《朋党论》。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春天，随着年羹尧、岳钟琪率领军队平定了青海的叛乱，雍正皇帝的皇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他在全国各地的统治也基本稳定下来。正如雍正自己所说，现在“谁不诵朕之福，畏朕之威也”。在这种情况下，雍正开始向政敌挥起了大刀。同年七月，雍正发布了他亲书的《御制朋党论》，并要求诸王、贝勒、满汉文武大臣一定要静下心来，对《御制朋党论》“洗心涤虑，详玩熟体”，他说：“朕即位以后，在最初升殿听政时，就当面告谕诸王文武大臣，绝不允许搞朋党，至今已有一年多了，但此风还是没有完全除掉。圣祖仁皇帝（康熙）在位时，就经常告诫臣下不要搞朋党，但有些人就是不能上体圣祖的心意，往往分门别派，互相倾轧排挤，组成两三个党派，各有自己的亲信。一些无知之辈，不入这个党，就入那个派。朕在藩邸时，就以独立不群为荣，以建立朋党为耻，绝不加入其中，既从不向人买好，也不与人结怨，如果朕当年加入了朋党，那么朕今天还有什么脸面来向群臣下这样一道谕旨呢？”
雍正觉得对自己表扬一番还不够过瘾，他接着说：“朋友是人的五伦之一，人们相互间的往来交际，是不能废止的，但只可存在于日常生活中，至于朝廷的公事，则应该保持公正，不可稍微涉及党派之私。我今天公布这篇《御制朋党论》，你们应该排除干扰，静下心来，仔细阅读，认真体会。如自信从未参与朋党者，则应当更加警惕，如参与过朋党的，则应当痛改前非，君臣之间一定要一德一心，好恶相同，是非分明，万万不可存在门户之见……朕于用人和施恩，或许也有不当之处，或许不能保其长久，至于治人之罪，则没有不经过慎重考虑的。朕用一个人，不是他同党的人就嫉妒他；朕处罚一个人，他同党的人就庇护他。结果使荣誉和耻辱与赏罚无关，如此还有什么国法呢？从今以后，朋党习气，一定要扫除干净。你们都须要扪心自问，不可做两面派，以至于欺哄君主、蒙蔽上苍，悖理违天。不要以为朕胸怀宽大，犯法的人多了就不加罪，倘若自己触犯了法律，绝对不能宽赦。”
雍正为了收拾允禩可谓煞费苦心，他的《御制朋党论》更是写得妙趣横生。雍正《御制朋党论》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康熙年间流行的朋党习气，虽经他即位以来的谆谆告戒，但至今仍积习未除，现在应该彻底清除了。倘有阳奉阴违，继续搞朋党的，万万不能宽恕。二是君臣之分就像天和地一样，臣下只能惟知有君，以君主之是非为己之是非，君主之好恶为己之好恶，绝对忠于君上，而不能扰乱君主权力的施行。朋党违背君臣大义和臣下事君之道，扰乱人主权力的执行，罪大恶极。三是批评了欧阳修的君子因道同可以结党的观点，从理论上说明了废除朋党的道理。四是指责允禩、允禟等人继续结党，而标榜自身不结党的清高。总之，雍正皇帝的《御制朋党论》，引经据典地从理论上宣传了皇帝绝对专权的必要与合理，朋党的危害和非法。并且非常明白地把他反对朋党的决心充分表达了出来。
既然《御制朋党论》是雍正为收拾允禩等人所找到的最好理由，那么，接下来向允禩集团发动猛攻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同年八月二十二日，雍正召见了诸王大臣，谈及康熙时争夺嗣位的事情。谴责了允禔、允禩、允禵和允禟等人。他说这几个人“俱不知本量，结为朋党，欲成大事”。也就是说，这几个人都不安本分，结成朋党，妄图实现其夺储大志。因此，“朕即位以来，拆散该党，令允禵、允禟居于远地，希望他们改悔前行，不再生事，以致触犯国法”。十一月，雍正分别于二日、十三日和十四日，连续三次指责允禩，而且问题提得一次比一次严重，态度也越来越严厉。十二日，说允禩自受命总理事务以来，“所办之事，皆要结人心，欲以恶名加之朕躬。”十三日，指责说“廉亲王存心狡诈，结党营私，凡遇政事，百般阻挠，颠倒错乱，应交宗人府议处者不止数十事”。十四日则又发出上谕：“自亲王以下闲散人以上，若有归附允禩结为朋党者，即为叛国之人，必加以重罪，决不姑贷，亦断不姑容也！”宣布以叛国罪惩治允禩党，可以说已经上纲到了极点。十二月，以揆叙为允禩党人，虽然他已死去七年，仍下令在他的墓前树立一个刻有“不忠不孝柔奸阴险揆叙之墓”的石碑，以示谴责。试想，连允禩党的死人都不放过，允禩的下场还不是和尚头上的虱子？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正月初五日，雍正命诸王大臣廷讯允禩等所犯狂逆诸事，雍正历数允禩的罪状：“廉亲王允禩狂逆已极，朕若再为隐忍，有实不可仰对圣祖仁皇帝在天之灵者……当日允禩，希冀非分，欲沽忠孝之名，欺人耳目，而其奸险不法，事事伤圣祖仁皇帝慈怀，以致忿怒郁积，无时舒畅。康熙四十七年冬圣祖仁皇帝圣体违和，令朕同允祉、允禩检点医药，凡立方合剂，朕于允祉每日细心商酌，允禩惟同允禟促坐密语，医药之事不曾一问，不过以箧笥收拾方帖而已。天佑圣躬旋即痊愈，朕心喜慰，向允禩谓云：皇父圣体大安矣。允禩云：目前圣体虽愈，将来之事奈何？朕闻之不胜惊怪。又，是年二阿哥有事时，圣祖仁皇帝命朕同允禩在京办理事务，凡有启奏，皆蒙御批，奏折交与允禩收贮。后向允禩问及，允禩云：前在要亭时，皇考怒我，恐有不测，比时寄信回家，将一应笔札烧毁，此御批奏折藏在佛柜内，遂一并焚之矣……朕缵承大统，允禩总以未遂大志，时怀怨恨，诡诈百出，欲以摇惑众心，扰乱国政。三年以来，朕百凡容忍宽免，谆谆训诫，犹冀其悛改前愆。宗人府及诸大臣交劾，议罪之章，什百累积，朕俱一一宽贷，乃允禩诡谲阴邪，日益加甚……允禩心中已无祖宗君上矣。允禩既自绝于天，自绝于祖宗，自绝于朕，宗姓内岂容有此不忠不孝大奸大恶之人乎？”
至此，雍正就算给允禩定了性：不忠不孝大奸大恶之人！而对于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恶人，无论采取什么手段进行处治都是应该的。此时的允禩，在雍正面前没有任何挣扎扑腾之力，只能是任凭雍正随心所欲地玩耍和戏弄。
允禩和允禟被圈禁后，雍正并没有马上杀他们，而是采取了加大侮辱的手段，以充分享受猫玩老鼠的快乐。当年三月初四，正蓝旗都统音德上奏说：允禩和允禟等人既然已经被夺去世爵，逐出皇族，并且编入该旗，就应该更改旧名。于是，雍正就将允禩的名字改成了“阿其那”，允禟改名为“塞思黑”。阿其那、塞思黑，乃是满洲人俗话，阿其那三字，译作汉文是“猪”；塞思黑三字，译作汉文是“狗”。此后的几年时间里，雍正时不时地派人对两个兄弟羞辱戏弄一番。直到戏弄得差不多了，雍正胸中积郁多年的恶气和怨恨也出得差不多了，觉得再玩下去实在没什么大意思了，才准备送他二人上西天。
这天，顺承郡王锡保上奏说：阿其那死了。雍正帝故作惊讶道：“阿其那有什么重病，竟致身死？看守官也太不小心，既见阿其那有病，为何不先报知？”锡保道：“据看守官说‘昨日晚餐，阿其那还好好儿吃饭，不料到夜间，暴疾而亡。”雍正帝顿足道：“朕想他改过迁善，所以把他拘禁，不忍加诛。谁知他竟然病死了。”正嗟叹间，宗人府又来报说：“塞思黑在保定禁所，亦暴疾身死。”雍正帝叹道：“想是皇考有灵，把二人伏了冥诛。若使不然，他二人年尚未老，为什么一同去了呢？”
次日，诸王大臣联合奏请，阿其那、塞思黑逆天大罪，应戮尸示众，其妻子应一律整治。同党允禵、允●（●=左边“礻”右边“我”，请造字），亦应斩决。雍正帝下谕说：“阿其那、塞思黑已伏冥诛，应毋庸议。其妻子从宽免诛，遂回母家，严加禁锢。允禵、允●（●=左边“礻”右边“我”，请造字），尚非首恶，暂缓正法，后再定夺。”众大臣等见了此旨，方不再奏。
4 骨肉相残——雍正杀子
在民间传说中有雍正杀子一说，事实上这里大有隐情，正是“我未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按常理而言，弘时应是雍正帝择嗣时的首要人选。因为他既在诸子中排行最先，又已成人，且有子嗣，其生母李氏在雍王府邸时已是侧福晋，其名分仅次于嫡福晋乌拉那拉氏。弘时的上述优势，都是弘历所不具备的。不仅如此，康熙五十年八月，弘历出生前，年已八岁的弘时，还是雍亲王的独子，因为他上面的两个哥哥先后夭折了。可是，令人不解的是，雍正元年八月雍正帝宣布秘密建储的决定时，却以“诸子尚幼”为理由，认为不可举行公开建储。当时弘时已20岁，绝非幼龄，况且其子，雍正帝的长孙永珅（生于康熙六十年七月，逝于雍正二年正月），也已3岁。雍正帝的上述话语，透露他在考虑皇嗣人选时，实际上已将弘时排除在外了，弘时的心理怎么能不明白呢？弘时对储位的希冀，表明嫡长子皇位继承制中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观念，对他已有较深影响，使之不自觉地以此作为要求雍正帝立己为嗣的根据。可是，雍正私下里认为弘时“性情放纵，行事不谨”，从小就具有率直、任性的性格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