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国藩与左宗棠——按自己的方式行事
大家知道，曾国藩与左宗棠是世人研究的谋略热点人物，尤其是有关曾国藩的研究书籍可谓汗牛充栋。但目前有关二人的研究存在一个奇怪现象，即随着研究书籍越来越多，有关这两人发迹上位最根本的东西反而越来越不清晰了。因为牵强附会的东西太多，最后给人的感觉仿佛老曾和老左就是两个大筐，什么空泛的道理都可以往里装。
其实，曾国藩与左宗棠并不像许多人说的那么玄，那么神秘。他们只不过需要什么学什么，该干什么就坚持到底，最后收获了发迹的果实。
曾国藩，号涤生，1811年生于湖南省双峰县（原属湘乡）荷叶镇。曾国藩13岁到省城长沙参加童子试，但连考7次，22岁那年，也就是道光十三年（1833年）才考中秀才。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并不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他后来之所以成功，更多的在于他是一个踏实、肯学肯干的人。正是由于此次考中秀才让他明白了读书的窍门，悟得考试的法则。所以在中秀才后第二年，他又一举考中举人，在湖南省所有举人中排名第三十六。
道光十五年（1835年），曾国藩到京城贡院参加三年一科的会试，向当年读书人必走的隘口进士发起冲击。但不如意事常八九，发榜那天他沮丧地发现自己榜上无名。当时清朝有规定，三年一科的会试为正科，若遇朝廷庆典，特加开科举考试。因为等于多给了读书人一次机会，让他们不必再等三年，所以又称做恩科。曾国藩赶上好运气，第二年恰好有一次恩科考试，他便索性留在京城备考。只可惜，他再次名落孙山。可虽没有杏榜题名，他却因此痛定思痛，通过寻找失败原因和总结教训，反而在学问上大有长进。正是在此时，曾国藩突然发现韩愈和桐城派的文章很适合自己的口味，便加以刻意模仿，直到创出自己的风格。笔下所著不仅观点鲜明、词藻华丽、对仗工整，而且充溢一股雄奇之气，犹如江河奔腾。
曾国藩的家境当时还是一个乡下小地主，其实并不富裕。所以他在京城读书应试一年，所带盘缠早已空空如也。这年落第回家路过金陵，他在书肆看到一套《二十三史》，便向一位在江苏做官的同乡借钱，加上卖掉几件衣服所得的钱，把书买了回来。此后他春夏秋冬足不出户，发愤攻读两年，要在功名场上雪耻。在此期间，他深入研究韩愈等人作文之法，并把从《二十三史》中所得知识与之相结合，在作文上发生了质的飞跃。终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带着向同族和亲戚借来的三十二缗钱再次北上，参加在京城举行的会试，成功考取第三十八名贡士，殿试考取三甲第四十二名。时年27周岁的曾国藩历尽艰辛，终于如愿以偿金榜题名，赐同进士出身。曾国藩博取的科考功名，对曾氏家族来说具有开创性。他金榜题名的骄人成绩，一举改写了曾氏家族六百年来未出一名进士的历史。自太曾祖起，曾家祖辈就做着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美梦，终于在曾国藩手里变成现实。此后曾国藩在朝考中脱颖而出，取得一等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被钦点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至此而言，曾国藩已经初具发迹的资本。
道光二十年（1840年）四月，曾国藩这一期庶吉馆举行毕业考试，共四十六人参加，他考取二等第十九名，被幸运地留在翰林院，担任检讨之职。读书人连闯这两道关口，可谓仕途一片光明。清代最重翰林出身，进入翰林院就基本踏上了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翰林出身是官场重要资格，当时清朝有个不成文的规矩：相当于宰相的大学士之职，非翰林出身之人不能担任。在翰林院干上几年，成绩最不好的，外放也可当个知县、知府，做个地方大员。曾国藩冲破多重考试难关，杀出多少个科场重围，终于在经年苦读中把学问掌握透，在累次应试失败中把笔杆子练明白，可以说至此他的成功都是一分汗水一分收获得来的。
不过到了这一步，曾国藩再往下发展就便利得多了。因为他已经有机会接触政治中上层的人物与事物，开阔眼界，更进一步。随着考中进士并得以进入翰林院，曾国藩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门生，这对他的进步发迹非常重要。后来，穆彰阿多次向皇帝们推荐曾国藩。同时，曾国藩也表现出了皇帝们所需要的实干与忠诚。
曾国藩读书并非只为应试，而是思考了许多人生问题，形成了许多观点，并用以指导发迹之路。如他曾在书信中指出，“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冀”。他强调“做事是硬道理”、“成功是硬道理”，正反映出其实学实干的作风。由于毫不掩饰的功名心，曾国藩特别强调勤字功夫，一是要早起，二是要守恒，三是要事常亲躬，每天都像在用鞭子驱赶自己去工作。无论是早期当文官，还是后来带湘军，都是如此。在遇到挫折时，曾国藩喜欢拿湖南乡间的一句俗话来安慰激励自己：“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不示人以弱，不求人怜恤，尤其是对同事更要如此，否则会招人耻笑却难得帮助。与此同时，曾国藩特别强调皇帝所需的忠诚。
据说，道光年间，曾国藩在奉命查清国库亏空真相时为表清白，堵住他人的恶言诽谤，曾当众把自己脱个精光，光着屁股走进银库清点现银，从而赢得道光皇帝的空前信任。忠诚这一点，在创建和领导湘军过程中也有所体现，曾国藩特别强调要用忠义血性之人。所谓忠义血性，就是要誓死效忠清王朝，至少要效忠他曾国藩，具有誓死如归和顽强战斗的意志。曾国藩曾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劳……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厥其一，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依托所读所学，把如何干好实事的道理想清楚，这是曾国藩发迹的根本：会学会思考并形成本领，且会用本领。
由于曾国藩能干、忠诚且有朝中重臣穆彰阿相助。咸丰帝（1850年至1861年在位）即位后不久，很快就升迁为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兼兵、工、刑、吏部侍郎。这相当于曾国藩一人同时掌管文化部、国防部、建设部、司法部、组织部，而当时曾国藩才42岁。仅以曾国藩这段经历来说，就已经很不简单了。对于某些人来说，已经算是发迹到发紫了。但这还只是曾国藩善用本领好运的开始，1851年（咸丰二年），不甘寂寞但主要是对现实不满的广西教师洪秀全率领太平军在家乡金田揭竿而起，随后一路打到南京建立太平天国，给曾国藩提供了向发迹更高层次攀登的阶梯。正在老家为母亲守墓的曾国藩受命办理团练，从拿笔杆子干一番事业为主，跳槽成了指挥刀把子的人，而且揭开了其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
曾国藩的武路同其文路一样，也是先经历一连串的失败，随后抓紧学习，深入思考，形成自己的观点，练成本领并对此加以运用，最后把手中的事做得熟练而得心应手。其实某种意义上说，主观和客观相符合的观点和办法，就是本领的真义。曾国藩能够勤于读书、思考，做笔录，总想摸索一套指导某一时期人生、工作的理论，这正是他发迹的最根本之处。以训练湘军为例，古往今来名将很多，但把募兵、编兵、练兵、带兵、作战心得写下来，并形成一整套方法的人并不多，而曾国藩却做到了。在募兵上他借鉴已经朽而不成战的绿林兵，专拣实在人；在练兵上，他不但注重军事技能，还注重以训话形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在带兵上他讲究施恩于将，带父子之兵；在作战中则像做学问一样稳打稳扎，有一种雄浑之气。
当然，从理论到实践再到更成熟的理论和得心应手的行动，总是需要一段时间。1854年初，湘军练成水陆师1.7万余人，会集湖南湘潭，誓师出战，但初战连败。1855年初，曾国藩率领湘军进攻江西九江、湖口，遭太平军重创。这一系列失败当然也与当年的曾国藩不受重视有关，毕竟当时他还没有闻名后世的那种声望，因此调动地方的资金和人员都十分困难。而湘军即使训练得再好，如果得不到清地方政府的支援配合也只能是孤军单干，难以伸展志向。1860年，由于围攻太平军都城天京的清军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彻底击败，曾国藩及湘军成了清方对抗太平军的唯一支柱，他本人才因此成为清政府不可或缺的人物，先后加兵部尚书衔，授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不但拥有乱世之宝——兵权，而且开始掌握兵权的兄弟——地方政治经济大权。
1861年9月，曾国藩指挥其弟曾国荃攻陷太平军都城天京的重要外围支撑地安庆，给太平天国的生存压上了一块沉重的石头。11月，曾国藩因“剿匪”有功得以加太子少保衔，奉命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此时的曾国藩，手握清朝最善战的部队，管理着天下最有钱的地区。也就是在此时，曾国藩向朝廷举荐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曾国藩既得扶植人才之名，也形成了自己的庞大集团和坚固羽翼。1862年，以安庆为大本营，曾国藩命曾国荃部沿江东下，直逼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同时左宗棠率部自江西进攻浙江，李鸿章部自上海进攻苏南，对太平天国实行战略包围。至1864年7月，终于攻破天京城池，完成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清政府随后封曾国藩为一等毅勇侯，加太子太傅，赏双眼花翎。而在此期间，无论是投降的太平军将士还是无辜的百姓，死于曾国藩刀把子之下的不可计数。
曾国藩能从腥风血雨的大清晚期政治舞台迅速崛起，成为中兴名臣第一人，究其为官之道，直白而言，可用三句话概括：文能应试，练就一级笔杆子，武能杀人，拥有厉害刀把子；无论文武，都能谋成一套体系用以恰如其分地指导实践。所以虽然文人屠夫有天壤之别，但这两者在曾国藩身上却那么自然地合而为一。这种矛盾的组合，恰恰是一种最佳的生存模式，成就了与众不同的曾国藩。无论文武之法都是他的本领，都是他发迹的手段曾国藩，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士兵”，他既是笔杆子厉害的“士”又是名副其实的“兵”，士兵合一，水乳交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