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蒯通找到韩信说：“人的高贵和卑贱在于骨相，人的忧愁和喜悦在于气色，人的成功和失败在于决断。从这三方面综合分析人，保证准确无误，万无一失。我看您的‘面’最大不过封侯，而且即使封侯也不会长久，甚至还很危险；但我看您的‘背’却无比高贵，如能自立则富贵无比。”
韩信问道：“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蒯通进言道：“天下最初起义兴兵时，勇士们一声呼唤，似狂风骤起，火花迸发，像鱼儿一般汇集在一起，合力推翻了秦朝。现在暴秦灭亡了，而汉王刘邦对西楚霸王项羽背信弃义，发动楚汉相争，导致天下血战不止。他们争的是谁当天下之主，苦的是天下百姓。当初，楚国人项羽起兵转战四方，锐不可当，席卷广大地区，威震天下。然而现在项羽与刘邦处于相持状态，谁都不能马上战胜谁。但楚汉战争的现实却是使生灵涂炭暴尸荒野，百姓怨气冲天，社会动荡不安。我看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天下的圣贤，别人是平息不了这个大祸乱的。而您具有杰出的才智和德行，又拥有众多部队，占有富饶辽阔的齐国，燕、赵业已臣服。天下只有您实力最强，只有您的部队掌握着主动权，所以说您就是那个圣贤。项羽和汉王两人的命运都掌握在您的手中。您为汉王出力，汉王就会胜利；您如帮助楚霸王，楚霸王就会胜利。因此，您现在的力量是举足轻重的。”
蒯通接着再一次显示了他替天下百姓着眼的战略策略，说道：“我希望您不如让项羽和刘邦共存下来，谁也不吃掉谁，然后您和他们三分天下，鼎足而立。您可以出兵刘邦、项羽的空虚之地，牵制住他们的后方，顺应老百姓的愿望，阻止刘邦、项羽的争斗，为百姓请命，那么天下就会闻风响应，谁敢不听？然后您以强大实力为后盾，分割大国，削弱强国，封立诸侯。那么，天下就会归服听命，统一江山的大业就建成了。”
虽然蒯通这番说其实是在劝说韩信充当国际维和部队，把楚汉战争双方分割开来。但韩信念及刘邦好处，执意不从，反而说：“当初我韩信在项羽手下只不过是一个执戟的卫士，进言他不听，计策他不用，满腹才华无法施展。而我投到汉王刘邦手下后，他却拜我为上将军，让我统帅数万精兵，赐我锦衣玉食，听我言，用我计，我如今的地位都是汉王给的。人家对我这么亲近信任，我背叛他就太没有良心了。”
面对韩信这种以私人情谊对待天下问题的态度，蒯通说：“您自以为替汉王效死沙场，想建立流传万代的功业，汉王会赏识您，我却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大王可知常山王和成安君吗？常山王和成安君都是平民的时候，结为生死之交，后来投身项羽的楚军，结果因为军事谋略不同，翻脸结仇。常山王背叛项羽投奔汉王刘邦，汉王借给他军队，叫他引兵东进杀死成安君。这两个人的交情可以说是天下最好的，但还是弄得彼此攻杀，最终成安君命丧常山王手中。这是为什么呢？祸患产生在人心难测。现在您与汉王的交情不会比常山王、成安君之间的情谊更巩固，更亲近。相反，您与汉王之间的分歧，远比常山王与成安君之间的军事计谋之争严重得多。所以，我认为您过分相信汉王不会害您，只能是一种幻想。何况还有‘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的前车之鉴。以交情而言，您与刘邦比不上常山王与成安君；以忠信而言，您超不过大夫文种、范蠡和勾践。我还听说，勇敢和谋略震动君主的人生命就有危险，而功劳超过天下的人也就无法封赏了。自从您凭着空前绝后的谋略，摧垮了魏、赵、齐的20万大军，灭了这三个国家，立下了举世无双的功劳。您就拥有了震撼君主的声威，拥有无法封赏的功劳。你投奔楚国，楚人不敢相信；你投奔汉王，汉人感到震恐。拥有这样大的功劳您打算向哪里去寻找归宿？所以当今之计，只有脱离刘邦，自立为王，三分天下，则性命可保，大业可成。”
后来蒯通又劝道：“猛虎犹豫不决，反不如黄蜂、蝎子的毒刺厉害；骏马徘徊不前，反不如劣马稳步向前能达到目标；虽然有舜、禹一样的智慧，如果闭口不言，反不如聋哑人用手势比划。可贵之处在于行动，功业难成而容易失败，时机难得而容易错过。你迟迟不下决心，就等于大火烧到眼前还在安然沉睡，洪水已经漫到脖子还在执迷不悟。我实在不忍心看着大王身遭毒手并留下骂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希望您当机立断！”
虽然蒯通说了许多话，可韩信就是不以为然。蒯通又痛心疾首地说：“古语云：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现在正是时候，将军若坐失良机，日后悔之晚矣。”最后当见韩信总是犹犹豫豫，既无自立之心，又任由楚汉相争伤及天下百姓。“守小信而忘大信，虑小患而失大患”。蒯通对天长叹说：“韩信，一介武夫也，不足与之为谋。”遂离韩信而去，为了自保，蒯通还佯疯避祸，做了巫师。
话说后来形势的发展果不出蒯通所料，刘邦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做了皇帝，有人诬陷韩信谋反，刘邦先是将韩信由楚王降为淮阴侯。不久，刘邦的夫人吕后趁刘邦不在京都，假传圣旨召韩信入宫并诬陷韩信谋反，对他处以极刑。临刑之时，韩信无奈地长叹一声：“悔不该当初不听蒯通之言，故有此难。”
刘邦回来听说了韩信的临终遗言，便四处派人寻找蒯通，找到后直接押解到京城长安。刘邦怒责蒯通，欲加死罪。蒯通显然事先已想好应对之策，于是从容回答说：“当初韩信若听我之言，说不定现在就是皇帝哩。”刘邦更火了。但只见蒯通又说：“大王，你知道不知道，当两个人相斗的时候，狗一定会帮自己的主人而咬他人，这并不一定是自己主人比别人好，只因为他是自己的主人。当初，我在韩信帐前做事，就知道帮韩信出主意，哪会想到大王你呢。要是那时我在大王帐下，自然就不会替韩信出主意，而是为大王着想了。现在大王要杀我，只一句话就行。可朝中的大臣，以后谁还敢向大王进直言呢？”刘邦听蒯通说得有道理，又见蒯通确有才能，便放了他。这样，蒯通竟然又死里逃生，不仅免于被烹，后来还当了相国曹参的幕僚，得以善终。
事实上，在古今游说和谋略之士中，蒯通是最值得佩服的一个人。他一生上演过两次重要的游说之剧，都是出于为百姓考虑而平息战火，其心真是广大而令人敬佩。与他同时代的张良虽有好谋和自保之智，但同时张良客观上又参与了吕后争夺太子的斗争，导致刘邦所爱的戚妃被虐杀，吕后一族控制天下很久，弄得天下乱糟糟的。如此对比，不能不说蒯通之谋大也，且非关乎天下百姓则不谋也。
除了蒯通，另一个比较牛的游说之人是主父偃。
主父偃，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126年，临淄（今山东临淄）人。他出身贫寒，早年学长短纵横之术，后学《易》、《春秋》和百家之言，其思想与学术都学杂了。在故乡齐国，主父偃曾广泛结交各个学派、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的人物，不仅未能得到赏识，还受到当地儒生的排挤，没有施展才华的空间。为了生活和发展，主父偃遂“北游燕、赵、中山”等诸侯国，可结果同样是不能被重用，客居他乡的生活十分困顿。这段惨痛的经历使他认识到，在诸侯王国中很难找到自己施展抱负的机会，只有京师或许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在强烈的出人头地思想驱使下，元光元年（前134年），主父偃来到汉都长安，投到大将军卫青门下。卫青很欣赏他的才干，数次向汉武帝举荐，不幸却没有引起汉武帝的重视。不过，这并没有使主父偃灰心丧气，在内心功名欲驱使下，主父偃径直向武帝上书。当天就被召见，并被拜为郎中。不久又升为谒者、中郎、中大夫，一年中连续升迁四次，得到武帝的破格任用。
主父偃之所以上书一次即得重用，固然是因为当时汉武帝还是一个想有作为的领导人，但也是因为他善于游说之故。唐代诗人李贺《致酒行》中曾说：“主父西游困不归，家人折断门前柳”，讲的是主父偃西游长安追求功名时家庭生活的辛酸。实际上，主父偃经过广博的阅览，下层生活和人情世故的历练，对当时的政治走向有着准确地把握，所以提出的建议多能符合时代的潮流，切中社会的痼疾，故搏得了汉武帝的厚爱和信任。史书记载，他上书汉武帝“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由于上书的内容涉及当时的法制建设和与匈奴交战等热点，所以引起了汉武帝的极大兴趣。汉武帝视之为“相见恨晚”的能臣。
由于受到汉武帝的器重，主父偃积蓄许久同时也是被压抑许久的各种主张终于得到全面释放，上书言事更加积极主动。
为解决汉武帝对分封诸王造反的担心，主父偃提出要求诸侯在各自地盘上分封子弟的建议，由此促成了“推恩令”的颁行。开国之初，刘邦为了西汉政权的巩固，大封宗族子弟为王，结果形成了数量巨大的同姓诸侯王。这埋下了后来中央集权与诸侯王之间矛盾的伏笔。为顺利解决中央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许多大臣和政论人士都曾积极想方设法，出谋划策。汉文帝时，谋臣贾谊建议“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汉景帝时，大臣晁错认为与其晚痛，不如早痛，积极主张大规模武力削藩。可惜激发七国之乱，诸侯未削，晁错却被汉景帝冤杀。而主父偃借鉴前人的得失，对武帝提出了赫赫有名的“推恩令”。主父偃说，古时代诸侯的封地不过百里方圆，中央强大而诸侯弱小，这样就容易控制他们。但现在诸侯所占据在的地方，往往是十余个城市相连，方圆千里。平时没事时诸侯王骄奢淫逸，好为淫乱，弄急了则联合起来对抗京师。现在如果用法律强制削弱他们，必然会使其反叛，从而导致当年晁错那样的结局。但要注意到如今形势已经起了变化，那就是诸侯们一般都有很多子弟。按照过去的法令，只有嫡长子才能继承诸侯国王位，其他的子弟都没有这个机会。所以现在皇帝不如让这些诸侯把他们的土地也向子孙进行分封，如此一个诸侯国内就会产生若干小封地。这样一方面显示了皇帝的恩德，一方面也在实际上削弱了诸侯国的实力，因为诸侯国的子弟们也不是人心非常齐。
汉武帝一听，这个主意好，于是完全采纳了。当许多诸侯王封国辖区内凭空增加不少小的侯国之后，各诸侯王再也无力向中央叫板，长期困扰汉朝皇帝的诸侯王问题基本得以解决。“推恩令”，用和平的手段实现了尊崇皇权、裁抑王国的目的。
主父偃则乘胜提出，把在与匈奴作战中夺取的河套地区设置成朔方郡。他认为朔方北依黄河，土地肥沃，若在此设置城市，不仅可以作为出兵的据点，且能发展生产，直接补充军需，从而减省大批用于运输的人力物力。汉武帝采纳这一建议，在夺取的河套以南地区设置朔方、五原两郡，并筑朔方城，以内地民众十多万在朔方屯田戍边。事实证明，这一举措在汉对匈奴的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此举抽掉了匈奴进犯中原的跳板，解除了其对长安的威胁。匈奴当然不甘心失去这一战略要地，多次出兵骚扰朔方，企图夺回河套以南地区，但最终只是徒劳。
主父偃凭借自己的机谋才智，游说汉武帝解除了困扰其多年的两大麻烦，加上在立卫子夫为皇后和揭露、审理燕王刘定国谋反案中，又为武帝立下别人无可替代之功，汉武帝对他更加倚重。他在朝臣中的地位亦随之大大攀升，以至出现了大臣们都害怕主父偃那张嘴。
在主父偃落难之际，有“面谀”之称的丞相公孙弘趁机落井下石，其实也不是偶然的。在汉武帝面前，公孙弘一直是品行忠厚，谦让有礼。甚至在遭到同僚严厉批评时，他也表现得非常宽容。但在《史记》作者司马迁看来，公孙弘是个疑心极重的人，表面上宽厚，实际上内心阴险恶毒。凡是和他有过节的人，他都表面上装作关系很好，暗中却找机会报复。主父偃一年之中接连四次获提拔，成为皇帝身边红得发紫的人，公孙弘当然会把他视为头号敌人。因此，当他抓到主父偃审理齐王案件造成人命的把柄时，便下了狠手。
据说，在主父偃被捕到处死期间，从头至尾没有任何人替主父偃说好话。后人分析这种现象的原因认为，主父偃之所以在外一个朋友都没有，既有其为在皇帝面前谋得信任无意间得罪了几乎所有大臣的原因，也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主父偃未得志时人人弃之如敝屣，“父母不把他当儿子，认为他不务正业；兄弟们也不理他”。主父偃富贵后却门下宾客上千人，每次收贿行贿都以千金计。等到他被捕受诛，竟“无一人视”，唯有孔车为其收尸安葬。这种人情冷暖，主父偃其实早已看透。所以当其以齐国最高行政长官身份衣锦还乡时，“遍召昆弟宾客，给了他们五百两黄金”，然后怒斥他们：“过去我贫穷时，弟弟不给我衣食，宾客从不入我门。如今我在齐国为相，你们竟然到千里之外来迎接我。这种炎凉真是没有意思，所以从此与各位绝交，你们不要再进入我的家门。”当时主父偃这么做，既可能是一种报复，也可能是一种杜绝贿赂的策略。不过既然他如此看透世事人心，并曾狂言“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那么相信他死时心中也不会有所悔恨。要说悔恨，只能怪自己牵连了家人。
历史上的那些游说高手们，以对全盘形势、各方利害关系以及游说对象性格、所关心问题的深刻洞察，以言中要害，条理清晰，动人情感的游说，达到获得权力或财富持有者青睐的目的，从而发迹。当然，游说者要注意捡重要的人，重要的事，在关键时刻去游说。如果只是游说小事而得不到什么重大利益，游说又有何益？
时空对话
在有些历史书中，有人说主父偃发迹不是靠纵横游说之术，当他看到蒯通和主父偃并肩而来时，我不禁上前询问。
主父偃则回答道：其实《汉书·艺文志》纵横家就录有西汉的蒯通、邹阳、主父偃、徐乐等人的书。这不仅证明这些人是纵横游说之士，而且还反映出西汉前期纵横家之风盛行。游说之士致力于富贵，他们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或者为自己，或者为别人四处游说。在游说时他们善于抓住要害，吸引人的注意力；说到利害，令你毛骨悚然；说到痛快，使你颜色顿霁；说来说去，令人为其所用。事实上，历朝历代无论做什么的人，都多多少少要有一点游说功夫。即使是战国时口吃的法家大师韩非，对游说术也有非常深的研究，甚至对于游说国君的方法态度进行过仔细研究，对于游说成功和失败的原因他都有独到的见解。
而蒯通则以其一贯的超脱风格说道：“无论何时，游说之人都应尽可能多为百姓，少为某些集团的私利而去游说。对于熟悉历史的大清周培公来说，他同样希望游说之士们不要只想着私心，而是多像蒯通那样为百姓游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