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还不了解被捕的两个工程师具体都干了些什么，但可以想象，他们是按麦道夫的指令而为，在麦道夫如日中天之时，难道他们能违背老板的旨意吗？
10.华尔街精英脏话多头发少
华尔街有30多万人，基本上都是“精英”。过去中国人进华尔街很难，华尔街员工一般的收入比其他普通公司的收入高至少三倍到四倍，对于青年人特别有吸引力。
华尔街就像战场一样，证交所是挺典型的，每天开盘、收盘，每个人都在里面叫。我在纽约证交所做过八个月，天天是这个场景，起先兴奋，到亢奋，可后来非常心烦。
华尔街就是一个丛林，你需要把自己从兔子变成羊，再把自己从羊变成狼，要不然的话你就被别人吃掉。所以，每个人会不自觉地，变得特别凶狠，我就是个例子。
由于受够了，几年前，我从华尔街搬回到多伦多，好些朋友最近看到我，说我和在华尔街时候的脸相都不一样了，觉得比较温和善良了，在华尔街时拍的照片好像狼一样，目露凶光。
我想也没有那么可怕吧，只不过相由心生，一方面你要防着别人，一方面你要把自己变成狼。
再道貌岸然的人，不管哈佛大学毕业的人，耶鲁大学毕业的人，甚至哈佛大学的教授，说话本来都是很有教养的。奇怪的是，一旦进入华尔街，说话就开始骂人，而且是用最脏的字。这样的镜头你们在华尔街电影里也能看到。
这是挺好玩的现象，一开口就骂人，我刚进华尔街的时候，也没有做错什么事，老板一开口就冲我说那个字，然后再讲其他的。后来才注意到，这是他们的习惯性口头禅。
离开华尔街以后，好了，这样的话就没有了。可能这就是所谓的氛围，到了那里就要把自己变成那样的人，要不然你不能生存。
做交易员，做基金经理，做推销，所谓华尔街第一线，从早到晚像咆哮的狮子一样。
在华尔街，哪一天老板突然对你和颜悦色了，那就是要请你卷铺盖走人了。他骂你的时候你放心，说明一切正常。所以在华尔街不怕别人骂你，就怕他对你和颜悦色。
我总结出来了，他要对你好好地说话，那你就得走了，就是这样的。
我自己有过一次经历，有一天老板突然像变了一个人，就像菩萨一样，他打个电话过来，问我现在是不是有空，问我能不能到他办公室去一下。那老板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话，说话都是‘Come here’，都是很凶的，你动作稍微慢一点，他立刻就开骂了。那一天很客气地请我进办公室，然后就跟我说，对不起，因为公司业务不好，要裁人了，不是你个人有什么问题。
在华尔街被裁，是件太正常的事情了。
华尔街的精英们都是非常敬业的，我那个时候平均每天工作10～12个小时，美国人一般都是“朝九晚五”制，每天八个小时，中午休息一个小时。而华尔街的常态则是“早八晚六”制，有时候赶项目，每天做十六个小时，也是稀松平常的。
在华尔街，除了脏话多，另一个发现，就是头发多少和工作压力成反比。
十六七年前，我闯入当年华尔街的五大投行之一银行家信托。一天，我走进电梯见到同事理查，和颜悦色，很自然地跟他打招呼，问候他。没想到这位理查看着我，露出了疑惑的神情：我很好，但我认识你吗？我诧异他会这样问，我们在一起工作也有个把星期，低头不见抬头见，怎么离开办公室就翻脸不认人了？可仔细再一看，不是他翻脸不认我，而是我自己认错了人。我赶紧向他道歉，原来他的模样和我的同事理查太像了。他俩不但身材像，脸型也像，而最像的地方则莫过于他们的发型了，顶部都是光光的，越往下，密度也越厚实。对于这一类发型的人，我们私底下尊称他们为“地中海”。说起来这也是进入华尔街这一行所付出的代价。
出过一次“丑”后，我开始注意起周围的同事们，发现谢顶的人还挺多。在整个华尔街，光头简直成了一大景观。而头发的多少则和级别高低、工作压力成反比。最极致的光头要数前纽约证交所主席理查德·葛瑞索（Richard Grasso），他特别有个性，特别的张扬，颇具明星架势，当年他的“风头”要盖过好莱坞红星好几倍呢！因为华尔街证交所的开盘和关盘实况天天上电视，他的曝光率实在比明星们还高。
投行中最令人羡慕的交易员，每年的红包动辄百万美金，千万甚至上亿也时有所闻。而他们几乎清一色的光头。交易是一件压力极大的工作，要求交易员具有全面的市场知识、掌握金融工具和具备心理直觉。由于股市瞬息万变，交易员时刻高度紧张。交易更主要的是要求交易者对市场、政治和宏观经济方面有直觉感，洞察力，并在大多数时候作出准确的判断。好些人还要做全球套利交易，必须跟踪其他国家的股市，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长年累月他们的头发能不掉吗？而当毛发稀少，到了要靠“地方支援中央”时，就索性剃光，跟明星似的更cool了。
真可谓“千金一发”啊，而这正是华尔街的亮丽风景……
正是脏话多，凶狠，加上干活多，头发少，所以，华尔街人收入比一般公司员工都高个几倍，但是付出也是两三倍，甚至更多，因为资本家毕竟也不是慈善家！
11.很悲催，中国人在华尔街不抱团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随着华尔街电脑、衍生证券化，使大批“物美价廉”的中国留学生，进入了原先由白人独领风骚的世界——华尔街，从事电脑软件和衍生证券的模型研发，当年的纽约时报上还曾大幅报道过。渐渐地，擅长电脑、数学的印度人和以俄罗斯人为主的苏联人也随后跟进。没几年，中国、印度和苏联人，在华尔街形成了三大群体，占华尔街总人数的25%。但有所不同的是，印度人和苏联人擅长团体作战，而中国人则倾向于单打独斗，不抱团。
近两三年，华尔街可谓血雨腥风，哀鸿遍野。几乎每家银行都成了“总裁”——总在裁员。我的朋友和熟人中，有三十来人丢了工作。这要放在过去，找一份新工作只需两三个月，薪水往往还朝上涨。如今裁员滚滚，招人的公司却寥寥无几，僧多粥少，找一份华尔街的工作简直难如登天。迄今为止，那三十来人中，只有七八位朋友有幸又谋到了新的职位，但薪水大幅缩水；另有五位朋友在其他城市找到了工作，搬离了纽约；还有几个加拿大籍朋友回到了多伦多，还有几个海归中国；几位年纪大的索性退休，剩下的几位依然在苦苦地找寻着。
前几天，其中一位朋友给我来电话，谈起找工作的近况。他绝望地说，每一次面谈第一轮感觉都不错，但第二轮面谈总被刷下来，究其缘由，竟然是因为自己不是印度人，也不是苏联人！
他一说我立刻明白。华尔街第一轮面谈，通常都是人事部门或未来的顶头上司先约见，这些行政主管或者项目经理大部分是白人，只看应聘者是否符合要求、是否顺眼。而第二轮面谈，就轮到技术主管或者部门的技术骨干来考问了。中国人去应聘，白人这一关轻轻松松就过了，但第二轮如果是印度人或者苏联人，他们便会“朝死里整”，届时向经理说声这个人不合适，中国人便自然出局。有一个华尔街软件公司更为离谱，我朋友去第二次面谈时，见到一个俄罗斯人、一个乌克兰人，他们直截了当对他说，你不会俄语吧。我们这儿的软件是用俄语写的，你看不懂的。
其他朋友也都碰到类似情况。
印度人不甘心只做普通技术或业务员工，他们的眼睛还会紧紧地盯住管理阶层。在华尔街，一旦一个印度技术业务高手进入一个部门，就再招聘两三个助手，也是印度人；新手一两年后出头，然后再带新人。于是，他们就像搭人梯那样，渐渐地向上升，到后来，最早进去的那位当上部门经理，甚至更高位置，便掌握了整个部门的用人权。过不了多久，他的下级中印度人越来越多，并逐渐把其他族裔的员工排挤出这个行业。所以我们中国人找工作去面谈时，只要见到印度人心里就会嘀咕：“肯定没机会了，印度人不往死里整你，是绝不会罢手的。”因为，他们一定要留住这个位置来安顿自己的同胞。
现在，华尔街的每个房间里几乎都看得见印度人，有的公司食堂里居然开始提供印度餐。难怪街上流传这样一种说法，上半句是：“一个印度人做了头儿，第二年他手下全是印度人。”下半句和我们中国人有关：“一个中国人当了头儿，第二年他周围就剩他自己了。”这话虽然不动听，却一点儿都不夸张。讲一个我自己跳槽找工作的故事吧。
多年前，花旗的投行所罗门美邦（Salomon Smith Bamey）招人，那时花旗如日中天，我觉得机会非常不错，立刻申请，不久就得到了面谈的机会。安排我前去面谈的猎头名叫韩伍，电话里我们只简单地谈了几分钟。猎头们一天起码拨打百八十个电话，又要写电邮安排双方见面的时间、地点、人名，忙得恨不得连脚都伸上来帮忙。那晚我已经上床了，韩伍来电话，语气语调极为亲近，他说一看我履历上的名字便知我是中国人，并告知他是越南人，绘声绘色地向我详细介绍道：“我的头儿一看你的履历，就觉得你是非常有希望的候选人。你以前的经验符合他们的标准。而且你要去的那个组，头儿也是中国人，苏博士，技术水平相当高，去年升上去的。你们背景相似，都是从中国来的……”
那天，我怀着与韩伍相同的愿望去了花旗，第一轮面谈采用“Panel Interview”的形式，也就是和几个人同时面谈，共三个组员，一个老美，一个印度人，还有一个中国人叫山姆。由于有一个老美在场，那个印度人比较“客气”，这一轮谈下来双方感觉都挺好，韩伍兴致更高了，立刻又安排了第二次面谈，见组长，也就是那位苏博士。去见苏博士的前一晚，韩伍又在我临睡前来电话，我好奇地问他是不是还在公司忙，他回答是，不忙不行啊。我们“同病相怜”互相安慰地聊了半小时，他说：“听苏博士讲，别的猎头给他送去一个老美，我们觉得你的希望还是最大，你的实力强过那个老美。”我自己也信心满满，花旗那个位置的业务领域是我熟悉的，而使用的技术更是我的强项。
第二次去花旗早到十五分钟，我在会客室坐等得不耐烦，伸出头去四下张望，见到了前一次那个叫山姆的组员，他正巧来到门口冲咖啡。看到熟悉的面孔又是同根同种，我自然地流露出一副热乎劲儿，刚跨出一步想同他套近乎。奇怪，没想到他看到我跟见了鬼似的，立刻慌里慌张地躲开了，简直莫名其妙！不过，那位苏博士组长倒还好，他浑身散发着书生气，跟我想象的差不多，我们谈得不错。
那晚我等着韩伍的电话，我估计他会安排第三次面谈，去见花旗的部门经理，可电话没有如期而至。第二天中午我正吃着午餐，听到电话铃声，我将一口还来不及下咽的饭吐在盘子里，急忙去接听，是韩伍！他开口便质问道：“我真搞不懂你们中国人，太奇怪了。明明你最适合那个位置，苏博士却说你不合适，我逼问了他半天，他说顾忌到如果手下再聘用一位中国人，有抱团儿的嫌疑。我的头儿听了之后气坏了，这算什么理由？好端端的一单生意弄丢了。”
我很失望，更无力回答他的问题。抱团儿工作是件好事，中国人为什么要自我心虚？我们中国人如果在外面都不帮自己人，特别在当下艰难时刻不“抱团儿取暖”，那还指望谁来帮你呢？
这次华尔街的大裁员，更使得中国人大量流失，那电脑软件系统和衍生证券模型原先的三分天下，不久就将成为印度人和俄国人的地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