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家鑫案的悲剧延续得很长很长。事到如今，我们也可以大方地看看：暴民的形成。暴民有三个前提：其一，暴民必是愚民，受愚弄或主动被愚，总之不过脑子；其二，暴民都是可怜人，其情也哀，然而越是不幸，越作可恶的隐患。张家人是受害者、可怜人，那些伸长了脖子看杀人的没有一个达官显贵，都是老实巴交、受尽了欺压的底层民众。他们在被杀者身上找到情感的补足，以及现世遗憾的报应转嫁。其三，暴民是一群人，这一群人要有旁观者才暴得起来。义和团的旁观者是慈禧老佛爷，张家人的旁观者是那个后来被揍了的律师。暴民的暴行本身也是一种表演，需要观众的呼应才能确认快感和满足感。
写于英国Swansea
2012年2月9日
够不着的道德，如何真正感动中国
过去年年要看《感动中国》一类的颁奖会，抱着电视流几滴泪，仿佛自己的道德也拔高了。今年在国外读书，错过了所有类似的盛会。我的西人室友们来自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加拿大等地方，我问：“贵国有没有道德模范的评选？”“道德？”他们非常不解地看着我，等我解释下去。“Ethics？Morality？Virtue？Mqorality？”我用尽了脑子里“道德”的翻译。“不懂。没听说过。”他们非常不解地看着我，等我继续解释下去……
道德在中国是“上层建筑”，是对人额外的要求，在我室友们的祖国，道德如吃饭、睡觉一样，是不大需要单列出来记忆或纪念的东西。当然，东西方对道德的理解很不一样，但交集还是主要的，即所谓发扬人性中善的成分。我们似乎更重视道德，他们连像样的道德模范的表彰活动都没有。结果如何呢？中国的确能涌现一批“大好人”，其道德光芒之耀眼足以点燃我等草民的羞怯之心；西方国家遍地是“小好人”，不需要你仰望，他们是你的邻居、是你路上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是巴士司机、交通警察……
除了这些“大好人”，中国更多是道德上的“庸人”，不会主动作恶，也不会主动行善，小心翼翼地出没在自我量定的道德城墙内，轻易不出城，对城外的动静忧惧而漠不关心。另一些人是道德上的败类，为攫取利润，无所不用其极，以致于不得不重新评定常识，“在食品里下毒是不对的”，“医生要先救人，剩下的再说”，“老太太摔倒，先掌握规避诬陷的确凿证据，再上去扶”……道德败类越多，“大好人”群体流失的越厉害，一些潜在的大好人不再做继续行善的努力，直接投奔道德庸人而去，道德庸人的队伍越见庞大。当然，城墙越来越厚，人与人之间不再相信彼此，不再串联感情。我们不断需要摆出一些感动中国的人物，以唤醒最起码的礼义廉耻，从而提示底线的存在。
也有人说：《感动中国》之所以感人，是因为社会存在太多缺陷，小民与黑洞的搏斗充满了悲壮感。当然也对。而道德本应用于周济社会发展不到位而形成的饥饿带，以精神力量暂且混充物质上的缺口，如今却不停被唤出来提醒底线、拯救常识。让杀鸡被迫也用牛刀。
某种意义上，《感动中国》是展览道德的“国博会”，我们纷纷从各自的城墙里探出半个身子，端着望远镜参观、叫好，正如同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遮羞布一样。极少数的大好人通过《感动中国》被自我割据的看官膜拜到，好人也算得了善报，而无数没有声音、没有样子、没有名姓的大好人永远不会从塌陷的社会浮出来，抱着电视掉几滴眼泪，我们会陷入深深的沮丧。杨善洲是个好人、好干部，扎根大亮山，义务造林22年，临死之前，把价值3亿元、56万亩的林场无偿捐赠给国家。比杨善洲还要扎眼的可能是他“云南省保山地委书记”的身份，捧着这个老人的事迹，我们会疑问道：其他的地委书记在干什么？当看了一圈，只有杨善洲的时候，杨善洲不如不出现——“蝉道林愈静”。
深层的原因，文化上的原因：我们对道德拿捏失当，千年以来如此。我们在不断堆砌着道德的层高，而疏于检查它的地基。不断沉醉在偶尔出现的道德偶像里，而置民众的道德底线建设于不顾。其实，翻开历史，老百姓的注意力在生存上，皇家贵胄的注意力在权力上，只有一些百无一用的读书人在埋头修德，如同一群鸽子被人骗进笼子，以孔孟之道饲养，直至摇头晃脑、心无旁骛。统治者一看，是时候了，从笼子里拿出来，擦干净毛色，好做教训百姓的榜样。百姓大都翻翻眼，骂声“傻”，继续各干各的。权势人物带着道德假面，读书人牺牲肉躯做他们的道德大棒，苍生黎民洗干净头顶，等着挨“爱心棍”。
而哄抬道德的效果历来可疑。数量上看：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节妇和烈女？翻翻史书，再翻翻地方志，可以负责任地说：孝子和忠臣实在不多，只有节烈的妇女能数出一大卷以至几卷。鲁迅先生感叹：“孔子之徒的经，真不知读到那里去了；倒是不识字的妇女们能实践。”更稀松平常的是：士大夫以“气节”自励，然而在闯贼攻陷北京时，三千文武官员，死节殉国者只有二十余人，其余争相归降大顺朝。类似地，为满人运筹帷幄、冲锋陷阵的功勋之臣，基本都是投降过去的汉人。这些人在明朝毫无能为，一旦投降过去便如虎添翼，平空长出无数本事。
质量上看：我们自古讴歌的道德模范，果真推动中国历史朝好的一面前进吗？换言之，中国历史的走向是道德模范决定得了的吗？还是鲁迅先生的话：“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戴名世痛责明末的“清流派”：“呜呼！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诛哉！”道德上优越感极强的人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唯一擅长的是拿自己的人格作秀，更有甚者，如史可法，精心设计自己死社稷的仪式，多铎倘不逞野兽之快，怎能给这号人物留下千古芳名？
我在刚上初中的时候被要求做好事，不仅做好事，还要汇报给班干部，一礼拜达不到某种标准就要受到惩罚，怎么办呢？只有造假。道德被抬出来定义人格，破坏它的后果是全面被否定，怎么办呢？假学雷锋，假当好人。它被擀成一层极薄极薄的水雾，蒙在一切无耻行径之外，我们远远地认出来，就放纵无耻的发生，不会追究它下面都是什么，也不会担心它包藏的邪恶一旦外泄、一旦恬不认账，我们能拿他怎样。“这种缺德事，没人会干吧？”——真有人干了，干了还一副死不要脸的架势，我们就没辙了。所以，当皇帝如朱元璋，臣子是无解的；张献忠，神也无解。
中国人把道德看得太沉重，它混合了乡俗、律法、家规、伦常、礼仪，不停有人给它增加负担，以至于“有德”便是“有一切”，而“无德”便作一无是处看待。道德的要求被拔擢得太高，为了适应它的口径，我们进化出一大团虚伪。
事情走到今天，不必要再加高道德的危楼，顶上站几个大好人，底下是一片庸人，地下室里躲着一群败类——人们想要在这样的社会得到安全感和安慰感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把见不得光的吸血鬼赶出地下室，把楼顶上的人恭敬地请下来，用以改善庸人的队伍，让他们既没有超道德的压力，也没有跌破底线的担忧。一味哄抬道德模范，只会加剧民众的沮丧和国民性的虚伪。
这本质上还是一个说小话、办小事的工作。八荣八耻喊出来，越是口头上炫耀八荣的，背地里越耽迷于八耻，他们的心思不过是：反正这样的道德够不着，跌到底了算。那就让道德被够得着吧。如何去做？我不知道。你可以说我光说不练，我要承认：换我去推动的话，情况并不比现在更好。
如何去做太难了。我也只看到问题的艰难性。有朝一日我们做到了，中国人就会由旧地球的文明人变成新地球的文明人。可能需要几代人，以变中国人说话的毛病，想问题的急躁。底层的自觉不易等待，而官方的引导总也不对路数，越引越偏；严刑峻法不适用于灵活的中国人，再怎样铁板一块，都能钻得出空子；宗教性的宽容不适用于没有原则的中国人，残酷竞争的环境决定了我们对自己很宽容而对别人不宽容。如何去做？我真的不知道。
中国总需要一系列脱胎换骨。今天的任何建设、任何成绩都是积极作为的结果，一些不满意的事固然缘于干预过度，而多数因为还没顾及。很反对一些人乐观地说：我们处在历史的顺风航道上。即便真的有顺风这回事，行船越快，越要增加凶险。
写于英国Swansea
2012年2月7日
柯达死掉了，书还能活几年呢
“柯达之父”乔治·伊斯曼自杀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亲爱的朋友们，我的工作已经做完，还等在这里做什么呢？”这个为孤独和疾病而折磨多年的老人，在向朋友们宣布完遗嘱后亲手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柯达公司继承了他的孤独，冥冥中也继承了他的死法。
柯达公司将最后一卷Kodachrome送给了美国摄影记者史蒂夫·麦克里。在史蒂夫40多年的记者生涯里，他用这款神奇的胶卷拍摄了超过80万张照片。Kodachrome的最后舞步定格在美国帕克森墓地。史蒂夫对准墓地里的雕像，轻轻按下快门——沉重的帷幕放下了，在这个目无神圣的时代，实际上并没有敲打出多大的声响。雕像上恰好摆着红色和黄色的花朵，和胶卷包装的配色一模一样。“这名士兵的雕像望向远方，他好像是在回顾过去，又像是在展望未来。”已经60多岁的史蒂夫说：“Kodachrome，一个胶片时代结束了，就像是短暂的生命，它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任何一种谢幕，无论它扮演过邪恶还是高贵，告别时刻总是悲壮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柯达曾以相同的热情、流动的创意记录了不同人生的一颦一笑，比柯达的谢幕更有悲壮色彩的可能是几年、几十年后纸质书籍的谢幕。柯达死掉后，我问了自己很多次：书究竟还有几年可活呢？
西方大学的课堂上，学生熟练地操作着平板电脑，提交作业、检索文献、阅读刚下载的电子书——这些电子书，包括最新的通俗读物、经典学术著作，甚至前一秒刚刚上传的考试答案。“西洋景”逐渐在中国的课堂上蔓延，甚至政坛上蔓延。某些地区组织干部开会，不再派发签字笔和笔记本，直接下发ipad，变相送礼也好，为回收再利用考虑也好，这是一个趋势，而不仅限于某某现象。
人类历史上称得上“创造”的时刻很有限。工具革命构成了其中的大部分。一方面，工具直接影响知识的容量和爆炸半圆。古人讲的“学富五车”没有什么了不起，竹简装满五车，可能和今天的一摞纸质书不分高下。一方面，工具直接决定了知识的表达方式。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最主要的原因是书写不便，一部《老子》不过五千余言，四书五经凑在一起，篇幅不如今天的一卷侦探小说。
且不谈不同工具被赋予的艺术想象和内在的文化沉淀。一种工具取代另一种工具的紧迫度完全在于两种工具使用上的真实距离。距离小的话，紧迫度不高，变迁是缓慢的，两种工具会长期共存。如今天的平板电脑和纸质书，纸质书本来就很方便、价格也便宜，而平板电脑仍然是罕物和奢侈消费，纸质书势必还有一段时间的活头。另提一句：从知识产权的保护上看，纸质书载体的保护体系已近完备，而电子载体的保护体系仍在初探阶段，学理和实践上的争议不断。
距离大的话，如木牍竹简之于纸张，变迁要顺遂得多。纸张大行其道之后，对原有书写材质的使用局限于个别人的个别范畴，如今天我们在书店里仍能买到刻在竹简上的精装古籍，没有人为了阅读而购买，在于更高层面的艺术价值。
如此看，纸质书的前景还不错。事实并非这么简单。材料使用的距离固然是一方面，社会思潮以及人的习惯的变迁在今天更影响着书的生存。受市场驱使，技术革新疯狂对飚，书在印刷和排版上的上升空间极其有限；一些电子产品的工业设计直逼艺术品，书的艺术魅力也相形削减。目前看，唯一打得出的对对胡就是人们的使用惯性和部分学者鼓吹的书籍对思考深度的影响。
这其实完全是误会，或一厢情愿、善意欺骗自我的做法。书籍对人的思考深度没有必然的影响。且不论人类最伟大的一批思想者基本都是天才，自发觉悟，无需点拨；即便像孔子这样言必称师古的学者，如此讲学问的渊源，其实也没多少书可读，也没读过几本书。今天恐怕没有几个人自称比亚里士多德、孔子这些人更有思想深度；何况古埃及、古巴比伦的天文学、数学研究相当了得，那个年代甚至连数字的使用还不普及，更谈不上参考什么文献了。我们不惜以最谄媚的文字赞颂开拓者，赞颂那些把“0”变成“1”的人。可见书籍固然影响思考，但绝不是必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