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旧时陪嫁何其多
送嫁妆，即发奁。近代多流行于汉族某些地区。陪嫁由女方自备，其种类可分为铺陈、摆设、日用等物品，因世俗视嫁妆多寡而论新娘身份高低，故而一般人家不得不倾其所有，大事铺排，以争体面。陪嫁物多为衣服、蚊帐、被絮、澡盆、脚盆、洗脸盆（架）、提桶、木箱、木柜、屉桌、大桌大椅、小桌矮凳、火盆、木炭、茶具、餐具等，多者可达十余抬。为显丰厚，大件为2～4人共抬，小件也要2人合抬。由于物多人众，所以队伍浩浩荡荡，蔚为壮观。富户大族多有陪送田地、山林者。贫寒之家亦有由男方备办一部分陪嫁，事先悄悄送至女家，过礼之日再一同抬回男家的习俗。由于陪嫁丰盛，民间俗有生崽满堂红，生女一场空”之说。
旧时北京地区，女家收到男家的定礼之后，即将送来的龙凤喜饼、茶食点心分成若干份，装入食盒，给七姑八姨等近亲好友送去，告知陪送妆奁的日期，表示邀请。对于一般朋友，仅送去一张请帖就可以了。上书：“谨詹于×年×月×日为小女××于归之期，敬请阖第光临”等语。凡收到礼品或请帖的，都要届时送些礼品，给姑娘买些嫁妆，如衣料、首饰或鞋袜等物，谓之“填箱”。也有的送些礼金，装在红封套里，上书“奁敬×元”。
女子出嫁要陪嫁，奁具名目繁多，其丰俭因女家贫富而异。1924年6月，顾颉刚先生在北大《歌谣》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罗列了光绪十五年（1889年）苏州地区一场婚礼的“奁目”：铜、锡、瓷、牙、竹、木各式器具齐全，粗略统计，有箱子四只，面盆、脚炉、茶炊等铜器二十四件，汤盅、酒壶、茶瓶等锡器四十一件，茶碗、大盆、汤碗等瓷器一百三十五件，箱橱、妆台、浴桶等木器五十一件，丝箩、提篮等竹器六件，另有团圆镜等各式镜子、象牙筷等牙器及床上用品等多种。顾颉刚先生说：“这原是苏州最起码的排场！要是现在中人以上之家再照这样办，一定要给人家齿冷了！（因为这里用四只衣箱，名为‘四只头’，现在差不多没有了）。”
顾颉刚先生写这篇文章的年代，距离光绪十五年已有35年的时间，苏州人备嫁妆的情形又有哪些变化呢？顾颉刚先生紧接着又描述道：
现在“四只头”的排场，除了清寒的人家可说没有。刚到水平线的是“赤脚两裙箱”，所谓“赤脚”，乃是没有榻床，没有圆炉火，仅仅有两裙箱而已。从赤脚两裙箱进一步，是“两裙箱”，有圆炉火了，有榻床了，榻床上有显被了（显被是发嫁妆时放在榻床上给人家看的，起码六条）。再高一点，裙箱之外更有一口衣橱，或两口衣橱通常是有镜子的）。从两裙箱的排场更进一步，是“红木两裙箱”，以上所说的东西用的木料，都是榉木，这便用全红木了。用了红木两裙箱，于是显被要多些，从八条、十二条，至十六条都有；一个榻床放不下，就用两个榻床。裙箱、衣橱、榻床、显被的程度都高了，也需有别的东西陪衬才好，所以有“银桌面”，杯壶碗箸都足银器，放满一个八仙桌（八个人坐的桌子叫八仙桌）。从红木两裙箱再进一步，是“红木四裙箱”，自然是更讲究了：显被多至二十条，银桌面多至二桌，衣橱也跟了裙箱之数而为四座。从以上这种情况看，要嫁个女儿出去，确实不是易事，难怪当时有人要将女儿称为“赔钱货”了。
过去在湖北天门一带，女方陪嫁有“一堂一房”的规矩，即堂屋和洞房家具均由女方陪送，而男家过礼则需“整猪整羊”。于是，“一堂一房”、“整猪整羊”成为当地小康之家过礼及陪嫁的标准。京山一带陪嫁，除居家用品之外，还流行陪送风车、水车、锄、镰、耙等农具。在公安等地，陪嫁中必有八把大交椅，专置于堂屋，以示娘家气派。随州习俗，嫁妆有三件头、四件头、五件头之分，每件均为双数，各件均系居家用品。竹溪一带则分为三抬、四抬、八抬乃至二十四抬，当地有“八抬猪，八抬羊，八抬嫁妆送姑娘”的俗语流传。
2.陪嫁品种有演变
新中国成立以后，传统的重嫁妆的观念和习俗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只是在五六十年代，物资供应极为紧张，条件较差，许多机关、事业单位都实行供给制，“彩礼”、“嫁妆”根本无从考虑，往往是两只单人床一并就成家了。即使在农村，多数青年男女也不刻意追求物质条件，有了最基本的生活用具就可以了。购置嫁妆的费用仍是由姑娘的家庭支付的，但姑娘多年来靠自己的劳动，已为家庭攒得不少收入。如果新娘是在国营企业或是公社劳动成员有固定工资收入的，在父母同意的前提下，她会把工资的绝大部分用来置办嫁妆。在一般工人或农民家庭，嫁妆的内容和数量和新中国成立前通行的标准差不多，主要是个人生活用品，但是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是新的，装在两只木箱里。“嫁妆”已经成了男女双方为打造婚后小家庭生活，各自所作物质准备的代名词。
70年代情况有所好转，尽管一些紧俏商品仍凭票供应，但已开始进入寻常百姓之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重嫁妆的传统风气又开始抬头。奁目”是一个时代生活水准的最直接的表征。当时有“三转一响三十六只脚”的说法，结婚成家要准备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即所谓“三转一响”，还要准备双人床、衣柜、衣橱、床头柜、梳妆台、写字台、方桌及四把椅子，这些家具总共有36条腿，即所谓“三十六只脚”。即便是在北京郊区农村，嫁妆也讲究有“八条腿”，指的是大衣柜和五斗橱这两件大家具。此外，还有电视机、冰箱、自行车、大座钟、手表、电扇、餐具、花瓶、瓷茶具、桌布、玻璃杯、化妆品、成箱的衣服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男方家庭事先给了女方一些礼金，使她有可能提前买到这些在农村里显得很阔气的嫁妆。
陈勤建先生曾三度参加上海郊区一亲友嫁女。1979年嫁女，农村经济刚刚恢复，嫁女花费1500元：计有自行车、缝纫机、六条棉被和其他床上用品。1981年二女儿出嫁，花费三四千元。到1984年三女儿出嫁，大衣橱、五斗橱、沙发、自行车、电扇、洗衣机、电视机，应有尽有，外加十条彩被、两条鸭绒被及其他床上用品。嫁妆摆堂，整整放了两屋子。据说因电视机是黑白的，还特地在嫁女箱柜中放上数量可观的压箱钱。此事在当地热闹了几天，但纪录很快被打破了。一位卖葱姜的女儿出嫁，专程从市区叫了两辆出租小轿车，越过黄浦江，在乡镇上兜风，酒席摆了三天三夜，嫁妆光彩被就有 条。要知道，这不是家招女婿，男家排场还没有算上。
对这种嫁女讲排场的奢华之风，众人有议论，政府也三令五申，可就是禁不住。有些人尽管对这风气颇为不满，言有微词，但轮到自己女儿出嫁，也会这么干。这是为何呢？陈先生说：
这是民间习惯上的继承法在作祟。国家继承法规定，子女不分男女都有继承父母财产的同等权力。可在现实中，并非如此。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女性在习俗中仍没有这种权力，或者说，慑于习俗势力，女性一般也不提出这等要求。上海郊区农村也不例外。但是，上海郊区，经济较为发达，收益一贯比较好。女性刺绣等副业的收入在家庭经济中占较大比重，妇女实际地位不能等闲视之。而妇女本身随经济实力的加强，在财产分配方面越来越要求有自己的权力。可是按传统观念，嫁出去的女儿，是人家的人了，怎么可以再回到娘家分财产呢？变通的办法，是在嫁女时，尽可能地多置嫁妆，以弥补因习惯继承法未能继承的那部分家财，另外，也可抬高新媳妇的地位，使她在新的家庭中有更多的发言权、自主权。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嫁女高陪嫁之风。
在浙江、杭州一些地区所有的嫁妆中，一只红漆马桶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几乎是头等重要的。马桶叫做“子孙桶”，用马桶作象征物，显然一是因为它与生殖器官常常接近，二是因为这个桶状的东西与妇人的孕育器官和生产通道相似。马桶中要放进枣子、花生、桂圆、栗子、荔枝，取“早生贵子”、“五子登科”之意，还有的用五只红鸡蛋放入马桶，亦取“五子登科”之意。送子孙桶”不但是祝愿男家早日生子，而且男家亲友中如有久不生子者，也可以向主人要“子孙桶”中的红蛋和喜果吃。据说，吃了很快就会有喜，就会生男孩。
3.“发嫁妆”仪式多情趣
许多地方俗规嫁妆不能称“送”，以避送上门的货不值钱”之忌，故俗谓之“发嫁妆”。发嫁妆，是展示女家风采的最佳时候，故各地都盛行张扬和炫耀，流行着“亮嫁妆”的风俗，有些地方说是“摆架子”。
广东人发嫁妆的情景火爆异常，铺张奢侈，炫耀而繁琐。出嫁前一天，女家就将嫁妆发到男家，做嫁妆的工钱由男家支付，曰“搬嫁妆”。豪门送奁，用大灯笼上写明“×府送奁”或“×府双喜”字样，向仪仗店雇佣人夫，将所有妆奁一一用红绳拴牢，或置于下柜用以载乘物品，形同方桌）上，或以食箱盛载，或担或抬。嫁女的妆奁，应有尽有，厅房中的家什、床上用品、衣服箱柜、厨房用具、便溺洁具、香案锡器，样样俱全。别具一格的是与嫁妆同行备有一份《奁仪录》，上面将所有陪嫁之物一一列录，以示慎重，丝毫也不怕繁琐。男家收到嫁妆，要对照奁仪录件件清点，并必须回一张“敬贮佳奁，禺子婿某某载拜”字样的红柬帖。奁仪录》以绫裱面，起首二页是洒金红纸，其余每页都是红纸印金色间行。首二页通常写着“荆钗裙布”或“荆布家风”四字。再后是分类：锡器、银器、家什、顾绣、玻璃、花瓶、镜屏、时钟、箱笼、床铺被褥、卫生洁具等。豪门大户还有屋契、田契、当押招牌及侍婢等等，小户人家也有谷箩、米箩、食箱、刀剪、秤尺等。
浙江金华、东阳一带，在迎亲日发嫁妆。喜日清晨，女家便把所有的嫁妆就一一搬到场院，从木制家具到竹器制品，从生活用品到家用电器，统统用红绸捆扎，上面放上松柏、万年青、红绿纸屑，扎成抬扛，排成队列，然后燃放爆竹，众乡亲闻声赶来围观评议，热闹非凡。吉时一到，媒人带领着男家派来的迎妆队到来，先将男家委托她带来的利市红包送给女家，以支付给女家掌厨、烧水、梳新娘头以及打发乞丐，再送上猪心、红烛等礼。这时，女方才举鞭炮，让嫁妆起程，发往男家。有趣的是媒人要肩扛数根翠竹，谓之子孙竹”，在前领路，一路不停地放着鞭炮，张张扬扬、浩浩荡荡地前往男家。在湖州一带，当女家把嫁妆发到男家后，由男方根据嫁妆的多少，包行嫁包”给扛嫁妆的人，然后把嫁妆件件摆开，陈列于堂屋中，放鞭炮，招呼亲友、邻里都来观看，俗称“亮嫁妆”。
说起“亮嫁妆”之俗，以广西荔浦一带最为奇特。按当地俗规，亮嫁妆在洞房内进行，俗称“开嫁妆箱仪”。仪式在婚宴后，新人敬茶完毕后举行，由舅爷（没有舅爷的由伯爷或叔爷代替）主持。准备开箱前，舅爷高唱：“左边箱，右边箱，金子银子亮堂堂。”唱毕，打开箱子，一边拿出箱内的物品，一边高唱嫁妆名称。拿一件唱一声，每拿出一件东西都随带出一些撒在箱面上的纸钞、硬币，哨哨落地，满屋飞扬。在围观者的“喔！喔！”声中，洞房里呈现热烈的气氛，显示娘家的富有。舅爷把拿出箱的嫁妆交给一位专门接物的人，在洞房的床上、桌上、地上一一摆开，让众人观看一番，以示体面。箱中除值钱的细软之物、手工绣品、衣料、日用品外，还有几样必不可少的陪嫁物：一小扎火柴，一小包食盐，一小瓶油、醋、酱，以示新娘勤俭能干，治家有方，同时炫耀娘家陪嫁齐全，吃、穿、用样样不愁。
娶媳妇要发嫁妆，招女婿照样也要发嫁妆。陕南一带婚嫁中嫁妆均由女家操办，但在“迎新郎”时，就由男子带着嫁妆到女家。男子“出嫁”时照例按俗摆架子。在起程前将嫁妆摆开放好，请宾客们观赏评论，俗称“摆礼”。在“摆礼”时，双方还要说“四言八句”，新娘说：“麻雀虽小，肝胆俱全，穿戴衣帽，样样件件，虽不够如意，却也不失体面，请亲戚朋友，都来观看评点。”新娘说完，新郎母亲接着说：“山高水不断，开亲整一年，花红绿叶垫，儿媳操心又花钱，礼物整洁美好，儿子福份不浅，有啥不周不到，请大家多包涵点。”也极尽炫耀之能事。
上海南汇一带，在迎亲日前一天发嫁妆，有“填箱”之俗。按当地俗规，新娘的红绿被须由嫂子缝好，父母把陪嫁给女儿的被头、土布、衣服、头巾等一一递给阿哥、阿嫂，由嫂子打成铺盖放到嫁妆箱中，以示这些东西都是哥嫂同意后陪嫁给女儿的，以免日后家中产生矛盾，谓之“填箱”。然后嫁妆置于堂屋，点上红烛。男家迎嫁妆的人来到后，先付女家请各种师傅的开销，而后由阿舅开始发嫁妆。首先发一只子孙桶，发时说：“一眼眼破家牲椰拿仔去（即一点点破东西你拿去吧）”，然后大家才能动手搬嫁妆。有趣的是，按当地俗规，嫁妆一不能挑，二不能抬，也不能扛，一律用手拿。拿了嫁妆出门后一定要朝东南方向走，半路上嫁妆不能转手又不能停，而且明显很轻的物件也要装出很重的样子；明明不远就到的，却偏偏兜远路走，俗称“兜青龙”，其实是炫耀炫耀，故意“摆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