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不仅继续甲骨的搜集，而且对甲骨文的考释研究有了深入的进展。1927年他出版了《殷墟书契考释续编》。这部著作是在1915年《殷墟书契考释》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他逐字精密地审核每一个甲骨文，尽量用字形的比较和偏旁的分析，将甲骨文字清理出来，为以后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该书较1915年初本时多释甲骨86字，达561字。罗振玉遵循“由许书以上书古金，由古金以上窥卜辞”的研究方法，即参证《说文》改释甲骨文，又不为《说文》所束缚，认出一批与《说文》字形不同的甲骨文，反过来纠正《说文》的谬误，这较前人的研究更是高出一筹。他指出考释文字应注意卜辞辞句的通读和分类，并且在书中通读出卜辞1303条，共分9类。而且还是他率先将甲骨文中的王名与《史记·殷本纪》中的王名勘校，“于刻辞中得殷帝王名谥十余”。该书中不仅有罗振玉考释甲骨文研究的成果，也尽量吸收了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贡献，既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研究水平，也标志着初创时期的甲骨学进入文字考释阶段。
五、与收藏家和国外学者的交往
天津很早就有集藏活动，到清乾隆年间，形成了古物集藏的第一次高峰。天津藏家安岐以他丰富精美的藏品和关于收藏的著述《墨5汇观》享誉全国收藏界；水西庄查氏父子也是这时期收藏家的杰出代表。清末民初，天津因独特的地理、经济、政治环境，聚集了众多军阀政要、皇亲国戚、富贾豪商，他们中许多人喜好文物，大量的古物随之汇集津门，形成了传世精品宏富、收藏家众多的收藏新局面，是天津文物集藏的第二次高潮。
罗振玉除与李盛铎、王襄等著名收藏家交往外，还与许多收藏家有所往来。1919年5月中旬，罗振玉抵津的第二天，便拜访了方若等人。方若（1869—1954年），浙江定海人，原名方城，字楚卿，改名方若，字药雨。作为天津著名的金石收藏家，方若与罗振玉早在辛亥年间就已相识。抵津后的拜访中，罗与方少不了向对方炫耀自己的收藏。这时，罗振玉见到了方若的“玉制之贝”，并认定其为“三代物也”。在津期间，双方交往甚密。罗离津前，方向罗展示了吴大澂手书《续百家姓印谱》。1916年罗振玉曾收藏该书，两相比较，罗发现方展示的是有注本，为定稿。这一故事被他记述在所藏《续百家姓印谱》中，该书现藏天津博物馆。
周季木也是一位收藏家，以善于鉴别、收藏汉、魏、三国石刻及拓片闻名于世。在他的“居贞草堂”中，珍藏金石盈架累屋，解放后其子女将其收藏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罗振玉在抵津的第二天，便拜访了周季木开的古玩店，并购得“古兵五”，随即拓墨赠友，兴致盎然。此后的几年里，罗振玉不断造访周季木的古玩店，得见魏三体石经并拓片等。
当时国内著名的金石学家、书法家、藏书家，大多都与罗振玉有往来。尤以著名藏书家丁仁、刘承干来往最多。丁仁（1879—1949年），字辅之，金石书画家，西泠印社创办人之一，以藏书闻名。刘承干（1882—1963年），号翰怡，以遗老自居，住在上海，家有嘉业藏书楼，内有书库52间。丁仁、刘承干二人是罗振玉的故交，他们每到津门，必到罗振玉府上拜访。罗振玉与他们也经常书信往复，谈论古书、刊印出版等。另外，来往较多的还有书画金石收藏家周庆云（1864—1933年），号梦坡，浙江人。因其一生收藏书画、金石颇丰，罗振玉常常与他一起考据古物，乐此不疲。书法家沈增植（1850—1922年）虽居于上海，罗振玉对其十分尊崇，每到沪上，必前往探望。而罗振玉在津期间，二人则勤于书信往来。沈曾植关心罗的收藏与研究，并将自己的收藏借给罗研究。沈1922年病逝时，罗振玉“催悼万状”，“恨不能凭棺一哭”。
凭借收藏和著述，罗振玉在国际上也声名显赫。他除了与国内学者、收藏家交流外，与日本、欧洲汉学界、收藏界也有交往：北京大学多次派人欲聘请他讲学；德国的博士也寄赠《楼兰》印本给他；俄国的学者专程来津拜访他；1921年冬，法国博士院还推举罗振玉为考古学通信1。
内藤湖南（1866—1934年）是日本的著名学者，他创建了著名的汉学流派——京都学派。罗振玉与内藤湖南的最初相识，是在1899年的上海，他们以笔谈的形式，交换对金石、书法的意见，以后，他们又同游会稽，留下“倾盖谈云，欢若平生”一语。罗振玉在天津时，委托内藤湖南将其在日本的旧宅变卖，所得款项用于对日本传存的旧抄本进行影印出版。《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抄本》就这样在罗振玉的资助、内藤湖南的协助下出版了，这是他们个人友谊和学术交流的最佳纪念。罗振玉还在许多信函和跋尾中提及内藤湖南将古物或碑“影印以赠，予始得寓目”。这里不一一赘述。
六、收藏新理念
关于收藏，罗振玉自有他的一套观点。他主张收藏在于流传，提出古器物学的观点，并关注古物流失海外的情况，倡导将皇家收存的古物建立博物馆。
罗振玉不仅收藏古物，还在流传、传拓文字，摹拓器形，制作古物标本、撰述编辑名物图考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认为这些也是振兴金石考古的当务之急。他还进一步在《与友人论古器物学书》一文中，就金石考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开辟了金石考古的新途径。他提出金石学应更名为古器物学，研究方面包括礼器、乐器、车马器、古兵器、度量衡器、货币、符契、玺印（封泥）、明器、古玉、古陶、瓦当、墓志、古器物范、图画刻石、佛教造像等。这也是他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更是他收藏的内容。罗振玉对其所藏也是多方考据，力求从古物中发现历史，补正史书之不足。这在他的许多信札、跋文、著作中都有表述。他还致力于刊行自己所藏，除大量刊行敦煌、甲骨、大库史料外，他的收藏还分别著录在《贞松堂藏历代名人法书》、《贞松堂吉金图》、《三代吉金文存》、《明吴门四君子法书》、《高昌壁画精华》等书籍中。
面对清末民初古物流失海外的情况，罗振玉深感痛惜，为此他想方设法阻止古物流失。他在《古玉刀墨拓跋》中说：“数年以来，中州多出杂佩，亦可补谱录之缺，惜多随估船为欧美人得矣。”言语中表露出他对祖国文化遗产被劫持异乡的惋惜和感慨。当他发现“汉三老讳字忌日记”原石被人卖到上海，将被一位旅沪日本人买回日本后，与几个朋友商量，筹款计划将该石赎回，这件事还被他记在“清拓汉三老讳字忌日碑”题跋中。后该石被吴昌硕所得，归属西泠印社。同时，他也曾迫于生计，将自己的藏品卖给外国人。他在日本时“出所藏长物以赡朝夕”，“将二十年中，所搜集的古玉百品，售于东邦友人上野有竹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