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振明
在天津近代史上，方若是个特殊的历史人物，不同时期变换着不同的角色。清代末年，他反对封建专制，投身戊戌变法，是一个爱国人士；民国初年，嗜好古董，著书立说，俨然是收藏家；沦陷时期，他投降日军，为侵略者摇旗呐喊，出任伪市长，又是汉奸。方若的多重角色是特殊时代造就的，他的身世，也是变化多端的近代社会的真实写照。
一、独闯天津摇投身戊戌变法
方若，字药雨，原名方城，字楚卿，同治八年（1869年）生于浙江定海县一个小康之家。方若祖籍在浙江的镇海（今宁波）县，后来迁居到舟山群岛的定海。定海为海岛，这里的人们多以捕鱼为生。而方家以务农为主，并稍有土地。到其父辈，家道中落，土地散尽，方若的父亲不得不弃农行医。方若在家中居长，有两个弟弟、四个妹妹。家庭张嘴吃饭的人多，方父的收入不能养家糊口，生活十分困苦。为了摆脱困境，父亲把希望寄托在长子方若身上。当时家里虽然贫穷，仍然挤出钱来，送方若进私塾学习。方若是一个颇有志向的人，时刻想着走出海岛，干一番大事。因此他学习刻苦，不仅精通八股文，还通晓诗词歌赋，甚至喜欢书法绘画。正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其日后才成为了一名有学术成果的收藏家。
旧时代的人想要出人头地，必须走科举取仕的道路。方若也是一样，但是其出仕的道路并不顺畅。19岁经过县试考中秀才，此后举人却屡试不第。从此他灰了心，决定另外寻求一条飞黄腾达之路。
光绪十九年（1893年），24岁的方若为谋生起见，决定到天津寻求发展。那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方若手擎一把油布雨伞，脚穿一双钉鞋，手拎一个蓝布包袱，怀里揣着亲友们筹集的24块银元，踏上征程，经过海上的一路颠簸，在天津紫竹林码头上了岸。穿行在租界的高楼大厦之间，方若感到这身装束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面对大家投来的鄙视目光，他暗自决心要干出一番事业来。
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天津就成为北方的“洋务”运动中心。天津机器局、大沽船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大清邮政、天津电报局、天津铁路公司等一批“洋务”实业先后在津开办。与此同时，一批新学堂在天津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如设在紫竹林的北洋电报学堂，设在天津机器局东局的北洋水师学堂，设在河东旧柳墅行宫的北洋武备学堂，设在法租界海大道的北洋医学堂，设在紫竹林的育才馆等等。
方若来津的目的是投奔同乡。当时在天津的浙江籍人士很多，如天津水师学堂会办王修植，育才馆总办孙宝琦、教习夏曾佑，小站武卫新军的幕僚杭辛斋等等。由于王修植是定海人，又在天津身居高职，方若投奔王修植的可能性比较大。有文章说方若在“北洋学堂当文案”，可能是北洋水师学堂，也可能是北洋西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建于光绪六年（1880年），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海军学校，严复任总办（校长），王修植任会办（副校长）。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倡办了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北洋西学堂，不久王修植调任总办。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访问天津时，方若极力推荐的两个人就是严复和王修植，或许与此有关。
所谓文案相当于现在的秘书一职，这个职位地位不高，但接触上层人物却有一定的便利条件。方若是一个聪明人，利用这个条件结识了一些官场上的人，也结识了一些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当时在天津的日本人中有两个显赫的人物，一位是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领事郑永昌，日籍韩国人，曾任驻华使馆随员、参赞，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调任天津领事。另一位是西村博，日文《华北日报》社社长。方若与这两位后来成为挚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收藏中国的古董。
方若来津不久，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天津作为京师的门户，又经多年被迫向西方开放，得风气之先，自然成为维新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维新派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传播维新思想，因此办报就是首要的工作。当时的天津只有《直报》等几家外国人办的报纸，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10月26日，严复、夏曾佑、王修植、杭辛斋等在紫竹林租界的海大道正式创办了《国闻报》，这是中国人在天津开办的第一家报纸，当时与维新派办的《时务报》分执中国南北舆论界之牛耳。《国闻报》办报体例仿英国《泰晤士报》，为适应不同阶层的读者需要，将报纸分为两块，即日报《国闻报》和旬刊《国闻汇刊》。两个报刊人手紧张，方若被同乡们推荐办报，参与了《国闻报》后期的编辑工作。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清政府于10月9日下令查禁上海、天津的维新派报纸。当时报纸顶住了压力，继续开办。同年12月2日，新任直隶总督裕禄下令对严复、王修植二人“随时查看，详慎委用”。不久《国闻报》全部转售日本人，从此报馆由日本领事馆承办。当时，严复、王修植、夏曾佑一起脱离了报馆，只有方若留在报馆。据夏曾佑给汪康年的信中称：“（《国闻报》）自交日人之后，日人西村博名为馆主，而其人性极雅淡，且于支那言语文字均不甚通。虽在馆中而悠然物外，若与馆事无涉也者。日领事郑永昌稍精明，而无暇力及此。此外更无人过问。遂将全权付与宁波某君。某君为此以后，不以报之优劣与销数多寡为报馆之政策，而其政策专主诬人、纳贿。于是苞苴盈庭，有赌场数处，每处每日送二十元，其他称是，于是大发其财。”夏曾佑所称的宁波某君即方若。实际上，夏曾佑与方若多有交往，其有《留赠方药雨》、《为药雨题扇诗》等诗作。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中秋，夏曾佑将南归，方若、西村博、陈锦涛等人在酒楼为其饯行。可见，夏曾佑爱憎分明、事友两分。
二、披露《中俄密约》摇连载《老残游记》
方若与日本人经营《国闻报》后，销路不好，于是商量改换门庭。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3月1日创办天津《日日新闻》，馆址也由法租界紫竹林迁到日租界旭街忠孝西里。该报最初为日本驻津领事馆出资，后又吸纳中日商人的股份，如日本商人津村宣光、中国商人刘鹗等。方若是社长兼主笔，后又聘请同乡张颐（字亦香）和一名日本人为编辑，此外还聘请一些记者。最初报纸为日文，因发行量小，以后又全部改为中文。该报以刊载古文、历史内容见长（笔者曾收藏王孝禹在该报连载的《大明宫词》）。广告多是日本商人所作。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日发行量达1200份。
天津《日日新闻》虽然办得平庸，但也做了两件惊人之事。
一是披露《中俄密约》。方若办报时，时常发表一个叫沈虞希写的古文。这个沈虞希就是大名鼎鼎的维新派人士沈荩，其在湖南与谭嗣同、唐才常鼓吹维新变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与唐才常、林圭一起组织自立军进行反清起义。失败后，唐才常、林圭被捕，他只身逃到京津从事秘密反清活动。由于天津《日日新闻》有日本人做后台，新闻报道比较自由，沈荩在京津有一定的活动能力，不久被该报聘为新闻探访员（记者）。沈荩嗜古，与方若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搜集古董，并经方若介绍认识了刘鹗、连梦惺以及日本在华的军政人士。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李鸿章与沙皇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俄密约》，沈荩得到了全部内容，在天津《日日新闻》上发表后，又转载于日本国内各大报纸。《中俄密约》是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是清政府卖国求荣的又一表现。消息传出以后，海内外华人极为震惊。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上街游行，反对卖国的《中俄密约》，并通电国内。在那段时间，中国抗俄的义勇军、革命军风起云涌。沈荩之举使清廷十分恼火，遂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7月19日在北京逮捕了他，不久杖毙于宛平大狱。此事也株连到方若，由于他住在日租界，得到日本人保护才幸免于难。
二是连载谴责小说《老残游记》。清末著名的谴责小说家刘鹗原是一名维新派，日本人接管《国闻报》后，他写过文章，在报纸上抨击义和团运动。后来又入股天津《日日新闻》，因此在忠孝西里的报馆内，为其特设一间寓室。《老残游记》是刘鹗的代表作，它细致地描写了清末官僚阶层的黑暗和广大民众的惨痛。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小说的创作发表，都与天津《日日新闻》有关系。天津《日日新闻》披露《中俄密约》后，连梦惺受到株连逃到上海租界，其时他的生活十分困苦，但又坚持不接受朋友的接济。刘鹗便以连的名义写作《老残游记》用稿费资助他，在商务印书馆的《绣像小说》上连续发表。由于商务印书馆擅自改动，小说发表至五卷而终止。光绪三十年（1904年）刘鹗在方若的鼓励下，又重新动笔续写《老残游记》，并以“洪都百炼生”的笔名，从第一卷开始，逐日刊登于天津《日日新闻》直到二十卷止。此段时间，刘鹗筹备海北精盐公司，经常住在天津的报馆，而《老残游记》的许多文字也是在此写作的。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刘鹗又续写《老残游记》二编十四卷，仍逐日发表在天津《日日新闻》。后来又在方若的帮助下，由天津孟晋书社出版、天津《日日新闻》社印刷的《老残游记》单行本也在天津面市了。
1929年由于报馆经营不善，方若遂将报馆顶让给他人。1937年左右报纸停刊。
三、开设同文俱乐部摇经营利津房地产公司
方若在办报纸的同时，又从事两项经营投资活动。这两项事业使他成为巨富，也是他收藏古董的主要资金来源。
方若的第一项生财之道是开赌场。早年，方若与郑永昌等日本人在租界内开设了许多赌场，这一点夏曾佑在给汪康年的信中已经提到。1914年方若在日租界的同庆茶园附近开设了同文俱乐部，所谓“同文”一词，就是日本侵略者一贯叫嚣的中日同文、同种的殖民主义的原意。由于方若与日租界当局有特殊的关系，很快得以立案注册，俱乐部由吕幼才任经理，金廷锡为管事。俱乐部对外的营业项目很多，如诗社、台球、餐厅、酒吧间、茶馆、烟铺等等，但主要项目是在晚间对外开放的赌场，赌场有摇摊、麻将、牌九等等。为了招徕客人，每逢年节，俱乐部还举办灯谜大会。由于地点靠近“三不管”，天津的高官富绅也不到此，只有中下阶层的顾客到此聚赌作乐。当时天津其他地方没有公开的俱乐部，所以同文俱乐部的初期生意十分兴旺。
为了使同文俱乐部成为安全地带，方若还从俱乐部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用来应酬日租界的上层人士和警察，也正是这些人的帮助，多年来，方若的房地产公司承租户，从金店、当铺到妓馆、烟馆、赌场均未发生过重大的打盗情况。正是方若在日租界的威名，就连租界内的大流氓袁文会也敬他三分。后来南市芦庄子口开设了“行商公所”，法租界开设了泰安俱乐部、北安利俱乐部等赌场，同文俱乐部的生意逐渐冷落，终于停业。
方若的第二项生财之道是开办房地产公司。说到这里不能不提方若的第二任夫人汤小豹。由于天津《日日新闻》是由日本领事馆开办的，所以方若每日都得把新闻消息、社论及各类文章送到领事馆审核，于是认识了日本领事馆的女职员汤小豹。汤的父亲是旅日华侨商人，母亲系日本人。汤小豹精通汉语，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充当方若的翻译，久而久之产生了感情。方若20岁时，在乡下曾娶同乡沈氏为妻。不久沈氏病故，方若一直是孤身一人。在天津多年，由于收藏古董，积蓄不多，不敢娶妻。汤小豹十分钟情于方若，不嫌弃他的贫穷，于是在日本领事馆及方若朋友的撮合下，二人结成夫妻。从此汤小豹充当报社与领事馆的联系人。婚后不久，他们遇到一次发财的机遇，即日本租界开展地区规划，这是发展房地产生意的极好机会。方若在日本领事的照顾下，通过汤小豹得到一份规划图，并约定除日本驻屯军军部、领事馆、居留民团等划定的地区外，特许方若在旭街北段购买民地建房。由于方若自己的资金有限，于是他联系同乡和一些富商筹集资金，购入日租界的主干道北旭街（今和平路）的大片土地。当时的南旭街即鞍山道至锦州道一段土地由日本商人经营。而北旭街即闸口街至鞍山道一带原是小河道和芦苇地，地价十分便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