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中国公学的缘分，是从反对留日学生弃学归国开始的。
留日学生反对“取缔规则”风潮发生时，梁启超正因维新变法失败避居于日本。风潮兴起后，他特意找来刊登此文的日本官报，发现中国留学生界的“公愤”其实不过“由误解而生耳”，《规程》本意是为了加强对留学学校的规范化管理，“其精神并非欲拘束清国留学生之自由，不过监督此种类之学校，而以图留学生之利益耳”1。但很多中国留学生并未亲见《规程》全文，仅凭各种风传就认定是一种“阴谋政略”，并因此纷纷弃学返国，显然是不妥当的。
为此，梁启超写下了洋洋数千言的《记东京学界公愤事并述余之意见》，连续十天刊登在《申报》上，劝告中国留学生珍惜留学机会，不要轻易放弃学业，更不赞成归国派“将挟此社会，超东海而更建设之于上海” 之说。由此可见，一开始，梁启超其实并不看好中国公学的前途。
直到十年之后，1916年，广西、广东先后宣布独立，袁世凯势力大为受挫，局面略定。梁启超由香港赴上海，渐生隐退政治之心，决心倾力于社会教育事业，才开始将中国公学纳入视野之中。
缘续中国公学
早在1916年10月厌倦政治、心生退意之际，梁启超在给女儿梁思顺的信里就曾流露过投身社会教育事业的想法：“作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吾顷方谋一二教育事业，希哲终须向此方面助我耳。”只可惜，写完此信后不久，梁启超即奉召进入段祺瑞内阁，以致这一刚处于萌芽阶段的梦想成了泡影。
1919年，欧游即将结束，确实需要对未来做一番长远的规划了。根据梁启超与张君劢等人在欧洲期间的洽商，决定回国后重点办三件事：创办一所大学，组织学社出版杂志，办一个实业机构。
关于办大学这一点，当时似乎并未确定明晰的目标。1920年1月20日，即将回国的张君劢致信黄溯初，专门谈到“与先生等在欧洲所商归国后各事方针”，其中第四点即办大学一事：“弟意与其自办大学，不如运动各省筹办而自居于教授，只求灌输精神，何必负办学之责任乎。任公于编纂杂志之外，在北方学校中居一教习地位，亦计之得者也。”2
这与留守国内的研究系成员的意见是一致的。1919年夏秋期间，张东荪致信尚在欧洲游历的张君劢、蒋百里等人，就明确建议“学校计画，尤望进行”。这其实也是对于梁启超等人归国转向的一种呼应。
如此境况下，中国公学开始进入梁启超的视野。尽管梁启超最初并不主张留日学生回国办学，但在更多政治同道逐渐介入中国公学的管理后，梁启超与这所学校的接触已是不可避免。
1914年，中国公学在遭遇“二次革命”的重创后几乎停办，早期创办人王敬芳不忍撒手不管，决定重建中国公学董事会，推举汤化龙为董事长。王敬芳、汤化龙便是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的党人。
1916年5月，反袁进入尾声，梁启超由香港转赴上海。当时，中国公学校长王敬芳兼理河南福中煤矿公司事务，无暇分身，日常校务主要交给事务长李荫秾、教务长刘秉麟分掌，遂有意邀请梁启超接掌公学。这让梁启超一度怦然心动。
当时正值内外交困之际，进步党内也在不断探讨着梁启超与同人的出路问题，最后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同人方面不必拘定，先生方面则绝对不可出山。”正如进步党人袁思亮后来所说，“今天下谁可与计事者，不如以著书明道自任，毋更以身为武人之牺牲”。
这种声音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梁启超决定尽快华丽转身，“谋一二教育事业”。考虑再三，由进步党内同人执掌的中国公学无疑是最佳选择之一。经过商议，他计划将校内中学生转往上海其他各中学，然后将中国公学改造升格为大学。不过，这一梦想未及付诸实施，便因梁启超北上游说中国政府参与一战而作罢。
再度回身，已是欧游归来之后。1920年3月5日，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梁启超由法国马赛返抵上海。他选择发表关于欧游感想演讲的第一站便是中国公学。
梁启超前往中国公学演讲，更多是一种试探。3月15日，《申报》刊登了梁启超此次演讲的大体内容，读之可见其文化救国的思想嬗变和急迫心情：“鄙人自作此游，对于中国甚为乐观，兴会亦浓，且觉由消极变积极之动机，现已发端。诸君当知中国前途绝对无悲观，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新潮，但求各人高尚其人格，励进前往可也。”
面对台下一张张年轻的脸庞，梁启超思绪起伏，语重心长，接着说道：“学生诸君当人人有自任心，极力从培植能力方面着想，总须将自己发展到圆满，方可对于中国不必悲观，对于自己则设法养成高尚人格，则前途诚未可量也。”3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何况是饱读诗书的文化人。这次演讲近十天后，3月24日，梁启超写信给随丈夫出使在国外的大女儿梁思顺，告知归国以来经历，透露将选择在上海居住，并“欲在上海办一大学”。
或许也是天意， 就在梁启超寄出此信后不久，4月3日，中国公学创始人之一梁乔山病殁，常务董事出缺，董事会遂公推梁启超递补。自此，梁启超正式接掌中国公学。
酝酿升格大学
接掌中国公学，第一要务仍是筹款。对于这一点，梁启超似乎充满了信心。
几经酝酿，梁启超计划撰写一篇募捐文，广为散发，吸引社会名流加入捐款行列。5月14日，王敬芳给他寄来了《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吴淞中国公学十年纪念册》等纪念印刷品，并抱以厚望：“中国公学者，诸友人精神之所寄者也，倘公学前途得借先生之力扩而大之，诸友在天之灵，其欢欣感佩可想也。”
梁启超当然也不只是说说而已，很快就付诸实施之中。7月20日，他给身在国外的大女儿梁思顺写信，请她帮助联络热心教育事业的缅甸侨商林振宗，希望其能大手笔捐赠，“若彼能捐五十万，则我向别方面筹捐更易，吾将以此为终身事业，必能大有造于中国”。梁启超甚至细心地想到，若是林振宗能够捐赠巨款，除了邀请他加盟中国公学董事会之外，还将另想一些途径为之表彰名誉，让学生和社会永远感念这种慈善义举。
从女儿那里听说林振宗有回国开矿的打算，梁启超便托为转告：好友丁文江担任地质调查所所长多年，对中国何处有好矿，应如何办理，都非常熟悉；另一好友刘厚生注意矿业十余年，拟大投资本开办铁厂。若林振宗有意，这些资源都可以介绍给他。
良苦用心，跃然纸上。不过，梁启超最终似乎没有说服林振宗捐出巨款。一直困扰中国公学的经费难题，再度重演，无疑成为梁启超提升中国公学格局的最大“绊脚石”。
从创办之初，中国公学就瞄准“办成一流大学”的目标。当年在郑孝胥、熊希龄等人的协助下，王敬芳、黄兆祥、张邦杰等人四方奔走，终于在吴淞争取到一块百余亩的官地，一开建就是高规格，宿舍能容800人，讲堂能容3000人，国内同等学校中无有出其右者。只可惜一直备受经费困窘的影响，所办只限于中学，直到1919年夏秋之际，汤化龙、王敬芳等人重组董事会，才增设了商业专科。创设大学的初衷，迟迟未能实现。
梁启超早有将中国公学升格为大学的愿望，1916年准备接手时，就曾做出谋划，后因其匆匆北上而作罢。如今终得机会，梁启超决定将这一想法再度提上议事日程，并一度动了亲自出任校长的念头：
欧战以后，文化日新，我国民顺应环境之趋势，国民自觉心之发达，一日千里，乃共憬然于学问。基础不植，在个人无以自立，在国家无以图存，莘莘学子，欲求高尚完备之学科，若饥渴之于食饮也。而环顾国中学校状况，欲求一焉能与各国最高学府程度相颉颃者，竟不可得。即有一二较完善者，则大抵在北方，而南方几于阙如。又多属官办，常为政治势力所牵制，不能遂其自由发展。查欧美各国大学，何一非由社会热心大力之人提倡维护而成，或为之前，或为之后，增高继长，发扬茂实，心力所造，百世其利赖之。本校既有可宝之历史，有相当之设备，同人等承乏校务，不敢不自勉，决拟于明年为始，改办大学，学科讲座，不求泛备，惟务精纯，视力所届，岁月增廓，图书仪器，广为购储，藉供学生自由研究。凡所规画，别具专章，虽将来成效大小未敢豫期，然竭力以赴之，庶于学界前途当有壤流之助。4
或许令梁启超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些想法遭到了同道蒋百里的坚决反对。蒋百里是梁启超欧游时的考察团庶务，对于其归国办学的打算也是坚决支持的。可是，蒋百里觉得大学不应是随随便便就能办的，“我辈谈教育亦须有一种特别精神，就是唤起人的研究心，不是仅仅贩卖货物，授人以学，如其一挂大学招牌，则内容无论如何，精神即为此二字掩住”，因此，“万不可用‘大学’二字”。
在一封致好友张东荪的信里，蒋百里进一步解释自己的观点说：办学，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精，一种是普。精，就是以研究学问为主，“吾以为苟办中国公学十年，而欲造就一个真正学者，目的已经圆满达到，故对于此方面应当用全力以教得少数人”。
或许是欧游时受到英国式教育的影响，他觉得高深的学府一定要采用讲座制来传授学问，因此主张梁启超与其自任中国公学校长，不如在该校设一中国历史讲座，先在报上登一广告，将讲义时间地点先行报告，招收听讲生，只要有一个人报名，就登坛开讲。至于筹措经费、聘请教习、改定大学之事，则不急于一时，而应从容办理。
对于这一观点，蒋百里态度坚决，几近强硬：“开口讲学问是一件事，办教育又是一件事，所以还有一事，任公万不可当校长，难道当了总长后，别处不加一长字，就算辱没了他？任公惟做讲师，才把他的活泼泼的人格精神一发痛快表现出来，况我且希望其至少以半年居上海，则尤不可请其当校长。”5在他看来，中国公学的办学参照系不是日本的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而是中国传统的白鹿洞书院、诂经精舍。
这是来自研究系阵营内部的反对声音，梁启超不可能不予以重视。从他后来的选择来看，他最终确实放弃了自任校长的想法。这很大程度上是充分考虑了蒋百里的意见。当然，当时中国公学的经费主要来自王敬芳所在的河南福中煤矿公司，因此让王敬芳继续挂名当校长，也是一种必要的尊重。
与蒋百里的观点稍有不同的是，对于将中国公学升格为大学的梦想，梁启超并没有放弃。经过再三斟酌，他选择了与自己在政治理念、办学理念上颇为相似的张东荪出任中国公学教务长，主持日常校务，并着手升格大学的具体事务。
张东荪，原名万田，字圣心，1886年12月9日出生于其父刚刚上任的直隶内丘县。1904年前后，张东荪获得官派留学的资格，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哲学，与蓝公武、冯世德、张君劢等人结识，并联手发起组织了“爱智会”，“专以提倡国人学问为务，并欲会合东西哲人，共研究宇宙究竟、人生究竟二大问题，以增进世运，刬除俗污，俾大地山河，得光明庄严”6。
辛亥革命前夕，张东荪留学回国，对政治一腔热血，主张从“改良政治”入手，后加入孙中山临时政府担任内务部秘书。三个月的参政生活，让张东荪对现实政治感到深重的失望，遂决定投身报业，以“评政治”的方式活跃于民国舞台之上。
自1912年4月起，张东荪先后参与创办《大共和日报》《庸言》《正谊》《中华杂志》等报刊，推广改良与共和的政治立场，抨击袁世凯的专制统治。1915年8月，袁世凯授意其美国顾问古德诺大造帝制复辟舆论后，张东荪立即写出《对于古博士国体论之质疑》，直斥古德诺变共和为帝制之论如饮鸩止渴。
张东荪的卓越表现，引起了梁启超的关注。1915年12月，积极参与倒袁运动的梁启超回到上海。在蓝公武、张君劢等人的引见下，张东荪第一次见到了梁启超。两人志趣相投，相谈甚欢，遂引为同党。
或许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梁启超在选择中国公学的实际执掌人时，想到了与其精神颇相契合的张东荪。
尽管并无太多实际的教育经验，但张东荪在五四运动前后逐渐认识到教育的重要作用。1920年7月，在一封致张君劢的信中，张东荪透露出想摆脱办报事务、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念头：“弟对于政治，厌恶已深，以后誓不为政治性质的运动。将以译书著书报答于族众。即杂志与日报之言论事务亦颇思摆脱。将来如有教育事业可为者，弟愿追逐于当世诸公之后。或兄等为社会活动，弟则以教育为助。兄等对于旧势力为炮兵骑兵以事攻击，弟则愿守辎重，或作农夫，为诸公制造粮食也。”7恰在此时，梁启超向他发出了接掌中国公学教务长的邀请。
当梦想中的选择摆在面前时，张东荪却犹豫了。最大的担忧，还是教育经费问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钱，什么教育都办不起来。梁启超显然是看出了张东荪的顾虑。
1920年9月5日，梁启超亲自写信为张东荪打气：“中国公学教务长望公决任勿疑，经费顷方有某方面可以进行，容续报。其办法则与百里所商讲座之说最妙。”梁启超所说的“某方面”，可能就是他曾经寄望甚高的缅甸侨商林振宗，从后来的情况来看，这其实就是一张“空头支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