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时代
2011年2月，在移动通信世界大会上，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简称GSMA）向时任中国移动董事长的王建宙特别颁发了“GSM协会主席奖”。该奖项是GSMA对为全球移动通信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授予的最高级别奖项。
次年3月，王建宙卸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董事长。
在中国移动，王建宙工作了七年。在此期间，他带领中国移动率先从基础电信运营商转向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之前，王建宙在中国联通工作了五年，成功领导联通成为全球第二大CDMA运营商。
虽然按照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王建宙在工作岗位上已经超期服役了三年，但退休之后，他仍然没有停止忙碌，在国际会议上常常会看到他的身影，偶尔也会在主流媒体上看到他的署名文章。退休后的他谈得最多的话题是关于“4G”。
当过知青，做过会计，学过管理，最后选择了通信领域。在这个行业，王建宙从管理部门到企业领导，摸爬滚打了34年，亲眼见证并推动了中国通信从电报时代到智能手机时代的跨越。退休之后的他最希望能看到“4G”时代的到来。
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会议的间隙，王建宙来到了《老友记》的录制现场，这一次，他聊的重点话题还是“4G”。
不过，与其他从高位退休后会带有一点感伤，沉浸在回忆中的人不同，王建宙没有一点落寞或者对逝去岁月的感慨，反而更像战斗在通信行业一线的老兵，身上仍然肩负着任务，语气也充满希望与斗志。
谈到他热爱的行业，他的笑容就像一个贪玩的孩子，在《老友记》中他坦言，非常喜欢看别人打电话的样子，说到一些特定环境下别人打电话时的样子，自己先笑了起来。他喜欢到处拍各种各样的电话亭，并且已经集满了厚厚几大本电话亭的照片，他说，怕有一天电话亭都消失了，没有照片就看不到了。
现场与他对话的《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何刚回忆说：“王建宙是工程师出身，对通信行业非常精通，很认真很严谨。台下很淳朴，没有一丝某些国企领导喜欢摆出的官派的架子。”
似乎采访过王建宙的记者，对他的印象都是美好的，我也没有例外。记得在2010年的一次商务活动中，我负责在一楼引领王建宙到三楼的会场。因为上楼时临时换了另一部电梯，承办会议的酒店设计又有些复杂，到三楼我怎么也找不到去会场的方向，只好带着他在楼里绕圈子。当天，他是会议的重要嘉宾，时间已经有点紧张，我为自己的失误充满愧疚，一路向他道歉，而他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悦，反而一再安慰我说：“没关系，这个楼设计的是有点奇怪，我以前自己来时，也经常走错路。”
当时我刚刚大学毕业，初出茅庐，这一对话，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时隔三年，我约他的采访，提及此事，我再次感谢他当年的风度，他却淡淡地说：“我只记得你陪我上楼，却不记得走错路的事情了。”而后，又把话题引到了采访是否可以聊“4G”。
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合，为4G时代摇旗呐喊，期待移动互联借此揭开新的篇章。
虽然，王建宙曾表示，退休后他不愿意再谈关于中国移动的事情，但在《老友记》中也不难看出他对中国移动殷切的期望，以及对中国通信业不舍的情感。他说，从2007年自己就期待中国移动能出现一个互联网疯子，利用技术上的优势突出重围。至今他还在寻找，并且在节目中热切地表达自己的期待。
节目录制结束后，王建宙告诉何刚说，自己和所有忙了一辈子的老人一样，希望练练书法、打打球、享受一下天伦之乐。但话音未落就又把话题转移到了北京的空气污染太严重，希望用移动通信技术来监督相关部门。
退居二线的王建宙也许永远都放不下那份牵挂，有一种责任与信仰已经深深注入他的骨髓，而这可能是当下年轻人最难具备的。
其实，一个变革时代的记录者和一个变革时代的亲历者与创造者，在《老友记》中的对话，重点不过就是，因为许多人有梦想，所以才推动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移动”改变的中国
2013年，移动互联勃兴的年代，纷繁芜杂的资讯在聒噪着我们的生活。成千上万的新技术、新应用和应接不暇的IT狂人、产品经理，你方唱罢我登场，推销着自己的新产品和所谓的生活态度。谁都承认，这个善变的世界将又一次改变。而大家却已经忽略了这一切变化都源于最初通信方式的变化。
何刚：关于微信的话题一直很热闹，王总，您用微信吗？
王建宙：我本人没有用，但是周围的人几乎都在用。
何刚：我太太说前一阵他们老同学通过微信联系在一起了，然后开始疯狂聊天，每天24小时，只要有人醒着，就忍不住拿着手机聊，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您以前曾想到过手机会像今天这样巨大影响我们的生活，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吗？
王建宙：想到过，而且也在努力地推进。大约十年前，我经常在想，也常跟人说，希望有一天，当我们想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最新的事情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从衣服兜儿拿出手机看看。但十年前还做不到。现在不知不觉就做到了。毫无疑问，现在获取信息的第一方式就是手机。
我自己也离不开手机。前几天我在一个会议上碰到了一个国外的友人，看到他面熟，但是不知道他是谁。我看到他的胸卡上有名字。就趁他没注意的时候，悄悄用手机的搜索引擎查了一下，马上就知道他是谁了。
何刚：您第一次拥有手机是在什么时候？
王建宙：我第一次看到手机是1987年年末在广州。因为我国大陆的第一个移动通信系统在广州。当时在广州街上有人拿着手机——那时叫大哥大——一边悄悄说话，一边在走路。
何刚：那时觉得这个人很帅、很酷吧？
王建宙：对，感觉很酷，但后来广州市电信局的同行告诉我，其实他的手机根本就没开机，只是想表示他很厉害而已。
何刚：那时候手机是可以“装样子”的。您终于拿到了一个自己可以用的手机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是那种“我也有‘大哥大’了”的感觉吗？
王建宙：不是，当时的感觉是，手机这么贵重，一定要保护好。因为当时人们的工资一个月也就100块钱左右，而手机是几万块钱。手上拿个几万块钱的东西，根本来不及去享受使用的快乐，想得最多的是千万别丢了，丢了就出大事了，就像今天丢个汽车一样。
何刚：一部手机相当于那个时候的北京一居室的价钱，可以说，等于手上拿着个房子满街逛。
王建宙：是。那时即使我是从事通信工作的人，还是觉得移动电话只是固定电话的一种补充，万不得已的时候用一下。后来慢慢发展起来了，越来越多地看到有人在公共汽车上打电话。我当时还看到一些评论说，工作忙是对的，但也不至于忙到这个程度，所以当时拿手机走来走去的人，给别人的印象是采购员、业务员或者为了出风头。
不过，我也有一种感觉，手机将会成为人的一种新器官，或者是现有器官功能的延伸。一定会有一天，全球每个人都有一部手机。所以在做移动电话网络覆盖的时候，好多外国分析师认为没必要在电梯跟地下室做深度的信号覆盖，但我们并没有听他们的。因为我们觉得手机可能成为人的器官的一部分，就应该是无处不在的。
何刚：你们认为24小时都可能需要手机？
王建宙：对，任何地方，哪怕在电梯里也可能有必须打电话的时候。所以中国移动通信公司的信号覆盖，包括农村移动信号的覆盖，在国际上都被同行认为是优秀的。
当然，之前也会受到投资者的质疑。有一个基金的经理就曾对我说，他去了中国内地的农村，看到有手机信号，第一个反应是，中国移动的信号能覆盖到这么偏僻的地方，作为旅游者感觉真好。但是第二个感觉是，花很多投资在这儿，值不值？他还专门给我做模型分析，最后证明农村因为使用手机的人少，使用量很低。
何刚：所以成本相对就太高？
王建宙：是的。但是我认为有些东西不能用眼前的价值来算。首先这是社会责任，有的农村固定通信都没有，我们要用移动通信来作为第一个覆盖。其次，从商业角度来说，今天可能客户少，但是总有一天客户会多的，我们那时就相信最终农村也会每个人都拥有电话。所以我们没有听分析师的意见，到今天也证明了，当时我们的决定是对的。
何刚：当年我有一些亲戚是在农村，他们在外地打工。我忘了是哪一年开始，春节回家团聚的时候，有的人就开始拿出特别便宜的手机，里面放一张预付费的卡，告诉家人说万一遇到紧急的事情可以打电话。最开始的时候，手机就是说报平安或者急救时用。但是后来你们推出一些特便宜的套餐，在农村和低收入人群当中特别畅销，大家才开始用手机聊天。
王建宙：对。农村对手机的使用正在慢慢扩大，我曾到过一个村子，村里面的人就告诉我，一个村5000人，所有的成年人都有手机了，这个发展今天看起来很正常，却是我们当年没想到的。
当手机无处不在
冯小刚2003年的电影《手机》，形象地反映了十年前人们与手机的微妙关系。在那个时候，手机已经从大款们炫富的配饰，演变成生活的助手，只是，我们还未习惯它的存在。而今天手机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一路见证手机发展的王建宙，也对手机有着特别的情感。
王建宙：我很喜欢看别人打电话，虽然我不好意思去拍照片，但观看打电话的人，各种各样的状态，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无论是细声细语还是大吼大叫，都觉得很有意思。在报纸杂志上，有一些人拿手机的照片很经典。比如在很严肃的主席台上开会，有人拿着手机看；还有在很隆重、很漂亮的剪彩现场，其中一个人一手在剪彩，一手在接电话。最夸张的一张照片是一个杂技团排练，几个人在叠罗汉，叠得最高的那个人，身上吊着保险绳还要边倒立边接电话。
何刚：现在手机是无处不在，如果做一个比喻，您觉得手机像什么？
王建宙：手机应该像是一把瑞士军刀。很多东西集纳在一起，像照相机、收音机、电视机、手表、音乐播放器、钱包、钥匙，几乎你想得出来的东西，都可以集中在手机上。
何刚：手机功能虽然很强大，可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拿着手机呢？它还是没有把手解放出来，有没有可能把手机柔性化设计，变成一个更简约的物件，可以解放双手？
王建宙：有人提出来将来的人就是手机人，把手机的部件，装在人的身上，做在衣服里也好，做在眼镜里面也好，做在手表里也好，总之看不出来哪儿是手机。这好像是一种趋势吧。
我们这个行业，谁都没有本事可以预测今后将会发生什么，可正是这种不可预测使我们兴奋不已，因为每个人都还有机会。我也很荣幸我们所从事的手机行业，为地球的转速加快贡献出的重要力量。
何刚：您见证了通信行业30年的发展，您觉得手机带给我们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王建宙：我觉得手机最大的特点就是让碎片时间变成了黄金时间。以前等车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时间白白地浪费掉了，现在这个时间，正好是刷微博、玩微信的一个最好的机会。
何刚：所以现在有了“低头一族”，去车站，去机场，大家都低着头。
王建宙：对，我偶尔去坐地铁时会很兴奋，因为地铁上大家都在看手机。以前是看报纸、看书的，或者是什么都不看的，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拿着一部手机，这就是把碎片化的时间全用起来了。
何刚：但是所有事物都有反面。
王建宙：是的，手机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但有时候也把好的时间给碎片化了，还让人们越来越习惯于享受文化的快餐，不愿意拿出时间和精力，去读那种大篇大篇的文章，甚至连听20分钟的交响乐都没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