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活着到生活
近些年，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爱上了登山。常有媒体问他为什么。他和万科的王石是一个标准答案：因为山在那里！
我倒觉得他对有挑战性的事情，天生有种乐此不疲的精神。两年前，我第一次采访他时，他刚从印度尼西亚回来。在印度尼西亚他走过了一片没有路的雨林。来回要走十几天，中间他滑倒过无数次，裸露在衣服外面的皮肤，被太阳晒掉了一层。中途还遇到了曾经是食人族的土著人。他告诉我，这次行走，很辛苦但是非常快乐，因为没有几个人愿意吃这个苦，他去了，就拥有一次不一样的经历，这让他很自豪。
“永远不知道将要面对什么”的魅力一直在诱惑他。就像登珠峰一样，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去适应，去战胜，能活着回来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乐趣。
我当时问他：“你不害怕吗？”他低下头，看着桌面，像是回答，又像是自语：“我从来没有怕过，经历多了就没什么怕的了，大不了就是一死，我小时候几次都差点死掉。好多人怕变老，怕死，可是谁能不老？谁不会死？没必要去回避。在没老之前活得精彩一点就够了。”
幼年失怙，父亲含冤而死，只留下一块写着名字的青砖；少年被欺，尝尽世态炎凉，无奈时只能用拳头捍卫自己的尊严；青年丧母，母亲一世操劳，没来得及享受片刻安逸就撒手人寰；中年遭骗，公司发生内乱，想“策反”的人居然都是自己信任的兄弟……这是黄怒波前半生的真实写照。
采访他是一件虐心的事，他的惨痛经历能让听者为之动容，而他自己描述时却总是语气平静，云淡风轻。
我也问过他，吃过那么多苦，受过那么多伤，为什么回顾时还能如此冷静。他说，以前也憎恨过那些侮辱与欺骗他的人，但想想，生活不过如此，经历的痛苦越多，命运补偿的就越多。
对于一个已经登上《福布斯》富豪榜的人来说，财富也许真的算是命运的一种补偿。不过，金钱似乎已经不能带给黄怒波强烈的荣耀感了，他深爱着他的另一个职业——诗人。他喜欢别人称他骆英，这是他写诗时用的名字。2013年，他出了一本新的诗集《骆英诗选》，看过的人说写得很棒。当当网、京东商城也都在售，读者的评论也是 “不错”，不过，评论的数量少得可怜。显然大众对他的诗人身份并不如商人身份那么有认同感。对此，黄怒波并不在乎，他做诗人更多是做给自己看。诗人本身带给他的荣耀感，超过商人，也超过官员。
如果没有从商，今天的黄怒波一定是官员的身份，29岁他就已经是中宣部的处级干部。弃官从商后一下子变成了小个体户。他所需要面对的不仅是社会待遇的不同，还有对自己心态如何平衡的挑战。对此转折，黄怒波一直坚定地说，一点也不后悔，因为那种被限制太多的生活他不喜欢，倒是现在做诗人比较舒服一点，既自由又可以满足自己的生活态度和知识。
黄怒波属于那种不怒而威的人，问他什么，他会很直接地告诉你，但能很明显感觉到他刻意保持的距离，他曾说过，年少的经历让他的内心变得孤独，怕受伤害，不敢与人太亲近。不过，对于帮助过自己的人，黄怒波一直存有感恩之心，中国人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话用在他身上不为过。曾经有恩于他的人，哪怕只是一点点的关照，黄怒波在有能力了之后，都会努力去回报。曾引来媒体诸多猜测的“冰岛事件”，其实不过就是缘于青年时的一件毛衣。
黄怒波大学室友是冰岛人，室友的妈妈经常给室友寄毛衣，后来知道儿子还有个同室好友，每次就多寄一件毛衣给黄怒波。这件事令黄怒波永生难忘。
这位室友的妻子，后来成了冰岛的外交部长。2010年，恰逢冰岛出现负债危机，黄怒波资助冰岛100万美金，设立了一项诗歌基金，2012年准备进一步投资冰岛，结果引发了众所周知的非议。商业利益与政治纷争暂且不讨论，黄怒波外冷内热的个性却可见一斑。
与其相反，黄怒波的儿子黄斯沉，是个活泼外向善于社交的男孩。有一次晚宴，他特意走到主办方负责人面前，诚恳地对那位女士说：“您今天真漂亮，比我上次见您时还漂亮。”
黄斯沉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12岁只身到英国留学，后来又去了美国。从南加大（USC）会计与金融系毕业后，黄斯沉回到北京，现在在一家国有投资银行工作。我曾约过他的采访，但被拒绝了。值得一提的是，他拒绝的理由和所供职的单位无关，而是说“我所有的采访，要中坤公关部门同意才行”。
黄斯沉是黄怒波与前妻的孩子，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据说是女方先提出来的，黄怒波本还想挽留，但没有成功。20多年，黄怒波独自将儿子抚养长大。但这些年，黄怒波对自己的感情生活一直缄默不言。
相对于黄怒波，汪潮涌的感情生活就高调得多。他的妻子李亦非是全球最大的上市对冲基金公司——英仕曼集团（Man Group）中国区主席，之前也曾在几家跨国的公关、传媒类公司担任过要职。
李亦非很漂亮，也很精致。在企业家圈子里，名气并不输于汪潮涌。她少年习武，曾是全国青少年太极拳冠军，还拍过电影，当过电视台女主播。我看过她现场舞剑，一招一式颇有武林高手的风范。
李亦非还是个完美主义者。有一次采访她，拍照时，她告诉摄影师，一定要从好看的角度拍，拍完后，她一定要看看相机里的相片，然后又说，刚才那个姿势不好看，又重新摆姿势拍了几张。临别时，她又叮嘱我，文章要写的有文采一些，最好多用点成语。能娶到这样优秀而挑剔的女人做妻子，汪潮涌的魅力也可以想象。
如果不跟黄怒波比，汪潮涌小时候也挺艰苦的，因为时代原因，“出身不好”的父母被迫把他送到了偏僻的大别山里的小村子，但他的童年不缺少疼爱，养父母对他视如己出。汪潮涌对两家父母也都很感恩，一直对四老孝顺有加。
汪潮涌曾被誉为“神童”。15岁考入华中科技大学；19岁成为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首批MBA班最年轻的学员；20岁赴美国留学，并获美国罗格斯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和金融博士候选人资格；22岁进入华尔街摩根大通曼哈顿银行纽约总部，从事不动产融资与金融资产证券化业务；34岁与国际投资机构共同创办信中利国际控股公司。
汪潮涌的人生最大的转折点是去美国读书。他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读书时，朱镕基任该院的院长。一次去美国考察，朱镕基要到一个去美国留学的公派生名额，经过严格的筛选，名额给了汪潮涌。他后来到美国选择的专业也是朱镕基建议的。
和有点江湖气息的黄怒波不同，汪潮涌气质儒雅，很崇尚有品位的生活。这也许跟他在华尔街工作多年的经历有关。他习惯用西方的一些理念来衡量好恶，似乎也一直在追求西方的贵族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境界。据说，他的家就是欧式设计，还装有壁炉。同时，他对中国古典艺术也很喜欢，会弹古筝、吹笛子。
他有点小感性，时常有一些浪漫的想法，做投资喜欢凭自己的兴趣，但一定不会脱离赚钱。包括组建帆船队。
他和黄怒波经历大不一样，但有些精神追求大同小异，他们现在做事更多的时候是为了满足自己骨子里不安分的欲望，小时候，他们都没有什么大志向，想得最多的是怎么活着。现在，他们每天想的是享受生活，享受曾经想都想不到的东西。
为了活着
仕途的康庄大道，让他回想起怎样的过去？金融巨鳄的高管，有着怎样的儿时梦想？波澜壮阔的年代里，他们抉择命运，揣测未来。在地产富豪的内心，在金牌投资人的背后，究竟埋藏着怎样的过往？
黄怒波：我小时候，属于没人疼没人管的孩子，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在狱中含冤自杀，母亲靠拉板车挖土养活我们。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打架，不是别的孩子打我，就是我打别的孩子。记得，有一个大人总打我，我打不过他，就半夜拿着砖头砸他家玻璃。砸了就跑了，第二天又接着去，现在想想都挺后怕的，因为砖头砸进去很可能会砸到他家炕上的婴儿。砸了几天，他来找我，给我拿一些糖说：“算了，我不跟你打架了，咱们以后和解吧。”
我小时候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经常受别人欺侮，就有了那种很赖、很贱的求生欲望。我觉得你性格很儒雅，你一定出生于富贵人家吧？回忆应该都是美好的吧？
汪潮涌：痛苦的回忆也很多。我1岁多被送到大别山一个小村子里的养父母家，一直待到12岁。那个地方是鄂皖豫根据地，就是湖北、安徽、河南交界的地方，当年就是因为太苦了才出了红四方面军黄麻起义。－－
黄怒波：为什么有养父母呢？你生父母为什么不跟你在一起？
汪潮涌：我刚出生不到1岁，我父亲就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母亲也属于资本家的后代，是黑五类，被说成是美蒋特务之类。我父母被送到学习班后，母亲觉得我跟他们一块儿生活很艰苦，就把我送到老家的亲戚家里作养子。当时，别人告诉我，我父母特别复杂，千万不要跟他们来往。幸运的是，我的养父母是很淳朴的农民，他们也没孩子，就把我当作自己的儿子来养。他们给我营造了一个很好的环境，把我保护起来。所以小时候我知道有生父母，但是很难见到他们。
黄怒波：那你插过队吗？
汪潮涌：我也算是中国最小的知青之一。小时候我们那儿每年冬季都要修水利，我9岁就开始到工地上班。那个时候水利工地上寒风刺骨，晚上睡在临时工棚里面的稻草堆里。我手脚都生冻疮，当时要能够戴副手套、有一双好靴子是非常幸福的事。
黄怒波：你的名字是改过，还是原来就叫这个名字？
汪潮涌：改了个字，原来中间的字是“超”。
黄怒波：你是不是改完名字以后就很顺？
汪潮涌：改完以后跟海洋和水发生的关系越来越多了。
黄怒波：我小时候叫黄玉平，但是在插队的时候我在黄河边突然觉得，这一生我要像愤怒的波浪一样，就改成黄怒波。改名第二天就背着铺盖卷去了农村，但之后就一路很顺，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特别大的跌宕。
小时候我还曾有一个愿望是到北京，后来真的就来了，还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而且是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推荐上来的。本来像我这样的人没资格上大学，但有人举报宁夏回族自治区一个领导的孩子，是走后门送到北大的，北大就把他退回来了。这样全宁夏想上大学的人都开始抢这个名额，最后只好让宁夏日报社推荐，推荐标准：一是高中毕业的，二是党员，三有作品。我13岁就开始写诗，《宁夏日报》经常发表我的诗歌，我是他们最年轻的作者。这三个标准我都符合，所以很幸运，我的人生就此改变了。你大学在哪儿读的？
汪潮涌：我15岁考入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信息工程专业。19岁我又考上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我是经济管理学院建院的第一批研究生，当时的院长是后来的朱镕基总理。我读清华的第二年，得到了一个公派去美国留学的机会。在我走之前朱镕基院长对我说“你出去要学金融”。当时我对金融完全不懂，还说我出去要学管理工程或者国际贸易，金融应该是财经院校的学生学的。但到了美国我才发现金融是美国商学院很热门的专业。
黄怒波：当时去华尔街，你就是想去看一看，还是去应聘？
汪潮涌：我是去应聘的。当时中国留学生出去学数理化、学电脑的比较多，而我学金融时务性很强，毕业以后一定要到华尔街去工作。
很幸运，经过二十几道面试程序，我进入摩根大通银行纽约总部工作。当年我们进华尔街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当时中国的金融市场没有起来，华尔街不认为中国有什么机会，作为中国留学生要进华尔街的投资银行，而且是一流的投资银行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虽然我英语不如美国人，但是我的电脑技术、做数学模型分析的能力比他们强，更主要的是，我向他们描述了未来十年中国的远景。
听说你北大毕业后，在中宣部干了十年，而且曾是最年轻的处级干部？
黄怒波：我一毕业就被挑到了中宣部，回想起来在中宣部的日子也很难忘，我遇到很多趣事。有一天我从中南海大东门穿到北门，一群乌鸦正好回来，它们从我头上飞过去之后，我全身都是乌鸦屎。
那时，中南海中午可以游泳，而且水里有很多大蛤蜊，我们就弄上来，拿回去给中宣部的老师傅们吃，后来还有了一个通知，不许拿蛤蜊回家什么的。
还有一件事特别好玩。有一天，我骑自行车上班，看前边两个人走路，就按铃提醒他们让开，等他们一回头，我吓了一跳，原来是胡耀邦和他的秘书。秘书狠狠地看着我，我立刻从自行车上跳下来。后来中南海也出了个通知：见到领导要下车。当时领导很廉洁也有干劲，看起来很普通。
我在中宣部的时候，最喜欢的人是我的处长，一个很厚道的老太太，我一生都难忘她对我的帮助，能遇到她也是我的幸运。我没有父母，她对我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特别关心。我也因此成长得很快。但是，后来她突然瘫痪了，病了二三十年才去世。前些年，我一直在照顾她。
当然也有人讨厌我。有一个在办公厅当主任的人，不知道为什么，经常骂我的老处长，有一次我借机跟他大吵了一顿。那时我很年轻，和这个主任还住一个宿舍楼。
他退休后，每天坐在楼门口，看到我下班回来，就恶狠狠地看着我，我冲他点个头，他就呸呸呸，使劲往地上吐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