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明军为何被打败呢？有人说是因为明军对后金军的作战能力估计不足，对对方的情况一无所知，盲目行动，准备不充分，最终并没有达成分进合击的战略目标，反而被对方各个击破。还有人说是主力部队孤军深入，得不到有效的补给，最终全军覆没，打乱了整个战局的部署，更使后来南北两路军陷入被动境地，这为后金军从容转移兵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明军创造了有利战机。也有人说明军盲目自大，在作战之初，便将自己的作战意图泄漏给对方，这也是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也许并不是某一个原因造成了明军溃败，而是综合的原因。不管如何，明军在此战役中惨败而归，从此江山迅速被清朝践踏和控制。
太平天国北伐为什么会失败
导言：金田起义后，太平军一路斩将杀敌，所向披靡。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便将太平天国定都于此。定都天京（即南京）后，太平天国立即组织了西征和北伐，但是北伐只派了两万多人，由于兵力太少，北伐最后宣告失败，许多优秀的将领也战死在这次北伐中。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认为这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太平天国为何只派两万多人去征服北方呢？1853年，太平天国攻陷南京后，在派兵西征的同时，派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从扬州出发乘船到浦口登陆，率九军22500多人北上。并派朱锡琨、许宗扬、黄益芸为北伐后续梯队，任务是攻占天津，等待援军，攻陷北京。但后续梯队在浦口上岸后误走六合，未跟上前面主力部队。这支部队在当地宿营时发生大火，死伤惨重，黄益芸丧生，朱锡琨逃生后与林凤祥会合，许宗扬则返回天京。北伐军从扬州出发后，途经安徽的临淮关和凤阳府，最后经亳州于六月进入河南。北伐军攻陷河南的归德府，夺得火药2万多斤及铁炮无数，但粮草不足。北伐军本欲于归德府北四十里的刘家口抢船渡过黄河，但清军已将船只收泊北岸并全部烧毁。北伐军只得继续西进，经陈留县、朱仙镇、中牟、郑州，最后到达巩县的汜水口渡河。因船少人多，尚未渡尽清军已追到。未渡河的后续部队约3000人被迫南归，经湖北回到安徽，并入西征部队。渡河的北伐军自6月起围攻怀庆府（今河南沁阳市），经50多日仍未能攻下，只好放弃。然后进入山西，经平阳府、洪洞县折往东趋屯留、黎城再由太行山入武安、涉县向直隶挺进。于8月28日攻克直隶重镇临洺关，京城震动，逃离北京的居民不下3万家。清廷一方面增强北京周围的兵力，也做了必要时撤出北京的准备。
因清军扼守保定，北伐军乃从深州乘虚而东，打算经沧州、静海从东面攻取北京。但这一带此时洪水泛滥，使北伐军无法再前进。一直到年底时，北伐军约4万人都还停留在天津附近的静海和独流附近，从而给清政府得到调动军队的时间。由于北京一带清军比北伐军多出数倍，加上北伐军以南方人为主，未习惯北方寒冬，令北伐军处于劣势。1854年初因粮尽，北伐军被迫南撤。当北伐军在静海受阻时，派人潜回天京请求援军，天京派曾立昌、许宗扬和陈仕保等率领7500人北上增援。援军在1854年3月渡过黄河，沿途吸纳了不少新兵。4月间，援军到达山东临清州，不久因为新兵不听号令而溃败，曾立昌只好向南撤退，他和陈仕保先后战死，许宗扬得以身免回到天京，被收入东牢。林凤祥、李开芳的部队在3月间退至阜城，吉文元在该地战死，再南退至连镇（今河北东光县内），林凤祥闻知援军到达山东，派李开芳分兵迎接援军。在李开芳会合援军前，援军已经溃散，李开芳只好固守山东高唐州。天京当局曾经命秦日纲率领第二支援军北上，但在安徽舒城为清军击败，被逼折返。
清军分别在连镇和高唐州围困北伐军，两地的北伐军无法联络，坚守多月后，因粮尽而逐渐不支。1855年3月，清将僧格林沁攻下连镇，林凤祥受伤被俘，不久被押到北京处死。僧格林沁率兵到高唐州，李开芳知道林凤祥已全军覆没，从高唐州突围至冯官屯，又被清军围困，不久被俘，6月在北京被处死。宣告北伐失败。
太平军北伐是太平天国派兵挺进华北，企图攻取北京的一次重大战略行动。李秀成将其归为太平天国覆灭的原因之一。但是北伐运动为什么会失败呢？太平天国的将领李秀成在其《李秀成自述》中认为是由于兵力不足，根本无法实现制定的目标。
中国近代史学者郭廷以在他的《近代中国史纲》中认为失败的主因有二，其一为兵力不足，且为步卒，不利于平原作战，难敌清将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其二为南北语言隔阂，北人性较持重，附和者不多，不似在两湖之时，从者动以万计。
第三种观点认为北伐是重大决策失误，不仅断送了太平军的许多优秀将领，也削弱了西征军的实力，使得西征波折重重，未能及早消灭湘军。还有人说太平天国仅以2万余人北伐，反映了当时主政的东王杨秀清的偏安心态。他曾在1852年说：“今日上策莫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而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也。”
第四种观点认为是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在攻占南京后，对革命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贸然派出2万余精锐，深入华北，谋取北京，结果陷入清军重围；加之后援部队派出过迟，且于中途溃散，北伐军遂失去了突围南返的希望。
虽然北伐失败了，但不少人认为北伐运动使北伐军深入清朝统治中心地区，打击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牵制了清政府的注意力，为同时进行的西征和1856年的东征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北伐失败被看成是太平天国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何一直连连取胜的太平军只派2万多人去北伐，妄图推翻清朝统治呢？是太平天国的领导者骄傲轻敌，还是其他原因导致了太平军北伐的失败？这些问题相信有一天会有明确的说法。
古代战争中的方阵是谁发明的
导言：古代行军打仗最常用的阵形就是方阵。它可分可合，可大可小，十分机动灵活，增强了军队的作战力量。那么，方阵是谁最先使用和发明的呢？有人说在黄帝时代就出现方阵的雏形了，方阵当然是由黄帝发明的。也有人说方阵出现在周朝，还有人说方阵形成于春秋时代。在古代作战中通常采用方阵队形，它是把参战部队按照作战要求排列的阵式，以伍或队为基础，组成包括中军、左拒（矩）、右拒（矩）在内，形成方形或长方形。根据作战规模的不同，可大可小，最大的方阵可达到万人以上。又可根据作战情况的不同进行组合，能分能和，有人形容为“分如掣电，合如乌云”。方阵充分体现“阵而后战，兵法之常”的古代军事思想。那么，这种影响深远的方阵到底是何人何时创建的呢？
一种看法认为方阵产生于黄帝时代。据《李卫公问对》记载，方阵为黄帝创造。“黄帝兵法，世传握奇文”，“考其辞云：四为奇，四为正，余为握奇。奇，余零也。”“其形井字，开为九焉，五为阵法，四方闲地。”这种“握奇阵”就是指将军队分成八个小方阵，四正四奇总为八阵，按井字形、环形配置，大将居中掌握，称为“握奇”。部队环卫前后左右，形成八个活动区。只要一方受难，其他几方都可以过来援救。李卫公认为，黄帝创立的这种方阵是阵的最初形式。据说诸葛亮的八阵图就在这种八行方阵中演变过来的。
也有人认为黄帝所创的这种方阵最早来源于黄帝所建立的“丘井之法”（八家为井，十六井为丘），但“丘井之法”并没有用于实际的战争中。传说黄帝和炎帝曾在阪泉发生过战争，在《史记·五帝》中记载：黄帝“教熊罴貔貅驱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有人指出文中的猛兽实际上是指以动物为图腾的氏族部落，而从记载来看，当时并没有裂成方阵。而黄帝与蚩尤也曾发生过大战，蚩尤率领部落和黄帝率领的部落大战九天九夜，最后黄帝在神的帮助下战胜了蚩尤。在这场战争中，黄帝是否曾经用方形布阵，由于缺乏史料，还无法得知。
第二种看法认为方阵在周朝时出现。据明代何良臣在《阵纪》中记载，方阵是周代齐国的始祖吕尚（姜太公），改变黄帝的握奇阵，“画为九区，方诸井字，而作三才五行阵也”。何良臣认为，这种阵是按井字形画为九个方阵，前为天阵，后为地阵，左右为人阵，名为三才；按金木水火土结构，土居井字形中央，其他分居四角，称五行阵。三才、五行实为一阵，交战时可布奇兵，奇正能互相变化使用，出奇制胜，进退无常，变化多端。传说姜子牙在辅佐周武王灭商的时候曾经用过此阵。另一说是在灭商的战争中逐渐形成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方阵是在军队普遍使用金属兵器的春秋时期形成的。据《孙膑兵法》记载，方阵是军队使用金属兵器作战的基本队形。其基本单位是各基层单位组成的小方阵，由这些小方阵组成大方阵，形状可方可长。排列方法“必薄中厚方，居阵在后”，即中间兵力少，四周兵力多，机动部队位置靠后。中间兵力少可以虚张声势，四周兵力厚可以粉碎敌人，机动兵力靠后，可以灵活地使用。这时候的方阵，已经将智谋和力量糅合在了一起，上升到了比较高的阶段。有人认为方阵并不是随着金属兵器的出现和发展自然而然产生的。因为虽然在商周时期已经出现了铜兵器，但其战斗力和使用人数并不多，到了春秋时期，铜兵器在种类和形状上都有所发展，而且春秋时期战争频发，参战和使用铜兵器的人数就大量增加。为了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战争统治者就要布置最能发挥和增强战斗力的阵形，方形阵此时就是最好的选择，由此，方形阵才产生。
上述三种说法各有各的道理，难以取舍，方阵究竟形成于何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我国骑兵始于战国时期吗
导言：骑兵在我国出现的时间较早。骑兵是由一群经过长期训练，能在马背上作战的士兵组合而成的。他们能快速地打击对手，也能在战况不利时迅速撤退，脱离战场。我国是世界上较早拥有骑兵的国家之一。骑兵是陆军中乘马执行任务的部队、分队。他们既能乘马作战，又能徒步作战。通常担负正面突击、迂回包围、追击、奔袭等任务。历史上骑兵曾经是陆军的主要作战兵种。“中华民国”时期，骑兵最多时达20多个师。那么，我国的骑兵始于何时呢？
一种观点认为骑兵开始于战国。主要依据是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据《战国策·赵策二》记载赵武灵王为了抵御北方胡人的侵略，实行了“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改穿胡服，建立骑兵，“今吾（赵武灵王）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在《史籍·赵世家》也有记载：赵武灵王为了推行胡服骑射，对朝中大臣进行说服工作。他分析说：“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恐有一天会遭这些国家的入侵。”所以他希望赵国臣民“胡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三胡”是我国北方地区靠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部落的泛称，善于骑马射箭。他们经常侵扰赵国的边境，而赵国的军队主要是战车。马拉战车是军队的主力，其冲击力和速度超过步兵，却因道路所限难入山地丘陵，呆板的车战、步战使军事机器运动迟缓。赵武灵王看到胡人穿短衣长裤骑马便捷，于是他决心学习胡人，建立骑兵，进行军事改革。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骑兵开始于春秋、战国之交。《战国策·赵策一》记载：晋出公二十年（455年），晋卿知伯，联合了韩、魏两家准备攻击赵襄子，赵为了应付他们的联合进攻，接受了张孟谈的建议，先退晋阳防守。于是派了延陵王（生）将车骑先之晋阳布置。文中所说“车骑”就是指车兵和骑兵。由于那时骑兵的数量还比较少，所以常常是车兵和骑兵混合使用。
阎铸在1986年写的《我国骑兵的诞生和发展》一文中也说：“这里将车骑并提，表明已是一个独立的兵种。赵襄子是赵武灵王的七世祖，与武灵王相隔一百多年。不仅有力地驳斥了引进骑射的说法，也动摇了他首创骑兵部队的论断。”另外，在《吴子兵法》也有有关骑兵的记述：“……此非车骑之力，圣人之谋也。能备千乘万骑，兼之徒步，……”这里的“车骑”和“千乘万骑”自然也将骑兵包含在内。而《吴子兵书》比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要早一百年。
第三种观点认为骑兵开始于春秋。《韩非子·十过》中载，公元前636年，秦穆公使用骑兵部队送重耳去晋国夺取王位，“公因起卒，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辅重耳入晋，立为晋君。”这里的“畴骑”，就是秦国的骑兵部队。但也有人认为“畴骑”应解释为是指同一规格的马，认为不是骑兵。但这就不符合文字的意思了。秦国和晋国一直不和，秦穆公若帮助重耳去晋国夺取王位，需要的是军队，带的就该是有作战力的车兵、步兵、骑兵，而不是欢送的仪仗队。在《史记·晋世家》中记载的也是军队。还有的人认为在商代时就出现了骑兵。
我国的骑兵究竟在何时才出现的，这一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