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五霸之谜
导言：东周时期，周王的势力开始减弱，各诸侯国间战争不断，都欲称霸中原。为了显示称霸的诸侯绝对的地位，故历史上有“春秋五霸”之说。但在史书记载中关于春秋五霸的具体指代却不同。从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另一说，前770年至前403年）被称为春秋时期，它属于东周的一个时期。春秋时代，周王势力减弱，诸侯群雄纷争，战火连天。仅据鲁史《春秋》的记载在这二百九十年间就有将近五百次的军事行动。司马迁评论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诸侯国之间相互杀戮，争权夺霸。历史上把先后称霸的五个诸侯称之为“春秋五霸”。但是“春秋五霸”指的究竟是哪五个人却史说不一。
《左传》、《史记》、应劭、赵岐认为春秋五霸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墨子、荀子认为春秋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白虎通义》以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为五霸。《汉书》颜师古注引以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吴王夫差为五霸。
在这四种说法中齐桓公和晋文公是公认的霸主，那么其他“三霸”是谁呢？让我们来一一点评。
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促进国家的统一，“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是第一个成为霸主的。齐桓公于公元前685年即位。他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得齐国强大起来。齐桓公采用管仲的意见，利用“尊王攘夷”的旗号团结其他诸侯来抗击威胁中原的周边其他民族，还出兵阻挡了北上侵犯的楚国，使得齐国在各诸侯国的威信大增。到了后来，齐桓公召集诸侯国在蔡丘会盟，周王室也派人参加，正式承认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
第二个称霸的诸侯就是晋文公。晋文公为了实现他称霸天下的愿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与民同甘共苦，受到了百姓的拥戴。他减轻关税和刑罚，救济灾民，使晋国百姓能安居乐业。他不断增强晋国的实力，坚守信用，建立起了自己的威信。当时，与晋有力量争霸的是长江流域的楚国。晋文公想成就霸业，必须向南扩展疆土，那就必须与楚国发生战争。公元前632年初，晋文公率兵救宋，为报答楚国在他流亡国外时楚国的款待，下令军队退避三舍（90里），在城濮（今山东濮县南）大败楚军。战后，晋文公在践土给周襄王修了行宫，还把陈、蔡和楚国的俘虏献给周天子。晋及齐、鲁、宋、卫等七国国君和周王室大臣王子虎订立盟约，正式称晋文公为盟主。不久又会诸侯于温，周襄王也被请赴会，任命晋文公为诸侯之长，命他安抚四方，监督和惩治危害周天子的人，从此晋文公成为诸侯霸主。
以上两位称之为霸主在历史上多无疑义，那么其他诸侯称为霸主又为何有这么多的争议呢？
宋襄公：宋襄公在齐桓公死后，想借诸侯无霸主之机称霸。《春秋·僖公十八年》记，宋襄公曾与曹伯、卫人、邾人伐齐，大败齐国；僖公十九年，宋襄公又捉住了滕国的国君，与曹人、邾人盟于曹南；二十一年，宋人与齐人、楚人三国国君相聚于齐国的鹿地，宋襄公自认为是这次会盟的发起人，同时爵位又比齐楚二君高，所以一开始就以盟主自居；二十二年，宋襄公又联合卫国、许国、滕国一起伐郑。在这些记载中，《春秋》均将宋襄公列为首。虽然他确实做过短暂的盟主，但是在与齐楚会盟时，宋襄公曾被楚成王拘留过，后战于泓，又被楚国大败，遂伤而死。有人评论他急功近利，空讲仁义。而他被称为霸主根本就是有名无实，他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霸主。
秦穆公：《韩非子·难二》称：“蹇叔处秦而秦霸。”《新序·杂事三》谓：“秦用由余而霸中国。”可见，秦穆公应该称过霸。但《左传·文公六年》因其死后用人殉葬，便明确指出：“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史记·齐世家》也谓：“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而在《史记·秦本纪》和《李斯列传》都说他只“独霸西戎”，就是说秦穆公只在周边而且都是少数民族的西北地区算是霸主。所以，有人认为秦穆公只能算得上是“偏霸”，不能列为中原五霸之一。
楚庄王：《韩非子·喻老》中说：“楚庄王……举兵诛齐，败之徐州，胜晋于河雍，合诸侯于宋，遂霸天下。”据记载，公元前611年，楚庄王攻灭庸国。公元前606年，庄王伐陆浑之戎（今河南伊川一带），陈兵问鼎于周郊，以示有吞周之意。接着又破陈围郑。晋出兵救郑时，两军大战于邲（今河南郑州北），晋军败绩。此后鲁、郑、陈、宋等中原国家先后归附楚国。从这些文字记载来看，楚庄王称霸中原是没有问题的。但有人认为他曾经炫耀军事实力，威胁周王朝，向周室“问鼎之大小轻重”，太过骄横跋扈，不像一个霸主所为。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就指出，楚庄王没有“尊事王室之功”，不宜列入五霸。
吴阖闾：《吕氏春秋·简选》称：“吴阖闾……与荆（楚）战，五战五胜，遂有郢，东征至于庳庐，西伐至于巴蜀，北迫齐晋，令行中国。”《战国策·秦策》也说：“伍子胥……卒兴吴国，阖庐为霸。”但历史究竟如何呢？有人说阖闾只是打败了楚国，昭王虽扔下国家举家逃离，但是楚国的百姓却与吴兵展开殊死搏斗，吴王只好退兵，不敢与楚国百姓硬战。他也没有征服巴蜀，而北边有强大的齐晋，在历史上阖闾也没有征战这些国家。因此，阖闾也算不上春秋一霸，只能是偏霸。
吴王夫差：夫差是阖闾的儿子，他在阖闾死后继任吴国的王位。公元前494年在夫椒大败越国，攻破越都（今浙江绍兴），使越屈服。公元前486年，开邗沟，连接长江和淮水，开辟出一条通向宋、鲁的水道，进逼中原。此后，又在艾陵（今山东泰安）打败齐国。公元前482年，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大会诸侯，与晋争霸，适逢晋室内乱，夫差一度夺得霸主地位。但就在这时，越王勾践趁夫差赴黄池之会、只有太子与老弱留守之机，越军乘虚而入，并杀死吴太子。夫差匆匆赶回与越议和。吴长期穷兵黩武，民力凋敝，难以与越抗衡。公元前473年，越再次兴兵，终灭吴国，夫差自杀。这样的结果称得上是霸主吗？
越王勾践：《吕氏春秋·顺民》说：：“越王……残吴，二年而霸。”《史记·越世家》载：“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当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号称霸主”。但是不少论者认为越王勾践作为霸主的史实太少了。
综合分析可知，虽然宋襄王、秦穆公、楚庄王、吴阖闾、吴王夫差、越王勾践都曾被认作是霸主，但是却也存在各种问题。另外还有一些国君也曾称过“霸”，如《左传·成公十八年》谓：“晋悼公……所以复霸也。”《左传·昭公三年》云：“昔文、襄之霸也。”杜预注：“晋文公、襄公。”可见晋襄公、晋悼公都曾经做过霸主，那么他们是不是也可以列入春秋五霸中呢？
有人说春秋五霸只是后人的一种说法，在春秋时代并不存在。虽然如此，但是这些问题也是人们乐衷讨论的话题，也许这个问题永远也不会有答案。刘邦何以能逃过“鸿门宴”一劫导言：在小说或电视剧中经常提到“鸿门宴”，比喻暗藏的杀机。它来自于楚汉相争时的一段历史故事。在鸿门宴中，刘邦险些被杀，但还是逃了出来。那么，刘邦为何能在重兵包围的楚国大营脱身呢？是他身边谋士的计策救了他还是项羽有意不杀他呢？鸿门宴是家喻户晓的故事，后人将鸿门宴誉为暗藏杀机。鸿门宴的故事很有传奇性，但也留下了一个千古未解之谜，让后人迷惑不解。秦末，刘邦与项羽各自攻打秦朝的部队，刘邦兵力虽不及项羽，但刘邦先破咸阳，项羽勃然大怒，派英布击函谷关，项羽入咸阳后，到达戏西，而刘邦则在霸上驻军。刘邦的左司马曹无伤派人在项羽面前说刘邦打算在关中称王，项羽听后更加愤怒，下令次日一早让兵士饱餐一顿，击败刘邦的军队。一场恶战在即。刘邦从项羽的季父项伯口中得知此事后，惊讶无比，刘邦两手恭恭敬敬地给项伯捧上一杯酒，祝项伯身体健康长寿，并约为亲家，刘邦的感情拉拢，说服了项伯，项伯答应为之在项羽面前说情，并让刘邦次日前来谢项羽。鸿门宴上，虽不乏美酒佳肴，但却暗藏杀机，项羽的亚父范增，一直主张杀掉刘邦，在酒宴上，一再示意项羽发令，但项羽却犹豫不决，默然不应。范增召项庄舞剑为酒宴助兴，想趁机杀掉刘邦，项伯为保护刘邦，也拔剑起舞，掩护了刘邦。在危急关头，刘邦部下樊哙带剑拥盾闯入军门，怒目直视项羽，项羽见此人气度不凡，只好问来者为何人，当得知为刘邦的参乘时，即命赐酒，樊哙立而饮之，项羽命赐猪腿后，又问能再饮酒吗，樊哙说，臣死且不避，一杯酒还有什么值得推辞的。樊哙还乘机说了一通刘邦的好话，项羽无言以对，刘邦乘机一走了之，后又招樊哙同出，就此全身而退。刘邦部下张良入门为刘邦推脱，说刘邦不胜饮酒，无法前来道别，现向大王献上白璧一双，并向大将军（范增）献上玉斗一双，请收下。不知深浅的项羽收下了白璧，气得范增拔剑将玉斗撞碎。
正是刘邦的全身而退引起了史学家的质疑。在那样戒备森严的局面中，刘邦怎么能够脱身，而且招樊哙一同出去？范增、项庄等难道一点也没有觉察？刘邦出了军门之后，项王曾使陈平召刘邦回来，为什么不能将沛公（刘邦）找回来呢？
《史记会注考证》曾引董份之说，提出许多疑问，其中说：“矧范增欲击沛公，唯恐失之，岂容在外良久而不亟召之耶？此皆可疑，史固难尽信哉。”又引徐孚远曰：“然观《史记》，叙汉人饮中，多有更衣，或如厕竟去，而主人不知者。意者当时之饮，与今少异，又间有良骏行四十里而杯酒犹温者，汉主之能疾行，得此力也。其所云步走，或史迁误也。”
鸿门宴是不同寻常的宴会，刘邦的一举一动都应在范曾等人的密切关注下，何况刘邦还要找樊哙一起出去呢？樊哙闯进时，完全怀有敌意，这时却紧随刘邦而出，就算平常之人都会有疑问。
而在《史记》中先说刘邦“脱身独骑”，就是独自骑马的，但又说与四人步走，究竟是骑马还是步走，还是先骑马而后步走？也叙述得不清楚。梁玉绳《史记志疑》则这样说：“若论禁卫诃讯，则彼尚不能御樊哙之人，乌能止沛公之出乎？”但是当时樊哙闯军营，刘邦尚在项王牢笼之中，这时却是两人提剑而出，禁卫之士岂能轻易放过？
明于慎行《读史漫录》卷二云：“鸿门事，以为‘是日樊哙奔入营谯让（责备）项羽，沛公几殆。’此耳食也。总之，项王本无杀沛公之心，直为范增怂恿，及沛公（刘邦）一见，固已冰释。使羽真有杀沛公之心，虽百樊哙，徒膏斧钺，何益于汉？太史公好奇，大都抑扬太过，如四皓羽翼太子，正与此类。”
有人说于氏之说比较合情合理。项羽为人，血气方刚，有他残暴的一面，也有慷慨磊落，豪爽痛快的一面，范增早已看出项羽“君王为人不忍”的特点。项羽如果想杀刘邦，范增示意时，就可杀之；刘邦逃走后，张良以白璧献项王，项王还肯“受璧置之坐上”吗？
但这也不过是一种看法而已，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杯酒释兵权没有发生过
导言：许多的开国皇帝都会杀功臣，因为这些建立卓著功勋的人是皇帝的心腹大患。倘若他日掌权，其皇位就有可能不保。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事变，黄袍加身成为北宋皇帝后也有同样的顾虑，因此历史上说他为此上演了杯酒释兵权的一幕。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事变当上北宋开国皇帝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同时为避免黄袍加身再次在自己身上上演，因此在乾德元年（963年）春天，赵匡胤在退朝后留下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锋、赵彦徽、罗彦环诸高级将领饮酒。酒至半酣，宋太祖对部下们说“我非尔曹不及此。然吾为天子，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此话令石守信等人大惊失色：“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己定，谁敢复有异心。”太祖曰：“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将领谢恩：“臣愚不及此，唯陛下哀矜之。”宋太祖借机表达了让他们放弃兵权，建议“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第二天，各位大臣就称病请求辞职，宋太祖一一诏准。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的典故，宋太祖收回地方将领的兵权以后，建立了新的军事制度，从地方军队挑选出精兵，编成禁军，由皇帝直接控制；各地行政长官也由朝廷委派。通过这些措施，新建立的北宋王朝开始稳定下来。
历来史学家对宋太祖“杯酒释兵权”都深信不疑。但是近年来却有史学工作者提出新的意见，认为“杯酒释兵权”根本没有发生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