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上去向他们敬烟，打听事情，他们随手接过烟叼在嘴里，但就是不愿搭腔。我问一句，他们就被动地答一句，有时干脆装作没听见，手里噼噼啪啪忙着。我觉得这有点像葡萄收获季节里的那种忙碌劲儿。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海蜇一下子涌向海岸。“这里是海蜇加工点吗？”他们摇头：“不，是一个铺子。”其他的就什么也不讲了。后来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弄明白，沿海的这几个沙堡岛到处都住满了捕获海蜇的渔民：近年来发生了一个极其特别的现象，海蜇出现了百年不遇的旺季，它们简直疯迷一般向海岸涌来，结果一下子招来这么多发海蜇财的人。那些人从南山和平原、甚至从东北一下子汇拢过来，只一转眼就占据了所有的沙堡岛。每一支队伍都分割了一块海岸，互相不得侵犯。这个最大的沙堡岛是由界河岸边的那些老乡包下来的。
“原来岛上的居民呢？那些流浪汉呢？”我固执地询问。
做活的人被问得有些不耐烦，抬起头来：“你说的是哪朝哪代的事？”
“不久以前，两年还不到呢，那时候我和一个朋友到这儿来过，他们还在……”
一个中年汉子瞥瞥我，一边继续忙活儿，一边用香烟往旁边甩甩，指着一些老太太说：“你问她们去吧，她们来得早。”
我到老太太跟前打听，她们说：“那些人哪，早被当地人赶跑了。那些人哪，都是一些盲流，有的还不知是从哪来的哩，做什么的都有，他们在这里胡捣弄哩，做贼、养汉子，什么胆大的事儿都干，当地人把他们赶跑了，不愿跑的就留下打工。看见那边几个抬海蜇的汉子了？那个穿红袄的就是……”
四个壮汉抬着满满一大筐海蜇，其中的一个壮汉穿了儿童才穿的红花衣服，那衣服小得可怜，衣襟只达到肚脐那儿。当他们放下海蜇歇息时，我就走了过去。我问那个汉子：岛上原来的居民哪去了？知不知道有个叫“大婶”的女人？他嘻嘻笑了：“谁不知道‘大婶’？俺原来的头儿。”“她哪去了？”他瞥瞥旁边的人，好像有点害怕：“到天边去哩，俺嫌路远，没跟上。”
他告诉，和他一块儿留下的打工者还有十几个，大多数人都跑了，跟上“大婶”跑了。
我明白了，这个最早由“大婶”他们开拓出来的一块土地，如今已经易手了。这里出现了百年不遇的海蜇旺季，贪财如命的当地人就如狼似虎地扑上了岛子。“大婶”一帮本来就是一些在大地上飞来飞去的人，没有故园……我回想着当年的沙堡岛，还记得起“大婶”他们在蒲苇间割出的一道道规整的通路、一个个菜畦、用蒲苇做成栅栏的院落。那些土屋和草棚显得既安静又整齐，是一种安谧的、有条不紊的生活……
一个脸上有着红斑的、特别高大的人抬起碗口粗的胳膊挥动着，不断地斥骂着那些抬海蜇的人。他显然是个首领。骂了一会儿，又咋呼着向海岸驾船的那些人走去。他一个人在海岸上来来往往，所有的人都不敢正眼看他。有一个人在这吆喝声里抖了一下，结果手指被割破了，鲜血立刻染红了海蜇……
入夜了，一个角落里响起了引擎声。原来这里靠自己发电，工人们要连夜赶制海蜇皮。通向海岸的那条沙路和海岸，到处都扯上了大功率的灯泡，整个沙堡岛竟然亮如白昼。这片吵吵嚷嚷的声浪伴着潮涌，一直到了午夜两点还没有停歇。有个工人说：这是百年不遇的大丰收，他们一天捕获的海蜇可以卖两万元，昨天一天的收入已达到两万五千元。他说从老辈起没遇到这样的现象：“怪哩，都说怪哩，海蜇都涌到这个地方来了……”
我也觉得奇怪。因为往年在夏末秋初收获海蜇的季节，人们一个夏天里最多也只能捕获几十只。沙堡岛这个地方是盛产海蜇的地方，可是像眼前这种盛况真是百年不遇。这一定是因为海流变暖，或者地磁变化等等难以预料的自然现象造成的，未必就是一个吉兆。我听老人们讲过，有一年海边上突然收获了大量的青鱼：那些青鱼越涌越多，到后来简直用不着使网去捞，把竹篓伸进海里盛就行了。它们像米饭一样浓稠，一条挤一条地浮起一层。那种情况差不多持续了一个星期——青鱼多得成灾，海滩上到处是臭烘烘的青鱼，人们的食物全是青鱼，田里的肥料也是青鱼。吃不了的青鱼晒鱼干、腌渍起来，能想的办法都想过了……转过年来，平原上发生了罕见的大风暴和水灾，第三年上又发生了旱灾，饿死的人数也数不清，就像当年堆起的青鱼……
眼下能否算得一场灾难的征兆，我不知道，但它实在是太反常了。那些海蜇简直是没头没脑地来送死，到后来小船干脆就不往大海深处去了，因为它们像一个个巨伞一样在水中漂游，一只接一只地往岸上汇集，工人们只需用一柄抓钩把它们拖上海岸——后面还是源源不断，源源不断……
03
每天人们都忙到午夜两点，海蜇还在不断地往上涌。天还没有亮，那个脸上长红斑的海上把头就在喊：“你他妈的还睡，你他妈的不到海边上去看看！”
大家搓着眼睛，没头没脑地往海上跑。到了海边一看，先登岸的海蜇被后来的海蜇给压在了下边，海浪继续噗噗地往上推涌着死海蜇，还不断有活着的海蜇卷上来。这种一心赴死的海上生物堆积了足有一米高，再后来大量蜂拥而上的海蜇简直引不起工人们的一点欲望，大家再也没有了兴趣和好心情了。它带来的是双倍的疲劳，他们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这里的海蜇给人带来了恐惧，也带来了灾难。他们开始仇视它们。
脸上有红斑的那个家伙把工钱给他们增加了一倍。可是他们还是支持不住，白天拿刀的手老要打抖，受伤的越来越多。那些用一面大扣眼网到海里兜海蜇的机帆船锚在岸上，用绞轮往上绞网。结果有人在绞轮上给截掉了胳膊。那惨不忍睹的情景啊，让人谈虎色变——那个人的喊声震天响，他用力地挣掉了连接断臂的一块皮肉，跳着喊着，一头扎到了海水里……
从“大婶”时代留下来的那几个流浪汉，住处离这片新搭起的简易工棚很远。原来他们不习惯住在这样的地方，仍然待在用蒲草搭成的那种茅屋中。他们在那里尽可能地保持了原来的习俗。我找到他们时，他们有点害怕——过去所表现出的那种野性和悠然自得的样子全然不见。但我确信他们是留下来的土著。我问他们在这个岛上住了多长时间？有的说五年，有的说七年。来岛上最早的人告诉：他一来这儿就记得有个大闺女，后来就是大伙儿喊的那个“大婶”。说起“大婶”和那时的日子，大家都一阵神往。看得出，他们至今怀念那一段岁月。
“那时候哟，”那个穿短小红袄的汉子说，“俺从来用不着发疯似的做活。‘大婶’说了，够吃的算哩，天一黑俺就睡觉，大伙儿和和气气，有酒一起喝，有好吃物往一块儿凑。无论多大的年纪，都是‘大婶’怀里的娃儿哩。‘大婶’对俺多好，从来没把俺当外人，不论来早来晚，只要入了岛就是一家子，吃不愁穿不愁，就是想女人哩。‘大婶’说：‘一个一个都给我把毛病收起来，慢慢候哩！’咱候了一年又一年，这岛上一年里也来仨俩女人，有的是老太太，有的是十几岁的小女娃。俺几个见了就举着抓钩往外冲，说：‘抢啊……’大婶就伸手吓唬俺。这些女人在岛上做菜洗衣，缝缝补补，看上谁跟谁哩……”
另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听着，突然呜呜地哭起来。我去劝阻他，旁边的都说：“让他哭吧，哭吧，哭哭好受哩。他是想那一帮子人，过去那班耍友哩。”许久以前，沙堡岛上的人朝夕相处，谁什么脾性都知道，有的已经是十几年的交情了——大伙儿走时他们没有跟上，这会儿后悔得要死。
我问：“为什么不去找‘大婶’的人？”
“哪里找去？他们走了两年多了，沿着大海滩往西，往南，兴许进了山哩。只要是有人烟的地方他们就不会停歇。那一帮子端着锅子扯着娃儿，抱着鸡领着狗，一路摸索着往前走哩，再说俺这伙也没脸见‘大婶’哩……”
我问怎么？
“怎么？那时‘大婶’劝俺，说走吧走吧，这个窝废了。俺怎么也不听，舍不得这儿。咱也寻思，反正都是做活吃饭，当地人又能把咱怎么样？谁知道如今悔也晚了。”
我让他们好好想想——有没有一个红脸的高个子，一个酿酒师，头发有些鬈的人到这儿来过？
他们回忆着，说红脸白脸的人都来过，“俺这里什么人都收留，连盗贼也收留哩。”
我无可奈何，摇着头听下去。
“新来那些手不老实的人，到了半夜就要爬起来，摸摸索索想弄些东西。后来他们也就改了这毛病。俺这里有什么可偷的？连盛粮食的缸都是泥捏的，到后来他们看实在没东西可偷，就住下来，老老实实过起日子来了。可也有的一下子戒不掉，手老要发痒，不过偷之前就跟咱讲好，说俺这手老要痒哩，到时候俺摸来了你的什么你再取走——丑话说在前边啊，生气恼人可不行啊！就这样，一个人偷走了俺的一条裤衩，还有一顶帽子，天亮了俺再拿回来……东西倒来换去也怪有趣。”
我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