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日为伴宿、作夜辞灵之期。丧居门前的过街棚里里外外亮出了汉执事“五半堂”的幡、伞，每半堂亮出2件：红、蓝、白、黑、紫（绣花）的幡、伞各一对，计20件，均插在红漆葫芦座的执事架上。金银宝库、九品莲台、执幡使者、福禄寿三星、摇钱树、聚宝盆、哼哈二将、开路鬼、打道鬼、喷钱兽（独角獬）、香幡、筒幡、香伞、香亭、松狮、松亭、松八仙、松鹤鹿同春、松和合二仙等冥物沿南北墙一字排开。过街棚正对丧居门口还设了三档子妙峰山香会的火壶茶会；大鼓锣架、金漆大号，24个民族传统式的鼓手整整排了一条胡同。这里不能不临时断绝交通。地面上对此亦无不给予支持。至于前来吊唁人乘坐的汽车、马车、洋车、自行车都存放在了琉璃厂厂甸海王村公园前边临时设立的场子里。
是日，前来吊唁者达数百人之多，内外行知名者计有：余叔岩、尚小云、程砚秋、马连良、小翠花、周瑞安、王少楼、孙毓堃、王又荃、李洪春、计砚芬、丁水利、张春彦、谭小培、谭富英、钟鸣歧、马富禄、吴彦衡、徐霖甫、李多奎、高庆奎、王瑶卿、王凤卿、叶龙章、郝寿臣、叶盛兰、高盛麟、刘砚亭、杨韵甫、万子和、郝锦川、金达志、吴菊痴、萧振川、吴钦李、汪侠公、杨主生、张寰如、王敬五、赵砚奎、陈椿龄、于永立、迟绍峰、赵世兴等均前后莅临吊祭。
杨宅所收的冥楮、纸扎、祭席等各种奠礼堆积如山，所有挽联、祭幛、匾额，自首七以来，大有铺天盖地之势，仅名流匾额就有数十方。由于杨氏生前崇佛信道，成为北京各大小寺院的大檀越、大功德主，且与各寺院方丈、监院等高憎结交甚密，故23处佛教寺院的方丈联合前往唪经礼忏。集各大小寺院“黄袍”高僧唪经送圣是佛教界对亡人及其家属最高礼敬，对亡人本身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功德，若非特大的名流斋主去世，一般是绝不应酬这种佛事的。这是自民国8年以来，北京城所未有的情况。所以，为人们，尤其是为有佛教信仰的人们所景羡。
伴宿之日的法事，除23名“黄袍”以外，还有雍和宫、隆福寺、护国寺的喇嘛各13人；白云观、地安门外火神庙、和平门内吕祖阁的道士各13入；长椿寺、铁山寺、龙泉寺的和尚各13人。轮流诵经作法，凡送疏、戒食、交供、回向，经台、月台上下，几乎没有闲暇的时候，门前的鼓乐也“接赞”、“送赞”吹打不停，其盛况不言而喻。
由于杨氏生前交际很广，来吊者有着不同的民族和宗教信仰，所以不借重金，置办了“三面席”：一是大教席；二是同和轩的清真席；三是功德林的全素席。而且是一天早晚两顿。可谓奢矣。来宾们坐席后，将近落日，总提调发话，宣布送圣僧、道排班秩序。其具体安排是：鼓乐、番道禅、来宾、番道禅、来宾、番道禅、近亲孝属、23位大德“黄袍”。采取“花插”排列，以利观瞻，而符礼俗。念三黄袍送圣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延寿寺街一带人山人海，几无立锥之地，近至左邻右舍的商民，远至津、保各地不远百里而来的“好事”者，都云集于杨宅丧居附近，一时万头攒动，车马为之堵塞，不能通过。人们不但是为争看各种纸扎冥物，而更主要是争看名伶的庐山真面目，而一饱眼福。
随着官鼓大乐的一棒大锣，送圣开始。杨家确是独出心裁，将一丈多高的纸扎哼、哈二将推将出来，作为开路之神（一般这乃是出殡的排场，送圣很少有这种举动）。紧跟着是纸扎的尺头桌子、四季花盆、纸制的整桌祭席、福禄寿三星、执幡使者、九品莲台、香幡、香伞、香亭均雇人擎举而行。其后为番、道、禅各三班，每班各13众，按既定“花插”而排列，来宾及捧圣的孝属间杂其间，最后是23处大小寺院的方丈，身披大黄袍，各捧手炉相送。最引人注目的是梨园行的7行7科，每科均推代表10人以上，步行送库，每人各佩一徽帜，上书：“北京梨园公会某行（或某科）代表致祭员”字样。每走过一处，必有若干观众指手划脚纷纷议论，形容不一。送圣行列出笤帚胡同西口向南，经延寿寺街、一尺大街、皈子庙、向东经观音寺、大栅栏，出东口折向南行，经前门大街至西珠市口，折向西行，至万明路折向南，直奔香厂迤南永安路，焚烧楼库等冥物。于火光冲天中礼成。
晚间，杨宅办了盛大的资度道场。番、道、禅三台焰口施食：老道的铁罐施食，三清（三位头戴五老冠的高功主法）焰口；和尚的三大士（三位头戴五佛冠的金刚上师主法）焰口：外加“地藏十王宝灯”的传灯法事。金钟法鼓，通宵达旦。观礼者百人之多。
1938年2月28日，农历戊寅年正月廿九日：杨小楼大殓举行。
杨家在出殡的前三天就在和平门外南新华街师范大学门前的大道上，亮出了一份五丈五尺长，一丈多高的64杠的大罩，罩架子上挂了红缎金线绣满“百寿图”的罩片，顶上安了80公分高的金箔罩漆的大“火焰”，罩架上盖的四角，都向外探出一个“草龙”，成为“兽头龙口”，龙口“衔”着一串编织的花穗，每绺花穗上拴着一个“荷叶帽”、八个小金葫芦和五个不同的“花拍子”。十分华贵。杠罩的四角各放置一座红漆木质的执事架，上面插了红、蓝两色不同的“拨旗”，上书“崇文门外广兴杠房”字样。大杠大罩的旁边还亮出了一付32抬的“小请儿”，即出堂用的小杠。这份大杠诚可谓富丽堂皇，气派极矣。引起了许多过往行人驻足围观。
按老北京的风俗习惯，丧家一亮杠亮罩，就是即将出殡的信号。紧跟着，在杨氏殡列即将经过的要路口便道上，相继搭起了高大的路祭棚三座，一为剧场公会全体同人路祭棚，设在西珠市口当行商会门前的空地上，将由各剧院选派代表三人守候公祭。二为梨园公会全体同人路祭棚，设在第一舞台门前。三为内外行亲友联合路祭棚，设在虎坊桥京华印书局门前。这些路祭棚均为平棚起尖子，一殿式的起脊大棚，棚口均搭了素彩毗卢帽式的花牌楼，设了官鼓大乐，摆上了对儿门鼓、对锣架、对官鼓、对号筒。棚口两旁的执事架上插着四对金执事，计金立瓜、金钺斧、金天镫、金兵拳各一对；四对不同图案的大旗，计清道旗、飞虎旗、飞龙旗、飞凤旗各一对。棚内正面放了披有虎皮的“如意亮轿”一乘，当做被祭奠者的灵位，前面还扎了素彩灵龛一座。前边是大型供案，上面设置了香炉、蜡扦、花筒、供碗。棚壁上挂满了挽联、匾额、挽幛、花圈、相间有不同的四季花盆，尺头桌子等纸活冥器。给人一种极为庄严肃穆的感觉，哀戚油然而生。
杨宅即将出大殡的消息，人人奔走相告，四九城的居民，尤其是南城一带的居民都憋足了劲头等着瞧热闹，都说：“这可是一出好戏，所有的名角都要上场亮相，这张票可是千金难买！”当年，瞧大殡几乎是北京人的一种“文化娱乐”，本来，丧葬礼俗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果然，杨氏的大殡成为万人空巷之举。一般平民，一早就扶老携幼地伫立街头，那些有钱有闲人家早在殡列即将经过的地方，找个茶点铺或饭庄子的楼上，订个临窗的好座，届时居高临下，边吃边看，将这盛大宏壮的丧礼尽收眼底。
杨氏丧居前门外笤帚胡同，巷子较窄，不便直接上大杠。所以，他的灵柩被抬出丧居之后，先在门口上32人抬的“小请儿”。由孝女荣桂身穿重孝，左手打着金钩龙凤“衔”挂的引魂幡，在众多亲友、梨园界同人拥簇之下，到南新华街北头师范大学门前换升大杠。这时最前头的仪仗已经穿过西河沿，进入前门大街了。
杨氏灵柩上了大杠，扣上了一卷红缎“百寿图”的大官罩。孝女荣桂跪在拜垫上，以左手在一块糊成一套《金刚经》的沙板砖上摔了“吉祥盆”，大喊一声：“爸爸哎！”遂被搀起，全体孝属及执绋的近亲友便跟着一起高声举哀，这时，烧了一所纸扎的小四合房。被请来扬纸钱的“一撮毛”此刻大显身手，趁着纸活的火势，一连扬了三把纸钱，顿使漫天皆白，良久不能落地。有许多小孩，甚至老年人都凑过去，伸手接抢那些尚未落地的纸钱，说是用这种纸钱擦拭面部或身上的疥癣，当可霍然。此说虽然属无稽，但无意间却为丧礼壮大了声势和场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