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迪道和小组的另外四位同志，在老百姓眼中是不折不扣的“汉奸”。丁公量对他们说：“不要太拘谨，放开手脚，主动跟鬼子、密探接近，打麻将、推牌九，甚至逛妓院，但是如果去妓院一定要‘借干铺’，不能‘睡湿铺’。”
丁公量还告诉手下的同志：“进茶馆，要进窑子，你们一定要懂这些。那些地方是最邋遢、最龌龊的地方，但是你们要进入到这种地方去。”周迪道和同志们过去不敢做的事情，这时候也必须大胆去做，既然是汉奸了，就应该既能够吃到日本人的心，又能够挖出许多情况。
一天，“400”小组在日伪报社发展的一名线人，匆匆赶来，从口袋中小心地掏出一卷日军宣传品，这个重要情报表明：鬼子马上就要下乡扫荡了。
鬼子要扫荡的时候会有一些“苗头”出来，比如说要抢粮。线人也不是马上就能知道确切情报，而是需要看“苗头”、看现象。这时鬼子往往会要密探一起去，要翻译一起出发。从这些现象里面可以了解到什么地方要扫荡，于是，丁公量他们马上就告诉有关的地区。
迅速的情报传递，令日伪扫荡队伍往往颗粒无收，败兴而归。宪兵队思想课长铃木渐渐失去了耐心，他觉得周迪道等人，混吃混喝，却没有情报。为了稳住鬼子，丁公量决定，今后要利用打时间差的方法，为鬼子提供既“假”又“真”的情报。
丁公量老人说：“所谓时间差，就是我们给日本人的情报确实是真的，但是等到日寇嗅到、布置下来的时候，我们这里早已经变化了，那个情报已经不起作用了，已经成了旧闻了。比如说，我们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开一个什么大会，这个情报是真的，但是当日寇拿到情报的时候，司令部早已经走了。”
假情报后来被屡次证实，日本人对“400”成员们的不满和怀疑渐渐消散。丁公量把情报送出去，是要让这个情报为敌人所信任，而且能够起到调动敌人的作用。具体说，主要就是周迪道提供给铃木的情报，能够使铃木在宪兵队里得到重视，这样铃木就会觉得很满意，反过来他对周迪道的小组也就重视，觉得很亲切。
丁公量领导下的“400”小组，潜伏在宁波日本宪兵队，传递情报无数，解救同志多人，为妓女赎身，枪毙叛徒，引起伪军内斗，坚持一年零三个月，直至抗战胜利。
暗杀（硬伤：日军有大校吗？——大佐？）
1943年末，日寇华北作战兵团开始在河南新乡、开封等地集中兵力，囤积物资，于1944年春在中牟、花园口一线强渡黄河，攻克郑州，沿京汉铁路南下，直扑武汉、广州，企图打通华中走廊，支援南太平洋、东南亚地区的对美作战。
11月，第二次大战和欧洲部分结束了，美国开始向日本占领的亚洲地区发动猛攻，节节胜利，并且控制了日本人后方补给的海运和空运。前线日军作战需要接济不了，华北的日军派遣总司令部制定计划，在1943年的冬天，日军在黄河北岸的开封和新乡聚集大量兵力。
因应形势，1944年春，重庆国民党情报部门也大力部署，加强华北沦陷区的地下抗日组织。军统特务王芸彬，被征调到河南新乡，组建抗日杀奸团。“绝杀汉奸”是当时的军统除奸标语。
抗日杀奸团，简称抗团，是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在天津和北京由一些青年自发组织的一个爱国组织。抗团里面的成员都是青年学生。当时的天津和北京，北洋军阀后裔中的很多公子、少爷们，都参加这个组织，声势很大。
1944年4月，在伪第六方面军的掩护下，王芸彬取得了公开合法身份，并建立了新乡地下工作组。王芸彬被安排到了伪第六方面军的参谋处。参谋处处长是门致中，他是黄埔军校第十二期的。门致中给王芸彬安排了一个公开的身份，就是谍报参谋。
王芸彬老人说：“这个时候我可不是王芸彬了，我叫郭冰然，郭参谋。”在新乡宪兵队，还有一个特务机关，就是宪兵特务队。门致中也给王芸彬弄了一个公开的身份：当顾问。
接下来的日子，王芸彬注意到一个人——新乡车站机务段工人刘鹏，这个人的背景有点儿神秘。王芸彬老人说：“刘鹏这个人平平凡凡、朴朴素素，待人接物很厚道，乐于助人，从不跟人计较得失。我听他的口音，是贵州人。后来，他跟我碰到几次，也主动跟我说话。”但是，当时大家也不深谈，都是客客气气的。
1944年10月下旬的一天黄昏，平日里客气稳重的刘鹏，忽然跑来，他告诉王云彬：下午日落前，20多架日本战机从北边陆续降落在西郊日军飞机场。情报迅速通过王云彬到达美军基地。第二天黎明前，新乡上空机声轰鸣。七八架美式重型轰炸机在四架“黑寡妇”夜航战斗机的掩护下，仅十分钟，就把西郊机场日寇飞机及机场设施炸毁。
初次合作，信任在国共两党的地下抗日人员之间建立起来了。
1944年秋的一天，刘鹏告诉王芸彬，日本指挥部命令新乡车站站长，限令第二天组装十三节军用列车，装载物资驶向郑州，这些物资必是日军前线作战急需，刘鹏提议炸毁军列。
王芸彬对刘鹏说：“不要在新乡车站炸，而是要等军列开过新乡车站以后，走到黄河铁桥时再炸，不但把车炸了，而且连黄河铁桥一块儿炸了。”刘鹏说：“太好了，太好了。”王芸彬的爆破小组带上炸药，在新乡车站就登上了车。
在第一节车厢和第二节车厢交界处的连钩上，王芸彬紧紧地贴上了一个三十克的炸药，起爆器也安好了，时间定为三分钟。安好炸药以后，王芸彬爬到第二节车厢顶上，用手电筒跟第五节车厢联系，那边回电表示：“知道了，我也投放。”王芸彬顶着烈风低着头爬到第五节车厢，爬到车门那个地方，用手去推车门。车门很松，把车门推开了，王芸彬就把三十克的炸药变成圆的塞进去，同时把起爆器也安上了，时间也定好了，然后又用手电跟爆破组的小张联系：“都好了，跳车。”他们两个都跳下去，王芸彬跳下去以后正好滚到沟里面。
爆炸虽然没有成功炸毁黄河铁桥，但炸毁了四十多米的路基，日军大为震动却调查无果。1945年3月下旬，宪兵队里忽然来了一个日军“北”大校。3月以后，他经常到宪兵队来，宪兵队长对这个北大校毕恭毕敬。后来才知道，这个北大校是华北派遣军司令部派来主管豫北地区的保卫工作的，专门对付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他的地位很高，不仅是大校，而且还是一个皇亲。
这个北大校，每到礼拜天的晚上，总是一个人，不要任何人陪同，雇上一个黄包车，把他拉到妓院去发泄性欲。他离开妓院也很准时，每到12点钟，他就雇黄包车把他拉回军营他住的地方。根据举报，很少有哪个礼拜天他不去的。王芸彬他们研究了这个情况，认为这个人一定要除掉，如果不除掉的话，对王芸彬自己领导的那个组织，对八路军的地下组织，比如刘鹏那个组织，以及其他的抗日组织，一定会非常不利。
一场暗杀行动，在王芸彬心中渐渐酝酿成熟。王芸彬用的枪是前进基地配给他做特工狙杀人的左轮手枪[左轮手枪即转轮手枪，是一种属手枪类的小型枪械。其转轮一般有5～6个弹巢，子弹安装在弹巢中，可逐发射击。为了配合多数人使用右手的习惯，转轮多向左摆出，“左轮手枪”因此得名。但它的原意是“转轮手枪”，与左右没有任何联系。]，子弹是高爆头的，只要击中人就活不了。那天晚上，王芸彬预备好出手了。准备用木船接应他的同伴小张，也把船放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
12点左右，王芸彬等了不到四五分钟，就看到一个黄包车摇摇摆摆地过来了。那时路上虽然有电灯，但是光线很暗，王芸彬看到一个军官倚靠着坐在车上，嘴里叼着烟卷，手里扶着军刀，穿一件大衣，王芸彬几步就蹿了过去。北大校发现有人过来，挺起了身体，骂道：“巴嘎雅路”。
王芸彬右手嘣的一枪，声音很闷。王芸彬老人说：“这枪不太响，嘣的一枪，就看到大校往前一蹿，子弹从右边进去了，啪，向左边倒下去了，我左手拿着手电一照，看到他的左脑袋没有了。”车夫吓坏了，愣在了那里。王芸彬告诉车夫自己是游击队，被打死的是日本特务，让车夫把车扔了，赶快跑。枪一响，船上的小张也上来了，上来以后拿手电跟王芸彬联系，王芸彬几步就跳到了船上，船就顺着水流走了。
事发后，新乡日本宪兵队将沿途所有摊贩，全部缉捕，严刑拷打，车夫一家三口惨被折磨致死，但日本宪兵队仍然一无所获。
日本人见到中国人躲着走
那段日子，国共两党的地下抗日人员，在各自的潜伏岗位，通过种种特殊手段，完成了对敌情报搜集传递、物资运输、策反、破坏乃至暗杀行动，他们都在等待那个胜利的日子。1945年8月16日，丁公量正在洗澡，一个通讯员跑来大叫：“粟科长，粟科长（粟后为丁公量化名），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他交给丁公量一封谭政委（谭启龙）给的信。丁公量看了以后，向同志们公布了胜利的消息。丁公量老人回忆说：“当时在那里的同志，全站起来欢呼呀，这个信里就是讲，延安的电台报告说，日本已经投降。”
在同样的日子里，王芸彬也在享受着胜利者的骄傲。王芸彬老人说：“那个日本宪兵队的队长，级别也不高，他拖着他的小马，把他的一柄军刀，祖传的军刀送给我了，他说对我很钦佩。在日本，尤其是贵族家庭，军刀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很宝贵，他把这军刀赠送给我了。他第二天就走了，第二天日本的部队也撤走了。”
同样的日子，带给所有人同样的心情。何荦老人说：“我一看马这么多，手电到处摇，就知道是大事了，大家不睡觉了，看看到底是什么大消息，一会儿就听到了，日本鬼子投降了，哇，一个晚上没睡觉，都快活得要死。”
彭望缇老人说：“我们胜利以后，日本人也蛮怪的，看到中国人对面走过来，他们就过到马路另一边走，离我们远远地走，不敢跟我们面对面地走”。彭望缇老人认为，这是日本人不敢来对视中国人那种胜利者的眼光，他说：“那个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地觉得我们是胜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