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教主的坐上宾
在团琢磨死后，三井财阀急需一个能力突出、善于应付各种困难局面的人出来掌舵。
三井内部的能人不少，但要让三井在军部和右翼势力的逼迫中很好地生存，帮助三井抵挡住来自社会舆论的批判，这个主帅必须要有超人的魄力和八面玲珑的性格。谁合适？已经在家中颐养天年的益田孝推荐了池田成彬。
池田成彬的岳丈中上川彦次郎是益田孝的死对头，两人可谓是“道不同不相与谋”。可是益田孝居然会把自己最讨厌的一个人的女婿推上三井权力的最高位，这一方面固然说明池田成彬的个人能力超凡卓群，但他在人际关系处理方面的周到圆滑，恐怕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
池田成彬跟日本法西斯教主北一辉之间一段不寻常的关系，足以证明这位新任的三井大掌柜在因势利导方面的确很有一手。
实际上在暗杀风潮来临之前，社会中的不安定因素已经让很多人嗅到了危险。有人劝团琢磨注意人身安全，外出时穿上防弹背心，平时不要从人多的正门进入三井总部大楼，最好走边门。可团琢磨不以为然，他反问：“我没有做坏事，有什么好躲躲藏藏的？”
池田成彬的态度恰好相反，他说：“就算没做什么坏事，被世人误解也是常有的事。”所以他行事特别谨慎，不光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保镖，而且防弹衣从不离身。尽管那个时代的防弹衣还比较笨重，舒适度也不够，但从1931年开始到1945年底的14年间，池田成彬没有一天离开过防弹衣。社会舆论骂三井骂得越凶，池田成彬就越警惕。
1931年末的一天，池田成彬派人找到北一辉，给了他一个装有3万日元现金的信封。在那个一两千日元就能买栋房子的年代，这3万日元无疑是一笔巨款。三井的人告诉北一辉，这是三井银行的池田成彬私人的一点心意，希望北一辉的手下不要为难池田成彬。
这位口口声声反对贪婪的有钱人，号召国民放弃私产，把一切奉献给天皇和国家的法西斯教主，很快便拿着池田成彬的这笔贿赂买了别墅和小汽车，过上了有房有车的富人生活。1935年10月，他更是在东京的富人区中野区买下了占地数千平米的大豪宅，还给自己的母亲买了房子。北一辉给自己配了秘书、司机和女佣，每月的基本生活开销就达800日元。对于一个原本一穷二白的人来说，如果不是池田成彬在暗中源源不断地进贡，他一辈子也过不上这种奢华的生活。
池田成彬私底下的这一招还是很有效的。在1936年2月26日发生的法西斯军人政变中，他就事先得到风声，为防止哗变的军人伤及自己，池田夫妇在横滨的一家医院里躲了一个星期才敢回家。这次政变不过是日本军部皇道派和统制派两股势力的内斗，作为幕后的煽动者，北一辉事后被处以极刑。
北一辉被捕后，他的腐败生活也随之曝光。那些狂热的少壮派军人看到自己崇拜的教主居然过着他口中批判的那种生活，顿时感到上当受骗了。而普通民众看到的事实则是，原来三井财阀早就跟法西斯势力暗中搞到了一起，居然给右翼提供资金！对此，三井财阀是无论如何都解释不清楚的。
给北一辉提供资金的事情败露后，池田成彬在写给东京宪兵队的情况说明中，声称是自己误信了北一辉，经不住他每日的电话恳求，才在不知不觉中答应了他资金方面的要求。从这一过程完全可以看出，池田成彬是一个特别会审时度势，特别善于见风使舵的人。
在这样一个大掌柜的统领下，三井财阀全面转向，投入为军国主义效力的道路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当然，三井家族也正是看中了他这一点，才在军部当权的非常时期，将三井的帅印交给了池田成彬。
当然，池田成彬的个人能力不容小觑。这位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毕业的高才生，28岁进入三井银行工作，42岁就当上了常务总裁。在三井发展成康采恩大财阀后，池田成彬一直坐镇三井银行，把三井银行发展成日本排名第一的民间大银行。在接任三井大掌柜后，池田成彬进行了一系列的转型改革，这些因势利导的措施让三井财阀在日本法西斯政权下得以继续高歌猛进，坐稳了日本第一大财阀的交椅。
池田成彬69岁的时候从三井退休，翌年出任日本银行第14任总裁，5个月后病退。在日本进入全面战争阶段后，众人一致认为能替战时日本经济寻找出路的，只有经验老到的池田成彬。1938年5月，71岁的池田成彬应邀入阁，担任近卫文麿内阁的大藏大臣兼商工大臣。1941年，他又出任枢密顾问官。
三井的高级管理人员弃商从政，此前已有先例，三井物产的山本条太郎、森恪等人就是代表。但是做到大藏大臣这个实权位子上的，池田成彬是第一个，况且他还是三井的最高级别经理人。甚至，池田还差一点当上首相。
从掌管三井财阀的帅印，到掌握日本战时内阁的财权，此等权力与金钱的合作，不可谓不彻底。
由于曾为日本的战时经济体制做过设计规划，池田成彬在二战结束后曾一度被列为甲级战犯嫌疑人，不过不到一年即被解除嫌疑。
池田成彬的后任大掌柜向井忠晴在二战后也曾担任过大藏大臣。三井的大掌柜从政，无疑是日本政、财两界相融合的一大标志。
以慈善之名为军部埋单
池田成彬当上三井大掌柜后，强行实施了一系列迎合军部、迎合民众的改革，其中之一就是做慈善，说白了就是散钱。
在右翼恐怖势力如日中天的局势下，池田非常清楚，手里的钱越多，麻烦也就越多。所谓“树大招风”，如果不是因为敛财过度，团琢磨也不至于被血盟团成员射杀。“千金散尽还复来”这个道理，池田成彬悟得很透。
1933年，也就是池田成彬新官上任的头一年，三井就发布了成立“财团法人三井报恩会”的公告，各大报纸竞相报道三井要为公益事业捐资3000万日元的消息。那时的3000万日元跟如今的3000万日元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若换算过来，起码相当于如今的几百亿日元。这是日本捐献史上最高纪录的一笔捐款，相当于当时三井财阀的母公司“三井合名会社”两年的利润所得。
三井财阀是钱太多了吗？不是。这样一笔巨额现金，三井一下子是拿不出来的。这3000万日元中，包括现金1000万，三井银行的股票1000万，另外1000万是三井信托的股票和三井财阀发行的新股。池田成彬这么做，真的是要千金散尽了。此举曾遭到三井家族的一致反对，因为此前三井每年用于社会公益的钱差不多已有600万日元，为什么还要再砸进这么大一笔钱，做如此大的“牺牲”？
池田成彬的理由很明确：现在不是三井存钱的时候。以前每年捐资600万，三井的名声一点也不见好。所以要么不做，要做就声势大一点，让全日本的人都知道，三井是有善心的，是为国家、为普罗大众谋利益的。
1934年，“三井报恩会”正式成立，该会不但可以使用三井捐出的基金的利息，连基金本金也可以动用。基金会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捐出100万日元用于癌症研究中心的研究经费。在此后的10年间，由三井报恩会资助的项目达到3900项。对于在战时经济体制下，国家的财政支出几乎完全向军费倾斜的日本来说，三井报恩会的资金填补了政府公共投入的不足。可在社会舆论看来，这不过是一身臭名的三井财阀散钱自保的伎俩罢了。
从1933年到1936年的短短4年间，三井财阀的捐款总额高达6200万日元，大大超出另一大财阀三菱1500万日元的捐款额。原本捐款的目的是投身社会公益，改善三井财阀的社会形象，但是到最后，捐款却变成了为军事国防的相关事务变相埋单。
三井对于军部的各种捐资要求概不拒绝。例如，为开发满洲捐资1000万日元，为伤病兵救济提供63万日元，给军人会馆送上10万日元，为航空研究提供100万日元资金等等。三井还出资保送陆军学校的学生到满洲去见习，为“满洲拓殖移民计划”提供旅费。总之，凡是军部要三井出钱，三井全都有求必应。
在慈善捐资的名义下，三井财阀就成了日本法西斯政权的提款机。三井再有钱，也经不住这样隔三差五地往外散钱。于是池田成彬开始公开出售三井所属企业的股票。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聚拢现金，一方面又可以消除社会上对财阀资产封闭垄断的批评。1933年，三井向市场投放了王子制纸的股票10.5万股，东洋人造丝33万股，东洋高压7.5万股，北海道炭矿汽船公司6000股，由民众公开认购。此后，三井银行、三井物产和三井矿山也纷纷向市场公开了旗下子公司的部分股权。
在不影响绝对控股的前提下，祭出“资本大众化”的旗号，也是三井财阀自保的措施之一。况且，公开股权也让三井大大获利，因为股票的市场价值和股票的原值之间有价差，这就相当于现在的原始股出让。三井财阀仅仅通过公开王子制纸的10.5万股股票就获利467万多日元。这些卖股票得来的钱，基本都用作了各类捐款的基金。
池田成彬让三井财阀做出的种种牺牲，并没有如愿换来社会舆论对财阀的好感。看到关于“三井财阀伪善面孔”的评论，池田失望至极，他感叹：“为何世人总是习惯从阴暗的角度来看待事物呢？”
1936年的“二二六兵变”后，池田成彬暗中给北一辉提供资金的事情败露，此事给三井财阀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池田不失时机地在三井内部推出了退休制度，规定普通职员50岁退休，管理人员60岁退休，高级经理人65岁退休。借着这个台阶，69岁的池田成彬为自己在三井长达41年的光辉岁月画上了句号。
战时状态下的机构重组
1937年7月7日，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响起了枪声，日军借口挑起的“七七事变”，拉开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大幕。日本国内也全面进入了战时体制。池田成彬摇身一变，成了日本战时统制经济的“总设计师”。
为了保证因战事扩大而急需的军费开支，日本军部内阁提出了史无前例的6亿日元大增税计划和8亿日元的公债发行计划。一时间，日本国内的税赋名目繁多，不仅有所得税，还有临时赋税，甚至还有个税种叫“支那事变特别税”，也就是卢沟桥事变特别税。而且，所有旧税种的税率一律提高了一倍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