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民国时期在长安城任着大官哩。我爷临死时把他的官和一院上好的私宅留给我爸。我爸眼亮，把世事变化看得清楚，明里支应国民党，暗里通着共产党。去陕北红区的秘密人物，经常在我家歇脚哩。解放后，我爸在长安城还任着一个职务哩。后来世事变了，别的许多人打成了右派、现行反革命，我爸呢，也没躲过劫难。公开的国民党官员，又有大、中、小三房老婆，能躲得过劫难吗？特务、间谍、历史反革命，一大摞帽子重重地扣在我爸头上。
我爸心里明白，政治上的事情，你就是浑身上下全是嘴也说不清，就对组织说：政治上咋处理我都行，我觉得我对得起共产党，问心无愧。只是三个老婆和一群娃娃，是历史遗留问题，请组织通融通融，不要把我们骨肉拆散了。组织一挥手，打了我爸一个嘴巴，说你还和组织讨价还价哩！结果我家的东西收的收，砸的砸，房子拆的拆，烧的烧。日本鬼子进村，三光哩。我爸被收了监，再没见着。我是我爸的小老婆生的，我妈是名门闺秀，可怜见的，被遣返到这二百里路外的穷乡僻壤。我妈不知通过啥方法，在废墟里把这两样东西运来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两样东西宝贝着哩。为了保护这两样东西，我妈在文化革命中把命舍下了。我晓得我妈的心思，她不光保护的是那两件古物，更保护的是和我爸共同生活的日月。
老汉讲毕，从牛棚搬来琉璃鸱吻，拿开尾部裹了一层又一层的塑料布，从中掏出一页纸，展开来让我看。
“瞧瞧，这就是我们原来的家。”
齐明刀眼睛睁得灯泡似的，两手不由得摸在了腰间的钱袋上。
“我知道你揣着钱哩，可我这古物无价。”
“好叔哩，我不是古董贩子，拿你家的往昔和你的心胡倒腾哩。”
“那你揣那些钱干啥哩？”
“长安城里有人要建房，托我来求你老人家呢。”
老汉惊愕的眼睛睁圆了：“你是说，长安城里有人建房要用这两样古物哩？”
齐明刀看着那图式：“说不定要照这图建造哩。”
老汉：“咱不喝茶了，咱喝你的陈年西凤。”
喝酒时，齐明刀说：“好叔哩，我还没问你尊姓大名哩。”
老汉吱地喝一杯酒：“姓杨，杨虎城的杨。”
喝罢酒，杨老汉问：“你带了多少钱。”
齐明刀大拇指和食指一伸，比出个八字。
杨老汉：“是这，我这两样古物不卖，你留六万块押金在这儿，东西拿走。要是盖房用不上，古物钱财各归其主。”
齐明刀满心欢喜地说：“能成能成。”
“但有一个条件。”
“啥条件？”
“房子盖起，开业大吉那天，得让我老汉到长安城亲自看一眼。”
郑四爷嘘出一口气：“我还以为要我上天摘星星呢，原来是这。我现在就给你打保票，开业那天，一定请杨老汉坐上坐。甭说亲自看一眼，就是在新楼里住上十天半月，一年半载都不算啥，碎碎个事。”
齐明刀：“一言为定。”
郑四爷：“屙出的屎还能偎回去不成。”
金三爷一旁发话：“郑四老，能有今日，咱得感谢一个人。”
“感谢一个人？谁呀？”
金三爷又朝向齐明刀：“我出两道题考考你。”
齐明刀有些紧张起来。
“我说词曲，你猜曲牌，再猜词曲所言指的何物？”
难了，这可难了。
金三爷并不理会，把肥大的圆脑袋搁在椅背上，鼻子朝天，小眼微闭，用舌头打着梆子，拖着调儿念道：“直柄喜当权，笑颟顸两耳悬，花街柳巷都行遍。扬声杂然，停声讪然，深闺绣罢求新钱。好因缘，羡他侥幸，得近小婵娟。”
齐明刀只见那词曲古旧高雅，着实好听，却猜不出曲牌和具体所指。
郑四爷：“仿佛是《南商调·黄莺儿》”
齐明刀：“黄莺儿？不就是黄鹂鸟嘛，怪不得杂然讪然叫得好听。”
金三爷在椅背上摇头哈哈一笑：“看来你的文词知识差些，这可是古董人的大忌呀！”
齐明刀惭愧得低下头。
金三爷停住笑，木船一般沉浸到往事中去。他不紧不慢又吟出一首诗来：
绿窗检点女儿箱，彩线断绒针断铓。
锈罢鸳鸯方却坐，慢声远远唤娇娘。
冯空首曾对齐明刀说过，别看金三爷上了把年纪，但对男女之事，喜好不减当年。金三爷今儿吟的唱的，不是花街柳巷小婵娟，就是正绣鸳鸯的小娇娘。拿强项对人弱项，叫人怎么猜得着呢？
“告诉你吧，间接谜底叫唤娇娘。”
“谁唤娇娘呢？”
“谁能唤动就是谁唤哩。”
“谁又能唤动娇娘呢？”
“唤不动就惊，那东西又叫惊闺，惊动闺房唤娇娘。”
齐明刀开始动心思儿：惊动闺房唤娇娘，啥东西能办到呢？直柄当权，是说直把儿攥在手心里，笑颟顸两耳悬，是说两个耳朵像小棒槌一样吊在两边，扬声杂然，停声讪然。就是这东西发出的声音能惊动闺房，能召唤娇娘哩。
郑四爷支楞起双耳，快速朝齐明刀摇头。齐明刀明白那意思。齐明刀看到师傅穿着长衫，挑着担儿，从四郎河的旧木桥上走过来，那手中摇的，不正是惊动闺房的唤娇娘么？
“我猜出来了，是拨浪鼓，也就是我师傅手中摇动的拨浪鼓。”
金三爷深深嘘出一口气，肥硕的大脑袋从椅背上抬起来，垂着肉囊的肿眼朝窗外望着：“有七、八个年头，没见货郎苗闪过面，就像一条鲸鱼，换了一口大气，扎进深海里，连尾巴划水的痕迹都不见了。这老鬼死到哪里去了！”
一句这老鬼死到哪里去了，饱含着一个老朋友对另一个老朋友无尽的思念之情。
齐明刀受这句话的感染，一颗心也沉浸在往昔与师傅交往的情景中，耳边隐隐响起拨浪鼓时紧时慢时大时小时激烈时悲怆时欢快时忧伤的声响。那声音自往昔而来，喧响环绕在整个茶房，震动着三个人的心。
郑四爷：“该闪面了。”
金三爷：“是呀，是一头鲸鱼，也该浮出水面喷喷水柱子了。”
金三爷把热切盼望的目光从窗户的木格子上收回来，肥硕的头颅仍旧枕在椅背上，回忆自己与货郎苗穿开裆裤的交情。
那时候，咱是啥光景，城河沿儿的草毡户，穿着有鞋没袜子，吃的上顿没下顿。可人家苗丹砂是啥家境！人家老爷是前清举人，在西府一带任地方官，家中殷实，又在长安城西市买了三大间门面房，开了丝绸店。由人家苗丹砂的亲爷经管着。西市自古以来就是长安城最繁华的地方，商贾云集，车马往来跟流水一样。西路各省各国的异邦民族顺丝绸大道，行万二八千里，从安远门入长安，大多在西市附近安营扎寨，采办货物。说来也怪，西域人就喜欢采办丝绸和瓷器。苗家丝绸庄生意那个兴隆呦，满长安城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人家苗丹砂那时候虽然也穿开裆裤，却背着书包在自家开的私塾里上学哩。苗丹砂爱玩，放学撂下书包就跑到城河沿找我玩。我那时候要多可怜有多可怜，得空就帮爹妈拣破烂卖。又有一天，家里无米下锅，我饿得肚子咕咕叫哩，走不动路。苗丹砂听到我肚子咕咕叫，自个儿跑了，不一会儿又折回来，跑得呼哧呼哧，满头冒汗。只见他用手背抹一下汗，拉开扣子，衣襟里露出三个白生生的蒸馍。我长那么大，从来没见过那么白的白蒸馍。我吃了一个，你猜咋吃的？先用门牙咬下一点点，再用舌头舔那小豁豁，一股子荃荃的麦香，顺鼻管钻到我的胃里。
那个香呦，我今生今世再也没有尝到过！我吃了一个，另外两个跑着送回去，给爹一个，给妈一个。然后折回来和苗丹砂玩。苗丹砂问够吃不？不够吃我再给你偷去。我说够了够了。从此之后，到了春季，苗丹砂就从家里往外偷桃杏给我。夏季偷瓜果，秋季偷柿子核桃。我一个草毡人家的穷娃，一年四季吃着富人家的吃食。那年冬天雪大，快把城河下满了。我穿一双单鞋，大舅二舅全露在外头，冻得跟红萝卜一样。苗丹砂换了新棉鞋，就把退下来的旧棉鞋拿来给我穿。我把露脚指头的破单鞋扔到结冰的城河里，穿上旧棉鞋直冲苗丹砂傻笑。那时候年幼人傻，光知道笑不知道哭。
后来，国家对资产阶级实行大改造，苗家在西市的丝绸庄收归公有。苗丹砂他爷说，归就归吧，前些年不是把好多丝绸布匹捐给陕北红军了嘛。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这回归了，就全当捐给穷人政府了。说完这句话不久，苗丹砂他爷两眼就闭上了。
人常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苗家是豆腐散了，架子在哩。丝绸庄归公了，城墙里那院住宅还在哩。可到六二年“社教”，按阶级划分成份，苗丹砂他爹遭殃了，被挂着官僚资本家的牌子拉去游街，游完街站板凳挨批斗。官僚资本家的宅院朝不保夕了。夜深人静时，疾病交加的爹把苗丹砂叫到跟前，拉住他的手说：娃呀，世事大变样啦，你爷没守住丝绸庄，你爹我也守不住这宅院。你眼看快十六岁了，快成人了，该自个儿走自个儿的路了。爹没啥给你，爹这儿只有祖上留下来的几样古董字画，你带上走。可你不能空手攥着这几样东西走。走要走得自然，走得能活下去。
苗丹砂跪在病床前，呜呜咽咽，断断续续唱出一段曲子，唱得泪流满面，那曲子就是我刚才唱的那首《南商调·黄莺儿》。苗丹砂他爹说，这是你那位举人老爷做的曲儿，不承想这曲儿里给后世子孙藏着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你的命。
苗丹砂他爹死了，苗丹砂简单葬埋了父亲，第三天就辞别了母亲，挑着担儿，摇着拨浪鼓儿离开了家门，也离开了长安城！
齐明刀听得心里直嘘唏：原来这城门不是进来就是出去。当年出城远去的苗丹砂，如今却怂恿我到城里来。
后来我误打误撞入了古钱币行当，踏开路子发了家。苗丹砂一年半截转悠回来一回，一方面进些稀罕货物，一方面把在乡间收到的古董万货转手给我。我照单全收，哪怕是赝品。可人家苗丹砂眼气好，很少收过赝品。有一次时间隔得长，大约三、四年吧，苗丹砂才转悠回来。我对他说，在我家附近给你买套房子，你住回来吧。苗丹砂用万分奇怪的目光把我瞅了半天，没有回话。我又说人家都跑着活动着寻党寻组织落实政策哩，你也不动心思不操心。苗丹砂不耐烦了，说日后再提这话，我就要我的白馍和旧棉鞋哩。说完挑着担儿走了，这一走，又是好几年才能见上一面。几十年的日月就这么晃荡过去了！
齐明刀心口堵堵的，喉咙一抽一抽的，他看到金三爷小眼睛里的老泪，积蓄着，转悠着。老人毕竟是老人，那老泪蓄在肿胀的眼泡里，始终没有滚溢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