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二十年前，1988年的春天，当时母亲还是南丁格尔高中的校长，一天收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简单地写着：亲爱的玛丽·安·施瓦尔贝，我是一名菲律宾修女，现在在泰国难民营工作，我需要您的帮助。落款写着“玛特修女，仁爱修女会”。
过了好几年，母亲才得知这位修女是如何知道她的姓名和地址的。这既可以说是偶然的，也可以说是上帝的杰作，完全取决于你的宗教信仰。事情是这样的：母亲的一个学生在泰国北部漫游，带着一堆明信片和一点现金，找不到邮局也不会说泰语。后来他在街上偶遇了一位修女，觉得可以信任她，就请她帮忙寄信。这位修女不仅是仁爱之女（母亲后来总喜欢这么说），而且是一位了不起的筹款人。修女寄出了明信片，记下了母亲的地址。
母亲回复了那张神秘的明信片，也收到了玛特修女寄来的一封长长的信。从此她们开始长达几年的书信往来。玛特修女会在她的信件中附上残疾的赫蒙族儿童的照片，这些儿童住在泰国境内最大的老挝难民聚集地BanVinai。那里有四万五千名难民，其中80％是妇女和儿童，严重残疾的儿童有上百名。
很快，玛特修女开始寄给母亲一些产品目录。母亲会收到之后就付款买下那些物品，然后寄回难民营。有时也会寄去二十美元、三十美元、一两本书，或订购一本杂志。母亲招募她的学生收集书本、纸张和彩笔，寄给泰国难民营的儿童。后来有一次，玛特修女给母亲的信像往常一样寄来，但内容有点不一样。她不是向母亲募小额的捐款，而是要几千美元。母亲立刻回信说她没有能力捐那样的数额。母亲的信里可能表现出了些许的不悦，修女立刻回信道歉说她只是一名修女，对金钱没有什么概念。
她们继续通信，接着玛特修女在一封信中提起，她有一个朋友从菲律宾来难民营做志愿者，如果母亲想要帮助，但没有办法提供很多钱，那么也许她也可以来难民营帮忙。
我的母亲是个有条理而且谨慎的人，但也有很冲动的一面。当看到玛特修女的建议时，母亲决定离开学校一个学期，去难民营工作。
妮娜那时正好快大学毕业了。
母亲和妮娜非常亲密，但那个时候她们正在经历母女间的小冲突，在很多事情上没法达成共识。但她们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了共识：妮娜会跟着母亲去难民营工作。当时我想，这如果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主意，就是最糟的。我倾向于后者的可能性，父亲和哥哥也是这么想的。
她们还是坐飞机去了曼谷，然后坐在卡车后备箱，在夜里泥泞的路上坐了十二个小时。“这叫什么事啊，我怎么把妮娜也扯进来了？”母亲当时想。后来她才意识到，她甚至从未考证过这位修女和难民营。当她们到达难民营时才发现，这是她们见过的最为艰苦恶劣的地方。
母亲在日记里这样描述对难民营的第一印象：“到处都是飞扬的尘土，几千名衣不蔽体的孩子在看到外国人的时候，不是哭喊着就是躲起来，中间还掺杂着几百只肮脏的狗，鼻涕流得到处都是，头皮像是被烧过，浑身上下满是伤痕。”
母亲和妮娜在她们即将要服务的康复中心，遇到的第一批孩子是四个聋哑女孩，她们负责做饭，母亲和妮娜很快就喜欢上了她们。四个阳光女孩非常乐意更多的人来帮助。康复中心里有许多孩子不能爬，有些连动都动不了。还有许多孩子存在着严重的发育问题。在那的第一个早晨，母亲要照顾一个名叫莽泉的年轻女子，她已经二十岁了，但看上去只有十二岁，浑身都是病痛，甚至包括大小便失禁。莽泉似乎很快就认可了母亲。她无法行走，到哪里都必须有人背着。她和母亲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至少母亲是这样认为的。
但莽泉第二天没有再来，接下来也没有再出现。于是第三天晚上，母亲去她的帐篷里找她。母亲很快就知道了莽泉无法再次回到康复中心的原因。莽泉的父母很爱她，但他们太过年迈，没法照顾她。于是他们把她放在了极度简陋的帐篷外的一个阴冷的小棚子里，任她赤裸地躺在一块木板上，旁边放着一碗米饭。她的父母都在生病，没办法带她去康复中心。她污秽不堪，并因此觉得羞愧，不想让母亲看见她现在的样子，于是向母亲丢石头，让母亲走开。
那是第四天。
母亲和妮娜坚持了下来，并非常自豪自己有能力挨过如此恶劣的生活条件。公共厕所是最可怕的地方，但她们很快也能一笑置之。
每天会有一百名三岁到八岁的儿童到康复中心。母亲和妮娜喂他们吃早餐，帮他们刷牙和洗澡，尽量与他们打成一片，逗他们开心。日积月累，母亲和妮娜的努力开始取得了一些进展。那里的资源非常匮乏，她们就教孩子们用小鹅卵石来做游戏。妮娜在当地的泰国杂货铺发现了通心粉，于是教孩子们用通心粉串项链。母亲更多的时间是帮孩子们洗澡，妮娜则陪孩子们玩耍。
莽泉最后回来了。母亲后来在她的日记中写道：“两个星期后：今天我们这里乱成一团。我照顾的一个唐氏综合征的小女孩崇涛，我叫她‘跳舞的女孩’，不小心摔倒了，还咬伤了自己的舌头。当我帮她清理血迹的时候，莽泉在水泥地上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她只要看见我和其他孩子在一起就非常生气。妮娜和我手足无措，于是决定教孩子们唱歌。我们想到的最简单易学的歌是‘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那些可以拍手的孩子，我们把他们安排在无法拍手的孩子旁边。以后我们每天都唱这首歌，直到我们离开。”
每天下午，母亲和妮娜教九岁的青少年学习英语。这是孩子们主动要求的，他们没什么事做，非常渴望能够学一点东西。他们没有书，但母亲和妮娜在镇子里发现了一堆旧的《读者文摘》。在这群男孩里，有一个叫莱康的孩子，母亲和妮娜与他成为了好朋友。
莱康见到母亲和妮娜的第一天，就递给她们一篇他写的作文，内容写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愿意成为一个难民。难民得不断地换地方，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世界上所有人都不喜欢难民。
莱康天性乐观，这份沮丧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晚上的时候，母亲和妮娜要走一个小时的路，回到她们两人居住的房间。妮娜在晚上常会跟一些当地的朋友还有其他志愿者一起出去喝瓶啤酒，而母亲总是待在房间用手电筒看书。
三个月后，妮娜明白了她想要做的事情，并决定继续留在难民营。母亲也有了新的人生方向。她决定再为学校工作一年，然后就辞职，担任“救助难民妇女和儿童的妇女委员会”第一任理事长，在这个机构的最初几年负责运营，投身于对难民的救助事业之中。而莱康，这个五岁就离开家乡老挝来到泰国，目睹了亲人被杀的难民，母亲想要帮助他来美国学习，申请大学奖学金，让他在美国继续他的人生，成家立业。他有两个家，一个是他自己的，还有一个是我们家。他是母亲最早接触的难民之一，近期他也有来看望过母亲，母亲骄傲地向我展示过他的照片。
我一直都热衷于向人们叙述这个故事。许多人告诉过我，这个故事启发他们找到了一种与成年子女或父母建立联系的不同寻常的方式。这件事改变了母亲和妮娜，也改变了我们所有人。这件事有点挑战性，我觉得我们变得更无畏了。而且我认为，因为母亲和妮娜的这些事，让我们可以变得更加无私。
母亲经常被邀请去做演讲，谈谈她为什么这么热衷于难民的事情。她会说：“想象一下，半夜里，你被家里人叫醒，他告诉你：‘把你最宝贝的东西放在一个你能拿得动的小包里，随时准备着。我们必须离开家，然后去最近的边界。’你要翻过什么山？你感觉会是怎样？你要如何应付一切？如果穿越了边界的那头是一个语言不通的陌生土地，是一个不希望你们踏足的土地，是一个你将无法工作的土地，你将会被限制在难民营里，过上几个月或者几年的日子……”
母亲用一首名为“我悲痛”的诗来描述这一切。这首诗是1989年一位十六岁的越南姑娘辛迪·常在香港一个用铁丝网围成的难民营完成的。我们在一次读书会上，我不记得确切的时间了，但是在母亲做化疗的一个冬天，我让她说出几位曾经改变过她人生的作家。“有好多。”母亲立刻说，“我都不知道从哪说起。真的，无论什么时候，你读到一本好书，它都能改变你的生活，哪怕你自己没有意识到。”她停顿了两秒，然后补充道，“不过，我肯定会把辛迪·常的名字放在最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