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刚刚结束的秋天，我们的读书会依旧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看书的空当，我们不时回过头去看短篇故事集，比如《纽约客》中刊登的故事、选集，还有我在维罗海滩买的毛姆短篇故事集。
毛姆的书中写了一个故事《司事》，我们和母亲都非常喜欢。
《司事》跟毛姆的其他故事一样，会让你莞尔一笑。故事的开头是一个谦卑的男人突然被辞退，那是他唯一会做的工作，新工作的要求他还远远达不到。我想母亲喜欢这个故事的部分原因是，它讲了命运和人生中可能遇到的财务或其他方面的意外之喜。在失去工作之后，主人公身上发生的一切竟然开始奇迹般地好转。因为母亲认识很多命运跌宕起伏的人，所以这些讲述人生重归美好的故事总是对她有着特别的吸引力。
《司事》对于2008年的11月来说，是个讽刺的警示。那时，金融界开始衰败，股市轰然坍塌，雷曼兄弟一败涂地，甚至连美国汽车产业也濒临破产的边缘。在故事的结尾，一位银行家怂恿我们如今富裕了的主人公将所有的现金全部转成“金边债券”，幸运的是，他不愿这么做，在后来的故事中发现，他也没办法这么做。
我和母亲在读书会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讨论市场和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很难对这个话题避而不谈，因为报纸上每天都充斥着这类报道，我们俩还都爱看报纸。金融危机对我也有影响，因为我还在为刚刚建立的网站筹募资金。不用说，那个时候可没有人愿意掏出钞票来，我也开始质疑，一再从自己的私人积蓄中拿出钱来是否是明智之举。
有时我和母亲坐在一起，我喝着摩卡，凝视着十一月灰色的天空，如果找不到话题可聊，我就会翻出手机，查看手机上的股票行情，随时将坏消息报告给母亲（我们身边坐着的几个人对此也很好奇）：今天跌了一百点、二百点，甚至三百点。母亲对股市的消息又爱又恨。她很想知道，但知道后只会让她更加郁闷。她想要留点钱给我们和孙辈们当教育基金，还有她最爱的慈善事业。她曾经给过我一个慈善团体的名单列表，可以告知这些人把钱捐献给慈善机构。可是除了那些她曾经服务过的地方外，她还在那么多的董事会中任过职，所以，控制名单中的慈善团体的数量让她觉得很为难。所以她不时地会让我添加一个慈善机构的名称，一加再加，但三思之后，她又重新将数量减少到四五个。她总是试图放进不同的机构，并把那些在过去几年她无法全心投入的几家填进去。
由于我的新事业是一个烹饪网站，所以我经常会谈论与厨师和菜谱有关的话题，所有这些都围绕着母亲来聊，因为她的胃口越来越差了。一个朋友从威尼斯带热巧克力送给她，她很喜欢，于是我们搜遍全城想替她买类似的巧克力。除此之外，她还喜欢果冻和清汤。她依旧继续参加晚宴，也会尽量吃东西。今年的感恩节，母亲决定要办一个小型的晚宴，只有家人和几个朋友就够了。去年她身体疲惫，没办法参加汤姆和安迪家的感恩节聚餐，今年她决定亲自主持一顿晚餐。哥哥的首任妻子法比恩和我们关系很好，两年前母亲甚至还飞到欧洲去参加她和新一任丈夫的婚礼，今年她特地从巴黎来看母亲，这次感恩节晚餐她也会参加。我们计划早点开始，也早早结束，但像火鸡、派、球芽甘蓝和红薯这样的美食一个都不会少。
“妈妈，你确定能自己主持晚餐吗？”我们都这样问她。
“如果我觉得不舒服，我就会回屋休息。不过我今年有太多需要感谢的了，我根本没想到我能活到现在。我也想到了那些无法来这里的人们。我一直在为大卫·罗德祈祷，希望他能够回家过感恩节，但现在看起来是不可能了。所以，现在我祈求他能在圣诞节回来，跟他的妻子一起团聚。”
母亲一直跟南茜·哈奇·杜普利保持着联系，不断打听大卫的消息。但所有人都认为，保持低调，什么都不说，才是救回大卫最好的方法，所以她不能透露给别人这件事。杜普利通过一些渠道得知，以塔利班的绑架记录来看，大卫的状况还算可以，但无论采取何种活动都需要耗费漫长的时间。现在母亲已经不说大卫的名字了，只把他称为“我们的年轻朋友”，她也提醒我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杜普利无比确信大卫一定能回得来，但也告诉母亲，整个地区的情况每天都在急转直下。她曾在白沙瓦停留过很长时间，那里被她称作“绑架之都”，不到万不得已，她绝对不会出门。
杜普利的乐观为母亲带来了许多希望，现在她每隔几个小时就会查收一下邮件，看看是否有大卫的消息。她每天都为大卫祈祷，在每周上教堂做礼拜的时候也会说起他，并让教堂里所有的人一起为大卫祈祷，不过不说他的全名，只说“大卫”。奥巴马的选举让母亲费了大半年的心思，而现在，大卫被绑架了。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两件事在母亲心中占据了同等重要的地位。母亲和大卫并非彼此熟识，也没有认识很长时间，但对母亲而言，大卫是她新结交的一位忠诚的朋友，她觉得所有老派记者都是如此，他们是一股能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的重要力量。
我不太记得感恩节的晚餐了，但我记得在晚餐之前，母亲告诉我，她与父亲去看了教堂里的骨灰安置所，想看看以后自己的骨灰会放在哪儿。我记得那天很冷，很久以来母亲第一次为了食物而兴奋，尽管主要是为了剩菜。她告诉我她打算用火鸡骨架熬汤，再加入豌豆、蘑菇和奶油，最后放入火鸡肉。
晚饭期间她看起来精神很好，但我也记得有那么几次她出现了疲态。她脸上的光彩消失了，她要费好大力才能不让沉重的眼皮合上。然后，突然间地，好像有谁扳动了开关，她脸上的神采又回来了，双眼睁大，也有力气了。原本她已经撑不下去了，却能在一瞬间恢复正常，微笑也还是那么迷人。
感恩节后，母亲的身边围绕着比以往更多的亲人和朋友，大家几乎都以她为中心。在她生病的初期，她有时会想要一个人待着，而现在，她根本没有独处的机会，但她觉得这样也很好。
我十四岁时，有一次心血来潮，一个人去林肯中心的长凳上坐着。我坐在静止的喷泉旁，脑子里充满浪漫的孤独感。那天天气晴朗，空气清新，我坐在那里感到全身暖意融融。我坐在那里，无比佩服自己，我一边望着人群，一边享受着孤独。然后有人坐在了我的身边，那是个白发苍苍的女人，可能有七十岁了，或者八十多岁了。她看起来有些邋遢，我暗自祈祷，希望她不要跟我说话，可她还是开口了。
“你有朋友吗？”她问。
我说我有，我有许多朋友。
“那你一个人坐在这里干什么呢？你应该跟你的朋友们在一起。”
当我与母亲坐着等待奥赖利医生的时候，我回忆起了这段经历。坐在我们周围的大多数病人都是由儿子、女儿、配偶、朋友陪着，但也有人独自坐着。当进去抽血时，他们得自己拿着大衣，或是请一个陌生人帮他们看着。
近来我常常思考孤独，因为我们现在正在看夏目漱石于1914年出版的著作《心》，也是夏目漱石从东京皇家大学的教授职位退休之后撰写的十五本小说之一。这本书我在大学期间看过，那个时候我正在上这本书的译者埃底温·麦克莱伦的课。夏目漱石对于友谊的复杂本质所做的探索，特别是身份、地位不等的师生情谊，让我目瞪口呆。我想让母亲看看这本书，自己也想重读一遍。
当我和母亲讨论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彼此都被书中的同样一句话震感了，那是老师对年轻学生阐述的孤独，老师说：“如今我们生活在充满自由、独立、利己的环境，而要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孤独。”这句话让年轻人无言以对，因为真相对于他们来说太过沉重了。
我问母亲有没有感到孤单过，“没有。”她说。当她担任妇女委员会的理事长期间，她曾被困在西非一个荒凉的难民营里，无法按原定计划回家，所以她曾一度厌倦旅行，很想待在家里不出门。但她说，想念别人与孤身一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情。
我告诉母亲，我大学毕业后第一次搬去香港住的时候，我感觉是非常孤独，那时我还不认识大卫。一天早晨醒来，我意识到我飞越了大半个地球，只希望有人能主动认识我，而不是努力去认识别人。
“你怎么会孤独呢？”母亲说，“有那么多人想要跟你分享他们的故事，讲述他们的生活、家人、梦想、计划。”但此刻母亲无法克制自己不去想大卫·罗德，想着他离开妻子和书籍，甚至永远也见不到那些想要与他分享彼此故事的人，他该有多寂寞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