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是每个人。”母亲说。“当我回想起利比亚，还有查尔斯·泰勒是如何残暴统治他的国家，对塞拉利昂所做的一切，被毁掉的百万条生命，他的残忍和野蛮。嗯，他完全是邪恶的。他永远不配获得任何机会。如果你相信有上帝，你也会相信有魔鬼，纯粹的魔鬼。”
关于《大机器》，我们聊了很多。这是一本讨论起来非常有趣的书，同时也值得好好地阅读和分析，这对吃了利他林以及类固醇、情绪高涨的母亲来说更是如此。母亲最大的恐惧之一，就是她即将死去的前几个星期里因为重病、太累或无法集中精力而无法阅读。其实她已经有一段日子因为病重无法看书了，但她会看电影、旧片《法律与秩序》、无休止的新闻，以及其他政治评论节目。当她说她坐着一口气看完《大机器》时，那既是对这本书的赞美，也让我们知道她还是她，能够集中注意力，保持清醒，而且还能沉迷在书中。只要她能坐着一口气看完一本书，就说明她的生命还没到最后。
八月末的一个下午，我去父母的公寓帮母亲办点事。进食对她来说越来越困难，最近发现她能吃一种肉冻，20世纪50年代的经典食物。我的烹饪网站的伙伴为她做了一点，另一个家里承办酒席的朋友也送来了一些。还有一个朋友是父亲最好朋友的太太，发现了一家卖清炖肉冻的商店。这让母亲想起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年轻时光，还有晚餐派对中各种新奇美味的胶状菜肴。母亲也还能吃玉米，朋友们知道后也为她送过来。还有蓝莓麦芬，好几个人都送了。除了这些，母亲能吃下的东西就几乎没有了。
母亲开始消瘦。才一个星期的时候，精力与体重就急速下降。上个星期，我们还散步走过几条街去一家咖啡店吃麦芬蛋糕，母亲还接受一位做纪录片的朋友的采访，在镜头前讲了几个小时，聊生命中对她有所启迪的女性。而现在，我们有一件事得一块做：穿过街道，走到对面银行的提款机。母亲颤抖地抓住我的手，跟我一块出门，她行动已经非常不便了。
纽约是一个鼓励伪善的地方。当我走路的时候，我诅咒闯黄灯的出租车，但当我快迟到的时候，司机开得很勇猛，我的小费会给得相当大方。我也习惯快速地走过忙碌的人行道，但此时，我与母亲在一起，看她小心翼翼地迈出每一步，每一步都可能走不稳，所以我很看不惯那些粗鲁地晃着手臂，或者满不在乎地背着粗笨的包或双肩包又横冲直撞的人。经过街角，穿过马路更让人胆战心惊，没有人为瘦弱的灰发女士停顿一秒，她那么努力地参与着这个城市的生活，还没有准备好躺在床上，还没有准备好死去。
妹妹很快回到纽约，这两年她已经多次回来探望母亲。父亲常带母亲去纽约的各个地方转，哥哥和嫂子，还有许多朋友也会陪母亲出去。母亲不愿意用轮椅或助步车，只愿意用手杖。大多数时候，她都会找我们中的一个人陪着。但有些事情她坚持要自己做，不顾任何人的劝阻，比如去一家礼服店给妹妹买一条黑色的礼服裙。妮娜后来才明白，母亲希望她穿一条漂亮的裙子来参加她的葬礼。九岁的小侄子艾德里安在学习黑人文艺复兴运动，于是母亲跑了各种画廊，试图在能力范围内找到20世纪20年代伟大摄影师詹姆斯·凡·德泽的摄影作品。她没能找到，但还在继续寻找。
她与孩子们的谈话内容，越来越多地成为我们讨论的重点。毫不夸张地说，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周，她都是在为孩子们而活。
朋友们会来看她，她也在继续选择性地做生物反馈疗法和灵气按摩等非传统治疗方法。她之前有一个学生给她拿来许多关于新时代哲学和灵魂学的资料。“你爸知道了一定会气疯的。”她对我说。但她还是接受了学生的心意，不过从来没去找过灵媒。
其实父亲早就不对她发脾气了。他是体型高大、毛手毛脚的人，但他在屋子里轻手轻脚地以免在母亲休息时打扰到她。他的办公室离家只有几条街的距离，母亲恳求他不要在工作时间跑回家里。他快要八十二岁了，母亲对他在盛夏的八月来回奔波很担心。
父母的一些朋友和家人，都对父亲给予母亲的深切关怀和付出表示惊讶。他们两个人，我们都以为父亲是难相处的那一方。父亲脾气暴躁，母亲却很平和。父亲对吵闹的孩子、求助的人没什么耐心，但母亲却对这些无限欢迎。父亲只跟有限的人聊，母亲则能跟所有的人聊。
然而他们在一起的这一辈子，父亲的怒火总是代替母亲发的，他总是极力地保护着她。他们喜欢在一起，让彼此欢笑，喜爱的事物几乎完全相同，对音乐与艺术方面的品位惊人地相似，对人的看法也都差不多。
在一方不在场时，与另一方谈话，你就能发现，他（她）是多么牵挂着、想念着对方。私下里，父亲非常慷慨，甚至有些感性，他不喜欢母亲总是永无止境地工作着，却用打趣的方式取笑她，而母亲都会被逗笑。当父亲说得太过火的时候，母亲会用一个爱意多过严厉的表情看着他，然后说：“喂，道格拉斯！”就能控制住他了。
事实上，父亲的反复无常多数只是做样子而已。在极度自由的剑桥，他总是高兴地告诉所有人，他为理查德·尼克松投了一票；直到几年前，他才承认自己并没有为尼克松投票。对他来说，看到人们听到那个消息后的反应实在是太搞笑了。他也戏称自己是剑桥最小气的父亲，因为他偶尔会用奇怪的方式证明自己的观点，比如说当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筹款的小孩上门来玩“不给糖就捣乱”的游戏时，他便问他们是要糖还是要钱。“我的本意是想看看你们是否愿意放弃糖果，选择金钱去帮助饥饿的孩子。”他会这么教育一些穿着巫师服饰要糖的小孩，“我不会同时给你两样，你选哪一个？”答案永远都会是糖果。这证明了他的观点，但让在后院的母亲生气地直摇头。
当母亲的病情日益严重时，父亲不再坚持这种社会实验了；他开始接电话（他还是讨厌这件事），甚至还礼貌地对待不少打电话的人。母亲不时地会坚持让父亲出去跟哥哥和我吃晚饭。但除此之外，他每个晚上都在家跟母亲吃她吃得下的食物。
8月24日星期一，母亲发了一条新的博客文章给我上传。她的风格一如既往，但她对于这篇文章尤为紧张，问我合不合适。“请帮我编辑一下，如果不太好的话告诉我。”我跟她说，文章的想法棒极了，标题就取名为“安宁照护与卫生保健”：
“母亲想让所有人都知道，她有一个出类拔萃的安宁照护团队，他们把她照顾得很好。这个团队有护士、社工、营养师。另外，在父亲和一片利他林的帮助下，她已经能够在早上去听莫扎特再现的交响乐排练，下午还看两场演出，晚上就不出门了。
我们下周会去见医生，之后会看另外一份医疗报告。
母亲希望任何看到这篇文章的人，都能够支持卫生保健的改革。她认为她能够得到妥善的医疗照顾，是因为她很幸运，也认为像她一样辛苦工作的人，却没有医疗保险是极端不公平的，不管是因为他们失业，或是他们的工作没有提供医保，又或是因为过去的健康状况而买不到或买不起的人，都必须得到公平的、等同的待遇。这一切现在还没有完美的解决办法，但这个秋天必须通过一些法案。
向我们的所有朋友及家人致以最好的祝福。”
由于我在博客上贴出的文章以及其他沟通中提到母亲在安养护理阶段，大多数人很快就领悟到这意味着母亲离去世的日子不远了，所以越来越多的关心传递过来。我再次学到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在她生命中曾经与她有过交集的人发来的慰问，让她感到无比欣慰。如果发来的是电子邮件，母亲便高兴地看着；如果不是，她喜欢亲耳听到这些人对她说，或者是通过我们转达。
下面这封电邮是大卫·罗德八月初发给母亲的。
亲爱的安：
非常感谢你寄来的慰问信，抱歉我没能回复你的第一封信。我们在马德林和朱迪森的婚礼后，去了缅因拜访亲友，所以收信晚了。能在婚礼上遇见你实在是太好了。你看起来很不错。我被监禁的时候，有时候把这种生活看作是与癌症的漫长斗争，不知道结果如何，但我必须竭尽全力活下去。塔利班对我还行，就像我告诉你的，他们从来没有毒打过我，每天还给我一瓶水，我甚至还获准可以在一小块院子里走走。简单来说，我没有经历过你正在忍受的痛苦。
从某种角度来说，被囚禁比患有癌症要容易应付得多。
我可以努力地与绑架我的人交谈，努力唤醒他们的人性，而你无法与疾病交谈。你由始至终展现的勇气让我很受鼓舞。如果有什么事是我可以为你做的，请一定要让我知道。任何时候，我都很高兴与你碰面，如果你想要听塔利班的故事来分散注意力的话，我很乐意分享。如果不想听，我也完全能理解。请好好地休息、放松，不必回复这封电邮。你的身体需要时间修复精神。作为一个囚徒，我很明白好好睡觉和好好吃饭是修复一切的基础，这也是让我一直活下去的关键。我会为你祈祷，正如你曾为我所做的那样。最后，我们的命运掌握在上帝手中。我们当然会全力奋斗，但也接受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最后的决定权在于上帝。这个信念让我们在面临任何情况时，都能感觉到安慰。然后，突然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我们得以逃脱幸存了下来。我发自心底地希望，这也能发生在你身上。
祝安好
大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