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身心灵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说，他对自然作出的回应要比视觉艺术强烈，一棵树或一座山带给他的感动胜于达·芬奇的油画。他认为大自然之美超越人们所创作的任何艺术。而艺术家赵鑫珊是那样的夸赞“人造”的艺术世界，他认为数学和音乐是人类精神两种最伟大的产品，它们全然是人造的两个金碧辉煌、自给自足的世界。数学用了10个数字和若干符号就造出了无限的真的世界，音乐仅用了5条线和一些蝌蚪状的音符就造出了一个无限美的世界。这“人造”的世界原先是不存在于自然界的，是伟大的科学家和艺术家把它们创造出来的。音乐是人造的宇宙，是人造的乐园。赵鑫珊还认为，自然界的天籁音响并不能满足高度发达的人类精神需要。于是，人类性灵才造出了《春江花月夜》和肖邦的夜曲这些称之为音乐的东西来满足自己。他认为，人类文明在许多地方超过了大自然，比大自然优越。在大自然中，你决不会听到类似于人造的、令你着迷的音乐，因为它原是你自己的心声。
我不认为这两位哲学家说的是悖论，他们只是站在不同的角度述说了大自然和艺术。大自然和音乐恰恰是互不可稍离的，没有大自然的天籁和大自然不可想象的美，音乐家的灵感就不会产生，就不会产生迷人的音乐。“人造”的声音太多了，每天都有，大部分是垃圾。拨动我们心灵的音乐一定是声音的黄金和声音的钻石。赵鑫珊认为，“人造”的科学世界和音乐世界是否成功，唯一的标准是看它们是不是同我们所感知的世界客观本性相符合，亦即人造世界是否符合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我认同赵鑫珊的说法，而且，我一直把他说的这样的规律理解为上天的道德律或者自然律。赵鑫珊还说，真正好的“人造”世界是不说谎的。数学世界从它的公理开始直到演绎的最后一个环节都是不允许撒一句谎、说一句假话的，因为数学一说谎，马上就演算不下去，整个建筑就会轰然倒坍。音乐的世界也是这样的，音符一说谎，整个旋律就会嘶哑。说假话的、言不由衷的音乐是难听的刺耳的噪音。我们的心灵自有一种分辨说真话说假话的音乐，听到说真话的音乐，我们的心灵就受到陶冶，它在里面低徊流连到不能自拔，它甚至引导我们流下通畅的或者是伤感的泪水。遇到说假话的音乐，我们的心灵无师自通地听出那是噪音，它就会感受到被硬器刮割的难受感。我们的心灵在受到阻隔，或者是一些平庸的曲调把陈词滥调当有趣，或者是试图把聒躁的内心感受化妆成心灵的奇峰异景……这样的音乐，骗得了把它们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舞台，哪怕以宏大叙事为幌子形成的舞台。就是神仙的嗓子也不能把说假话的音乐变成仙乐。我们看了那么多晚会之类的东西，我们只是看到了热闹，却记不住歌声。世上每天盛产歌曲若干首，却仅有很少的歌曲成为经典印记在我们的心中。
罗素说，3种纯然的东西引领了他的一生：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难以承受的同情。在康德心里，头顶的星光和心中的道德律让他无以复加地赞叹和敬畏。
我认为，王洛宾的音乐与哲学家所尊崇的人间纯然的东西是相吻合的。
所有的音乐都是吟哦爱情与大自然的，尤其是爱情，更是经典音乐吟哦的对象。我们从来没有听见过一首把金钱和权欲作为诉说对象的经典歌曲，甚至连一首这样的曲子都没有听到过。艺术只为灵魂的舞蹈而动容，灵魂是我们内心宇宙里面的东西。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却也永远是外面的世界。向外走的人类永远找不到自己的灵魂，因为灵魂在心内。外面的世界早已让物质的现代化武装到牙齿，也不是承载我们灵魂的地方。人在死亡时想到的是什么，什么才是我们活着的时候真正所最需要的。人在死亡之前，只有神经病才想到他这辈子挣了多少钱，当了个什么CEO什么的。人在死亡的时候想到的，一定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爱过什么，被谁爱过。人类社会看起来仿佛被整个外面的世界所绑架，但是，成为人质的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绝难成为人质。我们的灵魂依然只为说真话的艺术而舞之蹈之。这其实是大自然中的道德律。我们的心灵为真正的爱情所动，这是我们生命的原规则，没有什么好解释的。组成真正爱情的，永远是人性中真的善的美的那些好东西，我们生命中那些平庸阴郁的东西从来不会成为爱情的组成，它们只会是爱情的破坏因子。这也是自然律。王洛宾的音乐几乎都是男人和女人对于纯美爱情的吟哦和念愿，是从心底里面生成的美和疼。他的词与他的曲都是不说谎的，它们挖我们的心掏我们的肺。我们感受到是人类的活生生的心在爱，是活生生的心在疼。康德所说的“头顶上的星光”，其实是我们对自然之神秘与旷大的敬畏之心。产生于西部背景之下的王洛宾的音乐，与这样的敬畏之心粘贴得最紧密。草原，雪山，沙漠，戈壁，蓝得让人绝望的水……渺小的人类在神圣的自然面前，仿佛蚁虫面对不可知的庞然大物，敬畏是必然的。
诗人大卫曾经说起好的诗歌的标准——去掉诗歌中机智的东西，一定要呆，诗写得越笨，它就越大气，所谓“笨”就是一种真正的大智若愚，一种大美而不言，一定要去掉技巧。让诗回到朴素，朴素是最大的神性。王洛宾的歌词就是这样的诗歌，笨的诗歌，笨到没有技巧，笨到朴素，朴素到神性。
有一首王洛宾的歌也唱得山响，叫《青春舞曲》，一提歌中那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读者大抵会一下子知道它是哪一首歌。这首歌起源于王洛宾和洛姗爱情的破碎。他俩在1937年结婚，4年之后的1941年，爱情破碎了。一开始他们俩是那样的好，可是像很多那样好的爱情后来不好了一样，王洛宾和洛姗也爱不下去了。洛姗爱王洛宾，有点像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冬妮娅爱保尔。冬妮娅对保尔的爱一开始是真纯的、热烈的，这个贵小姐甚至因此而爱上了保尔从事的革命。但是，革命者是艰苦的，革命者的前途是迷茫的，革命者是难以在男欢女爱中卿卿我我的。冬妮娅最初的热情消失于对革命者的失意当中。洛姗对王洛宾的感情也是经历了这样的转变。一开始她对王洛宾像革命者一样投身于西部音乐的整理和创作是那样的理解和支持，再后来，她感受到她的生命被王洛宾忽略。音乐仿佛才是王洛宾持久的爱情，美女洛姗感受到了寂寞。她要他陪她，他做不到这个。他们产生了争执和隔膜。那个时候他们生活在西宁，不发达的西宁连电灯都没有，更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空虚和贫乏占领了洛姗的灵魂。她要离开这个地方。
1940年夏天，洛姗执意离开了青海，说是要去兰州看病。王洛宾还送她去兰州，然后回青海。这一去，洛姗其实就没有打算再回来。王洛宾也知道他和她之间有着很大的问题，也想过分开。可是，一想到他和她曾经的爱情像那只美丽飞翔的小鸟，他的心就柔软下来。一段时间后，外界传出洛姗在兰州有了情人，王洛宾也听到了这样的传闻，心很疼。他爱他和洛姗之间那只回忆中爱情的小鸟，他们的青春全部在里面。他甚至能够理解洛姗，觉得一个年轻漂亮的独自在外面的女人，有点流言蜚语也不奇怪。过几天，一个朋友告诉他，你家后院起火了，还指名道姓说出了那个男人的名字，让他无论如何去兰州看看。王洛宾要去兰州把洛姗接回来，他的身上还带着刀子，是藏刀。他对朋友半真半假地说，如果真有那个人，他非和那个人拼刀子不可。
1941年3月底的一天傍晚，天阴冷，王洛宾回到了兰州的家。洛姗并没有像往日那样热情地迎接他，她只是淡淡地说，你回来了，算是打个招呼。两人相对无言。当王洛宾像回到家一样从旅行包里往外拿东西时，洛姗说：今天晚上你住哪里？这是一句冷的话，这话中的冷足以有力钻到骨髓。洛姗还说，旧的爱已经结束，她已有了新的爱情。王洛宾走了。他在报纸上登了一个离婚启事。他和她没有孩子，也没有财产，离婚是非常利索的事情。他原本准备与那个人动刀子的，可这冷没收了他动刀子的激情。他比他包里的刀子还冷啊，刀子冷不过他的心。既然刀子冷不过他的心，那么还动它干吗？他回青海那天，车子路经黄河边，他要求司机把车子停下来。他走到黄河岸边，将那把刀子抛进了冰冷的河水里。
《青春舞曲》是王洛宾在1939年写成的。这一个阶段，他的洛姗的感情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对他形成困扰，写歌是他排解负性情绪的最好方式。他写道：
太阳下去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飞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别得那哟哟别得那哟哟/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王洛宾和洛姗，这样的一对俊男靓女，才貌双全，看起来太合适了，只能一见钟情。可是，这样的一对佳人也抵不过小小的一段4年的时间的侵蚀。才4年，他们的心由沸腾到冷却，何止是冷却，是比刀子还凉呵。洛姗不仅不需要王洛宾了，还出卖了他，把他送进监狱。就在王洛宾把刀子扔进黄河准备去兰州的时候，有两个人逼近王洛宾，他们用手枪顶着车夫压低声音说：“往贤后街拉！”贤后街是国民党第八战区特务机构所在地。王洛宾知道事情不好，他被捕了。在这之前，他就听说洛姗的情人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现在自己突然被捕，他隐隐地感到与此有关。他知道他与进步人士在兰州进行抗战活动，但是他没有正式参加共产党，他的心还是坦然的。他更知道，国民党特务机关把不是共产党的他当做了共产党嫌疑犯抓起来，说明自己是被人诬陷的。事实上，真的是洛姗干了这件事情。
洛姗干的这件事，让王洛宾在铁窗里面呆了差两个月整整3年。
他呆在让人闻声色变的兰州国民党统调处秘密监狱，监狱设置在兰州城黄河对面十几里处的水沟里，差不多与世隔绝。他被单独关押在一个小号囚室里，长和宽都是四尺五，无论他怎么睡，腿都伸不直。这个地方让他以后养成了蜷着身子睡觉的习惯，在多大的床上他都不会轻松地睡觉。他以“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提审。他其实连共产党员都不是，他只是参与到抗战斗争中去。他的解释招来的却是被毒打。
在监狱里，我不知道已经比刀子还冷的王洛宾的心还能往什么地方冷下去。爱情的破损已经让他心死了一次。出自曾经至爱的女人的告密，出自身体连同灵魂曾经那样缠绵在一起的至爱的女人的诬陷，是不是让他死去的心活了过来，为的是体尝什么是比死更冷。
国民党省主席马步芳是王洛宾的歌迷，他想营救王洛宾。他打电话给甘肃省国民党主席谷正伦，请他出面释放王洛宾，得到的解释是王洛宾是共产党要犯，又是军统抓的，他们军统只听戴笠的，所以无能为力。这就是国民党军统秘密监狱，堂堂国民党青海省主席和甘肃省主席都奈何不了它。再在里面呆下去，王洛宾要么是被人装进麻袋扔进黄河，要么是被处决。王洛宾幸亏在监狱里遇到一个合得来的同犯，叫老边。老边案情不重，不长时间就会出去。老边出狱后，把王洛宾写给马步芳的信也偷偷带了出去，得到准确消息的马步芳开始了有策略的营救，他才得以出狱。走出监狱，也是马步芳派人把他接走。走投无路的王洛宾当了“马家军”的校官。其实，他在马步芳的部队里面也是搞他的音乐，教人音乐课。他是一个不弄也不想弄政治的人。
但是，若干年后，王洛宾因此背上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罪名。他第二次入狱的理由之一就是这个罪名。当然，还有另一个更荒唐的逮捕理由，这个后话再说。那是1965年。他在新疆一个监狱里一呆就是15年。当然，也许应了老子的那句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他在监狱里因此躲过了另一场更大的浩劫，那场浩劫众所周知，叫“文化大革命”。王洛宾这样的经历的人，几乎不可能不卷入那样的浩劫，也有极大的可能在其中活着出不来。
洛姗的作为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我说的不是她离开王洛宾这个事实，对这个我不想作出评价，我只是慨叹爱情的易碎与艰险。我所说的是她的告密这件事。她为什么要对她爱过的这个男人做出如此歹毒的举动。什么样的女人的心能下得了这样的毒手。王洛宾真的不是情绪过激的男人，他写出的失恋的曲子也仅仅是让忧伤的情绪清水一般的吐露，我们在里面听不出来他的嘶喊和怨毒。倒是这个不会记仇的王洛宾，他后来宽容了他无法忘记的洛姗。1975年，王洛宾第二次出狱，已经是一个60多岁的人了，他与洛姗在兰州离异已经过去了34年。这期间他与她不闻不问，生死两不知。这个时刻他想到的竟然还是洛姗。他产生了与她联系的愿望。他按照三十几年前的地址试着写了一封信给洛姗。洛姗很快回信了，还寄来了一个包裹，里面有一点食物和一条绒裤。两个人为都还活着而感叹不已。洛姗在信中告诉他，解放之后她活得并不好，解放前她加入过国民党，当过国民党军队的中尉，这使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殃。再后来，他俩有过几次书信来往，但至死两人没有再见过面。洛姗病故于1999年12月，终身未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