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同志与孟良崮战役
在纪念粟裕同志100周年诞辰之际，我想起了当年的孟良崮战役。虽然已过去60年，可当时的情景还如昨天发生的一样历历在目。那时我在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部警卫队当文化教员。孟良崮战役一开始，粟裕同志就从华野司令部来到第一纵队司令部的驻地蒙阴大曹家圈，与叶飞同志一起不分昼夜地指挥战斗。孟良崮战役打了四天四夜，粟裕同志基本没有合过眼睛，两眼熬得通红，喉咙也嘶哑了。今天为纪念粟裕同志100周年诞辰，特将粟裕同志怎么指挥孟良崮战役的过程写在下面，以表达我对这位老首长的敬仰和怀念。
1947年5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尚不到一年时间，在我各解放区军民坚决自卫、英勇抗击下，屡战屡败损兵折将，已无力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不得不改向我党中央所在地陕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在山东解放区，蒋介石调集了24个师（军）60个旅，约45万人马，排成一字形齐头并进，从鲁南向我沂蒙山区步步进逼，以王牌军第七十四师为核心力量放在中央，两边有五大主力的第十一师、第五军等部队为其掩护，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逼我在沂蒙山区与其决战，妄图一口吞掉沂蒙山区的解放军或将我军赶过黄河。
在国民党的重点进攻面前，华东野战军领导运筹帷幄，战役指挥重任由粟裕同志担任。粟裕同志根据已往与蒋军作战的经验，反复分析敌我双方的优劣势，作出了这次战役的作战方针与作战部署。他认为，敌人集中45万大军（24个师、60个旅）向我发动全线进攻、与我决战，恰恰为我军带来了有利的战机。因为以前敌军密集靠拢，行动谨慎小心，很难捕捉，而现在敌军全线进攻，对我军实施中央突破，我军可改变先打敌人薄弱环节的计划，以反突破来对付敌人的突破，即迅速就近调集几个强有力的纵队，集中优势兵力，以“猛虎掏心”的办法，从敌战斗队形的中央切入，切断对我威胁最大的中路先锋敌第七十四师与其友邻的联系，并将其全部消灭掉。这个设想是粟裕同志经过反复思考决定的，并立即向陈毅司令员汇报。陈毅司令听后表示十分赞同，说，“我们就是要有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随即定下战役决心。
在陈毅司令同意后，粟裕决定以5个纵队第一、第四、第六、第八、第九纵队担任围歼任务；以第二、第三、第七、第十共4个纵队担任阻援任务，抗击阻止敌第七十四师周围的敌军，不让其增援靠拢敌第七十四师。同时对各个纵队如何作战还作了周密部署，具体分配了任务。作战准备工作就绪后，定于5月13日黄昏发起战役。
5月11日、12日，中央军委两次来电指示，这些指示充分表示了对前线指挥员的支持和信任。粟裕又发电上报军委，报告了我华野围歼敌第七十四师的决心和计划：第七十四师等敌军向我坦埠进攻及其他敌军之动态，我军已集结4个纵队向第七十四师出击，于明晨完成包围，战斗约需两三天，待歼灭第七十四师后再视情扩张战果。
粟裕同志深知，要把敌第七十四师从密集的核心集团中挖出来予以歼灭是不容易的，他认为实现战役胜利的关键是必须隐蔽我军意图，达成对敌第七十四师的合围。遵照粟裕同志的指示，我5个主攻纵队都按时坚决完成了各自的分进合击任务。
5月12日晨，敌第七十四师在重山附近渡过汶河，占领了黄鹿寨、佛山、三角山等地，与我第九纵一部发生激战。13日下午，该敌攻占马山等地，距其攻击目标坦埠尚有10余里，踌躇满志，准备于次日攻占该地。敌第二十五师、第八十三师则分别进到旧寨、依汶庄地区。
面对敌军进攻，在粟裕的指挥下，我第九、第四两个纵队全力抗击敌第七十四师。我第一纵队则利用敌军之间的矛盾，增援部队的自保心理，于13日晚以小部对敌第二十五师发起进攻，该敌因为受我攻击无法照顾别处，我主力则利用山区地形实行迂回，从该师与第七十四师的结合部向纵深猛插，并抢占制高点，第八纵队以同样的方式从第七十四师与第八十三师之间插入，并夺取制高点，第六纵队则从鲁南兼程挺进垛庄，以断敌后路。到14日，我第一纵一部逼近蒙阴城，构筑了阻击敌第六十五师的工事，主力攻占了蛤蟆崮等几个制高点，第八纵队也攻占了桃山等几个要点；第六纵队于14日晨到达离垛庄西南20余公里的观上、白埠地区。而正面的第四、第九纵队，经过激战，已向敌阵推进，并攻占了马牧池、隋家店，我军对敌第七十四师的包围遂告形成。15日凌晨，我第六纵队在第一纵队的协同下攻占了垛庄，第八纵队则攻占了万泉山，3个纵队沟通联系，最后封闭了合围口；并构成了阻击敌第二十五师、第八十三师的对外正面的坚强防线，使敌无法前进一步。
到14日上午，敌第七十四师发现我军对其迂回穿插有被包围的危险，便仓促南撤，企图退向垛庄，但垛庄已为我所占，只得退到孟良崮山区，并把重炮和现代装备丢下，从而失去了它原有的装备优势。
至此，各纵队按粟裕的部署，完成了合围第七十四师的任务，第七十四师成为瓮中之鳖。可是敌人却有10个整编师包围着我们，且敌第七十四师所占的孟良崮山区均系悬崖峭壁，山高峰陡，易守难攻，胜负如何尚待决战。
果然，当敌第七十四师被我们包围后，蒋介石认为该师战斗力强，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又有强大的援兵，正是与我军决战的好时机，一面命令第七十四师固守，一面命令其他各部队内外攻击与我决战。在蒋介石的严令下，各路援军一齐向孟良崮方向急进。
在这胜负的关键时刻，陈毅司令发出了“歼灭七十四师，活捉张灵甫”的号召，广大指战员提出了“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的口号，决心把红旗插上孟良崮。
歼灭敌人是一场剧烈的阵地攻坚战。15日下午，粟裕发出总攻命令，命令强调要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只准胜利，不准失败，如果哪个部队攻不上去，就取消这个部队的番号，干部撤职，各部队的主管首长都要亲临前线，一级一级下基层指挥。
敌第七十四师及第八十三师1个团麇集于孟良崮及附近山地，依托巨石，居高临下，不断对我军进行反冲击。由于敌人占据优势阵地，我军由下向上仰攻，每攻一点均经过反复激烈的争夺，其激烈程度也是十分罕见的。
我军指战员打得英勇顽强，不断粉碎敌人的顽抗。张灵甫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一再组织反击，妄图突围，均被我军击退，并遭到重大杀伤。15日晚，敌军被我逼迫在一块狭小山区，面临弹尽粮绝的境地。虽有飞机来空投，但大多空投粮弹与水囊落到我军阵地，数万敌军陷入饥渴交迫的狼狈境地。我军各路打击支援部队，打得坚忍顽强，决不让敌之援军与第七十四师靠拢。
16日上午，遵照粟裕同志的命令，我军继续发起攻击，炮弹在敌群中猛烈爆炸，孟良崮上浓烟滚滚，一片火海，指战员越战越勇，不待上级指挥，哪里有敌人就冲向哪里。16日下午，我军攻克所有敌占阵地，大批敌人纷纷放下武器被我俘虏。就在此时，敌机在上空进行狂轰滥炸，企图帮助第七十四师炸开缺口实行突围，但老天突然乌云密布狂风暴雨，敌机只得夹着尾巴逃走。骄横一时的张灵甫及副师长蔡仁杰被我击毙。第七十四师全军覆没。我军担任突击的5个纵队的英勇健儿攻上了孟良崮，将红旗插上顶峰，宣告战役取得完全胜利。
孟良崮战役的胜利，是我军指战员英勇善战的结果，是广大人民群众全力支持的结果，也与粟裕同志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实施英明指挥分不开。战役的胜利，大扬了我军军威，震慑了蒋军军心，不仅打破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而且成为转变华东战局的关键性一役，在中国革命军事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原载《苏公校友》）
叶飞带领我们粉碎敌人的围歼
抗日战争期间，叶飞司令员在大江南北打过不少著名的胜仗，如夜袭浒墅关，全歼日寇守敌；夜袭虹桥飞机场，焚毁敌机数架；黄桥战役歼灭顽军韩德勤部万余人；车桥战役，歼灭日伪军数百名，缴获大量武器弹药；三垛伏击战，歼灭日、伪军一千几百余人。从而大大地震慑了日、伪、顽敌，叶飞司令的大名在大江南北广泛传颂，敌人闻之丧魂失魄。
解放战争开始后，叶飞同志率领部队连续取得宿北、鲁南、莱芜等战役的胜利。1947年5月中旬又取得孟良崮战役的伟大胜利，全歼国民党王牌军第七十四师，击毙师长张灵甫，彻底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紧接着又攻下费县，歼灭国民党军第三十八旅6000余人。
经过一年战斗，形势大变，我军开始掌握了主动权，即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向外线国统区出击。7月中旬，我华野第四纵队攻击津浦路南段邹县。与此同时，第一纵队包围了津浦路南段的滕县国民党军。滕县是津浦路战略要地，是敌人的补给基地之一。城墙高7米，周围有护城河，防御工事坚固，还有鹿砦、铁丝网。据战前获得的情报，滕县守敌仅有敌整编第二十师的1个师部和少数炮兵及保安部队，附近的官桥也仅有伞兵部队的1个营。叶飞、何克希、谭启龙、张翼翔等首长商定了攻占滕县的作战计划，给各师下达了战斗命令。
7月中旬，淫雨连绵。7月14日午夜，我第一纵队各师冒雨对滕县守敌发起攻击，经过两天激战，滕县四关和火车站均被我军占领，并俘敌一部，只有东关的宝塔及城北的北楼未攻下。
在攻城战斗中，各师各团指战员打得勇猛顽强，但伤亡很大。7月17日夜间，我军在倾盆大雨中对滕县县城发起总攻。据守东关宝塔之敌居高临下，以密集火力封锁通道各要口和北关通道。战斗开始不久，我第一团就有两位营、连干部负伤。打东关的第二团爆炸手无法接近城墙，特等功臣王金达也身负重伤。第一、第三师受制于宝塔制高点之敌密集火力的封锁，第二师攻击也未得手，第四团一营营长涂才标身负重伤，英勇牺牲。18日，我军再次发动攻城，第七团遭重创，第九团两个营先后三次突上城墙，均遭北楼之敌反击被迫撤下。
后经查明，滕县守敌远远不止战前得悉的情报所述，实际上有敌第二十师师部，第一三四旅旅部及1个步兵团，第二十师1个炮兵团，第七十四师1个炮兵团，还有1个保安团。鉴于滕县守敌兵力较多，战斗力较强，叶飞及时调整作战部署，由第一纵、第四纵会同再行强攻。此时，野指鉴于由鲁中回援之敌已迫近我第一、第四纵队，决心改变原定作战计划，逐命令我第一纵队立即撤出战斗与第四纵队共同东渡沂河回师内线，继续寻机歼敌。
叶飞、陶勇同志当即指挥第一纵队和第四纵队，由津浦线东之滕县、邹县地区向东南方向之枣庄东北地区集结。蒋介石得悉我第一、第四纵队攻打滕县失利欣喜若狂，认为造成了“聚歼”我第一、第四两个纵队的良机。7月12日，蒋作出了“聚歼”我第一、四两个纵队的方案，并亲自指挥7个整编师按他的计划实施。
蒋介石这次把聚歼我第一、四纵队的希望主要寄托于欧震兵团。这个兵团是蒋介石临时组成的，把整编第五十七师、第七十五师、第八十五师都划归该兵团指挥。其次，蒋介石还把希望寄托于原汤恩伯指挥的第一兵团序列中的整第七师和整第四十八师。这次“聚歼”我第一、第四纵队，是这两个师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至7月22日，蒋介石根据侦得的情报和欧震兵团掌握的情况，察知我第一、第四纵队正由津浦线向枣庄方向移动，他认为我第一、第四纵队必从枣庄东北的梁丘地区往东抢渡沂河返回鲁中。于是，蒋介石以十万火急的命令，调欧震兵团的三个整编师和第六十五师向梁丘地区推进；令整第七师、整第四十八师向梁丘东南地区推进；整第八十三师布防在沂河一线，堵截企图渡河之我一、四纵队；令第三十三军和整三师向东北推进，切断我第一、第四纵队的后路。
就这样，蒋介石调集了30余万兵力，撒下了“围歼”我第一、第四纵队的天罗地网，蒋介石得意忘形、暗暗自喜，盲目地认为胜算已经在握。
叶飞司令员深知面前摆着极大的困难：一方面遭受国民党军7个师的围追堵截；另一方面正逢连日大雨，河水暴涨，所处地势低洼一片汪洋，交通阻断行动困难。东面沂河山洪暴发，河上没有桥梁，也无法涉水过河，西有津浦铁路和微山湖，南有陇海铁路和运河，敌军正在步步向我逼近。
形势极为险恶，华野陈、粟、谭首长也为我第一、四纵队的处境担忧，致电叶、陶作出指示，要叶飞“机断处理”。叶飞深感责任重大，向南、向北突围都不行；向西，津浦线上敌人有重兵守候；只有向东北渡沂河，冲向沂蒙山，但山洪暴发致沂河猛涨，无法通过。考虑再三，只好决定东返，但又觉会遭蒋介石的暗算。陶勇同志也赞同叶飞同志的想法，如果东返必遭敌人合围。
叶飞同志最后当机立断，决定声东击西，向鲁西南突围，首先以一部劲旅佯作往东，造成敌人错觉，引敌跟踪。这样，使我第一、第四纵队主力与追击之敌拉开距离，我军即可乘机往西，闯出敌人合围圈。于是，叶飞同志指令第一师参谋长余光茂率第三团，佯装大军东去。
7月23日傍晚，我第一纵队从滕县西集出发，冒着滂沱大雨，在泥泞的道路上，一夜走了90里。该夜行军万般艰难，因路滑如油，一路摔跤。一跤跌下尚未爬起，第二次又跌下了。几乎没有一人不摔跤的，每人都跌得如同泥人。至24日早晨，大部队抵达枣庄东北的羊留店地区集结。这时，司令部从电台上侦听到敌欧震兵团的几个师已在向城、卞庄地区设伏，正等待我军继续向东投入其包围圈，妄图将我第一、第四纵一举歼灭。
此刻，我第一、第四纵队的处境确已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7月25日，我佯动部队向东至向城与敌展开激战，敌人即认为我第一、第四纵队向东突围。这天，叶飞在纵直全体人员大会上讲：30万敌人在我们周围，我们的处境十分艰险，现在我们只有两条道路：一是不怕艰苦，不怕流血牺牲，杀开一条血路，冲出敌人重围。二是如果怕苦怕流血牺牲，我们只有当俘虏，甚至全军覆没。叶飞的话音刚落，全体指战员齐声高呼：我们不怕困难，不怕流血牺牲，冲出敌人的包围，我们决不当俘虏！叶飞的讲话，给大家以极大的鼓舞和信心。大家振作起精神，决心冲出敌人的包围圈。
此时，蒋介石已确认我第一、第四纵队向沂河突围，他急令整个欧震兵团向东追击。
叶飞同志见敌主力均已向东而去，于是立即命令第一、第四纵队5个师调头往西行进，命令第一师为前卫。第一师不怕艰难，英勇向西开路，夺取我军西去路上必经之要隘上下山口。又命第十二师担任后卫，保障我军能顺利前进。
第一师师长廖政国命令担任前卫的第二团去完成攻占上下山口的任务，要求赶在敌人未到之前完成占领任务，开辟我军西进道路。第二团不负众望，经过一场拼杀，终于抢占了上下山口。我西进的第一、第四纵队就在敌人近旁，迅速冲过了上下山口，终于粉破了敌人第一个围歼我部的计划。
这时，敌欧震兵团等还在向东追击，当欧震兵团发觉我第一、第四纵队大部队已挥师西去，自己追击的只是第一、第四纵队的佯动部队时，已和我第一、第四纵队的大部队拉开了一昼夜的行程，欧震兵团的头头们大呼上当。
当蒋介石得知围歼计划落空时，对欧震大发雷霆，破口痛骂欧震是废物，但这又有何用呢？
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他又设下了一个围歼我部的新计划。在蒋介石的亲自指挥下，欧震兵团放弃了追赶我第一、第四纵队的佯动部队，掉头向津浦路西追杀过来，并调第五十七师车运至津浦路西雨下店，拦击我第一、第四纵队，企图将我第一、第四纵队消灭于津浦路西、沙河两岸、独山湖以东的狭小地域内。
我第一、第四纵队虽然摆脱了敌欧震兵团的追击，但还没有完全离开困难境地，摆在面前的是近百里的泽国汪洋，敌人重兵又从前面压将过来，我第一、第四纵队的艰险程度可想而知。况且我第一、第四纵队离开鲁中老解放区出击敌后以来，部队伤亡很大，减员严重，大部连队只剩下一半人员，部队长时间连续行军作战已经十分疲劳，部分非党员群众情绪波动。此时，各级领导向所属人员作动员报告，说明我军形势大好，已掌握战争主动权，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存在三大危机，即：政治危机，全国人民反对它；军事危机，处处打败仗，军心涣散，士气低落；经济危机，要求美国支援。我们的困难是暂时的，大家要有必胜的信心。可是有的战士仍讲怪话：“我们也有三大危机，即：鞋子危机，行军没有鞋子穿；房子危机，宿营没有房子住，经常露营；粮食危机，每天行军吃不饱，有时一天甚至只吃一餐。”事实真是这样，没有鞋穿，每天赤着脚行军；经常露营；粮食供应困难，饿着肚子行军打仗。现在前面有几条河道洪水暴涨，如何渡过河去确实困难重重。
为了争取时间尽快通过津浦路，叶飞司令员决定让部队彻底轻装，将笨重的装备与物资、大炮等重武器一律掩埋或炸毁，指战员的行装严格限制重量（干部背包不得超过8斤，战士6斤）。是日傍晚雨稍停时，我第一、第四纵队就出发了。时至午夜，突然又雷电交加，下起罕见的倾盆大雨来。我部冒着大雨越过了津浦路，来到鲁西地区。大雨仍不停地下着，这儿的田野成了一望无际的汪洋，部队在没膝的水中艰难地行进。次日到了沙河边，湍急的流水不断翻滚着浊浪，部队不得不停下来另想办法。
叶飞司令员、谭启龙副政委及二师师长刘飞等望着汹涌河水十分焦急，而此时敌欧震兵团的整第七十五师和第八十五师、第五十七师已从滕县向我扑来，妄图将我第一、第四纵队“围歼”于独山湖以东地区。此时，我第一、第四纵队情势极为严峻，前有浊浪滚滚的沙河阻挡，后有敌主力兵团追击。据此，叶飞同志立即命令第二师刘飞师长派部队抢先占领休城东北之战家河地域，坚决阻止追敌，掩护我第一、第四纵队主力渡过沙河。刘飞遵命，立即派兵抢占战家河地域，构筑工事，等待阻击来犯之敌。叶飞同志同时动员部队准备作战，彻底粉碎敌人新的进攻，号召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起带头模范作用，经受住艰难险恶和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
等了半天，河水终于下降，流速缓慢了，但没有渡河工具要徒步涉水过河，对不会游泳者还是有很大威胁的。时间已不允许等待，叶飞、谭启龙两位首长站在沙河岸边，沉着地指挥部队过河。这时，敌人的飞机轮番向我渡河部队轰炸扫射，我们的部队就组织对空射击，虽然不能击落敌机，但对敌机也是个威胁，迫使他不敢低飞，轰炸、扫射无效。但也有极少数同志被敌机击中而牺牲或负伤，如第九团团长林达就在渡河时被敌机扫射击中而牺牲了。
叶飞司令员任凭敌机频繁扫射轰炸，仍沉着镇静地指挥部队有序地渡河，表现出一副大将风度，而我们这些警卫员却为他的安全捏出几把冷汗。
没有渡河工具，就在两岸打上桩子，拉起绳索或电线，由会游泳的同志组成救护队，过河时指战员们手拉着手，沿着绳索，互相照顾，防止被河水冲走，但也有少数不会游泳的人和女同志不慎被河水冲走而牺牲的。
叶飞、谭启龙等首长是在大部队过完后才起渡的，他俩骑着马浮在水面上，我们警卫人员在两旁护卫着，将马推向彼岸。
当蒋介石获悉我第一、第四纵队已于7月31日越过三道沙河，正朝西北方向猛进，他的“围歼”计划又一次落空，便严厉质问欧震兵团行动为何如此迟缓，丧失“围歼”良机。欧震兵团的头头都叫苦连天地说：国军是靠两条腿走路，与“共军”进行了一场跑路比赛。半个多月以来，从鲁中南下翻山越岭，遇上雨季行动十分艰难，追到鲁南又转过头来向西追击，道路泥泞寸步难行，尤其是武装了重装备的行动更是难上加难，这怎么能责怪我们对党国不尽力呢？
于是，蒋介石煞有介事地又设计了第三个“围歼”我军的计划：令整编第五十七师抢占大古村北一带高地，构筑堵截我第一、第四纵队的坚固阵地；令整第六十五师尽速赶上，以加强整第五十七师侧翼，令第三十三军等部兼程北进，迅速构成对我军的合围态势，务必将我第一、第四纵队消灭于泗河以南、南阳湖以东之白马河洼地。
叶飞得悉上述情况后，马上与陶勇磋商，急派第十二师抢占大古村以北的3个高地，掩护第一、第四纵队主力继续向西北挺进。第十二师抢先占领了这些高地后，敌整第五十七师紧接着赶来，一场争夺高地的激烈战斗打响了。叶飞马上命令第一纵第一师赶去大古村一线接替第十二师，继续在这里与敌整第五十七师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最后终于夺下并巩固了阵地。
就在夺下上述高地的第二天，我第一、第四纵队赶到白马河泛滥区。为掩护部队通过泛滥区，叶飞同志又命令第一师师长廖政国派部队抢占郭里集东北之扬宿，第一师所部在这里顽强阻击敌整第五十七师的攻击中付出了相当惨烈的代价，坚守在这里的第一团第九连的1个排，指战员在激烈的阻击战中全部壮烈牺牲。
就在第十二师、第一师顽强阻击敌整第五十七师的同时，叶飞、陶勇两位首长指挥第一、第四纵队紧张有序地徒涉白马河洼地。
由于连日暴雨，白马河马坡一带泛滥成灾，水深过胸，近10华里洼地一片泽国，数万人马要强涉过这广阔的汪洋，对每人都是严峻考验，尤其是广大指战员已处于足无鞋、食无粮的境地，身上衣衫发臭，且已数天未能宿营休息，体力已到了难以支撑的地步。但是大家深知，一定要坚持，不然就会如叶飞司令所说的“怕艰苦，就会全军覆没”。
我们从马坡出发横渡白马河，在过肚的水中拉着绳索一步一步行进，每跨一步都要使出很大力气。由于我们赤脚走路，脚下经常被蒺藜刺得十分疼痛，但又不能用手去拔刺，只能咬着牙坚持。大家手拉手，沿着原先的道路行走，如果脚下走偏就会遭到灭顶之灾。从马坡到彼岸的季庄约10华里，我们在黑夜中足足走了8个多小时。8个小时在水中行走，我们1分钟也没有休息！最后，我们几万人马终于冲过了“水门关”。
部队一过白马河，全体指战员已疲劳不堪，叶飞同志命令继续前进！部队继续向西北方向的泗河前进，因为部队还没有离开险境。叶飞说：再苦再疲劳也得继续前进。8月1日，我第一、第四纵队终于越过了泗水，和陈（士渠）、唐（亮）兵团的第三纵队胜利会师。
蒋介石获悉我第一、第四纵队越过泗河的情报后，甚感气恼，但仍未放弃围歼我第一、第四纵队的图谋。他再次想入非非地“闭门造车”，给徐州指挥所开出了第四张围歼我第一、第四纵队的处方：令整第五十七师和整六十五师由兖州以北向西侧击；令第五军、整第七十五师至宁阳向西拦堵；令第七十三军在汶河以北阻止我第一、第四纵队过河；令兖州的第七十二师和济宁的第八十四师出城拦击。这一计划的目标是将我第一、第四纵队最后歼灭于汶河以南地区。为配合蒋介石的这个“胜算”的“围歼”计划，国民党中央电台向全国人民吹牛“数万共军仍在我国军包围之中”。
为最后粉碎蒋介石的恶毒图谋，叶飞同志命令第一、第四纵队在济宁西渡运河。8月1日晚上，部队抵达济宁东南之前后二十里铺、前后十里营地区。此时，敌整第八十四师已抢先占领了城南之桥梁，准备阻止我第一、第四纵队西渡运河。
据此情况，叶飞决定部队由济宁东南插向济宁西北。8月2日，敌整第八十四师、整第五十七师、第六十五师从兖州、济宁两地东西向我第一、第四纵队攻击。叶飞同志急令第一纵第二团、第七团前往抗击，激战竟日将敌击退。是日午夜，我第一、第四纵队夺路北上，在陈、唐兵团支援下迅速经大长沟从浮桥上越过运河，进入鲁西南平原与南渡黄河的刘、邓大军会师，从而使蒋介石的“围歼”计划终成一枕黄粱。
1947年8月6日，党中央、毛主席向第一、第四纵队发来慰勉电，还关切地祝愿全军将士安好。至此，叶飞司令员指挥我华野第一、第四纵队突破敌军重围，彻底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妄图歼灭我第一、第四纵队的图谋，如期实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加速解放全中国的进程创造了有利战机，成为我军战史上的光辉范例！笔者作为自始至终经历了这一艰苦卓绝作战过程的一员，在时隔60多年的今天写此回忆录，仍感惊魂动魄，也为自己是幸存者而感到自豪与幸福。
（原载《东南烽火》）
我印象中的刘飞司令
刘飞（阳澄湖畔新四军36个伤病员之一）司令是我敬爱的首长，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我认识他到跟随刘飞司令十余年，他给我的印象颇为深刻：他作战勇猛是英雄；他严守纪律，令行禁止，执行任务坚决；他是优秀的政治工作者；他待部下如严父；他平等待人，无丝毫官架子，如普通一兵；他关心、爱护和体贴战士，如父母、如兄长，又如良师益友。
刘飞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首任军长，上海市第一任警备区司令，他是放牛娃出身的将军。1939年春天，刘飞来到我家乡澄锡虞地区。当时他是江南抗日义勇军政治部主任，以后任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第五十三团团长、第五十四团政治委员，第六师第十八旅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员，第十八旅旅长，苏中军区一分区副司令，苏中军区独立第二旅旅长，新四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他在大江南北打过许多震慑敌人的战斗，战绩辉煌，功勋卓著。
1939年，我认识了刘飞司令。那时他叫刘双清，是江南抗日义勇军政治部主任，我在无锡北乡怀仁中学读书，“江抗”部队来到我校与师生及附近农民开军民联欢晚会，刘飞主任在大会上作抗日战争形势报告，他分析了抗战形势，号召人民大众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他讲得深入浅出，有声有色，富有号召力，很有鼓动激励作用，从而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时，江南抗日义勇军在澄锡虞一带打了许多威震京沪线的胜仗，刘飞是这些战斗的指挥者与组织者。1939年夏天，“江抗”一举出击就拔除了京沪线上的浒墅关据点，歼灭日军30余人，京沪线交通中断3天，大大地震慑了京沪日伪军，鼓舞了江南群众，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
接着，我“江抗”又夜袭虹桥飞机场，焚毁敌机数架，大扬了我“江抗”军威，提高了我军及群众对抗战胜利的信心。
在“江抗”积极抗战的影响下，不久后我参加了新四军，就在刘飞司令的部下。在我跟随刘飞司令的岁月中，有以下几件事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因此使我深深怀念他。
带头冲锋的指挥员
刘飞同志身为高级指挥员，每次战斗除了积极组织、指挥部队作战，自己还身先士卒带领部队冲在前边，让广大指战员跟他一起冲杀，使战斗很快取得胜利。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在我新四军所辖苏中地区的日寇认为我新四军不是中央军，拒绝向我新四军投降，于是刘飞担任旅长的苏中军区独立第二旅（教导旅）所部即向盘踞在兴化城的日伪军发起进攻。兴化是水城，三面环水，只有北门一条陆路。在战斗中，刘飞身先士卒，在向兴化发起进攻时手拿竹篙，飞快地撑着木帆船，带领部队冲在最前边。在刘飞旅长的鼓动下，部队如划船比赛一样，很快冲向滩头、登上岸、迫近城墙、攻入城内，最后全歼兴化之敌，俘获师长刘湘图以下5000余人。紧接着，又挥戈攻打如皋城日伪军。敌人凭借城高墙厚，城河深又宽拼命顽抗，我部因敌弹密集无法接近城墙和翻越城墙。刘飞司令员与大家一起研究，想出了种种办法，用桌子盖上棉胎当土坦克，掩护部队接近城墙。我们捡起敌人掷来的手榴弹再回敬敌人，让敌人的手榴弹在敌人中间爆炸杀伤敌人，就这样我们攻进了如皋城，生俘敌旅长孔瑞五以下3000余人。
在激烈的孟良崮战役中，刘飞同志坚决执行命令，不计个人安危，带领部队猛插敌人纵深，断敌退路。发起总攻后，为了攻上山头，消灭负隅顽抗的敌第七十四师精锐部队，刘飞同志手握双枪，带领200余位共产党员、干部组成的突击队，高声喊道：“共产党员、干部们跟我上！”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首先突破敌第七十四师的主要防线，攻上孟良崮，与兄弟部队一起全歼了敌王牌师。
刘飞同志身为指挥员而带头冲锋的行动，鼓舞激励了广大指战员的士气，从而使战斗很快达到指挥的目的，取得战斗的胜利。因此，可以说刘飞司令是个模范指挥员。
在数十年的戎马生涯中，刘飞同志浴血奋战于沙场，由于每次战斗冲锋在先，负伤十余次，直到谢世之时身上还留有敌人的子弹与炮弹片。刘飞同志堪称是一位钢铁战士、常胜将军。
对部下要求严格，对自己令行禁止
刘飞同志对部下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他坚持原则，不讲情面。谁不遵守公务规则，不坚决执行任务，不严守纪律，他就要严厉批评，毫不留情。但他的批评不是训斥，而是充满深刻的道理，因此被批评的同志都能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批评，对他的严格要求没有反感，认为是对自己的爱护与关怀。因此，同志们并不因此对他感到畏惧，反而感到他可亲而温暖。
他还善于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循循善诱。对于有思想问题的同志，总是耐心细致地反复谈话，把道理讲清讲透，坚持说服工作；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总是做到仁至义尽，尽最大努力，教育帮助转变思想，挽救失足的同志转变过来。
刘飞同志对自己则严于律己，是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令行禁止的模范。1946年1月，国共和平谈判期间，刘飞带领的新四军第一师第二旅将攻下兖州。就在此刻，国共谈判达成停战协议，国共双方宣布停战令。此时，第二旅攻下兖州已功亏一篑，但刘飞毫不犹豫地坚决执行停战令，忍痛命令部队撤出兖州城。
战士式的将军，关心部下的好首长
刘飞同志身为高级将领却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并很关心、爱护部下。在战斗间隙，他能与我们这些警卫员谈笑风生，使我们对他感到可敬可亲。直到他当了大军区副司令员以后，仍一如既往。1970年冬天，我从杭州出差去山东，返回途中特地在南京下车去看望刘飞同志。此时我已与他多年不见，恐怕他不认识我了，当我敲开他家大门、警卫员领我进去时，刘飞同志已听到我的声音从里面迎将出来，一见我就说：“小陆你来了，好得很，好得很。”他如同见到久别重逢的战友一般让我落座，亲自为我削苹果、倒茶。因天气较冷，他就叫警卫员拿木炭生火炉。他的热情接待使我深受感动，内心很过意不去。
刘飞司令还很关心我的学习。1945年，兴化战役胜利结束后，当时他是二旅旅长，我在旅部。他遇见我时，曾关心地问我：“小陆，你好吗？你写字有笔吗？”我说：“我很好，我用铅笔写字。”他随即从口袋内拿出一支魏脱曼黑杆金笔交给我，说：“送你这支笔，这是我从日本鬼子那儿缴来的战利品。”我接过金笔，连声表示感谢，这支金笔我一直用到“文革”时期。首长对我的关心，我是铭记不忘的。
1948年春天，我们部队在河南濮阳休整，当时我在第一纵队司令部警卫队，刘飞同志在第二旅当旅长。一天，刘飞同志到纵队部开会见到我，他知道我胞哥在第四纵队炮兵营，与我已多年不见且无音讯，他就告诉我，叫我马上写封信给我哥。不日，我哥来到我处，他要我同去看望刘飞旅长，但纵队部离第二旅驻地有30华里路程，于是我向纵队首长借了匹马，两人赶去第二旅驻地。当刘飞看到我俩时，热情有加地招待了我俩，让其夫人朱一烧了肉丝炒辣椒、鸡蛋炒韭菜和久未吃到的大米饭等美食。刘飞旅长同桌陪同，与我俩边吃边谈，为我俩兄弟久别重逢而高兴。刘飞同志对我俩的关心、爱兵如子的态度，令我俩很是感动，将永藏心间。
1980年至1981年间，刘飞同志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我曾三次去看望他。第一次去看他时，当传达室传告刘飞司令后，他就独自走下楼梯来迎接我，到病房就问我，现在转业在何处？在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工作，并叮咛我要好好工作，与地方同志搞好关系，尊重地方同志，好好向地方同志学习等等。他的一番话，使我很受教益。
第二次去看他时，他走到楼梯道口相迎，我握着他的手到病房后，与我寒暄几句，还关心地询问我的工作与身体情况。第三次去看他时，他已不能自理生活，吃饭要朱一同志喂他了。这次我看他时心里很难过，只是一再对他讲一些安慰的话，并说首长的身体一定会好起来的，谁知这次见面竟成了永别，不久他转院到南京后就去世了。
刘飞同志离开我们已20多年，他那赤胆忠心、全心全意为革命的精神，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刘飞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也是受人尊敬的一生。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赤胆忠心为党为人民英勇战斗的光辉业绩和团结同志、帮助同志、爱护和关心部下，以及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高贵品质与优良作风，他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我要永远纪念他、学习他的优良品质与作风。
（原载《东南烽火》）
我记忆中的何克希司令员
何克希司令员是我的好首长、好领导。他是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先行者，引导我们紧跟形势；他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他关心部下生活，形同父母；他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深受群众拥戴；他重于革命情谊，待同志如手足。因此，他是我敬仰的革命先辈。
何克希司令员是我平生最早见到的共产党部队的领导人。那是1939年农历三月十八日，何克希司令员带领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由当地的地下党政治交通陆富全领路来到我的家乡无锡东房桥。当时我刚小学毕业，我们以儿童团的名义去欢迎“江抗”部队的到来。“江抗”部队到了东房桥，在河南村打谷场上集合，当地的群众由地下党组织召集召开了欢迎大会，何克希司令员在会上作了演讲。何司令员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中国，要我们中国人做亡国奴，乡亲们，你们同意吗？”群众齐声回答：“我们绝不做亡国奴。”何克希说：“是的，我们绝不做亡国奴，我们就要团结起来，参加抗日的队伍，一致抗日，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何克希的演讲话不多，但很有鼓动性、激励性。从此，在我心中树立起抗日的决心、信心和热爱、向往共产党的根子，可以说是他对我以后参加共产党、新四军起了引导作用。
此后，我参加了新四军苏中教导旅（新四军第一师第二旅），何克希同志去了浙江，担任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我们两支部队都北撤到山东进行整编，整编为新四军第一纵队，何克希同志担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正是有缘，我到了第一纵队司令部警卫队，就在何克希同志身边。因此，我能与何克希副司令员朝夕相见。在以后几年接触中，我深感何克希同志是一位好首长、好领导，现将我的记忆写在下面，以示纪念。
一、政治思想工作的先行者，引导部队思想紧跟形势
抗战胜利，部队从南方到了北方，生活很艰苦。北方没有大米吃，只能吃高粱、小米，再加上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等等原因，部队思想相当复杂，很多人认为抗战胜利了，天下太平了，可以解甲归田、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希望回家过太平日子。还有些同志认为，在部队太艰苦，成年跑路打仗，不安心在部队工作，希望转业到地方工作，过和平生活。正在此时，毛主席应蒋介石邀请去重庆举行和平谈判。此时，部队的和平麻痹思想和离队思想相当普遍，十分严重。为了扭转和克服上述这些错误思想，稳定部队思想情绪，纵队部召开了干部大会，何克希副司令员在会上作了报告。他分析了形势，指出内战危机依然严重存在，和平麻痹、贪图安逸是危险的思想，并指出蒋介石企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消灭共产党和取消解放区，蒋介石的这些野心绝不会放弃。我们如果不克服这些错误思想，就有丧失抗战胜利果实的危险。为了保卫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保卫解放区，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人民，应当继续准备艰苦斗争，安心在部队工作。何克希副司令员还指出，现在我们共产党已经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与拥护，国民党已丧失人心成为孤家寡人。如果国民党反动派要坚持内战，我们就应团结全国人民，坚持斗争到底。毛主席说，估计三至五年，我们可以打垮国民党反动派。如果国民党玩弄假和平，进行选举，则至多两个三年，我党将成为领导全国的政党。何克希副司令员强调，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争取革命胜利，绝不能放下手中的武器，要时刻准备对付国民党发动内战，准备斗争到底，直到取得革命胜利。何克希副司令员的报告使大家认清了形势，克服了各种错误思想，明确了革命目标，安定了部队思想情绪，树立了长期斗争的观念，部队面貌焕然一新，从而为迎接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平易近人的好领导，关心部下的好首长
何克希同志身为高级将领，但他没有一点官气，待人随和，平易近人。我们这些警卫人员在他面前毫无拘束，常能与他一起谈家常，甚至说笑话。
何司令员还十分关心警卫人员的冷暖。1947年年底，我第一纵队向鲁西南出击到了河南许昌漯河地区。时值隆冬，气候十分寒冷，老天下着鹅毛大雪，河水结了厚厚的冰，而整个部队由于远离解放区，还未发棉衣，身上穿着单衣。每天午夜，当我们这些警卫员在他寝室门口站岗，何司令员总是关心地对我们嘘寒问暖。他见我们身上穿着单衣站在寒风中，就将自己的棉大衣脱下披到我们身上，当我们表示不愿意接受与他推却，叫首长自己睡觉时用时，何司令员总是坚持要我们穿上他才离去。这时，我们身上早已感到温暖了。
也是在这年，我们部队出击到了河南。正逢雨季，连日滂沱大雨，道路泥泞，部队日夜兼程长途跋涉，很多战士无鞋可穿，有的战士讲起了怪话。我们警卫队有一个有名的老油条，名叫朱学文，他作战勇敢，但怪话连篇。有一次，他当着何司令员的面讲怪话说：“首长，我们讲国民党有三大危机：政治危机、军事危机、经济危机，其实我们也有三大危机，我们的三大危机是：粮食危机，经常吃不饱肚皮；鞋子危机，跑路没有鞋子穿；房子危机，到了宿营地经常露营。”何司令问他：“小鬼，你有什么困难？”朱学文将穿着露出脚趾的鞋跷得高高的毫不拘束地说：“何司令你看，这不是鞋子危机吗？”何司令说：“你们怎么不向四科要鞋子？”朱学文说：“四科不给啊！”何司令马上把四科科长叫来，告诉他将仓库里的鞋子发给警卫队，在何司令的关心下，我们警卫队每人发了一双鞋子。何司令就是这样，周到地关心部下。
同时，何司令对我们警卫员也很严格。每当部队处于紧急情况下，或部队要赶赴前线时，他总是严厉地要求我们紧紧跟上他的步子，并不断鼓励我们：“要取得胜利，就要跑得快，赶在敌人前头，掉队就要当俘虏。”在他的鼓励下，我们这些警卫人员始终紧紧地跟随在纵队首长身边。首长骑着马行进，我们紧跟在后面从未掉过一步队，从而保障了首长们的安全，保证了首长顺利地指挥战斗。此时，我们才感到何司令对我们的严厉要求，实则是对我们的关心。
三、热爱群众的好首长，深受群众拥戴的好领导
何克希司令员带领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关心群众的疾苦，受到群众的真诚拥护。1939年，何克希同志带领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在苏南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打日本鬼子时，与当地群众相处得如鱼水一样，“江抗”部队爱民如爱父母，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每到一地就为群众做好事，为农民干活，关心群众的生活疾苦，深受群众爱戴。群众知道“江抗”部队的司令员是何克希同志，因此对何克希同志十分敬仰。直到今天，当地的老年人还深深地怀念他。一谈到何克希同志，就津津乐道地谈论当年何克希同志在这里领导人民打日本鬼子的故事，颂扬何克希同志当年的抗日功绩。
1965年，何克希同志从北京调来杭州，自此我经常去他家中看望他。每次我去他家中，经常遇见当年何克希战斗过的浙东四明山地区来的老乡，他们挑着当地的土特产送给何克希司令，以表对他的敬重，可是何司令从来不收受这些礼品，他总是热情地接待他们，招待他们喝茶吃饭，然后耐心地向他们解释，让他们将土特产带回去。有的老乡坚持不愿带回去，何司令就按市场价格付给人民币后，才热情地送他们回去。
四、革命情谊情同手足
1979年春天，无锡地区的一位土地革命时期（1928年）的老共产党员陆富全来到我家，要我陪同他去看望何克希同志。我陪同他到了何克希同志家后，他们一见面互相欣喜万分，寒暄过后就自然谈起了当年抗日战争的情景。1939年农历三月十八日，何克希同志带领“江抗”部队，到无锡北乡东房桥，就是由这位老党员陆富全同志领路的，以后他们密切联系、并肩战斗。他们回忆了如何打击日寇，如何反“扫荡”、反“清乡”，如何逃过日寇的清查，如何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忠义救国军周振纲部的摩擦进攻，又怎样去联络、争取、团结朱松寿，将朱松寿争取过来……他们越谈兴致越浓，一直谈了整整半天。为庆祝以往的胜利，何克希同志一定要宴请，陆富全同志欣然应允。何克希同志特地将黄源同志请来，还从里屋拿出一瓶茅台酒对着黄源同志与我说：“老黄、小陆，你们俩是酒仙，把这瓶酒干光。”黄源同志笑着说：“司令员的命令，一定遵命。”大家一起举杯庆祝。这次畅叙，还专门用录音机录下来，充分体现了何克希与陆富全之间的深厚战斗友谊。
1981年，陆富全同志逝世，我将此噩耗告诉何克希同志，并请他为陆富全题写墓碑，何克希同志满口应允。过了几天，他将亲笔书写的墓碑题字送来我家，充分体现了何克希对陆富全同志的革命友谊情同手足。
何克希同志离开我们已经30年，但是他的音容笑貌及为革命而奋斗的精神仍历历在目，永远铭记在我心中。
谭启龙同志二三事
谭启龙同志是红小鬼出身的高级领导干部，他未读过一天书，12岁参加红军，从红小鬼升任新四军第一纵队副政委，还担任过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可谓是我党的杰出人才。
谭启龙同志在第一纵队担任副政委时，我在纵队警卫队，有幸能与他经常会晤。他风度跌宕，气质深沉，不多言语，很是斯文，深有修养，与人见面时总是微微一笑，轻声寒暄一声：“你好！”在1946年12月的宿北战役中，激烈的战斗进入第二天下午，敌第十一师被我纵打得节节败退，震慑了敌第六十九师，敌第六十九师乘机向南逃窜，该师机炮营向我纵队部驻地慌张溃退时，谭启龙得悉这一情况后立即走出屋外来到我警卫队大声命令：警卫队全体人员立即向北出击，拦截溃逃之敌。我警卫队立即紧急集合，冲向散乱的逃敌。在那宽广的开阔地上，我警卫队战士如一群猛虎一样，大声呼唤着，冲呀！杀呀！冲向敌人。在队长袁彩阳带领下，两挺日式三八弯巴子机枪冲在最前，两个冲锋枪班齐头并进，步枪班紧紧跟上，经过数分钟跑步冲锋，我队方才开火，即将与无头散乱的敌接近时，敌人立即缴械投降，我立即命令俘虏站队清点，200余人成了我队的战利品。
1947年7月，我华野第一纵队攻打鲁南滕县失利，反遭敌国民党30万大军围追堵截。在部队突围途中，谭启龙同志始终保持冷静态度，虽然军情十分紧急，但是在3个多月紧张的突围途中，谭启龙与叶飞两位首长总是有条不紊地指挥部队边打边撤。他俩一面了解部队后撤行进的情况，一面紧紧地与部队同时后撤行进。有时，当他俩了解大部队还在后边，他俩就在中途停下，在路边找一户人家与叶飞同志对弈围棋，直到看到大部队上来才继续与部队一起行进。在部队横渡汪洋一片的白马河和泅渡水流湍急的大沙河时，谭启龙与叶飞两位首长总是镇静地指挥着部队一批又一批地泅渡过去，纵使空中有敌机来轮番轰炸扫射，谭启龙与叶飞两位首长若无其事，仍沉着地指挥着，直到部队大部过去，他俩才渡过河去。
不久，部队到了河南漯河，纵队司令部警卫队长不幸负伤。谭启龙同志知道后，立即亲自跑到警卫队，叫来担架将警卫队长送到卫生部治疗队，并亲自交代卫生部王部长：一定要全力以赴进行抢救，这是位老同志，是革命的资本。谭启龙同志对部下的关心，委实令人感动。
1990年秋天，谭启龙同志从济南来到杭州，住在西湖边大华饭店。是日晚上，我去他下榻处拜访他，到了他寝室就谈起家常，他第一句话就问：“听说你叔叔陆富全已经去世了？”我说：“是的，已去世10年了。”坐在旁边的他夫人严永洁说：“你们一家真不简单，都参加了革命。”接着谭启龙同志插话说：“有几个人参加？”我回答：“7人，我叔叔全家4人，我兄弟3人。”因谭启龙同志的妻子严永洁是我老乡，她同我说话较多，她就谈起了当年我叔叔的故事。她说：“你叔叔陆富全是1928年土地革命时期参加共产党的，抗日战争开始后，他是当地游击队头头。因他经常袭扰日寇，日寇对他恨之入骨，到处捉拿他，但始终无法捉到，后在无锡日报上发出通缉悬赏布告：凡捉到陆富全，赏给银元1000元。陆富全同志为躲避日寇以防不测，常到我家躲避，因为我们与富全是很要好的。”接着她又讲，“陆富全在群众掩护下，日寇始终抓不到他，日寇就恼羞成怒，恶毒地将他妻子与3个儿子抓去，逼迫陆富全同志去投降，陆富全宁死不屈。在这万分危急之际，我地下党与富全母亲策划设计，为富全办假丧事。家中摆了灵堂和牌位，挂起孝幡，还请和尚念经超度，其母亲早晚痛哭。日寇知道这情况后，以为陆富全同志真的已经死亡，就将其妻子和3个儿子释放了。”严永洁同志还告诉我，部队北撤时，她还将小女儿交给陆富全同志安排在农民家抚养。此时，谭启龙同志说，你是光荣人家，应好好保持。这时我见时间已是晚上9时，就向他告别。临别时，我将我写的打印体《戎马歌声》送给他，请他指正。谭政委回山东济南，两个月后给我来信称，诗已阅，写得很有意义，很好，可去出版，并寄来了题词。阅过信后我很激动，我立即将谭政委的信与题词拿去给黄源同志看，黄老阅后也很兴奋，即对我说：“我给你写序言。”又是在黄源同志的大力支持帮助下，该诗集得以面世。但是应该说，如果没有谭政委的提议，该诗集是决不会付梓的。因此，谭政委对部下的关心，我是由衷地感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