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辛万苦投奔苏中公学
在我的母校——苏中公学建校60周年之际，回顾当年我从沦陷区苏南无锡冲过日寇与伪军的道道封锁线，来到宝应固晋——苏中公学所在地的艰险经历，至今仍历历在目。
仇恨燃烧杀敌人
那是1945年3月，日寇、伪军在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进行残酷的“扫荡”。一次，伪军十余人来到锡北抢劫老百姓的财物，后来到东房桥街上的小饭店吃饭，我时年十七，年少气盛，见此情景，万分愤懑。我父亲数次被日寇抓去受过拷打、让狼狗咬等刑罚。我对日伪军恨之入骨，认为为我父亲报仇雪恨的时候到了，就立即去找铁匠师傅杨胜根借把大刀，并叫他与我一起去杀伪军。当时杨胜根铁店里有许多为大刀会打好的大刀，我向他借了一把。他在我激励下，也表示与我同去。于是我们两人各执一把大刀，从西街大踏步向街中央的小饭店奔去，一路大声叫喊着：“杀汉奸啊！”伪军看到我俩高举大刀向他们冲去，随即慌张地放下碗筷，拿起枪和抢来的东西就向南弄内逃去。我俩高举大刀紧追不舍，逃在最后一个伪军的肩膀被我砍了一刀，鲜血直流。伪军们拼命地向八士镇据点逃去，我俩紧追不放，一直追到离八士镇尚有两里地的方村桥边。想到离日寇据点已近，不能再追了，我俩就返回了东房桥。群众见我俩如此情景，齐声喝彩叫好。
离家投奔新四军
追杀伪军后回到家中，我心中有数，深知不能躲在家里让他们来报复，便拿了几件衣衫，马上离家去投奔新四军。这天夜晚，我投宿在父亲的一个中医朋友家中。第二天，经过反复打听，于午后时分，终于找到了新四军锡北武工队，受到了锡北县委书记尤旭的接待。不多日，尤旭叫我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去。
他给我写了一张介绍信，是给在苏北的江南办事处主任钱敏同志的。介绍信约两寸长，大拇指般宽，是看不到字的一张白纸，我把它缝在长衫的边角内。他又告诉我如何联络和途中应注意的事。与我同行的还有两个青年，由我负责。第二天，我们从无锡乘汽车，一路颠簸，到了江阴八圩港。这里日寇戒备森严，三步一岗十步一哨，还有龇牙咧嘴的狼狗。上船前要进行数次检查与盘问，通过检查与盘问，我们才得以上了渡船。到了江北靖江，上岸后，我们按照尤旭的交代分散行进，但前后互相照看，从上岸到走出靖江县城北门，前后又经四道关卡，一一检查盘问通过。在检查中，日伪军肆意刁难威胁。事后才知，这是由于我们没有送买路钱的缘故。如若事先准备好钞票，就不会遇到这些麻烦了。
出了靖江，我们3人又聚到一起。此时已太阳西斜。由于我们不识路途，只知路线及目的地，于是我们就到路边村内找农民问路。这天，我们的目的地是经季家寺到王家寺，老农告诉我，到王家寺直路仅50里不到，但必须经过孤山，而孤山上有日寇的据点。日寇看到有人经过，就不分青红皂白地用机枪扫射，已有好多人被打死，这条路不能走。老农说要绕过孤山走，多走20多里路。为了安全，我们按照老农的意见走，并请他带路，我们给他带路钱。夜幕来临时，由老农带路，我们跟着他一直走到黎明，总算到了王家寺附近。只见村外有拿着红缨枪的儿童团，见我们走去，他们就大声吆喝叫我们停住，虽然是声色俱厉，但我们的心情已十分宽稳，知道已经到了根据地，似到了自己家里一样欣慰。
进入村内来到江南办事处，从屋内走来一个面色白皙、态度十分斯文温和的年轻人，他向我要介绍信。我即把长衫边角撕开，取出一张“无字”白纸交给他，他将白条拿去房中，大概用药水显影后，出来对我说，你是叫陆培祥（我原名）吗？我说：是的。他自我介绍说他叫钱敏。他介绍了根据地的一些情况，叫我们休息几天再予分配。不几天，钱敏同志来找我谈话，要我去抗大九分校（苏中公学）学习。我问：“学校在哪里？”“在宝应。”钱敏同志说。我问：“有多少路？”他说：“说不清楚。”我问：“怎么去法？”“步行。”他说。“要走多少天？”“少则十天，多则半月。”最后我答复他：“我去。”接着他对我说，这次你们一共去5人，由你负责，明天就出发。他又告诉了去宝应的路线、地点，一路上的交通站，要我用脑子记住。不一会儿，他就把介绍信交给了我，又把另外4位同志叫来相互熟悉一下，并向大家讲了路上应注意的问题，通过敌人封锁线与据点应如何处置，又交代了一下万一遇到意外情况，应怎么处置……
千辛万苦到苏公
翌日，我们出发了。从靖江王家寺到宝应县，以现在的交通工具来说，最多3小时左右就可到达，可是我们却足足走了10天。一路上，根据敌伪据点与封锁线的不同情况，有时朝行晚宿，有时昼宿夜行。在这10天中，我们在地下交通员的带领下冲过了日伪军设置的道道难关。我觉得印象最深的有四道：
第一道。有的日伪军据点，在白天通过反倒方便，我们都扮成商人，身上都带有伪政府发的“良民证”，但几个人不能结伙成行，必须前后拉开距离，远远地互相照看着，交通员走在最前边，直到走出据点两三百米，然后再汇集到一起，结队前进。
第二道。有的日伪军据点，白天根本无法通过，日伪军看守十分严密，不准任何人通行，又无其他道路、桥梁。我们只能在夜深人静时分，通过当地地下党员弄来的小木船，在离敌人不远处驶向对岸，通过据点。
第三道。还有的据点，敌人不仅日夜封锁严密，不准任何人通行，而且无路、无桥、无船只。在此情况下，要通过封锁线十分困难也相当危险。幸亏河道较窄，交通员通过地下党弄来农村挂天灯的长木头，搭在河的两岸，我们从独木桥通过。可是有胆小的同志无法通过，于是我们又弄来长竹竿，作为扶手帮他通过。
第四道。最艰难最危险的一次，是通过日军占据的泰州城北门外的公路。这儿白天不准任何人通行，一到天黑，泰州城墙上日寇的探照灯就照个不停，一旦发现行人，就用机枪扫射。这天深夜，苍穹如黑锅底，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五人每人准备了两枚手榴弹，由交通员带路正要从这条公路上通过，交通员向我们作了交代，要我们在离公路两百多米就拉开距离卧倒，如猫捕鼠一样悄悄匍匐前进，直到爬过公路200多米才可站起来行走。可是正当接近公路，我们拉开距离要爬行时，其中一人突然恐慌起来，掉头站起就跑。幸亏没有被敌人发现，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最后，我们总算安全通过了。
就这样，我们从靖江王家寺出发，历经风雨，走过了苏北平原曲曲弯弯的田间阡陌、泥泞小道，终于在第10天的午夜到达宝应县曹甸固晋。可是，我们问了许多次，好不容易才找到苏中公学校部。原来我们认为学校一定是有相当规模的校舍，谁知学校就设在村内的每户农民家中。后由一位穿新四军军装的干部将我们领到苏中公学校部。不一会，校首长夏征农同志前来接见，对我们讲了话：“你们从日寇沦陷区不远千里，冲过重重封锁线来到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我表示热烈欢迎……”
苏公是我好母亲
苏中公学是我革命的摇篮，是我踏上革命征途的起点。在苏公学习，虽然仅仅只有5个多月，却为我投身革命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它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关键。
经过学习，我明白了许多道理，坚定了打败日本鬼子的决心与信心，树立了革命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懂得了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使我认识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无产阶级革命必然会胜利。
通过军事训练，使我学到了军事基础知识，知道怎样保护自己消灭敌人；树立了不怕死、不怕苦的思想。
在大生产运动中，我们每天5点半起床，拿着向老百姓借来的锄头、铁锹，进行艰苦的田间劳动，改善自己的生活，实践了毛主席“生产自给”的伟大号召。我们全体学员在“人人参加，一齐动手”、“把草荡变成良田”的口号声中，利用3天时间，筑起了1米多高、800米长的堤坝，开出50亩荒地，并及时种上了茨菇、绿豆。如今，这里已成为农户的养蟹池，成了聚宝盆。
苏中公学的条件与环境是十分艰苦的，住的是农民的茅草房，没有床铺睡地铺，被子只有1斤半棉花，洗脸、刷牙用淮河里的黄泥水，平时很少洗澡，夏天蚊虫多又无蚊帐，任蚊虫叮咬。每月20个铜元津贴，连买卫生纸都不够。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培养了我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经过苏公学习，我由一个不懂事的莽撞孩子，成长为一个懂得革命道理的战士。
光阴似箭，60年过去了，现在我已离休，但仍继续在为社会与教育青少年服务。回顾生平，我是可以向母校告慰的。
（原载《铁军》）
我在抗美援朝中的两件事
一、“死”而复生
抗美援朝战争是我国不得不进行的一场战争，可以说是一场卫国战争。1950年10月，当美帝国主义将侵略战火燃烧到我鸭绿江边，朝鲜政府向我国发出请求时，我国政府当机立断，派出志愿军支援朝鲜人民。
1950年10月，朱总司令来到我所在的第二十军驻地山东省曲阜城，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动员我军赴朝抗美。我军在万分匆促中立即乘火车出发。上火车后，在火车上进行动员，并将所有解放军标志的帽徽、胸章、符号取下，服装也来不及更换，仍穿着南方棉军装入朝（南方棉军衣每套3斤，北方每套8斤）。满载我军官兵的火车开往朝鲜时，所有民用客车、货车一律停止运行，一路为我军直达朝鲜开绿灯。
当时，由于新中国方才成立，国家处于贫困时期，再加上时间匆促，部队来不及作准备。而朝鲜的气温寒冷，是年又是朝鲜历史上最冷的一年，温度降至-42℃。未临战斗，我已冻得不省人事，继而体温升至40℃以上，连日高烧不退，以后就失去了知觉，不吃不喝，被送到野战医院抢救。由于当时国家贫困，抢救缺乏药物，医务人员只是一味使用棉被为我的身体保存热量。事后医生告诉我，在我冻得失去知觉的几天内，他们为我盖了24条棉被（每条棉被两斤），但我身上毫无暖意。这一抢救措施不奏效，最后就将我放进太平间。因我仍有微弱脉搏与心跳，才未被安葬。医生以为我已无生还希望，院方就通知我爱人李倩英来院见最后一面。结果出乎意料，就在李倩英看望我的第二天，即在太平间安放第九天的我“死”而复生，开始苏醒恢复了知觉。期间，我有位叫凭平的战友已向军部报告：陆坚已经冻死。并添油加醋地称是他亲眼看到放入棺材的。在我住院抢救期间，有三位护士日夜看守着我，其中一位姓杨，我是永远不会忘记她们的。她们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感谢她们。
出院后，我就留在志愿军第二十军留守处任指导员。
二、悼念英雄杨根思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军一进入朝鲜，就向朝鲜南方推进。
1950年11月27日，我志愿军第二十军发起了对长津湖地区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和美军步兵第七师的分割围歼战争。我部攻占了该地区下碣隅里外围制高点一○七一高地。敌人妄图拔掉这把刺入他们喉咙的匕首，拼死反扑，于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
三连连长杨根思奉命坚守一○七一高地小高岭的任务，杨根思同志率领一个排坚守小高岭。
美军为了排除对下碣隅里的严重威胁，对小高岭阵地进行轮番反扑，并用飞机和重炮疯狂轰炸、炮击，但在杨根思排的坚强阻击下，敌人始终无法爬上小高岭一步。
美军多次反扑，每次总是丢下很多尸体而告失败。与此同时，杨根思同志的一排人在英勇抗击中也伤亡惨重。敌人在数十架飞机的轮番轰炸掩护下，向杨根思排冲来，成群的敌人倒在杨根思排阵地前面。直到杨根思排只剩下几个人，弹药已快打完。最后，敌人发起第九次反扑，杨根思同志打完了所有手榴弹，阵地前已躺了上千具美军尸体。当杨根思同志打完最后一发驳壳枪子弹，40多个敌人已来到杨根思同志面前。杨根思同志抱起一包10斤重的炸药，拉响导火索冲向敌人。一声巨响，英雄杨根思与敌人同归于尽，英雄们用鲜血守住了小高岭，使我军取得了战争的全胜。
1951年清明节这天，阳光灿烂，万里无云。我志愿军第二十军军部在吉林省通化市为杨根思烈士举行隆重的追悼会。追悼会设在通化市人民大会堂，灵堂布置得庄严肃穆，由军乐队为追悼会奏哀乐。追悼会由志愿军第二十军后勤部政委刘子荣主持，我是会议司仪。参加追悼会的有通化市党、政、军领导与代表以及工、农、商、学、各界、各单位代表，还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镛健，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光侠大将等各方面人员600余人。以上单位、领导代表与人员均敬献了挽联与花圈，计有数百件。我作为司仪，就一一接受了这些挽联与花圈。志愿军第二十军后勤部政委刘子荣代表第二十军党委和司令部、政治部致悼词。追悼会结束后，参加追悼会的全体人员在通化市举行游行，我抱着杨根思的牌位走在前边，一路高呼“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美帝国主义滚出朝鲜去”“打倒美帝国主义”等口号。游行队伍在通过通化市区时，在大街两旁的很多群众也跟着参加到游行队伍中来，一直送到玉皇山烈士墓。
杨根思烈士的灵柩（无遗体，只有碎尸、碎骨）安葬在通化旁边的玉皇山上，同时安葬在一起的还有志愿军第二十军第六十师战斗英雄毛杏表烈士等10余名烈士。
杨根思同志是第二十军的老战斗英雄。1952年5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决定追记其特等功，同时授予“特级英雄”称号。1953年6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授予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还决定，杨根思同志生前所在的连队命名为杨根思连。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为杨根思烈士亲笔题词：“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国际主义的伟大战士，志愿军的模范指挥员——杨根思烈士永垂不朽！”
我两次入党的故事
抗日战争期间，我的家乡无锡县城沦陷后成了一片废墟，有个村庄被日寇杀死300余人，我的外婆、姑母、姨夫家房子均被日寇放火夷为平地，我父亲也曾数次被鬼子抓去严刑拷打、坐老虎凳。当时11岁的我，对日寇的暴行看在眼里恨在心头，立志要报仇雪恨。就在此时，家乡从大革命时期就潜伏下来的一批共产党员，如朱逸民、陆富泉、李培泉等开始活动，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是一支抗日的队伍，宣传平型关战役的伟大胜利，宣传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主张，同时秘密发展党的组织，我们很快接受了他们的宣传，我哥哥就在此刻参加了共产党。
1939年春天，家乡先后来了新四军和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新四军纪律严明，爱护老百姓，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帮群众做事。并两次在我家附近袭击日本鬼子，打了大胜仗。而忠义救国军不打日本人，专门欺侮老百姓，还强拿老百姓的东西。两者一对比，使我内心深深地热爱共产党、新四军。
1942年，本镇的一位共产党员陆炳泉找我谈话，宣讲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主张坚决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要抗日就应当入党、参军。在他的宣传教育与动员下，我也要求加入共产党，陆炳泉为我办理了入党手续，告诉我要等上级批准。不久，陆炳泉就来通知我，党组织已经批准我的入党申请，并要求我严守党的秘密、不怕牺牲和为抗日多作贡献。从此以后，我的心里就产生了底气，决心做一名勇敢的共产党员。
就在此时，我遇到了一件不平之事，打了一次抱不平。事情是这样的，我乡有一所小学的5位教师，全靠乡政府出面向农民按田亩收缴粮食，然后发给教师作为工资。可是该乡姓浦的乡长却将收缴来的粮食占为己有，用于吸鸦片烟了。我知道此情况后，立即会同一位教师找该乡长讲理，要他立即退还粮食发给教师，不然就要将他捆绑起来殴打。乡长听后害怕吃苦头，不得不将粮食立即发还给了5位教师。
由于我自认为有共产党做靠山，胆子特别大。为了替父报仇和为国人雪恨，我胸中一直怀着怒火，千方百计寻找机会出气。一天，有16名日伪军到锡北农村扫荡，抢了农民的财物后到东房桥镇一家饭店吃饭。我见此情景怒火万丈，认为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就向街西铁匠店杨师傅借刀，并激励他与我一起去砍杀伪军。杨师傅也是个爱国青年，立即同意与我同去。于是，我们两人各执一把雪亮的大刀，一边高声呼喊“杀汉奸”，一边向伪军们冲杀过去。伪军们见我俩举着大刀冲杀过去万分惊慌，立即放下碗筷，丢下抢来的财物落荒而逃。我高举大刀，狠狠地砍中了一名逃在最后面的伪军的肩膀，使之鲜血直流。我俩一直追杀了三里地才回家。考虑到离此不远处就是日寇据点，敌人一定会来报复，就拿了少许行装离家投奔了新四军。
果真，在第二天凌晨，日、伪军数百人包围了我家所在的东房桥镇，反复搜查一整天，幸亏我已离家出走。这时，我已经参加新四军锡北武工队。1个多月后，领导又将我送往苏北，编入了新四军主力部队。一天，指导员上政治课，讲到什么人、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参加共产党……课后我立即告诉指导员，我早已参加共产党了。指导员说，你没有党员介绍信，怎么才能证明你是共产党员？我不懂什么是党员介绍信，但那时又无法到日寇沦陷区取证。指导员对我说，好好努力，再争取第二次入党。此刻，我就有些懊恼、后悔。我为了报仇雪恨去砍杀伪军，匆匆忙忙离家投奔新四军。仇未报恨未雪，却把一个共产党员丢掉了。但我想想已无办法，只有下定决心，努力争取再次入党。
此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又拒不向我新四军投降。在逼迫日寇投降缴械的兴化战斗中，我克服重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领导交给的联络东台独立团，按时参加攻城战斗的任务。解放战争开始后，我在新四军第一纵队司令部警卫排（队）任文教。在宿北战役中，我与全排同志一起冲向溃逃的国民党军，我们一个排抓获国民党军俘虏260余人。在平时的工作中，我积极宣讲我军的胜利捷报，做好群众纪律工作，还兼任司务长管理伙食和账务工作。攻打莱芜时，我负责纵队司令部的粮草运输任务，包括找民工、动员农民拿出毛驴、牛车、独轮车等，并带着几十名农民及时将数千斤粮食运到前线。莱芜战役胜利结束后，纵队司令部在胶济线旁的大徐家庄召开庆功大会，我戴着大红花上了庆功会主席台。大会一结束，纵队直属政治处主任钱惠民就找我谈话：金增同志，你在宿北、鲁南、莱芜三个战役中的表现都很好、很突出，你已够条件参加共产党，钱惠民同志当场叫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此时我的心情万分激动，我的愿望终于通过我的努力实现了。这是我一生执着追求的愿望与目的，为它我付出了长期的努力。艰苦奋斗，排除万难，不怕牺牲，归根结底是为了祖国与人民不受屈辱，要长祖国的志气与威风。
我有共产党为我做靠山，我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我什么都不怕。党给了我革命的勇气，正是这样，使我跟着共产党坚持革命一辈子。
（原载《东南烽火》）
千里寻战地慰英魂
今年已84岁的我，为了却长期以来的心愿，去寻找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在长江边新老洲高桥镇战斗中牺牲的120多名战友的英魂，但因不知有否建墓立碑、确切地点在何处，故一直未能成行。
4月6日，我下定决心从杭州启程去了江苏省扬中市，因为新老洲高桥镇属该市管辖。一到扬中市就找民政局优抚科，常科长热情地接待了我，认真地帮助我寻找新老洲高桥镇的地理位置及当年有否老部队在此战斗过的情况。经过一番周折，只查到一段1949年4月9日解放军第二十军军部警卫营曾在其县境内与国民党军战斗过的记载。
据他分析，新老洲高桥镇可能属扬州市邗江区管辖。次日，我去了扬州市邗江区民政局，该局优抚科的谭科长接待了我，他也认真地进行了查找，从电脑查到档案，就是无法找到叫新老洲高桥镇的地方。他电话联系泰州市民政局请求帮助查找，经查也没有新老洲高桥镇一地。谭科长又打电话与镇江市民政局联系，该局提供了一个线索，要我们与丹徒区民政局联系。谭科长马上拨通了丹徒区民政局的电话，经查后回电告之，新老洲高桥镇属他区所管辖，并告知该镇的具体位置在长江北岸江边、镇江对岸。一波三折，终于搞清了确切位置，我心里很是激动。
于是，我立即雇了“的士”，向驾驶员问清新老洲高桥镇的地理位置等情况。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位驾驶员系本地人，对本地地理、历史等情况较熟悉。他开了1个多小时，将我送到新老洲高桥镇，找到高桥镇镇政府的民政部门，但负责民政工作的干部外出，此时正巧来了一位原在此退休的、年逾古稀的民政干部。他知道我的来意后既同情又感动，就热情地向我介绍，他是当年在镇政府负责民政工作的干部，这个烈士墓（塔）就是由他经手在1988年建造的，当时县政府拨款5万元建造了这个烈士墓，在建墓时从高桥镇江边及镇旁的田里挖出了1949年4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斗中牺牲的120多具遗骸，移埋到现在的烈士墓内，建墓至今从未有烈士所在部队的人员来看望过。我听了他的介绍，一阵心酸。我即告诉他当时的战斗情况，这些遗骸是解放军第二十军警卫营的同志，是我的战友。随后，他叫来一位同事，陪我搭上一辆三轮车驶向烈士墓。
一刻钟后，我们到了烈士墓。墓地仅有一座纪念塔，上书“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没有碑文，也无烈士姓名，但它是120多名英烈功勋和光荣的象征，是祖国人民对烈士的永远怀念。当我看到烈士塔时，心情再也按捺不住，眼眶不禁涌出滚滚泪水。我终于找到你们了，你们长眠在此，我到今天才来看你们，我作为当年的指导员深感内疚，深深地责备着自己。战友们，60年过去了，你们的血没有白流，你们的牺牲已经换来了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你们在九泉之下可以感到安心和欣慰，祖国人民为有你们这样的好儿女而自豪。你们为了祖国的独立、人民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此我要深深地向你们致敬礼，学习和继承你们伟大的革命精神，为将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昌盛而努力奋斗。我深深地鞠了三个躬，绕墓塔转了几圈并沉思良久后，才带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了烈士们。
在我寻找战友英魂的途中，遇到一位30岁左右姓杨的商人，他得悉我是去寻找在渡江战役中牺牲的战友坟墓时，表示十分同情，他雇了“的士”主动为我领路，一直将我送到扬中市民政局。这说明，为革命而捐躯的烈士是人人都敬重的啊！
（原载《东南烽火》）
提前离休再作贡献
“十年动乱”期间，“四人帮”及其在各地的爪牙为非作歹，有些不良分子趁机钻空子，利用职权打压不同意见的人，使之受到摧残与伤害。我就受到过无法弥补的伤害与痛苦，白白浪费了10年宝贵时间。最后，随着“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才恢复了我的自由与权利。但是我深深感到，我已不可能再在原单位继续为党为人民作贡献。因为曾经伤害过我的人没有达到目的是决不会罢休的。这一点，广大群众也都这样认为。他们同情我，认为我因刚直而吃了大亏，受了伤害，吃了苦头。鉴于这一实际情况，我毅然提出离休的请求，这年我仅50岁。但是，我不甘心就此安度晚年。我认为我还未老，我强烈希望能继续为党，为人民贡献力量。
离休不久，正当我国恢复律师制度，杭州市成立了第一家法律顾问处（以后改为律师事务所）。因是初创，缺乏人员。该处负责人知道我从事过司法工作，要我去做律师。我经再三考虑，认为这里是可以继续为人民服务，为国家为党继续贡献我力量的地方，于是我接受了聘请，一去我就干了20年律师。我认为在这20年中，我真正为人民作了很多贡献，做了很多好事，因此受到许多人的赞扬与感谢，还受到《杭州日报》的表扬，对这20年我是感到欣慰的。
这20年间，我办理了刑事、民事、经济等各类案件1000多件，维护了国家和法律的尊严，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伸张了正义，挽回了无数经济损失，纠正了好多冤错案件，受到当事人的称赞和感谢，我深感慰藉。在这些案件中，有的甚至是当事人自己都认为是不会胜诉或者是无法诉讼的。最后不仅进行了诉讼，并且获得了胜诉。仅举以下几例。
第一个案件
1991年，桐庐县光火冶炼公司与宁波钢铁厂因联营发生纠纷，光火冶炼公司投资宁波钢铁厂78万元，款付清后却未签订合同与投资协议，付款后也未写收据。两年后，桐庐县光火冶炼公司去宁波钢铁厂要求清算投资利润，却遭到宁波钢铁厂的否认。无奈，桐庐县光火冶炼公司起诉宁波钢铁厂，就先后去桐庐、杭州多个律师事务所请律师，但因无协议也无收据而没能受理，最后来找我为该厂代理。我询问情况后，该厂拿不出任何证据，按此情况是无法打官司的。我又问桐庐县光火冶炼公司总经理刘光火，此事的情况有谁知道，刘光火说，有好多人知道的。并点名如桐庐县县长、县委书记和经委主任，七里泷电站党委书记、总工程师、建德县县长、副县长；乌溪江区区委书记等等，说了十多个人的名字。我说：“他们知道，他们能不能为你作证？”刘光火说：“我想应该会为我证明的，这是实事求是的事实。”第二天刘光火亲自驾车陪我去找了这些人，向他们了解有否以上这件事。我找了桐庐县县长、县委书记、经委主任、七里泷电站党委书记、总工程师等8人，结果这些人都证明确有其事，并向我讲了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地点、投资协议的内容等等，我作了详细记录，由这些同志签名，还盖了公章。于是我按此内容写了起诉书，将此诉讼与调查笔录一并送到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杭州市中级法院审查后，受理了这件案子。最后经法院开庭审理，我又请求法院对被告宁波钢铁厂的生产经营情况进行审计，最终桐庐县光火冶炼公司胜诉，法院判决被告宁波钢铁厂归还桐庐县光火冶炼公司投资款和利润120余万元。胜诉后，刘光火十分满意，高兴地对我说：“陆律师，谢谢你，今后你不要做律师了，我养你一辈子。”我说：“我有共产党养我，用不到你养。”
第二个案件
1985年，德清县武康供电所一位书记和一位所长凭自己全家劳动收入积累建造了一幢楼房，被当地有关人员怀疑为建房资金系受贿所得，被公诉机关起诉受贿罪而判刑一年六个月。庭审时，我作为两被告辩护人，对起诉所列收受贿赂之事，进行过仔细调查，发现起诉所述的受贿事实不符合法律原则，均是不实之词。起诉所列证据也全凭主观推测，有牵强附会、强加于人之嫌。他们将当时国家对钢材规定的双轨价格（官价与议价，官价便宜议价贵，相差一倍）均算为议价，例如两被告向粮站买的几吨钢材，粮站是官价买来的，他将没有用掉的钢材按原价卖给被告，而起诉单位强要按议价算，将两者的差价定为受贿。还有水泥与砖头，被告与厂方约定价格后待房子建成后再付款，结果在此期间，水泥砖头已涨了价，起诉人却也要按涨价的价格计算，将其中的涨价数定为受贿，就这样，起诉两被告受贿罪。虽经本人举出事实予以驳诉，全力辩护，法院就是不予采纳，最终判了两人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我继续为两被告申诉，花时三年，案子到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该院受理后进行了深入调查，证明本人原来的辩护词全是事实，证据确凿，理由充分，最后作出了平反判决，两被告恢复了工作，没收的房子归还给了他们。
第三个案件
萧山长巷印染厂向宁波染色机厂购买一台染色机，尚欠36万元。因萧山长巷印染厂未按时付款，宁波染色机厂向宁波法院起诉，要求被告长巷印染厂立即还款并付给违约金。被告长巷印染厂丁其华厂长请我作代理人，要求原告能让他延期还款，并免除违约金。开庭前，我向被告长巷印染厂详细询问，购买的染色机有哪些证件，并到厂内观看了染色机。该厂厂长丁其华告诉我，只有发货单，没有其他任何证件，我再问有没有给产品许可证，因染色机上有压力容器部件，该产品必须获得国家劳动部颁发的产品许可证，方可被认可合法出厂，否则就是非法产品，但宁波染色机厂生产的染色机未经国家劳动部认可而获得许可证，故是非法产品。庭审时，原告宁波染色机厂要萧山长巷印染厂立即还款，给付违约金。法官表示支持。我作为被告长巷印染厂代理人，提出了以上代理意见，指出原告宁波染色机厂的印染机是非法产品，应予退货并处以罚款，法官听了目瞪口呆。我即将国家劳动部文件出示，使法官立即改变了态度，表示支持我的意见。最终法院判决退货和罚款，原告败诉，被告胜诉。被告长巷印染厂长丁其华十分高兴，连连感谢，此案震动了萧山企业界。
第四个案件
1985年夏天的一天，有位30岁出头的中年男子来找我，要求我为他申诉一件案子。他说他有冤枉，法院定他犯了反革命罪，判刑八年，现在刚刚刑满释放。我要他将判决书给我看，判决书上罗列的犯罪事实是这样的：××年7月1日，叶致祥伙同七位朋友在清波公园开会，组织反革命组织，命名为青年党，叶致祥任主席，拟于××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并决定出版反革命杂志“新青年……”叶致祥又向我说了事情的全过程：1977年，叶于厦门大学毕业，在梅家坞初级中学当老师，这年7月1日晚上，我们六七个朋友在清波公园玩耍聊天，有人说，今天是共产党的生日，党员、团员都去开会了，我们非党非团人员没有事做。有人就说，我们也组织一个党好了，于是大家七嘴八舌说了一通，说成立个青年党好了，谁当主席呢？大家说，叶致祥好了，他是大学生，又说我们可以办个杂志……就这样说了一通就散场了。散场后，其中有一人即去派出所报案，连夜将我抓去。最后法院定我为反革命，判处八年徒刑。
我看过判决书，听了他的陈述，感觉他做反革命实在太容易了。他有哪一点够得上呢？根本不符合反革命的要件。反革命组织必须要有反革命的纲领、目的、行动等等，他们仅仅谈了一场空天，就被定反革命罪，判徒刑，显然是错误的。于是，我为他写了申诉书，送给原审法院，仅仅一个多月，法院就给他彻底平反，恢复其名誉和工作。为此，叶致祥对我十分感谢，我也为他高兴。
以上4件案例充分证明了律师的重要性，是律师为他们弄清了事实，维护了合法权益，不然几位当事人就要在政治上遭受终生损害，在经济上受到损失，有的还要受冤枉、坐冤狱。
在此期间，我还义务为社区群众进行法律咨询，书写法律文书，如写遗嘱、诉讼、家庭财产协议等等。还义务为贫困老太因其儿子不赡养自己而进行诉讼，并获胜诉，解决了老太的赡养问题。我还为运输专业户因为他人运输而讨不回运输费，反被债务人殴打致伤而帮其诉讼，讨回了欠款等。种种案例不胜枚举，由此获得人们的赞扬与感谢，在事务所内连年评为先进，受到表彰，还在《杭州日报》上刊登了表扬报道。
我在做律师期间，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每件案子认真做好调查工作，弄清案情，掌握证据，依法辩护，据理力争，争取胜诉。因此，在我20年律师工作中，获得当事人的好评、信任、满意与感谢。同时，我坚决反对某些律师在当事人面前吹牛说大话，甚至表示保证打赢官司的行为。我总是按照实情向当事人说清案子能否胜诉的理由，即使有充分理由取得胜诉，也不好打包票，因为胜诉与败诉的权力在法院，不在律师。如果没有道理，也必须明确告诉当事人。不要欺骗当事人，也不要让当事人存在幻想。总之，律师一定要实事求是，既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要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
我提早10年离休，在政治上、经济上是受到损失的，但我决不后悔。提早离休，我是逃出了笼子，换来自由与舒畅，能更好地为党为人民贡献力量。我认为，我做20年律师为党为人民作出的贡献，绝不亚于在原工作岗位上作出的贡献。有人认为，我当律师赚了更多钱，这完全是莫大的误会。要说我赚到什么，我告诉你，我是赚了许多表扬、感谢我的锦旗，这样我是值得的。
回忆一生，我认为我这一生没有白活。虽然我受过许多苦难甚至迫害，有人企图置我于死地，可惜他终究没有达到目的，只能让他终生遗憾了。我知道我有缺点，一定要改。
我为新中国的成立贡献了一份力量，我是可以慰藉、也可以自豪的。我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更令人欣慰的是，直到今天我还活着，不但看到新中国的成立，还看到中华民族的复兴、强大，人民开始扬眉吐气过幸福生活，我相信新中国一定会更加富强，人民会更加幸福。
我是怎样开展宣讲工作的
年逾古稀血如潮，有闲不休找辛劳。
不为名利为什么？为保江山固又牢。
不辞艰辛写讲稿，不畏寒暑作宣教。
十年一日为什么？誓让神州更妖娆。
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宣讲团成立已经10周年了。从宣讲团成立起我就参加了。10年来，在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领导下，我与宣讲团同志们一起进行了宣讲工作。在开展宣讲工作中，省会浙西分会宣讲团在组织宣讲任务时，根据各人的不同情况进行了分工。因我身体相对较好，对桐庐县情况较熟悉，因此就分工担任桐庐这一地区的宣讲工作。
宣讲工作开始时，我对宣讲工作如何开展心中无底。尤其是当今社会上存在不少不利于宣讲工作的情况与障碍，不少人对我们去宣讲表示没有信心；有些人认为我们去宣讲革命传统是“背时”，没有人要听；又有人说：“今天是市场经济，以钱为纲，讲革命传统已不适合时代精神。”针对这些情况，当时我与其他同志一样，没有因此而退却，放弃宣讲。相反，我认为，越是这样，越有必要去宣讲。我们要更坚决、更理直气壮地去讲。我认为，一定要让青少年知道旧中国是怎样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欺侮的，旧中国人民过的是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告诉青少年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样取得的，让青少年知道新旧中国的历史。于是，我们坚决开展了宣讲工作。
宣讲什么呢？按照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章程》的宗旨，要结合形势任务和各个纪念活动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同时要针对听讲对象——青少年、学生中存在对我国近代史缺乏了解，存在拜金主义、怕苦畏难、享乐主义思想等情况，有的放矢地进行宣讲。10年来，我先后在桐庐县中学、桐庐镇中学、横村中学、桐君中学、钟山中学、窄溪中学、桐庐邮电局、杭州武警部队下城中队、临安市临目中心学校、富春江中心学校、严陵中学、严陵小学等20余个单位，宣讲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庆祝国庆50周年、纪念渡江战役及浙江解放50周年、庆祝香港回归、声讨日本右翼分子反华罪行，以及革命传统等报告会及法律知识讲座，计50余场，听众3万余人次。通过宣讲，使大家了解了我国100多年来受帝国主义侵略与奴役的屈辱史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人民的压迫与剥削，以及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激发了听众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痛恨，认识了新中国的成立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是千百万革命志士流血牺牲换来的，是来之不易的。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国才有今天的繁荣富强，从而帮助大家逐步树立起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确立革命的理想与信念，激发大家的革命热情、奉献精神与创新精神，提高了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品质。大家表示，要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与革命精神，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我是怎样开展宣讲工作的呢？回顾10年来宣讲工作的历程，对今后进一步搞好宣讲工作是不无益处的。以下是我开展宣讲工作的几点体会。
第一，应通过有关部门，如县关工会、党史办等与学校及单位取得联系，落实宣讲任务。如199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1995年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时，为了开展宣讲活动，我从省会浙西分会开了介绍信来到桐庐县关工会与党史办，通过他们取得了与该县桐庐中学、横村中学、桐庐邮电局等单位的联系，挂上了钩后才跨进了这些单位进行宣讲，并且担任了这些学校的校外辅导员。
第二，要有毛遂自荐的精神，主动上门自我推荐。1997年香港回归时，我主动到杭州武警部队下城中队等单位自我推荐。当他们知道我是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宣讲团成员时，马上受到了他们的热烈欢迎，于是我在这里开展了宣讲。桐庐县的旧县中学、桐君中学、莪山中学、歌舞中学，均是我上门自我推荐，尔后受到了他们的欢迎，并建立了关系。
由于我在桐庐县内讲的时间长、单位多，对周围地方有了影响，因此，还受到其他地方学校如窄溪中学、临安市临目中心学校的邀请。在那里，我讲了革命传统，讲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故事，均受到师生们的好评与欢迎。
第三，不怕艰苦困难，不摆架子，以一名新四军老战士的身份上门服务，进行宣讲。在我去宣讲的单位中，有的单位地处山区，路程较远，又无交通工具，只能靠步行前往。如我去桐庐县芦茨中学宣讲时，因为没有交通工具，我是从富春江镇顶着烈日，满身是汗，步行10多里到该学校宣讲的。讲完后，又步行返回。由于路程远，又是崎岖山道，我穿的一双皮鞋断裂成了两段。学校领导知道后，表示十分感谢。我尽了一份责任，心里是愉快的。再如我去临安临目中心学校宣讲时，那天正遇大雨倾盆。我冒着大雨，一路问讯辗转乘车，找到了离城40多里地处深山的临目中心学校。这时我的衣服已经湿透了，但是我的目的达到了，我心里很甜美。
第四，宣讲前，一定要取得所在单位领导的共识与支持，这是开展宣讲工作的基础。在我进行宣讲前，首先向该单位领导商议和阐释宣讲的内容与目的，征求他们对宣讲的要求，请他们介绍学生的思想动态及存在的问题，应如何联系这些情况进行宣讲等。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学校领导必然给予支持。在宣讲时，一方面根据我准备的内容，同时联系学生中存在的问题与思想动态进行宣讲，从而达到使学生理解与接受宣讲的内容，并解决学生中存在的学习中怕苦畏难、不讲团结等思想和行为问题，效果颇好。
第五，以个人亲身经历讲革命传统，讲战斗故事，讲英雄人物。这样就能讲得真切，讲得生动，使听者感动。我在宣讲革命传统和新四军打击日伪军的各个战役时，我就以某个战役为例，说明我军指战员的英勇善战。如讲到抗日战争的兴化战役时，我就讲我军如何使用木船冲过又深又宽的护城河。在如皋战役中，我们如何用敌人从城墙上投下的手榴弹回打过去炸死敌人，然后架设云梯，翻过城墙。再如在孟良崮战役中，我军如何冒着敌人飞机轰炸，冒着敌人的弹雨冲上山头。在鲁南突围中，我们每天冒雨并在敌人飞机轰炸扫射下行军120多里，连续几个月在雨水泥泞中行军，这年冬季部队穿着单军衣过冬等事例，使学生深受感动。由于讲得真切，学生们也听得认真。有一次在桐庐窄溪中学宣讲，当时学生坐在操场上听讲，突然老天下起了密密细雨。我问学生，要不要停止或到室内去，大家一致高呼：“不要，我们坚持听到底。”讲完散场时，学生们叫我陆爷爷的声音不绝于耳。
（原载《东南烽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