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苹如是大家闺秀。她父亲郑铖出身浙江兰溪大族，曾留学日本，学习法律，后加入革命党人的同盟会，并与于右任等人交结，情同兄弟，不分彼此。在日本，郑铖主要负责帮助留学生，为了能合法地待在日本，郑铖连续读了两个大学学历。他与日本女孩木村花子结婚，两人一共生了五个孩子。老大郑真如，在日本出生；老二郑苹如，后来为中统做间谍工作；老三郑海澄，家中长男，在日本学航空专业，回国后做飞行员，后来也牺牲了；老四郑南阳，学医；老幺郑天如，女孩，如今独自住在美国洛杉矶。
在日本，木村花子帮助照顾郑铖和他的朋友。辛亥革命后，郑铖携日本妻子和孩子回到中国，在上海公共租界法院里做事，一直做到首席检察官，月薪800块大洋，专门负责审判在上海犯罪的外国人。郑铖本人亦中亦西，他爱穿中式长袍，爱喝加点牛奶和糖的印度红茶，他还通周易，会算卦。多年的日本留学及生活经验，又娶了个日本妻子，这使得郑铖的家庭，对中日两方面文化及人物接受都比较没障碍。但郑铖治家很严，甚至有点固执，很好面子，对自己的子女，特别是女孩子，管得很紧。据郑苹如妹妹说，有一次，隔壁邻居从美国回来，带了个电吉他，邀请郑苹如晚上7点过去听。晚饭过后，大概7点左右，郑苹如准备去，郑铖却不准她去。郑苹如仔细解释，说都说好了，不去很不好意思，结果郑铖严肃地说，不要去就是不要去。
郑铖凛冽的做人原则几乎影响到他身边的每一个人。孤岛时期，汪精卫伪政府为扩大宣传，办《中华日报》，免费送上门，在郑家做了十多年老保姆的周妈拒绝接受，最后竟与送报人争吵、推搡起来，惊动四舍。最终把送报人赶走，报纸还是不接受。木村花子在中国也时不时会受到“考验”。上海沦陷后，有人问木村花子，你是日本人，现在日本跟中国打仗，你怎么看？木村花子说，我嫁的是中国人，姓中国姓，孩子也是中国姓，姓什么，就是什么地方的人，也是中国人。木村对于自己是“中国人”的特别强调，恰恰彰显了她在身份认同上的困惑，但这种困惑，在中日混血的第二代郑苹如身上，似乎没有那么明显，她始终认定自己是中国人。
郑苹如生性开朗活泼，爱笑，笑起来脸颊上有两个小酒窝，很漂亮。她喜欢体育，能游泳，能倒骑自行车，还向弟弟海澄学过柔道。她喜欢文艺，会弹琴，擅唱戏，还能演话剧，她扮演话剧《父归》女主角的剧照，还被刊登在1931年3月12日的《图画时报》上。她跟每一个美丽的女孩一样，爱拍照，给别人拍，自己也留下来百来张照片，1937年7月出版的130期《良友》画报的封面，用的就是她的照片。照片中她眉清目秀，照旧笑着，穿着旗袍，微微低眉望远方，走的是大家闺秀的范儿（不过，据她妹妹说，郑苹如平日里穿着其实很朴素）。这样一个1937年抗战爆发还登上《良友》封面的女孩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王安忆小说《长恨歌》里那类只执著于情感、物质生活的上海小姑娘，而怎么也料不到最后“封面女郎”竟做了间谍。
由此可见，当时社会上抗日保国的大氛围，确实能在无形中影响到很多人。民族主义是一种场域，在这种场域中，人的行为有时候会变得很激烈。“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郑苹如也变得很爱国。她爱中国。上初中时，她就写壁报、传单，喊打倒日本什么的，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她和同学抬了很多缝纫机回家，给伤兵做衣服。郑苹如仿佛并没有因为自身的日本血统而感到烦闷，她一方面与反战的日本人交往，另一方面又要抗日。
中文是郑苹如的母语，但因为有日本血统，她的日语也很流利，跟日本人交流起来完全没问题。当时日本人内部分两派的，一派主战，一派反战，苹如有个表舅就是反战派，姓阪，后来去到上海，取名徐耀中，还找了个中国女人结婚，但没有孩子，所以他很喜欢和郑苹如一家人来往。郑苹如那时经常参加反战派日本人的聚会，因为特殊的血缘关系，日本人也比较接受她。
郑苹如大概本是想女承父业，所以大学也攻法律科。读书的时候，她认识了一个年纪较大的“同学”叫嵇希宗，他是陈立夫堂弟陈宝骅的朋友。因为郑钺和陈立夫认识，所以通过这层拐弯关系，郑铖也就允许他经常来家里拜访。嵇希宗爱向郑铖请教法律问题，当然，这可能是为了赢得郑铖的好感。郑铖其实是搞情报工作的，是中统的人，正是他带领郑苹如走进间谍工作的。刚开始，郑苹如并没有加入中统，她只是利用和日本人的特殊关系，套到一些情报，然后转告给嵇希宗。据郑苹如的妹妹郑天如称，郑苹如帮中统的忙，也有自己的原则，可能是因为郑家家教很严，郑苹如不准中统泄露她的名字，不能留有底根。
当时郑苹如还在上学，父亲郑铖的家教又很严，她只能利用业余时间从日本人那里打听情况。尽管如此，她仍旧能够提供一些重磅消息，比如汪精卫叛变之前，郑苹如从日本人那里探听到相关情况，立刻告诉了嵇希宗。嵇希宗立刻上报。重庆方面得到消息，表示不相信，因为当时汪精卫是国民党的二号人物，怎么可能叛变。郑苹如又去找日本人求证，结果事实证明，汪精卫真的叛变了。
郑苹如有个男朋友，叫王汉勋，比苹如大6岁，江苏宜兴人。虽然不同级，但他俩是上海大同中学校友，同学会的时候拐着弯地就认识了。中学毕业以后去读的国民党的中央航校2期。中央航校由蒋介石兼任校长，聘请美国人做顾问，用美国飞机做教练机，只招收年龄18─24岁，体格符合条件，有志愿从事飞行事业的人。王汉勋当时能加入2期训练，说明个人条件还是很不错的。王汉勋业务能力很强，大飞机他能开，小飞机他也能开（外国人一般开大飞机就不会开小飞机），毕业后他去了重庆，做空运队20大队大队长，负责运输以及轰炸，宋美龄有时候去美国买飞机，也会带上他。
王汉勋和郑苹如一直靠通信联系。郑苹如叫他“大熊”。一位署名古稀翁的王之故人，在美国洛杉矶《世界日报》上著文回忆王汉勋，说他每天给郑写信，记述自己的思念，用笔向恋人倾诉娓娓情话乃是王的必修课。不过，他们一个整天在天上飞，一个后来从事谍报工作，都是把命悬在战场上，再加上上海与重庆隔着万水千山，这常常让王汉勋很失落。1939年春天，王汉勋两次写信约郑苹如去香港结婚。国难当头，诸多事务缠身，郑苹如婉约地推迟了婚约，说等到抗战胜利后再走进婚姻殿堂。
1940年2月，郑苹如牺牲之时，由于隔得远，再加上整日在天上飞，很少看报纸，王汉勋迟迟不知道未婚妻已经去世。直到郑苹如的妹妹天如从上海逃难到重庆，找到王汉勋，他才得知苹如不在了。他一直忘不了苹如，听到消息就掉泪了。以他的条件，这些年一直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他总是拒绝，他喜欢苹如身上那种大家闺秀高贵的气质，他也知道苹如很美，每次出国，他都会给苹如带东西。听到苹如“病亡”的消息，王汉勋不敢相信，以为这些都是假话，是别人在欺骗他。他问，是不是苹如在上海跟别人结婚了，他说他知道苹如很漂亮，上海有很多人追求她，她不可能一直等他，因为他一直待在那么一个的偏僻地方，像个乡巴佬。王汉勋只留下一张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小字：送给我最最亲爱的人，苹如你。郑苹如去世后四年多，王汉勋在湖南衡山执行军事任务时也牺牲了。
郑苹如搞刺杀并非主动。二十出头，年华大好，最开始她顶多只是在爱国心的驱使下，从日本人那里听听小道消息，绝不会亲自参与“锄奸”。可是，1939年3月7日之后，种种事情碰在一起，环环相扣，因果报应，几乎是逼着她做出了刺杀丁默邨的决定。
丁默邨1901年出生，比郑苹如大十好几岁，他早期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之后叛逃，改投过国民党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门下。丁默邨相貌丑陋，瘦骨嶙峋，“官运”不济，虽然也当过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秘书、汉口特别市政府市长、调统科上海区直属情报组组长等职务，但在1934年国民党特务机关改组为军统、中统两个部门时，他却没能捞到任何好处——徐恩曾和戴笠做了两部的头目，他只捞到个闲差。
1939年，在昔日部下李士群的撺掇下，投靠了日军，在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做府邸，“商住两用”，搞起了情报工作，搞白色恐怖。1939年，丁默邨在上海穷凶极恶，截至1939年12月，他的监狱里就关押了116人，其中大部分是两统成员。国民党军统、中统对丁默邨的反扑很是心焦，多次催促有关方面采取行动，到了1939年12月，两统制裁丁默邨的心情显然更为迫切。
1939年3月7日原本和郑苹如没有任何关系。这天，一个名叫熊剑东的人在上海被日军俘虏了。熊剑东在抗战爆发后，任忠义救国军别动总队淞沪特遣支队司令，后任常、嘉、太、昆、青、松6县游击司令，在苏常一带抗击日军。按说身逢乱世，参加革命，不小心被捕，本没有什么特别，也和上海租界里住着的大家闺秀扯不上任何关系。可在1939年的一天，一位个子不高，身材胖胖，年纪看上三四十岁的女人敲响了郑苹如家的门。据郑苹如妹妹郑天如说，那天这位太太来的时候，带了三部车，她还听说来客身上有两把枪，车后还架着机关枪。
来客叫唐逸君，是熊剑东的妻子。在郑天如的回忆里，唐逸君和郑苹如的见面充满了戏剧张力：熊太太来势汹汹，进门就对郑苹如说，郑小姐，你的身份暴露了。郑苹如看着她，一直不说话。熊太太又说，郑小姐，我没办法，我要救我丈夫，游击队也很需要他，那么多人，我去找了汉奸的头，就是那个姓丁的，他要认识你。熊太太见郑苹如反应冷淡，又说，他做过你的校长。1933年9月，郑苹如插班民光中学高三，读了一个学期后休学，1935年9月重新回来读书。而丁默邨是1934年任民光中学的校董，是年12月离开，和郑苹如在民光中学的时间正好错开，所以不能算是“师生”。但为了认识，搭搭关系，装装面子，熊太太也就勉强认为他们是师生了。
丁默邨跟熊太太为“放人”谈条件，认识郑苹如是其中之一。丁默邨要认识郑苹如，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已经知道郑苹如经常跟日本人在一起，搞情报，对他们非常不利；第二，是因为觉得郑苹如漂亮。熊太太告诉郑苹如，如果认识了丁默邨，对她的家庭也是只有好，言下之意，毕竟是乱世，她爸爸郑铖上下班也更安全一些。在郑苹如爸爸手下做庭长的郁华，是作家郁达夫的哥哥，此前不就刚被暗杀了。郑家一方面是气氛，另一方面未尝没有担忧。
熊太太拜访过后，郑苹如赶忙把此事向嵇希宗汇报，向他讨主意。嵇希宗向他的上级陈宝骅通气，陈宝骅听了，要求见郑苹如。陈宝骅是陈立夫的堂弟。早年参加北伐，抗战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驻沪办事处主任，并以新生命书局总经理的身份在上海潜伏活动。重庆方面当时已经给陈宝骅下命令，希望能制裁丁默邨。见到郑苹如，陈宝骅觉得机会来了。他跟郑苹如摊牌，说重庆有消息来，要把丁默邨除掉，这个人太危险了，还嘱咐郑苹如认识丁之后，要把他骗出来，在外面才能把他杀掉。陈宝骅派了一个叫陈彬的人，他和他手下负责打枪暗杀。
因为是爱国行为，家里也很支持郑苹如的这项工作，事实上，自从郁华被杀以后，郑铖对于“锄奸”这件事大概也是默许，郑苹如找父亲摊牌，说明了自己所从事的工作，郑铖没有阻拦说不要去，父女俩的关系反而更加和睦了。
认识了丁默邨以后，郑苹如一直在找机会。1939年12月21日（但据郑天如回忆是24日），丁默邨在沪西的一个朋友家吃中饭，打电话邀请郑苹如参加。傍晚，他们一起坐车回去，丁要去虹口，郑要去南京路。丁默邨一直说要送郑苹如东西，郑一直没提要什么，这天，郑苹如突然说要不你送我一件皮大衣吧。他们的汽车驶向静安路、戈登路的皮货店，人还没进去，就出事了。有人朝丁默邨射击，子弹打在汽车上。事先安排好的另一个人枪坏了，子弹没打出来。丁默邨就这么逃走了。
据郑天如女士回忆，郑苹如回到家以后，丁默邨打来电话，让郑苹如去自首，说即使我放过你，我手下的人也不答应。郑苹如找嵇希宗和陈彬商量。嵇让她赶紧逃走，陈彬却建议去自首，说说不定在里面还能打死丁默邨。
1939年12月25日，圣诞节，上海很冷。郑苹如跟她母亲说，今天不要在家里做饭了，咱们出去吃。郑铖因为要上班，没能和郑苹如一起吃饭。第二天下午三点半，郑苹如走了，去“自首”。据郑天如回忆，那天郑铖提前下班回家，特地算了一卦，算完之后说：“哎呀，从此以后我们见不到了。”郑苹如的离去无疑让郑家阴云密布，他们只能默默地难熬地等待。
郑苹如被捕后，先后被关押在忆定盘路37号和“76号”。郑被捕后，为表“感化”，76号并没对其施以酷刑，还特别“宽大”，让她给家里挂电话。郑苹如还给家里写过几封信，据说还托过同狱难友的家属带过纸条，上书：爸爸，我很好，请放心！苹。
关于郑苹如在狱中的情况，还有一个不可考的传言。据说，郑苹如被捕后，负责审讯她的，除极司非尔路76号特工总部警卫队长吴四宝的妻子佘爱珍（她后来又嫁给胡兰成），汪伪政要的其他几位夫人也来探过监，其中包括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丁默邨的老婆赵慧敏等。丁默邨“出轨”，赵慧敏来看看“情敌”是何模样，应该也在情理之中。猎奇式的探监，等于在这批女人的妒火上浇油，汪伪《中央日报》总编辑金雄白曾提及，一次在周佛海家吃饭，这批女人称：“此豸不杀，无异于让她们的丈夫更敢在外放胆胡为。”
1940年2月15日，郑苹如被“76号”残忍杀害。郑家从嵇希宗那儿得到消息，痛不欲生。更可气的是，郑苹如被杀害之后，76号还找郑家人要钱，不给钱，就不准领回尸首。可是，上海被日本人封锁之后，郑家已经拿不出钱了。郑苹如的尸首一直没领到，至今下落不明，后来，上海福寿园内立了一座郑苹如的雕像，像高一米八五，背后是艳艳的红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