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革命战争年代，延安民主政权的建立，像是在浓浓的黑雾中树立起的一盏明灯，中国共产党人高举的抗日旗帜，赢得了沦陷区和国统区许多青年的心。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在1938年5月至8月，经该处介绍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有2288人，全年总计有一万多名有志青年从这里获准去延安。
女作家陈学昭在去延安之前，有着丰富的人生轨迹：1922年她便离开家庭，只身闯荡上海，入爱国女校学习。作为一名有着热烈革命情绪的新女性，“四·一二”事变给了她精神上极大的打击。1927年5月，陈学昭远走法国。
在异国他乡，陈学昭过着半工半读的清贫生活。由于经济原因，1928年10月，陈学昭被迫回国，直到1929年1月才再度赴法。
1935年，她带着两个孩子，同丈夫一起，回到了战火中的祖国，在南昌生活了下来。战争的炮火又一次震动了她，生活、孩子、做学问、去法国……再也无暇顾及，她希望投入到革命战争中去，为祖国出力。
陈学昭从南昌经九江到汉口，找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提出去延安的要求。在离涪陵城十多里的乡下住了一段时间后，她便前往重庆，在红岩村找到党组织，准备赴延安。
重庆的《国讯》杂志，得知这个消息，便聘请她写一些关于陕北民主政权的通讯。在陈学昭访问延安之前，美国记者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都曾访问过延安，他们写出了轰动世界的报道，可是国内的新闻界，却因为国民党的封锁，始终没有关于工农红军和陕甘宁边区的报道。1938年8月4日，陈学昭一家人经过西安进入边区，终于来到了向往中的延安。
在自传体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里，陈学昭以自己三进延安的经历为原本，叙写了一名有着革命愿望的女性——李珊裳的生命历程。其中对延安生活的一段记述，成为我们透视延安女性生活的一个切入点。
五四女性解放的热潮，走到延安时期，到底有了怎样的因袭与变动，作为男性的伙伴和对立面，延安时期的女性们，她们得到了什么自由，受到了什么束缚，这很值得我们关注。
正如陈学昭在诗歌《边区就是我们的家》中所写的：“我们像逃犯一样的，奔向自由的土地，呼吸自由的空气，我们像暗夜迷途的小孩，找到慈母的保护和扶持，投入了边区的胸怀。”
小说的主人公李珊裳，是满怀热情奔赴延安的，“李珊裳以为一到延安，就可以过一种新的生活，她可以脱离家庭，去独立工作，不管做什么工作都好，只要是工作，她就对战争有贡献”。
可即便是在延安，旧有的家庭结构和两性秩序依旧钳制着李珊裳，孩子和丈夫这两副重担依旧压在她的肩膀上，做一个贤妻良母，仍是李珊裳需要扮演的社会角色。
表面上看，作为一名知识女性，李珊裳的生活空间和社会活动空间扩大了，生活的供给制度和集体主义氛围，虽然多少有点让李珊裳这名个人主义知识分子有些不习惯。但是这些，似乎都淡化了家庭的重要性——家庭生活在延安有其独特的形式。
对于物质上的艰苦，李珊裳是有心理准备的，作为一名怀有爱国情结、革命情结的女性，李珊裳有牺牲精神，她愿意为革命工作为战争工作。
但是到了延安以后，现实却给了她打击，精神上的苦闷她却无法解决。延安制度的弊病，让她始料未及：“工作没有一个严格的工作制度，工作效率不高，人才的使用好像是建立在了解上，被了解就能被重用。但是怎样被了解呢？怎样才算是到了被了解的程度呢？如果要被大家，这一个和那一个，人人了解之后才能得到一个适当的工作，那至少在这个地方需要混上十年二十年。”
“很多的时间，消耗在开会上，会而议，议而决，决而行，但行而走样。”陈学昭用一种外来知识者的眼光，看出了延安工作中的弊端，但是这些弊病又都仿佛是“无物之阵”，让李珊裳无从下手。
对于这种情况，陈学昭在后来的革命思想的指导下，把它归因为主人公的不觉悟。但实际上，陈学昭在当时，并没能解决自己思想上的困惑。1939年，她离开延安到了重庆，直到1940年初冬才再次回到延安。
一切服务于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革命工作，女性在家庭生活中遭遇到特殊问题，几乎没有被提出来的可能性。第二次回到延安的李珊裳，依旧没有得到解放，她仍在家庭的藩篱中挣扎，妇女按照传统家庭的性别秩序，理所当然地承担照顾孩子的任务，在烦琐无聊的家庭生活中消磨青春，丧失了社会活力。
丈夫陆晓平当了一个战时医院的院长，丈夫的工作理所当然成为最重要的事，虽然丈夫整天只是忙于医院的人事纠纷、生活的安排和医院的基建事务。而她的译书工作却经常受到丈夫的打扰：“她大半的时间是用来侍候他，烧饭，洗衣，收拾房间，招待他的客人和病人，像一个主妇那样；而剩下的时间则消耗在听他叙述医院的建筑以及各种各样的人事纠葛。”
在这种压抑状况下，陈学昭赋予主人公李珊裳一种深深的迷惘情绪。更可怕的是，由于第三者的介入，李珊裳遭到了丈夫的毒害，紧接着便是丈夫陆晓平提出离婚，离婚的口实同样也是上升到革命的高度的，陆晓平给李珊裳的信中写道：“我们的离婚，朋友们听了一定觉得是意料中的事，你我是不适合的，我们思想、性格都不相投，所以到这个地步，都是你自作自受。你在医院里，妨碍我做工作，而且破坏医院里的团结，对于你这种不进步的落后行为大家都是忿恨的。”
自作自受、妨碍工作、破坏团结，是男人们给女人带上的落后帽子，并以此为口实进行离婚。但实际上，这一切只是一次第三者插足的桃色事件。对于陆晓平的这种行径，李珊裳是鄙弃的，但是革命者光荣的头衔又让李珊裳不得不尊重他，主人公的这种价值判断上的分裂，恰恰展现出了陈学昭在延安时期感受到的两性关系上的矛盾。
在同样承担“民族解放的责任”的队列里，女性面临着和男性不一样的历史因袭和特殊问题，而这些问题，在革命时期，往往是被规避了的。夫权被革命放大，成为压迫女性更严厉的手段。
对于丈夫的出轨行为，李珊裳给予了反抗，但是这种反抗却是通过一个更高级别的男性——“某副部长”来实现的。在当时的环境下，李珊裳不得不厚着脸皮去请求这样一种权力的帮助。这种颇具有符号性的副部长代表的其实是一种革命的权威，这种权威仅仅是一个权利更大的男性革命者。女性的婚姻问题女性没有解决的能力，而只能依靠男性来解决。
但是现实的情况并没有因为李珊裳的努力而得到改变，作为一个“被闹离婚的女性”，李珊裳被推到了更加不利的境地上：“第三者调走之后，他们之间的往来反而更自由更密切了，他们仿佛在尽力争取合法化；另一方面，对珊裳的流言恶语，甚至最下流的话也都加到她身上，并说她对他们不好，冤屈他们，出于无奈，现在他们索性好起来了。现在医院举行跳舞会，他每次要派人和马去接何月珠回来。”
在延安社会两性性别平等的表层下面，我们看到的，依然是旧有的封建家庭秩序和性别结构。女性如果想要突围出来，只能转向革命化，使自己的性别转向成和男性一样，取得同男性一样的“平等”，这种“平等”却牺牲了女性天赋的特质。
如果说陈学昭是以一个记者的身份，不自觉地写出了延安女性的处境与地位，那么丁玲这位延安的革命“老将”，则是自觉地发现了延安女性的不利处境，并为之呐喊。
1936年，丁玲从国民党的监禁中逃了出来，奔赴延安。作为一位知名的女作家，丁玲在延安被奉为“上宾”，成为延安文坛的领袖级人物，毛泽东亲自写了一首词送给她，称她是“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其被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虽然在延安，丁玲已经按照革命的要求改变去自己，但是作为一名左翼红色知识分子，至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她始终是按照自己固有的一套思维方式，来看待延安的生活的。
这种“旧”的女性主义视角的保留，使得她观察世界时，保存了一种犀利。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和杂文《“三八节”有感》等都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便已写就的作品。这些作品后来都成为延安时代最大的“毒草”。尤其是《“三八节”有感》，可谓是在延安投下了一个颗重磅炸弹。许多老革命对丁玲表示不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的时候，一起照相，毛主席对丁玲说：“女同志坐到中间来吧，免得‘三八’节的时候又要骂娘。”
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对延安存在的严重歧视女性的现象，给予了直率的批评。
妇女们“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而且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非议”。延安女性无论结婚还是离婚，都会成为最大的话题：
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比较接近，更不能同几个都接近。她们被画家们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人了么？”诗人们也说：“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情人的。”然而她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但女人总是要结婚的。（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地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诬蔑。）不是骑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艺术家就是总务科长。她们都得生小孩。……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
离婚更是一样。
“离婚的口实，一定是女同志的落后。”至于怎么落后，又多半因为她除了工作，还是要去做贤妻良母。带孩子成了女人最重要的革命工作。“她们听着这样的回答：‘带孩子不是工作吗？你们只图舒服，好高骛远，你们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于是她们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离婚多半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该女人受诅咒。”
丁玲对于女性处境的真实书写，尖锐地触及了革命政权内部女性的地位的特殊问题，她所印证的材料，大多数都是私人性的、不曝光的、心照不宣的、拿不到台面上说的。这种私人性质的敏感话题一下就刺痛了延安很大一批人。
女性在民族解放过程中，面临着与男性不一样的历史问题，她们不仅要反抗封建皇权、父权，她们还要在夫权里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延安所提倡的男女都一样，恰恰掩盖了女性的这一特殊问题和性别要求。
女性解放，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与民族解放有交集，但不应当为民族解放所掩盖。丁玲《“三八节”有感》所批判的，就是延安所存在的严重的意识形态的封建化，暴露了民族国家、阶级秩序中所包含的夫权制，对民族和阶级的形象有着巨大的解构作用。
丁玲的在这篇文章的末尾提出解决办法：第一不要让自己生病；第二使自己愉快；第三用脑子；第四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但是她开出的药方则又回到了革命内部，把女性的问题归结为个人的问题来办，只要妇女自立自强，就能够解决现有的问题。可妇女问题始终不仅仅是个人质量的问题，更加是一个社会的问题。从这一点来看，由于当时所处环境和思想的局限，丁玲并没能找出解决女性问题的有效办法。
在民族解放的笼罩下，延安的知识女性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她们对于革命的贡献却往往是通过身体这一途径来实现的。工作需要、政治落后成为男性逼迫女性就范的口实，养孩子、结婚、离婚都仿佛不再是一种生理需要，而是革命需要。
在边区，女学生嫁给老革命屡见不鲜，这种结合有时候也是不可拒绝的，因为拒绝和老革命结合，就意味着拒绝革命。女性依然是男性世界的消费品。
收录在《生活在延安》一书中的署名胡天蕾的报告文学作品《轰动延安的情杀案》，就记述了延安当年轰动一时的情杀案件，其中对于公审的一段描述，颇令人震动。
老革命黄克功因抗大女学生刘茜不答应同他恋爱并结婚，愤而将刘茜枪杀。在公审过程中，这位老革命、战斗英雄黄克功的辩词充满了革命的正义：“‘法官，亲爱的同志们！’凶犯那说话的姿态便如同一个政治宣传家在向群众演说似的：‘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犯了罪的人，我死是应该的；但是我还希望法官能给我一点原谅，能给我一点同情。十五岁的时候我就献身革命了，一直到现在，在我的生活中，几乎没有一刻停止过斗争，今天我纵然被革命的法庭所处死，也是光荣的，今天我将要流的血，也许就是我为革命而流的最后一滴血了。但我仍然希望同志们能允许我把这最后一滴血，流到抗日的前线去。”
黄克功对于革命是有贡献的，这是不可抹杀的事实，翻雪山、过草地，还多次受过伤。但是这些对于革命的贡献，并不应该成为强迫女性与之发生恋爱的充要“资本”。
黄克功的辩词中，明显夹杂着以革命名义洗脱杀害女性罪名的倾向。而针对他的这个一辩词，群众的反应则是有支持“杀”的，有支持“不杀”的，可我们仔细辨察之后会发现，无论是“杀”还是“不杀”，群众对于这一案件的判断始终没有从一个受害女性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即使是同情刘茜，也仅仅是因为把刘茜看作一位革命同志），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套革命的判断标准：“杀”是为了“将来革命的前途”，“不杀”同样也是因为“为了革命为了国家民族的原故”。而刘茜作为一名女性，一名和男性性别相区别的第二性而遭受迫害的事实却完全被悬置起来。
恋爱在男性革命者眼中，成了一个可以随时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需要让位于“革命”这个更加迫切的问题，个人的恋爱，也可以完全通过革命来实现。公审结束时，群众因为负责同志的讲话而哈哈大笑了，女学生刘茜的悲剧，完全被革命的喜剧冲淡，终成为一幕荒诞剧，“陕北的恋爱故事也便是这样结束的”。
被贺龙称为“是我们120师出色的女作家”的莫耶，1942年3月在出席晋西北文联的文艺刊物《西北文艺》的常务理事会时，被芦梦告知从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传来消息，要写革命队伍内部自我批评的作品。于是，就有了那篇反映部队某些青年女性婚姻问题的《丽萍的烦恼》。丽萍是在某部队剧社工作的知识女性。由于害怕吃苦，贪图安逸享受和爱慕虚荣，她疏远了和她一起离开家乡、参加革命的男朋友林昆（一个小干事），很快嫁给了正在向她“进攻”的，而自己并不爱的，甚至有些讨厌的X长。X长是个“有很长的革命历史”的老干部。
他以自己的老婆是个洋学堂出来的知识分子为荣，但强烈的嫉妒心又使他不允许丽萍和其他男性接触。但是丽萍还是坚持参加工作。然而，到教育股做干事，她不能胜任；去妇救会当文化教员，她又怕生活艰苦。怀孕以后，她心安理得地休养起来。生下孩子以后，丽萍又要求去工作。而X长则认为，“养孩子也是革命工作”，“妻子服从丈夫”是一种“天职”。于是，快一年没有工作，而又陷入了婚姻带来的烦恼的丽萍，终于哭闹着要和X长离婚。
延安的知识分子女性在这里，完全成了某些具有革命资本的老干部炫耀的玩具。一方面，女性如果不答应革命男性的挑选，则有可能像前面的刘茜一样，遭到革命的制裁；但即使是答应了，某些知识分子女性，也会落到像小说中丽萍一样的境地里。
丽萍的错误就在于完全以政治身份和物质条件来作为自己的择偶标准，然而走入这样的婚姻，她也只能像金丝雀一样，永远养在丈夫建构的家庭的笼子里，永远成为被观赏的对象。
《丽萍的烦恼》毫无悬念地受到了批判。鲁艺文学系的学生非垢很快就在《抗战日报》上指出莫耶这样是把老干部写成“土包子”，是“开老干部的玩笑”，在此之后批判则越来越盛，《丽萍的烦恼》最终成了一篇“反党小说”。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已转业到地方工作的莫耶被当作“走资派”批判，《丽萍的烦恼》依然是她的主要“罪证”之一。女性解放的路，走到延安，还是没能走出沦为“第二性”的怪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