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7日，日军空袭美军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转年，香港沦陷，在港大求学的22岁女孩Eileen Chang，猝不及防地被卷入战事，一头撞进了日军围城18天的炼狱。1942年的香港，是英国人的殖民地，日军进攻港岛，身为中国人的Eileen Chang跟着受苦，有点像连坐，苦不堪言。不过有趣的是，这场生死浩劫没有培养起Eileen Chang对日本侵略者的切齿仇恨，反倒神奇般地炸掉了许多人生的“浮皮”，让她看清了人生的最基本的两件事：饮食和男女。
战争炸毁了一切，包括Eileen Chang引以为傲的成绩单。1942年，“被辍学”的她回到上海，开始给英文报刊写文章。沦陷的上海，文人骤然稀少，加之汪伪政府似乎也想借文艺粉饰太平（汪伪高官有的也去办杂志），给市民文学打开方便法门。Eileen Chang变身张爱玲，用华语写作，一下便在这片“污浊的沃土”上冒出头。
成名要趁早。张爱玲做到了。她享受着成名的喜悦，几乎不记得国难当头，她的兴致所在，依旧在食色男女上头，并且乐于深入挖掘，细细碎碎皆不放过。她用一种相对客观的眼光观察敌国日本。她喜欢日本花布里“婉妙复杂的调和”，觉得每一块都是一幅画。“棕榈树的叶子半掩着缅甸的小庙，雨纷纷的，在红棕色的热带；初夏的池塘，水上结了一层绿膜，飘着浮萍和断梗的紫的白的丁香，仿佛应当填入《哀江南》的小令里；还有一件，题材是‘雨中花’，白底子上，阴戚的紫色的大花，水滴滴的。”
她给同学兼女友炎樱取名“獏”，是日本传说里一种吃梦的小兽。她看出的日本文明是乐于浮在表面的，她以为日本人对于不熟悉的东西，就没有感情，对于熟悉的东西，又规定一种感情。她还发现日本人奇怪处，“像美国的日侨，生长在美国的，那是非常轻快漂亮，脱尽了日本气的了；他们之中就很少好的，我不喜欢他们。不像中国人，可以有欧化的中国人，到底也还是中国人，也有好有坏。日本人是不能有一半一半的”。
在上海成名不久，张爱玲结识亲日汪伪政府宣传部副部长，陷入爱河，纠缠万状，两人1944年结婚，1947年分手，张爱玲于战火纷飞中尝尽一个多情不忠的男子给她带来的情爱苦乐。抗战胜利后，胡兰成经香港逃往日本，与上海滩黑帮头子吴四宝之孀妻佘爱珍相伴。而张爱玲则在1952年向香港大学申请复学，获批准后南下，一去不返。这一年，张爱玲32岁。
抵港后，身在日本的好友炎樱来信，张爱玲随即奔赴日本，不过这次日本之行显然没给她带来好运。在夏志清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中有过这样的文字：“因为炎樱在日本，我有机会到日本去，以为是赴美快捷方式……三个月后回港。”事实上，日本和张爱玲的关系有点像打台球，隔着一颗球撞过去，对另一颗球造成影响，只可惜这种影响大多不利，尽管她似乎对日本文明情有独钟。20世纪60年代张爱玲在家中拍了张照，还特地站在日本能剧面具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