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会制造出一些奇妙的巧合：许广平是在鲁迅和朱安结婚17年之后，才出现在鲁迅的生活里的，而鲁迅恰恰比许广平大17岁。
鲁许相遇之初，许广平是年轻激进的女大学生，鲁迅是声名卓著的大学教授。彼时，许广平刚结束一段痛苦的恋爱，鲁迅的心，则长久地深埋在漆黑的孤独里。在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女师大风潮里，许广平是学生方面的领头人，鲁迅则是老师方面的代表，他们相互鼓励，相互扶持，他们从共同的奋斗中，感觉到彼此才是真正的同路人。
那本堪称鲁许恋爱实录的《两地书》，现代人拿起来，乍一看，通常不解其意：没什么啊，写的都是些絮絮叨叨的平常琐事，而且作为情书集，这也未免有点太过于古板平淡——感情泛滥的年代，不少人似乎更习惯于为浓得化不开的情感表达击掌（譬如徐志摩陆小曼的《爱眉小札》）。可是当我们捧书对灯细读，恰是《两地书》中那一份欲说还休，更令我们感动。
鲁迅在《两地书》序言里说：“这一本书，在我们自己，一时是有意思的，但对于别人，却并不如此。其中既没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正是在这种平淡而近自然的笔调里，我们找到了一种节制之美：平凡琐事后是波澜起伏的内心，平凉外表下，是一颗火热的心。
如果说，徐志摩的恋爱，是开放型的，是满城风雨才罢休的，他是恋爱天地里的李太白，斗酒百篇，情感波涛山呼海啸，绵绵不绝，那么鲁迅的恋爱，则是内敛型的，是爱你在心口难开的，他是情感原野里的杜子美，字里行间，潜气内转，典故丛生。
《两地书》里的情爱密码，生朴而又有趣，读着它，像是侦探捧着一篇杂乱的莫尔斯符号，看似毫无章法，细碎凌乱，可一旦破译出来，则仿佛是用线串起了一盘珍珠，光华足炫人目。
《两地书》里的情爱密码，又像是藏在纸面以下的隐形字符，必须要显影水才能看得清。在这些躲躲藏藏若隐若现的情感密码里，我们看得见鲁迅的犹豫，看得见许广平的果敢，看得见一个老师和一个学生，相濡以沫，逐渐朝恋人的方向迈步。
他们最初的通信是在北京写就的，时间是从1925年3月到7月。此时两人都在北京，一个是老师，一个是未毕业的学生，两人未尝没有机会见面，但写信的乐趣，就在于它的间接性，通过纸面的文字表达自己，有些话更能说得出，不会觉得窘迫。
鲁迅的文字厉害，可是如果面对面与许广平交流，鲁迅先生不知是否还能如此晓畅，好似我们时代里的用手机发短信，有时候，电话里说不出口的，短信能帮大忙。借文字传达感情，可调控度较高。
鲁许北京时期的通信，开始谈的大多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寻常话，苦闷啊，学潮啊，人生啊，社会现状啊，现在看起来未免有点闷，可在这样简素的通信中，我们可以捕捉到鲁许之间的好感，最起码是有话说，有共同语言，而后，许广平便开始给鲁迅的《莽原》杂志提建议，鲁迅也开始帮许广平改发文章，以文字相交的两人，越走越近。
鲁许北京时期的通信，应该以四月为界，在1925年4月10日许广平给鲁迅的信中，她首先在称谓上做出了突破，原来那个“学生”、“小学生”、“你的学生许广平”，变成了俏皮可爱的“小鬼许广平”（之后鲁迅也帮她起过多个外号），一下子就把两人的距离拉近了不少。紧接着，她第一次去鲁迅家中拜访，在16号的信中，她开头便是一句：“‘尊府’居然探检过了！”此处，我们可以感觉到许广平的努力，她是在用一种近乎顽皮的书写，逐渐引导鲁迅放下教授的身份，走进原应平等的情感世界里去。
在《两地书》中，原信有几封是被删除了的，其中就包括1925年6月农历端午节时，鲁迅请许广平和另外一位女生吃饭之后许广平给鲁迅写的信，还包括鲁迅给许广平回信的前半封。这部分信，是编书的时候被删除的（鲁迅那一天可能因为高兴而喝多了，导致一位女士逃走，许广平可能第二天写信来赔罪）。
一删除，便引起了世人的兴趣——那其中一定藏着惊天的秘密吧。于是，看过原信的人便揣测说，鲁迅和许广平就是在这个时候定的情，理由可能是因为鲁迅那突然的紧张。
其实不必。生生给流动的情感加上一个固定的桩子，指令说，这里是定情处，未免有点刻舟求剑，同时，也把感情这东西量化了。情感本虚无，沉浸在感情的世界里，本来就是惝恍迷离，不知所往的，何时定情，主人公都未必说得清（只要不是山呼我爱你），充其量也只能说，这是他们相处过程中的一件大事。
1926年6月，许广平从女师大毕业，8月26日，鲁许二人同车离开北京，抵达上海后，两人分别，鲁迅去了厦门，许广平去了广州。从1926年9月到1927年1月，鲁许二人通信不断。
此时的鲁许二人，在彼此心里，都已经有了很高的位置，此次两地的分离，在某种意义上，反倒加深了鲁许感情的进程，它像是卡布奇诺里面的一块方糖。
在鲁迅和许广平恋爱过程中，鲁迅这方面，始终是艰涩的，对于恋爱，他心怀忧虑。正如他自己所说：“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
鲁迅的恋爱观是标准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光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学习。恋爱的指向是婚姻，可恋爱和婚姻之间，却又并不是一个顺接关系，恋爱不讲实际，婚姻则多少要讲求实际，恋爱的浪漫与婚姻的现实，对接起来难免会有痛苦。鲁迅说他明白各种缺点，是多么可贵的自知之明，年纪大、身体差，更大的阻碍是他已经有了一段名义上的婚姻，虽然他有他不凡的地位，有经济保障，但是他依旧为恋爱的对方着想——他可能不能给她名分，他怕辱没了她。
离开北京的家，抵达厦门，在生活条件相对较差，派系斗争依旧严酷的厦门大学国学院，鲁迅无疑是寂寞的，这中间的苦闷，向谁诉说？唯许广平而已。在厦门的日子，鲁迅于情感上，更加依赖许广平，许广平也以鲁迅为自己的心灵安慰。
乍分离，相思无解。在船上，他们就开始给对方写信。许广平乘的船路过厦门，她还要格外望一望厦门在哪里，并顺便打听从广州到厦门的路怎么走，并开始使用新的署名H.M.（害马之意）。
在厦门—广州通信里，除两人大量谈的工作情况外，总会有些十分有趣的微小的部分，使人眼前一亮。鲁迅身体不好，许广平很担心，在信中，鲁迅时不时便会向广州方面，汇报一下自己的饮食状况：不喝酒了他要提一下，饭吃一大碗（方底的碗，等于尖底的两碗）他也提，停止吃青椒改吃胡椒，吃牛肉罐头不吃火腿，吃点心和香蕉不吃肉松，吃了从未吃过的南方水果杨桃，见了却不敢吃的桂花蝉和龙虱。巨细无遗，他都向许广平说明。许广平还教鲁迅用湿石膏粉在食物周围画圆圈来抵御蚂蚁，并奉劝他自爱少喝酒，细心解释杨桃为何，桂花蝉、龙虱为何。这样的交流，似乎已经露出了夫妻的神气。许广平女士，俨然已经有了鲁迅后勤部长的样子。鲁迅在生活上，也开始渐渐遵守许广平的指示了。
在信中，鲁迅两次提到“女生”。第一次，是在刚去厦门任教时，有人来选课，鲁迅在信中写道：来听我讲义的学生，一共有二十三人（内女生二人）。特地加一个括号注明女生二人，不知是为了避嫌，还是为了引发小小的醋意。但很快，鲁迅便做出了解释：“听课的学生倒多起来了，大概有许多是别科的。女生共五人。我决定目不斜视，直到离开了厦门。”这样的解释，多少有点表忠心的意思，淳朴得可爱。
鲁迅时常关心许广平的经济情况。在1926年10月12日和10月15日，他两次在信中写道：“我看你的职务太烦剧了，薪水又这么不可靠，衣服又须如此变化，你够用么……”“你收入这样少，够用么？我希望你通知我。”口气温柔体贴。两性交往，经济很重要，男方给女方提供经济保障，这在女性已基本独立的当代，也被许多人认作理所当然，可一旦男方主动提出，就有一种温柔的情意在里面。苏青不是说过，我环顾四周，家里的一颗钉都是我挣来的，有什么意思呢？鲁迅想给许广平保护，让人很感动。
许广平得了一块金星石，她帮鲁迅刻了个印章寄过去，鲁迅特地要从上海邮购印泥，许广平便说：“傻子！一个新印章，何必特地向上海买印泥去呢，真是多事。”一声“傻子”，透露出了许广平和鲁迅感情的发展状况，之后，许广平还不时温柔地下达“命令”：命令鲁迅以后不准将信“半夜放在邮筒中”。鲁迅先生，是沉浸在许广平女士营造的温柔港里了，爱情的花，已酿出甜蜜。
在感情的世界里，鲁迅不再只是一个严肃的老师，许广平也不再只是一个俏皮好学的学生，他给了她温暖，她回报他，给了他一个坚定的眼神。在与鲁迅的爱恋中，许广平如此坚定与坚强，在流言四起的环境里，没有她的笃定的坚毅，鲁迅或许就喊不出那句让人听了心醉又心碎的“我可以爱”。
而许广平曾写下的爱的宣言，又多么令人鼓舞：“它——风子——既然承认我战胜了！甘于做我的俘虏了：即使风子有它自己的伟大，有它自己的地位，藐小的我既然蒙它殷殷握手，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同类也罢！异类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干，于你们无关系，总之，风子是我的爱！”
然而在去广州与许广平团聚之前，鲁迅还是有迟疑的。从1926年10月起，他就在信中反复解释自己不去广州的原因，并说明下半年会去。许广平则始终是商量的口吻，给他足够的时间做决定。恋爱讲求自愿，这是许广平的聪明。鲁迅自然有他自己的考虑，作为一个大学教授，他迈出这一步很不容易，内心的牢笼需要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破除，此时的鲁迅面对的最大阻碍，其实是自己的内心。
可就在此时，高长虹开始在《狂飙》上攻击鲁迅。在1926年11月7日的信中，鲁迅刚为赴粤之论做了个了结，紧跟着在15号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就提到长虹攻击自己一事，言语间，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的愤怒；写完此事，鲁迅又再次提起去广州之不合的几点，其中最后一点是：“我的一个朋友或者将往汕头，则我虽至广州，又与在厦门何异。”——这里的朋友，是指许广平（许广平曾提到要去汕头）。高长虹因许广平之故与鲁迅闹翻（至少鲁迅认为这是个原因），以及许广平要离开广州，都给了鲁迅一个刺激，这敦促着他早点下决断。接下来，许广平给鲁迅做了背心，帮他刻制了印有鲁迅名字的金星石，温暖的爱情最终战胜了荆棘，抵达了幸福的新天地。
1927年1月18日，鲁迅终于到了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许广平被聘为鲁的助教。没过多久，鲁迅便因不满中山大学的人事雇用问题而辞职，是年9月，鲁迅和许广平一同启程去往上海，并于10月8日住进虹口景云里23号，正式开始同居生活。
鲁迅和许广平是同居。面对伟大的爱情，我们没必要为贤者讳，即使在鲁迅去世后，许广平女士也没有避讳这一点。他们的“为了爱而同居”，有着特定的时代原因，鲁迅的不离婚，恰恰显示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心和良心——按照当今的方法，没有感情大可以离婚，充其量只需按月交付抚养费即可，干脆利落——可那个时代不同，鲁迅的压力大，朱安的压力又何尝不大，旧式妇女本就可怜可叹，离了婚的旧式妇女，又将会有何等的不堪。
鲁迅的保全朱安，许广平的胸怀宽广，令人敬佩，他们甚至是开创了一种新的两性相处模式：既坚守爱情，也尊重婚姻，他们以一种前驱的姿态，矗立在20世纪的婚恋舞台上，这种探索，对于当代两性的相处，都可谓颇具启发意义。
当然，这启发不是说鼓励这种三人婚恋的模式（婚外恋还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启发是说，当我们在面对爱情的时候，同时也应该时刻不忘责任。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写得一手好文章的鲁迅，以瘦弱的肩膀，在爱情的天地里，承担起了道义二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