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人类经济史中一个令人注目的经济现象是，在20世纪上半叶经历了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此后逐步形成了美国与苏联对峙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到了20世纪最后二十几年，又经历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即原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对于中国而言，这两次大转变都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并因其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独特方式及其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而越来越受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通过长期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国内生产总值有了很大增长，产业结构有了显著改观，已由过去经济比较单一的农业国，逐步发展成为具有一定水平的工业国，逐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国防工程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不仅已基本解决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改善和显著提高，教育水平和国民素质有了较大改观，人均寿命大大延长，科技实力以及高科技发展正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中国的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到2002年，中国的综合国力排名世界第六位。2005年中国以2.229万亿美元的GDP总量，超过意大利和法国，并略微超过英国，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
本章主要结合经济发展的基本指标、经济体制的改革、产业结构的变化和经济发展阶段等方面来刻画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与现状，在此基础上，展望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及其对世界的影响。
第一节 中国经济发展特点及国际比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66亿元，人均国民收入66.1元。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步入了稳定快速发展的轨道。1978—2003年期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超过9%，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同期，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超过8%。中国的人口总量占世界的1/4，是当今世界人口和经济规模最大的经济转型国家。此外，中国的一些沿海城市，改革开放以来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都在10%以上。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创造了人类经济增长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是一个经济增长与波动交替发生的过程。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通过对其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GDP和GDP的年增长率这些基本经济指标的考察，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基本特征。
中国经济发展有以下主要基本特征：一是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中国在五十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除了在“二五”期间出现了负的经济增长率，其他时期基本取得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尤其是1978年以来，有10年的增长率在10%以上，除了1989和1990年之外，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是在7%以上，平均年增长率超过9%。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不多见的。二是经济增长的波动比较大。总体来看，1949—1978年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波动幅度非常大，并且波动周期相对较短。正增长最高达到32.6%，而负增长最高达-33.5%。但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变小，波动周期增大。尤其是1994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趋于稳定。三是相对世界其他国家地区而言，中国1978年以后的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对水平更高。2002年中国GDP突破了10万亿元（RMB）。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
通过与世界上一些典型国家的经济指标数据之间的比较，则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
首先，把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与世界范围内的发达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如：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俄罗斯（或苏联）。这样就可以把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作为一个参照系，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理解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基本情况与相对水平。总体上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无论是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比较，还是与苏联或俄罗斯比较，都是比较高的。可以说，在这几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最快的。尤其是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相对其他国家是加快了。这一点在世界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的20世纪末21世纪初，表现得尤为明显。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远大于以上这些国家，而波动周期则小于这些国家，这一特征即便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也是如此。
其次，按照世界银行的资料，按汇率法计算，2000年中国GDP为1.08万亿美元，超过意大利，跃居世界第六经济大国，而20年前的意大利则远远强于中国，它的GDP是中国的2.3倍。按汇率法计算的2000年世界排名前十位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及有关的比重情况。从同时期的横向比较，中国经济规模相当于美国的九分之一和日本的四分之一左右。
回顾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25年，中国GDP平均年增长率超过了9%。通过与这一时期世界上其他发展最快的国家，特别是被世界银行称为“东亚奇迹”的“亚洲四小龙”相比较，中国这一时期的增长率与“亚洲四小龙”至少是持平的。
最后，通过比较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在类似的增长时期中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来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相对水平。英国在1780—1838年期间花了58年，美国在1839—1886年期间花了47年，日本在1885—1919年期间花了34年，韩国在1966—1977年期间花了11年，而中国在1978—1987年期间只用了9年，紧接着又在1987—1996年期间的9年中再次翻番。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远大于以上国家，因此中国的人均收入翻番所用的时间之少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三、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评价
从2001年开始，权威机构IM D（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改变了评价体系，制定了经济运行、政府效能、企业效益和国家基础结构四大要素评价的新国际竞争力体系。1995年中国进入IM D最具国际竞争力的49个国家和地区之列，排名为31；1994年排名为34；1996年和1997年分别排名为26名和27名。近5年来中国国际竞争力（1998—2002年）的具体排名。从分项竞争力排名来看，2002年中国的经济运行、政府效能、企业效益和基础结设施与社会系统分别排在3、30、43和35名。
从2002年中国国际竞争力四大要素的具体子要素来看，中国在国内经济实力、就业、公共财政、财政政策等方面的排名在前10位，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货币政策和政体组织、全球化、基本基础设施以及科学基础设施方面排名在10～25位之间，也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是，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等方面排名接近50位，国际竞争力则处于劣势状态。
第二节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历程
总体上，改革前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也有较快的增长，但波动幅度非常大，增长不太稳定。而且改革前中国在经济成长过程中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严重脱节，表现出明显的短缺型经济特征。1978年开始实行体制改革后，中国经济无论是供需总量，还是供需结构都逐步得到平衡，偏重于重工业的产业结构也趋于合理，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经济波动明显弱化，表现出了持续快速增长的特征。可以清楚看到，中国在改革前与改革后经济增长绩效之间的截然不同，是与经济体制的变动密切相关的。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以及经济增长背后的动因，有必要结合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历程，从制度、体制改革与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来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另外，整个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历程，其实质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过程。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经济转型，就必须结合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经济转型的过程与模式，通过把中国的转型过程与其他转型国家的转型过程作比较，来增进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本质的理解，同时也有助于得出一些对世界转型经济可能有借鉴意义的经验与教训。
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1949—1978年
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建立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一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这一时期政府推行土地改革，治理恶性通货膨胀，恢复遭受战争破坏的生产。二是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8年）。这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关键时期，通过一系列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对工商业进行国有化的改造，政府集中建设了156个重点项目，重工业得到快速发展。三是“大跃进”及其纠正时期（1958—1965年）。这是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时期，集中体现在重工业畸形发展，对农村实行人民公社的集中制度。四是“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国民经济遭受了巨大损失。
中国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发展，是从政府在工业化目标中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而引发的。其内在的逻辑与基本特征如下：首先，中国政府要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资本极为稀缺的经济环境中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势必需要人为压低资本、原材料等生产要素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因此，中国传统体制造成的宏观政策环境是以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的扭曲为特征的。其次，生产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扭曲，就会造成整个经济总量供需结构的短缺现象。这样，为了把短缺的各种资源配置到重工业部门，就必须抑制市场机制。因此，中国传统经济体制下的资源配置是以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为特征的。此外，为了保证微观经营单位对资源的使用合乎重工业优先的战略，就必须建立起国有化或者是国营化的微观机制。因此，中国传统经济体制下的微观经营机制是以缺乏激励、自主权为特征的。
中国传统经济体制上述的三大特征，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服务于政府推行的重工业优先的战略。但是这种体制只具备资源动员的能力，而由于排斥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低下，造成了产业结构扭曲。到1978年前后，与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进程同步建立起来的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其束缚生产要素进一步释放和有效配置资源的局限性等种种体制弊病，已经明显地显现出来，整个社会处于严重的短缺经济状态。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以人民公社为特征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极大地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无法有效地解决大多数地区农民面临的温饱问题。此外，“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最为巨大，据有的学者估计，如果没有这两次运动的干扰，1993年中国的劳动产出会是实际水平的2.7倍。
二、经济体制改革时期：1978年至今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转折点，整个国家开始转向以经济发展为重心的现代化建设，逐步开始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改革微观经营机制开始的。一般人都会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分为两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3年）是市场化的改革。期间的主要体制改革措施是：农村恢复1962年的包产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公社制，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及推动区域分权制度。1984年中国改革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价格体系的改革成为市场化改革的焦点问题。1985年国家明确了改革的目标模式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流通领域逐步推行价格“双轨制”。此外，国家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推行了承包责任制的形式。
第二阶段（1994年之后）是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基础的改革。期间的主要改革措施是：明确了以市场经济体制为体制改革的目标，推出了一系列以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对非国有经济的管制政策大大放松，同时推行了政府机构和职能的转换，加强了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法律建设。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迈开了大步，经济发展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与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不同，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是“渐进式”的。换言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大特征是，以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同时运行的“双轨制”方式来进行体制改革的。即，在维持原有计划体制内经济成分的运行机制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允许体制外经济成分以市场机制来发展，或者是放松对体制外经济发展的管制的体制改革方式来进行的。
中国的农村改革与土地制度、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改革、价格市场化改革等都具有明显“双轨制”特征。在农村改革与土地制度的改革方面，中国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新体制的特点是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和剩余索取权，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生产与经营的最基本单位。“双轨制”体现在，一是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政府对土地的使用性质的改变加以管制，如农业用地向工业或商业用地的改变。二是对农村经济中的非集体经济也放松管制。在乡镇企业及其改革方面，许多乡镇企业的所有权属于集体或当地政府，也有的乡镇企业是属于挂靠企业，乡镇企业有着国有企业的特点，而不是私人产权；但预算约束要比国有企业硬，1992年以后乡镇企业进行了私有化的改革。关于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改革，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就开始了放权让利的改革，后来在1985年之后逐步实行承包制，到了1994年之后，进行了现代企业制度的股份制改革。“双轨制”体现在，国有企业虽然在不同的阶段实行了不同的改革措施，引入了市场机制，但在各类资源配置中都没有摆脱政府的计划机制。更加明显的例子是中国的价格“双轨制”改革，价格市场化改革是在逐步缩小价格管制的商品范围的过程中进行的。
此外，中国改革后的财政分权与改革前也有所不同，即允许省一级对下级政府进行层层分包，这就给地方政府发展区域经济以极大的边际激励。总体来看，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加强法治建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机制有了明显改善。当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还是面临很多挑战，如社会保障体系、金融体制等方面。
三、中国经济转型的国际比较
中国始于197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其实质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世界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欧亚国家大约有30个，涉及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按人口分，最大的五个经济转型国家是：中国（13亿）、俄罗斯（1.5亿）、越南（7000万）、乌克兰（5000万）以及波兰（4000万）；其他国家的人口均不足2500万人。从GDP来看，最大的三个经济转型国家依次是中国、俄罗斯和波兰。这三个国家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因为他们分别位于三个有代表性的地理区域：亚洲、苏联以及中东欧。到目前为止，从经济增长率来看，表现最好的经济转型国家是中国，而东欧经济转型中表现最好的是波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的人口比其他所有经济转型国家的人口总和要大，经济规模总量也是大于其他转型国家的总和。
在东欧和苏联等国家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时，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依据发达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把宏观经济政策稳定、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作为经济转型的三大必要条件，这也是西方《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内容。并且，这些经济学家一致认为“休克疗法”（Big Bang Approach）的方式比较容易成功。他们进一步预测，那些采用Big Bang方式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会经历“J”形的曲线，也就是，那些国家的GDP在短暂的回落之后，会迅速回升，并快速增长。与之相反，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经济学家让人“惊奇”地一致认为中国的改革不可能成功，而只能是东欧和苏联成功转型的反例。这一点直到1996年的世界银行关于转型经济的报告中还能看出，这一年的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只用了很少的篇幅介绍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个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却与当时的预测相反。中国在1978年开始的渐进式经济转型过程中，获得了持续的快速增长，而其他转型国家却陷入了长期的经济衰退，俄罗斯在2000年的GDP仅相当于其1990年的64%，东欧转型国家中最成功的波兰在2000年的GDP也仅比1990年提高了40%。换言之，中国的经济转型是最为成功的，也因此受到了国际社会中不同组织以及经济理论学者的关注，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关注的程度不断上升。
第三节 中国的产业结构发展历程
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表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所表现的不仅是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且包含着经济结构的演变，其中产业结构的变动是最重要的内容。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是：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在国民经济中逐渐由第一产业为主，向第二、第三产业比重不断加大的结构转变。但是，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一些不同的特点。从总体上看，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变，既与发展中国家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但也由于中国农村人口比例大和农业比重高的原因，而表现出一些具体的特征。就目前而言，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贸易中极具竞争力，21世纪以来，中国呈现出成为“世界工厂”的趋势。本节将以农业、工业与服务业这三个产业的产值比例变化，以及这三个产业人口就业比例的变化来刻画中国产业结构的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概括中国产业结构发展的基本特征，并与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的相应发展时期进行比较。
一、产业结构发展的基本历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根据三大产业产值的结构变化，在五十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产业结构发展已经发生了两次转折：伴随着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期间重工业的快速发展，第一次转折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完成的，是由第一产业占优势比重变为第二产业占优势比重，三次产业结构转变为“二、一、三”。第二次转折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完成的，是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第一产业的比重，产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到“二、三、一”。总体上，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产业结构发展遵循了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1980年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28.4%、48.6%、20.6%，到2001年，三次产业的比重分别调整为15.8%、50.1%、34.1%，2004年三次产业的比重又调整为15.2%、52.9%、31.9%。在此期间，第一产业比重稳步下降，第二产业在经历了一定回落后逐步上升，但总体稳定，第三产业比重稳步上升。
从就业结构的变化来看，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持续降低，进入1990年以后劳动力规模也开始减退，第二产业劳动力比重相对稳定，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大幅度上升，1994年以后超过第二产业，并表现出较快的势头。就业结构变动的基本趋势表明，从农业中退出的劳动力大部分转入第三产业，这是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特征。不过第一产业劳动力的绝对规模值仍然很大，占劳动力总量的50.0%。
从以上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化的趋势基本上符合世界各国产业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在工业化初期，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的国民收入比重和劳动力比重同时下降，第二、三产业的国民收入比重和劳动力比重不断上升。到工业化中期，第一产业的国民收入比重和劳动力比重继续减退，第二产业的国民收入比重上升，但其劳动力比重的变化却微乎其微。这说明第二产业对国民收入的增长有很大的贡献，但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后，第二产业不可能再大量地雇佣劳动力。而第三产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其劳动力比重上升速度快于国民收入比重上升速度。这说明虽然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并不快，但有很强的吸收劳动力的能力。与“一般模式”相比可以看出，当前中国产业结构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
二、产业结构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产业结构的演变呈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因此，下文对中国产业结构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概况，以及对其背后成因的分析，将会有助于更加清晰地认识中国产业结构发展的历程。总体来看，中国产业结构发展的主要阶段性特征如下：
改革前中国产业结构发展中的最主要阶段性特征是，伴随着中国第二产业——工业增加值比重迅速增加，一产、三产的增加值比重迅速下降。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1949—1965年期间，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至1961年之前，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所导致的。如：“一五”（1952—1957年）期间，中国对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分别为41.83亿元、37.47亿元、212.79亿元，在全社会基本建设投资中所占的百分比分别为7.1%、6.4%、36.2%。另外，“大跃进”期间中国政府集中建设的156个重点项目也主要集中于重工业，从而进一步加快了这一趋势。此后1961—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虽然稍微降低了重工业比例，加快发展轻工业，但是三大产业间的比例并未发生根本变化。需要指出的是，1966—1977年期间维持这种产业格局的原因已经有了重大变化。“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的破坏是巨大的。相对而言，农业和第三产业遭到的破坏更大，而工业部门的破坏相对较小。因此，在产业结构上就仍然表现为二产比重的上升。
改革后中国产业结构发展中的最主要特征是三大产业结构逐步趋于合理。具体来看，改革初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产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的原因，一是消除过去过分强调积累、抑制消费所带来的弊端，采用压缩基本建设、扶持轻工业发展的方针。二是在工业内部，侧重消除重工业内部循环过强的弊端，调整和改造重工业，使重工业中为提供设备的机械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工业的快速增长主要是由纺织工业与耐久消费品工业所推动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国调整了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关系，实行以能源、交通等基础性产业为重点的产业倾斜政策，通过产业结构的重组，推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促进了以流通、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并推行以“效率优先”为基本指导思想的区域发展战略，注重集中资金与资源实行重点发展，形成了地区间产业结构转换，使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相结合，同时带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1996年以来，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经济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经济摆脱了短缺经济性质。面对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绝大多数工业品供过于求的压力，产业结构的调整不再是解决短缺和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失调问题，供求结构失衡问题成为新的方向。结构调整更多的是通过对资本存量的调整实现产业升级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主要采用企业间的兼并、收购、联合等资产重组方式进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调整与转移，中国产业结构发展中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获得了快速发展，明显呈现出成为“世界加工厂”的趋势。
三、中国产业结构发展的国际比较
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国际“标准结构”相比存在较大偏差。从生产总值构成看，2001年中国人均GDP为916美元，按照钱纳里的标准，人均收入在1000美元左右时，二次产业比重应为36%，而中国为51.1%。按世界银行的标准，此收入阶段一、二、三产业在GDP中比重应为14%、35%、51%。而中国分别为15.2%（偏高1.2%），51.1%（偏高16.1%），33.6%（偏低17.4%）。不仅如此，与发达国家GDP构成的变化相比较，中国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变动相对缓慢。从劳动力分布看，按中国国内学者认同的标准，一、二、三次产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合理比重应为28.6%、30.7%、40.7%，而中国2001年分别为50%（偏高21.4%），22.3%（偏低8.7%），27.7%（偏低13%），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36.2%，与世界银行标准（53%）相比偏低16.8%。相对而言，中国产业结构与“标准模式”比，就业结构偏差还明显大于产值结构的偏差。
从国际产业结构水平的比较来看，中国的三大产业结构水平是世界中下等收入国家的典型代表。第一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大致与俄罗斯相当，稍低于其他中下等收入国家，但在非农业的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中，中国第二产业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明显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甚至高于包括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中国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不仅低于俄罗斯、泰国等中下等收入国家，还明显低于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世界上其他的低收入国家的水平。这种状态不仅对经济发展，而且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深化也是不利的。总体上，中国的工业增长率很高，但经济效益偏低。其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不均衡，第三产业不能适应第一、二产业发展的要求。
第四节 中国经济发展的展望
21世纪中国经济的总规模必然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越来越多的机构采用不同的标准来研究和评价中国经济，国际社会也对此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当然，出于不同的战略、利益等因素，不同的国家或机构对中国的评价并不一致。此外，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将会进一步加快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步伐，提高在国际产业分工结构中的竞争力，制造业优势的不断强化将可能使中国成为21世纪的“世界工厂”。
一、中国经济总规模的展望
许多从事国际经济比较的学者认为，中国目前实际达到的经济总规模大大超过了按官方汇率计算的量，并对中国实际达到的经济规模进行了新的估算。比较多采用的估算方法有购买力平价法和汇率法，虽然不同的估算方法之间，甚至同是采用购买力评价法，也会由于样本、数据等的差异而出现评价结果不一致。但一般都会认为，采用汇率法估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会低于采用购买力评价方法的估算值。
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按汇率测算，1980—2002年，我国GDP总量从1882亿美元增加到12481亿美元；在世界的位次从第11位提升至第6位；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从1.7%提高到3.8%；人均国民收入从220美元提高到940美元。自1999年起，我国从低收入国家的行列进入到中下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如果按照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方法测算，1980—2002年，中国GDP总量从4207亿美元增加到57320亿美元；在世界的位次从第9位升至第2位，仅次于美国；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从3.1%提升至12.2%；人均国民收入从430美元升至4390美元。【1】
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总规模，按照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估算，如果中国保持当前的经济发展速度，到2020年，如果美国的GDP是109单位，日本是43单位，而中国的GDP将会达到140单位。即使是按照汇率法估算，如果中国、美国、日本的增长率分别保持1980—1995年期间的平均水平，即9.6%、4.0%和2.7%。中国经济总规模将会在2035年前后超过美国和日本。相对而言，中国国家统计局预测的结果是最保守的，按照汇率法，中国GDP将于2012年超过德国，21世纪中叶超过日本。因此，中国若能够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将可能会在21世纪中叶或之前成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
二、中国可能成为“世界工厂”
回顾历史，18世纪70年代的第一次产业革命，英国出现了纺纱机、多轴纺纱机、蒸汽机等一系列重大技术发明。随着英国的机器传入欧洲大陆并与当地的诸多技术革新结合，法、德乃至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相继掀起了产业革命高潮。到1860年前后，英国工业发展达到鼎盛期，国内外贸易迅速扩大，成为举世闻名的“世界工厂”。进入20世纪，全球性制造中心日渐移至美国。随着T型福特汽车、电除尘器、电冰箱、空调等民用产品相继面世，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汽车、家电生产国。二战后，日本从战争废墟上开始经济复兴，在20世纪60年代实现了重化学工业化。到70、80年代，“日本制造”风靡世界，“世界工厂”的桂冠转到了日本头上。
当今世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国际贸易日趋自由化和规范化，国际资本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式也日趋多样化，各国之间的经济融合度正在不断提高。资本也必然向生产成本最低、资本利润率最高的地方集中。另外，世界经济体系新一轮的产业大调整，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的大批传统产业和部分高新技术产业的制造环节，向发展中国家战略转移。在这股产业地方化的潮流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以产业集群作为核心发展战略。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快速发展中的大国，拥有很多其他国家发展制造业无可比拟的优势：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中国劳动力素质较高而且还在不断提高；困扰制造业发展的基础设施瓶颈障碍目前已经基本消除；中国工业配套能力较强；中国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中国在加工制造方面的优势则越来越吸引着全球的跨国公司看好中国。可以说，中国已初步具有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吸纳力与优势，并正日益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一环。2001年日本通产省发表的白皮书首次提到，因为在彩电、洗衣机、冰箱、空调、微波炉、摩托车等产品中，“中国制造”均已在世界市场份额中名列第一，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
当然，也应该客观地看到，目前中国只是世界的制造业大国，还没有成为“世界工厂”。这是因为，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份额虽然呈不断上升之势，但与北美（27%）和日本（15.8%）比，中国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另外，从中国的综合国力、制造业素质和竞争能力，特别是自主核心技术来看，中国还远远比不上18世纪英国在世界的地位，更比不上19世纪以后的美国和日本。因此，中国实际上还称不上“世界工厂”，只是具备了很多这方面的条件而已。
第五节 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的影响
中国经济发展无疑会对世界产生影响，因此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特别关注也是可以理解的。就国际社会的关注点而言，主要有三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是否能崛起；二是中国会以什么方式崛起；三是中国崛起可能会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其中核心的是第二个问题，即中国会怎样崛起。应该说，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主流认识在总体上是客观的和积极的，多数国家都认为中国的崛起符合世界经济发展与国际社会和平的潮流，而不应把中国的崛起看作是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秩序的威胁。这一点，在2002年美国芝加哥外交学会和马歇尔基金会委托哈里斯公司所作的民意测验中也得到了证实。到目前为止，对中国非主流评价中影响较大的是“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
一、“中国威胁论”及评价
首先是来自于美国的“中国威胁论”观点。冷战后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国威胁论”是在1992—1993年间，分别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乃至文明角度展开了对“中国威胁”的具体论证。其中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芒罗在《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文中认为中美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另外，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是认为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结合将是西方文明的天敌。冷战后第二次“中国威胁论”是在1995—1996年间，诱因则是所谓“中国对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香港的回归意味着自由民主的世界格局受到了专制制度的威胁”等等，以《时代》周刊记者伯恩斯坦和芒罗所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为代表。第三次“中国威胁论”是在1998—1999年间，主要由《考克斯报告》、“李文和案件”、“政治献金案”等事件引发，理由是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中国窃取美国核机密，并利用华人科学家和学生在美国取得情报。第四次“中国威胁论”最具“实质性”，是在2002年，原因是美国五角大楼和“美中安全评估委员会”先后抛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力量年度报告》和《美中安全评估报告》，认为中国军力不仅对台湾，还对中国周边国家甚至美国构成威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亚洲的一些国家也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非常担忧。如：日本、东南亚国家的一些人，包括个别领导人，就把本国经济的停滞或衰退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实际上，日本是由于90年代经济的不景气造成的“失去的10年”，随着生产据点向亚洲其他地区的迅速转移，日本国内出现了产业的空心化和就业不足现象。与此同时，随着作为生产据点和消费市场的中国的兴起，日本由于经济长期不景气而越发感到了中国的压迫。另外，东盟国家对中国威胁的理解也与西方国家不同，他们理解的中国威胁主要来自经济层面的，其中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与周边国家相比，中国低廉的人力成本会使中国的制造业拥有强大的竞争力，其二是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会吸引大量的外资，这些国家认为这也会对邻国的发展构成威胁。但总体来说，随着东盟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东盟国家积极支持中国融入世界体系和不断地扩大对外开放，他们面对崛起的中国也充满了信心。
二、“中国崩溃论”及评价
有关“中国崩溃论”的一个起因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罗斯基教授（T homas Raw ski）在研究中国各省市的统计资料时，发现这些资料与中国国家统计局分布的数字不符，因此对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罗斯基教授2001年12月在《中国经济评论》（China Economics Review）发表了《中国GDP统计出了什么问题》的学术文章。需要指出的是，罗斯基教授所进行的是学术研究，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曾经出现的类似现象提出讨论性质的疑问。【2】原本是学术圈里的一家之言，后来成为了西方媒体的关注热点。美国的《新闻周刊》、《商业周刊》，英国的《金融时报》、《经济学家》等西方主流媒体纷纷对罗斯教授的学术观点进行炒作，从而引发了本次“中国崩溃论”的国际舆论。
2001年7月，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出版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中，认为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景气，相应对中国的投资也会减少；还认为中国银行体系是全世界最危险、最脆弱的金融体系。他的结论是，与其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还不如说中国正在“崩溃”。这在美国引起了巨大震动，美国国会还专门为此开了听证会。同时，美国《中国经济》季刊的创办人和主编斯塔德维尔在2002年1月出版的《中国梦》一书中，认为中国经济就好像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很不牢固。此外，2002年4月1日的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为什么造假账？》的文章，认为中国已“被虚浮的数字淹没”、“某种程度上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名声建立在纯属虚假的基础上”等。
三、“中国和平崛起论”及评价
确切地说，“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都是对中国的曲解，前者是对中国问题的曲意扩大（如预测中国即将崩溃），后者是对中国成就的任意夸张（如认为中国正在“威胁”美国）。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2005年人均GDP仍然只有1740美元，而且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属于中下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经过大约半个世纪的努力。
事实上，无论是从外在的发展环境，还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崛起都需要“和平”。这一点在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中可以得到验证，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发展之所以缓慢，除了内部因素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失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而此后中国获得的经济快速发展，除了采取了经济体制改革措施外，重要的原因就是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另外，在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必须全方位地发展对外关系，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才有可能获得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都是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况且，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始终是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中的积极因素，对此，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可以这样说，“和平崛起”不但是中国必然的长期发展战略，而且也会是国际关系中维持和平的重要力量之一。
思考题
中国经济改革与其他转型国家的经济改革有什么区别？
你对中国未来经济的预测是什么？这种预测结果会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
主要参考文献
曾培炎.新中国经济50年.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
陈甬军.从计划到市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选择.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洪银兴.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林毅夫，蔡昉.中国经济.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李宗植，张润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
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挑战.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张卓元.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经济思考.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许宪春.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及其国际经济地位展望.经济研究，2002（3）
注释：
【1】国际上通常认为，汇率只反映对比国间贸易品部分的价格比例关系，而没有完全反映GDP综合价格水平的比例关系，以汇率作为货币转换因子，转换后的GDP仍包含着价格因素的影响，其比较结果不一定能真实地反映各国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国际社会通常认为，购买力平价反映各国货币在不同国家市场上的实际购买力，以此作为货币转换因子，缩减和消除GDP在国与国之间价格水平的差异，但容易受到所采用的指标体系影响，很可能因此而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因此两个估算方法都有各自的缺陷。
【2】罗斯基强调说，“我没有什么政府背景。客观上我的观点倒有助于反驳‘中国威胁论’，因为他们（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实力增长太快，会对美国造成威胁，而我认为中国的增长率没有他们想像的那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