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据说，钱钟书一生从不写新体诗歌评论，唯一的一次破例，是发表在《新月月刊》第四卷第六期上的一篇文章，叫《落日颂》。这是径直以一本诗集名称命名的评论文章，那本诗集的作者：曹葆华。
曹葆华（1906—1978），原名曹宝华，四川乐山人。曾就读于清华大学文学系，民国二十年（1931）入该校研究院。他的这本诗集《落日颂》，由新月书店于1932年出版。而钱钟书的评论于1933年3月1日发表，可谓及时。由于同为清华校友，又同在“新月”字号下，一个出版、一个评论，看官们一定以为是互相捧场，彼此彼此的文坛勾当罢，实则不然。
在钱钟书的《落日颂》中，有这样的评价：看毕全集之后，我们觉得单调。几十首诗老是一个不变的情调——英雄失路，才人怨命，Satan被罚，Prometheus被絷的情调。说文雅一些，是拜伦式（Byronic）的态度；说粗俗一些，是薛仁贵月下叹功劳的态度，充满了牢骚，咤傺，愤恨和不肯低头的傲兀。可怜的宇宙不知为了什么把我们的诗人开罪了，要受到这许多咒诅。
无论是用文雅的说法，还是用粗俗一些的说法，钱钟书说来说去，总而言之对曹氏诗作的评价并不高，这是显而易见的。时年二十三岁的钱钟书对时年二十七岁的曹葆华如此评价，想来同为青年时代的人都应当有一种激烈的心态与回应，奇怪的是，至今没有看到过曹氏的任何回应性文字或相关记述。
如果说是学养层面的文质彬彬，或是修养层面的含蓄使然，口诛笔伐可免，肚皮官司总难免吧。或许，此时的曹葆华尚无暇与比自己小四岁的钱钟书说长道短，年轻的新月派诗人正沉浸在爱情的蜜罐与“灵焰”的煎熬之中。
在《落日颂》出版之前，有一首曹葆华所作的“情诗”流行于清华校园。诗名“她这一点头”，作于1929年；后来选辑入诗集《寄诗魂》中，震东印书馆1930年出版。诗中充溢着浓厚的爱之喜悦，有酒神的欢悦浓烈味，也有东方的淡雅书卷气。诗曰：
她这一点头，
是一杯蔷薇酒；
倾进我的咽喉，
散一阵凉风的清幽；
我细玩滋味，意态悠悠，
像湖上青鱼在雨后浮游。
她这一点头，
是一只象牙舟；
载去了我的烦愁，
转运来茉莉的芳秀；
我伫立台阶，
刹那间瞧见美丽的宇宙。
校园中盛传着曹葆华的情诗，但无从知晓诗的“本事”与“背景”。从字面上看，应该就是一位诗人心怡的女子认可了他的爱恋，让诗人欣喜若狂，满眼里皆是诗意了。
《落日颂》扉页上印着的一行字迹，透露着年轻诗人的秘密——“给敬容，没有她这些诗是不会写成的”。就在诗集出版的这一年，诗人要将诗歌与爱情进行到底。1932年5月23日，曹葆华带着十五岁的初中女生陈敬容（1917—1989），从西部偏僻的家乡乐山肖公嘴码头乘船，沿岷江水路出走。他们准备一直向北，到达北平，热望着开始人生中一段新的历程。他们的最后一道关口，从地理因素上讲，是要穿越水急滩险的“三峡”；从伦理因素上讲，则是要冲破旧式传统家庭的种种阻挠，这当然主要是来自女方家庭的强大阻力。
一、未来最好的诗人
如果你是鱼，
只能看着天上的云。
我宁可是雨，
粉碎自己，
为了触到你的鳞。
那可是你的灵，
再不是天上的云。
——曹葆华《夜雨第二章》
这首诗是新近发现的曹葆华手稿内容之一，在诗的末尾加上一段类似副题的文字：赠给未来最好的诗人。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钱钟书《落日颂》一文末尾的那段评价，他说，“所以，作者最好的诗是作者还没有写出来的诗。对于一位新进的诗人，有比这个更好的，不，更切实的批评么？”这个“未来最好的诗人”就是那个在未来能写出最好的诗的人，这似乎算是曹葆华的自勉，更可以看作是一种自信罢。
但是在1932年5月底的曹葆华，在三峡与那个比自己小十二岁的女生一起准备渡船的曹葆华，更应该是未来最好的爱人，而非未来最好的诗人。经过紧张筹划，他们舟行三天，抵达万县。但一封由乐山女子中学与陈敬容父亲陈勖联合发出的代邮快电，终于拦住了他们的北漂之路。快电紧急通知了当地同乡官员，请求他们组织人手将曹陈二人拦截在万县。当地官员火速行动，立刻拦截，并先将他俩囚禁起来。陈敬容的父亲随即赶来。携未成年少女离家出走的罪责如何，问讯处理的具体意见如何，现在都无从查证。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或许是因为同乡的情面，或许是出于女方声誉的考虑，最终陈家人没有追究和张扬此事，曹葆华的爱情计划泡汤，但却可以平安返回北平。
一个星期后，曹葆华脱身回到清华，而陈敬容则被带回乐山，从此严加看管，被家人关了禁闭，并从此辍学。或许陈敬容此时就是那只只能看着天上云的“鱼”，而愿意从云化雨的曹葆华此时也只能重新飘回诗歌的天空中去了。
1933年10月，曹葆华开始在《北平晨报》上主编副刊《诗与批评》，前后历时两年半，集中刊登了卞之琳、何其芳、李健吾等诗人的创作，还大量登载了叶芝、瓦雷里、艾略特、瑞恰慈、威尔逊等西方最前卫的理论家的诗论，有研究者称曹葆华此举“为30年代中期中国诗坛黄金时代的到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更有研究者盛赞道，曹葆华“创办的《诗与批评》，从整体上看，是与1932年施蛰存等人主办的《现代》杂志的倾向相近似，在推动新诗的象征派、现代派发展中，是起过一定作用的很有价值的专门性的诗歌副刊”。
曹葆华此刻搁置了前期曾热情高涨，而且普遍受到新月派同仁认可支持的诗歌创作，转而热衷于诗歌前沿理论的译述与推介。从诗人向理论家转变、从实际创作者向诗学译述者转化的历程，应该是两个外部诱因所致，而并非纯属自觉的思想转化。一是钱钟书评论中的苛刻与严厉，无论是刺激还是促使，都必然使他在适当的时候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基础及理论体系。二是与陈敬容那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计划泡汤之后，沮丧与疑惑的心态也间接促使他冷静思考自己的诗歌与未来。在这两个外部诱因作用下的曹葆华，实现这一次由诗歌创作向理论研究的转变，实属偶然中的必然。
据相关统计资料表明，从1933年7月24日翻译梅士斐的《译十四行诗二首》到1936年3月12日翻译安诺德的《安诺德诗序——第二版时之广告》，曹葆华在《北平晨报》上共翻译诗歌理论34篇，翻译专门的诗人传记3篇，翻译诗歌3首。除此之外，还有自己撰写的《现代诗论序》和《渥兹华斯——西洋批评名著小引之一》，诗歌创作19首。毫无疑问，曹葆华的这一次转向是相当坚决，成果也是颇为显著的。
有意思的是，由曹葆华主编的副刊《诗与批评》在1933年10月2日创刊号上，只有两篇文章，一篇是他自己创作的一首小诗《她睡着了》，而另一篇则是署名为“陈敬容”的翻译文章，Gilbert Murray的《论诗》。一整版的内容均为这两个天隔一方的恋人所包办，这是诗人的象征主义手法使然，还是无奈的自我慰藉使然，皆令人叹息。而曹葆华代笔署名几乎毋庸置疑，因为时年只有十六岁，且被家人严加看管而辍学的陈敬容本人，翻译这么专业的诗学理论的可能性极低。
曹葆华在《诗与批评》副刊上发表的西方诗论中，于1937年以《现代诗论》的合辑形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入“文学研究会丛书”，这标志着曹葆华翻译生涯的阶段性成果。该书开创性的在中国新体诗坛中祭出一面大旗，即所谓的“纯诗”理论。
二、重读者与“纯诗”
城里没有雨。
一团庸庸的云，
拢缩着不愿离去。
砚台边上的残污。
催促
僧侣功课之法鼓，
咚咚底敲响归途。
——曹葆华《夜雨第一章》
这首诗仍然是新近发现的曹葆华手稿内容之一，在诗的末尾也加上了一段类似副题的文字：送给重读者。“重读者”的说法，仍然在钱钟书的《落日颂》中能够找到注解，文中曾多次提到“耐读”与“重读”之区别。
钱氏的原文为，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有一个分别：非文学作品只求READABLE——能读，文学作品须求RE-READABLE。RE-READABLE有两层意义。一种是耐读：“咿唔不厌巡檐读，屈曲还凭卧被思”，这是耐读的最好的定义，但是，作者的诗禁不得这种水磨工夫来读的。为欣赏作者的诗，我们要学猪八戒吃人参果的方法——囫囵吞下去。用这种方法来吃人参果，不足得人参果的真味，用这种方法来读作者的诗，却足以领略它的真气魄。他有PRIME-SAUTIERE的作风，我们得用PRIME-SAUTIERE的读法。行气行空的诗节忌句斟字酌的读：好比新春的草色，“遥看近却无”；好比远山的翠微，“即之愈稀”。在这里，RE-READABLE不作“耐读”解，是“重新读”的意思。
用“猪八戒吃人参果”的比喻来解析曹葆华的诗，虽然乍听上去有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轻蔑，但也的确言之有据。新月派诗人大都看重与关注“韵味”，如钱氏的评论者则看重“气魄”，二者各有所重，无可厚非。即使是对曹氏诗作一贯予以支持和赞赏的新月派同仁中，也有持与钱氏“整体论”相近观念者，如罗念生致曹氏信札中就可见一斑。
早在曹氏《寄诗魂》一集出版时，高出曹葆华两届的学长罗念生就致信于他，称读《寄诗魂》“好像在迷梦中忽听了均天的神乐”，“一连读了三遍，觉全诗的意境很高，气魄很雄健。这是一座火山的爆裂，远看是一个整体，近看不免有些凌乱”。这无疑是钱氏论点的先声。而曹氏本人对学长总体赞赏、略有批评的观点应该还是满怀感激之情的，他在1932年11月仍由新月书店印行的《灵焰》（实际上是《寄诗魂》的精选本）一集中充分表达了这一感激之情，诗集扉页上赫然印着：给念生，没有他我是不会写诗的。
而作为学长的朱湘就在给曹葆华的信中称他的诗“用一种委婉缠绵的音节把意境表达了出来，这实在是一个诗人将要兴起了的吉兆”。徐志摩也致信曹葆华，称《寄诗魂》“情文恣肆，正类沫若，而修词严正过之，快慰无已”。闻一多在信中说：“大抵尊作规抚西诗处少，像沫若处多。十四行诗，沫若所无。故皆圆重凝浑，皆可爱。鄙见尊集中以此体为最佳，高明以为然否？”这些信件中的赞赏之词背后，其实都表明了一种对曹氏诗作定性的看法，那就是曹葆华对西方的格律诗商籁体即十四行诗的高度忠实。事实上，曹葆华正在试图以西方诗歌格律移植到中国新体诗歌中，这其中当然蕴藉着中国传统诗歌创作者的情怀。
这种想法在其相继出版的《寄诗魂》、《灵焰》、《落日颂》诗集中都得到全面呈现，格律体的借尸还魂与传统诗歌的古典元素，在日益需要新鲜养分和前沿理论支撑的新体诗歌界中并不新鲜，而且必然遭到激进的新派批评家和传统的古典批评家的联合围剿。青年时代的钱钟书只不过在此充当了一种时潮的代言者，对曹氏诗作大加诟病。
如果说钱氏提出“耐读”和“重读”来进行细致的旨趣勾勒，进而提出“猪八戒吃人参果”的打诨式譬喻尚能让人勉强忍受的话，在后来逐首、逐句摘选并逐一解析中，一针见血的指摘与批评则没有给作者留丝毫的余地。在提到诗中屡屡征引中国古典意境元素时，钱氏指出：
你看，这许多琵琶声，婴儿啼声，寺钟声，杜鹃声来得多巧？每当诗人思想完毕的时候，江上立刻奏着琵琶，婴儿立刻放声大哭，和尚立刻撞起寺钟，杜鹃立使使劲哀啼，八音齐奏，做诗人思想终止的chorus。此外，作者所写的景物也什九相同；诗中所出现的生物都是一些不祥的东西，毒蛇猛兽是不用说了，乌鸦和鸱枭差不多是作者的家禽。
在钱氏的严厉批评中，我们看到曹葆华的诗作（如《夜雨第二章》）格调仍然没有改变，但似乎在内在机理和心理层次上发生了变化。他为坚守的象征主义格调以及发生着的微妙变化找到了理论依据，那就是：“诗中两种重要的成分——‘纯诗’与象征作用：这两种成分本是常存在于古今诗韵中的，不过在近代诗中占着特别重要的位置，而且当作理论来探讨，却是近几十年的事。”
他在《现代诗论》一书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说出了上述这段话。他明确指出书中收录的雷达（Herbert Read）的《论纯诗》，墨雷（J.M.Murray）的《纯诗》，梵乐希（今译瓦莱里，Paul Valery）的《前言》，夏芝（B.W.Yeats）的《诗中的象征主义》四篇文章即是“象征主义”与“纯诗”概念的理论依据。但从文章排序中我们可以看到，“纯诗”的重要性与比重明显强于“象征主义”。或许，可以揣摩这种安排背后的用意，即“象征主义”的理论作为一种诗歌格调的常规表述，对1930年代的中国新体诗歌界而言已毋庸多言，而“纯诗”作为某种“灵魂共同体”似的东西，则需深入阐述与解析罢。
钱钟书在《落日颂》中对作者有一种委婉的肯定与期许，即神秘主义在诗作中的蕴含，他还勉励作者说，作者将来别开诗世界，未必不在此。此刻，在《现代诗论》中，作者以雷达的《论纯诗》对钱氏的“神秘主义”予以了回应与补充。雷达对“纯诗”这一概念的六大特征加以归纳和阐示，无一例外地沾染着“神秘主义”的力量。六大特征如下：
1.每首诗中主要的诗的特质，是由于一种神秘而又一致的实体，显现于诗中。
2.把一首诗当作诗读，若只攫得其意义，那是不足够的，并且常常是不必需的。有一种朦胧的魔力，是独力存在于意义之外。
3.诗是不能改变成合理的论文。诗是一种表现的方式，它是超越论文一切的普通形式。
4.诗是一种音乐，但不仅是音乐，它作用起来，恰如一种潮流的指导，能传达出灵魂亲密的性质。
5.诗是一种咒语，它把灵魂的状态不自觉地表现出来。诗人在未用观念或情感表现自己以前，就在这种状态里。在诗中我们使混乱的经验复活，这种经验，对于明显的意识是不相接近的。散文的语言把我们日常的活动力刺激，惹起而达到顶点。诗歌的语言使它们安定，又趋向着把它们停止。
6.诗是一种神秘的幻术，与祈祷是联合的。
六大特征实际上给“纯诗”概念大致勾勒了框架，即纯诗是“由于一种神秘而又一致的实体，显现于诗中”。而诗之所以为“诗”，仅以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的“诗言志”主旨来探究的话，“那是不足够的，并且常常是不必需的”。这个观念倒不完全是与钱钟书相回应，而可以回应当时胡适的激烈论调——胡氏认为，李商隐无题诗争论了上千年，是谁也不明白的“鬼话”。
“纯诗”的第二、三个特征，实际上仍然是新月派诗人们的一贯主张，对以胡适为代表的激进的反古典观念针锋相对。至于“纯诗”实乃咒语与幻术的说法，则是对钱氏声称的一个“顽固”笃信的观念之回应——“我是顽固的，我相信亚里士多德的话，我以为好的文学不仅要技巧到家，并且要气概阔大（LARGE-NESS）。”因为虽然神秘主义未必就不“阔大”，但既然“纯诗”已相当于咒语与幻术，“阔大”本身也只能归于幻觉或者说只是幻觉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技巧到家与气概阔大在“纯诗”这里都属于表层之表象，“纯诗”的形成与理解本身都只是一个神秘主义过程。
雷达最后总结说，诗的真正不可思议之处，是在许多互相矛盾的东西皆集合起来，把它组成。钱氏诗学观念中的“技巧”与“气概”在这里只是众多相互矛盾可以列举因素之一，而钱氏在《落日颂》中对曹氏诗作中“技巧”与“气概”之间存在种种矛盾，且提请注意并改善的批评，在雷达的总结陈词中不攻自破。
钱氏《落日颂》中提道，“笔尖儿横扫千人军”，他大有此种气概；但是，诗人，小心着，别把读者都扫去了！你记得“狮子搏兔亦用全力”那句妙语罢？这便是有气力的不方便处。有了气力本来要举重若轻的，而结果却往往举轻若重起来。按照雷达的观点，钱氏所列举的这些曹氏诗作之矛盾，不但不是其“技巧”或者“技巧”与“气概”关系处理上的问题；恰恰相反，正是“纯诗”的本质所在，是“诗的真正不可思议之处”。无怪乎曹氏对雷达《论纯诗》一文所加的尾注中自信地断言：“纯诗”不是限于一个时代的东西，虽然这个名词和理论之创制与成立不过是近十几年事。能够了解这种理论，可以说对于一般的诗歌的理论参透过半了。
看来，曹葆华的诗作不需要“重读者”，倒是钱钟书的诗学论文需要“重读者”了。
三、失路之英雄与纯诗
无帆的船，
送来远去的山。
遗失的伞，
已堕入幽幽的潭。
有一行落款印在天边，
那是邮件地址，
斜阳山外山。
——曹葆华《巴山第一章》
这首诗是新近发现的曹葆华手稿内容之一，在诗的末尾也加上了一段类似副题的文字：献给失路之英雄。末句“斜阳山外山”的意境，古典意味浓厚，甚至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李叔同作于20世纪初的那首歌《送别》。当然，说其古典意味浓厚，还是要纳入到曹氏热衷的“纯诗”境遇中去再次诠解与理解。毕竟从体裁上讲，这是一首典型的新体诗，而且仍然貌似新月派。
从无帆的船、远去的山、遗失的伞、幽幽的潭、天边的落款到斜阳山外山，这些在七行诗格律中环环相扣、节奏紧凑却最终无法企及之物，在古典意象中渐渐趋于舒缓与稳定。一个将走未走的旅人，一个渐行渐远的理想，都在时间与空间的种种矛盾对峙与冲突中，莫名其妙地达成一致。这种一致的不可思议，与“纯诗”理论不谋而合。雷达的论调，在这里得以完满呈现。
当然，说其古典意味浓厚，还要联系着诗作的副标题“献给失路之英雄”来作一次按图索骥。钱钟书对曹氏诗作最为着力的批评，无非是那一句评价：几十首诗老是一个不变的情调——英雄失路，才人怨命。
“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批评本身并无新意可言，可奇怪是，这似乎是成为评价青年诗人作品时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个屡试不爽的准则。“情绪化”成为诗人的一个标笺，好像没有一个诗人不是要喝几瓶酒、抽几盒烟、骂几句娘、掉几滴泪的。应该说，钱钟书分析得相当精准、批评得相当苛刻，无可挑剔、无从反驳。虽然撰写《落日颂》当年的钱钟书，只是二十出头的小青年，比诗人曹葆华还要小四岁，不过他写的是论文不是诗，论诗而不写诗的青年，自然又比写诗的青年多了一种主动权，因为他可以不“为赋新词强说愁”。
曹葆华《巴山第一章》中所要表达的种种不可企及之物，从字面内容上看，似乎正是在表达这种情绪化的无奈。诗人的情绪化与情绪化的诗人，本来无可厚非，但钱钟书的批评“几十首诗老是一个不变的情调”却着实让诗人却步，无可奈何。只有在墨雷的《纯诗》中，曹葆华似乎找到了回应钱氏批评的答案，并为那些“失路的英雄”们重拾信心与信念。
墨雷认为，若是他们都有那种力量，能把文字与全盘心灵经验配合起来，在读者心中激起同样的经验。只单独凭藉着这种力量，他们便是“纯粹的诗人”，而他们的文字便是“纯诗”。在这一观念之下，“几十首诗老是一个不变的情调”并不可怕，只要能激起同样的经验，曹葆华和所有青年诗人一样，都有可能成为“纯粹的诗人”。如果说“爱与哀愁”是青年诗人通病的话，也即是说是“同样的经验”使然，在这样的人生经验中，曹葆华是真诚而确有感触的。正在写诗或翻译“纯诗”理论的他，也正在经历这样的一场真实的“爱与哀愁”，并且确是有点“英雄失路”之感的。
原来，自1932年6月爱情之舟在三峡搁浅以来，这段看似无望的爱情，并没有彻底阻断青年诗人与少年女子的异地相思。在1933年10月2日《诗与批评》创刊号上，由诗人精心制作的只有他们两人署名文章的“恋人专版”不但宣示着爱情的执著，同时可能还酝酿着另一次爱情远航。1934年底，陈敬容再次离家出走，偷偷启动了这次远航。陈敬容晚年承认，第二次出走是“曹葆华寄的路费”，这份路费也极有可能就是“恋人专版”的稿费罢。无论如何，十九岁的陈敬容与时值而立之年的曹葆华从此不再是“斜阳山外山”，失路的英雄又重新找回了爱情的路径。
1935年2月，陈敬容到达北京。清华大学的图书馆里，“纯诗”译述者与想成为“诗人”的青年女子从此开始了纯粹的新生活。但生活从来不是真空的，生活本身无法有“提纯”一说，两位诗人的新生活很快为抗战所中断。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曹葆华偕陈敬容撤归大后方，二人返回成都，次年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但期间不知道确切的缘故，二人迅即于1939年春离婚。曹葆华奔赴延安而去，陈敬容则与回族青年诗人沙蕾结婚，1940年随沙蕾由重庆转赴兰州，这段仍是两位青年诗人结合而成的婚姻，维系了四年之后，也宣告破碎。1944年，只身一人的陈敬容仍然向当年逃离家庭羁绊一样，挣脱了这一次失败的婚姻，毅然返归重庆；只不过这一次再没有爱情的热望，只有清冷的哀愁。
《现代诗论》出版的这一年，不仅仅是曹葆华理论大丰收的一年，还是其人生经验迅速转变的一年，他的生活中除了诗歌、诗学与爱情之外，正是经历一次极为重大的转折，这种转折也更加接近墨雷《纯诗》中描述的“纯诗”境界：
诗歌不是像有一些人（用意是对的）所主张的一样，只是情绪（这可说是纯粹的感觉）的传达，或只是思想的传达。诗歌乃是一种整个经验的传达。不管我们（因为自己是道学的人们）是否赞成那传达出来的经验，但是这对于我们，总是一种召唤。
四、走向布尔什维克
极黑的光，
粼粼埋藏。
粼粼的泉，
养不活水仙。
盈盈的莲，
撑起、展示，
死囚背后的签。
——曹葆华《巴山第二章》
这首诗是新近发现的曹葆华手稿内容之一，在诗的末尾也加上了一段类似副题的文字：呈给怨命的才人。除了仍能让人联想到是对钱氏诗论的某种回应之外，诗中的意象与表述方式已经大为变化，新月派的优雅与技巧似乎已不复存在。
事实上，在1937年《现代诗论》出版之际，曹葆华的“诗生活”仍在继续。同年5月，他最后一部象征主义色彩浓厚的诗集《无题草》，由巴金编入其主编的《文学丛刊》，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值得注意的是，1936年3月由太岳新华书店印行了一种苏联作家M.佐琴科所著《新时代曙光》，中译者正是曹葆华。很难想象，曾是苏俄斯大林时代著名讽刺作家的原著者M.佐琴科，这位最终在专制时代被剥夺话语权（1946—1948年联共（布）中央的一系列决议中，有将佐琴科开除出作协的决定）的奇特作家却曾经写过类似于《新时代曙光》这样的颂歌式著作。恰恰是这样的苏俄主旋律著述，作为俄国文学的指示牌，让曹葆华的诗歌创作、诗论研究在这一时期逐渐退居次席，他开始成为一名专事俄文译述的作者。1939年奔赴延安之后，苏俄文学那“粼粼埋藏”的光开始闪耀于他的视野之中。
1941年9月，曹葆华翻译的《斯大林与文艺》，由新华书店印行出版。作为“鲁艺丛书”的一种，此书的出版标志着曹葆华彻底结束文学生涯，正式进入苏俄政治理论翻译的专业生涯。从1941年开始，准确地说始于1939年的延安，诗人曹葆华、诗学研究者曹葆华不复存在。
在此后三十余年的专业译述生涯中，“曹葆华”这个名字在版权页中的出现，皆是以“译者”身份一掠而过。虽然仍是与那些舶来文字与思想打交道，仍然是将这些看似新奇的理论推介出来，但作为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于译者而言，已不再具有任何特别的诗意与激辩的争议。在这些曹氏译述中，有60后、70后读者熟悉的马恩列斯著述多种，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高尔基的《苏联的文学》、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等等。
而1945年12月6日，在上海美军俱乐部作演讲的钱钟书开始在公众场合谈论“纯诗”，演讲的题目却是《论中国诗》。时年三十五岁的他在演讲中列举了格雷与歌德的诗篇，并声称这些诗篇的“口吻情景和陶渊明、李太白相似得令人惊讶”。随后，他得出结论说，爱伦坡的诗法所产生的纯粹诗（poesie pure），我们诗里几千年前早有了。所以，你们瞧，中国诗并没有特特别特别“中国”的地方。
附录：
新近发现的六页曹葆华诗稿内容简介
六页诗稿以毛笔书写在中式宣纸信笺背面，四页如上文已述，另两页内容如下：
第一页：
君问归期未有期（归期。七行），巴山夜雨涨秋池（巴山夜雨）。何当共剪西窗烛，（剪烛西窗），却话巴山夜雨时（巴山二夜雨二）。
七首。致象征主义者？纯诗之实验或神秘主义者致哀。
第二页：
归期一章（注：似乎没有写完）
看一颗裴翠/碾碎了脚下的蝉蜕/笛声在关外吹/你用指尖拈出花间的灰？？
曹葆华
曹葆华（1906-1978），四川乐山人。曾就读于清华大学文学系，1931年入该校研究院。著有《寄诗魂》、《落日颂》等诗集，译有梵乐希的《现代诗论》、瑞恰慈的《科学与诗》等。1939年赴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教员，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专职翻译马恩列斯著作。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翻译、翻译组长、编译处副处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副主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译有《马恩列斯论文艺》、《苏联的文学》、《斯大林论文化》、《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