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自然思想支配下的小说叙事艺术
一、都市之外辟自然
中国虽然有“大隐隐于朝市”的说法，但在文学作品里，隐士往往隐居在山水田园之间。一个突出的例子是陶潜的诗歌中的抒情或叙事主人公，他们甘于贫贱、乐而忘忧，在山水里体验人与自然的和谐之乐趣。柳宗元也有几首写隐士的诗歌，如《江雪》、《渔翁》等。其中，后一首是典型的叙事诗：“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崖上无心云相逐。”它显然具备了叙事诗的特征，“一、它要表现时间的长度和空间的变化，交代人物的行动和动作；二、它对‘行为’的描述，总是与抒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三、它对‘行为’的描述，总要受到诗歌节奏、韵律和意象性句法结构、修辞规则的制约。”【24】这里要说明的是诗歌的叙事空间是天地山水，而且是非人化的山水、自然的山水，它为人物的道家人格表演提供了一个十分适合的场所。
许多古典文学作品之所以建构人类社会之外的自然空间，在于自然确实能体现道家精神。无论是老子或庄子，虽然他们的思想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对自然有特别的好感，在《老子》的言论中“天地”总是高于人，庄子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25】等；另一方面，他们都痛恨当时的社会，认为人的文化损毁了天道，所以，道家在总体上有避人世、返自然的倾向，老庄自己就是以身作则的典范。受道家思想影响，道家中人或生活在自然或寄性情于自然，因此，自古至今的道家叙事文学（包括抒情文学在内），在叙事空间的选择上偏好自然，换言之，小说故事发生的空间为山水或田园。
海派道家题材的小说也常常将天地山水作为叙事空间。它是海派小说的第四空间，其他一是现代气息的都市（如街道、舞厅、咖啡馆等），一是儒家的内室，一是佛教色彩的空间。从特定角度看，它是一个远离社会的空间，因为道家的自然本来就是非人化的自然。因此，道家文化小说叙事空间的创建往往必须延伸到都市之外，《田舍风景》、《怀乡病》、《渔人何长庆》、《黑牡丹》、《鸟语》等都是实例。其二，如果说儒家家文化空间是伦理空间，佛教色彩空间是宗教空间，那么，道家小说叙事空间就是一个生存哲学的空间，它不只是风景，而且是道家淡泊人生上演的舞台。这种人生规避都市文明，所以，山水是它最好的载体。当然，这么说也并不是认为隐士就只能在山水之间忘情、忘我，而不能寄居尘世，但作为叙事空间，自然确实是一个最有道家文化色彩的空间，从这个角度讲，海派小说以山水作为叙事空间就显现了空间的道家文化价值，反过来说，小说正是在道家文化的制约下选择了自然。这正如有学者在评论废名、沈从文等人的创作时所言：“对自然人性的关注，使他们甘居于时代的边缘地带，于纷纭的时代潮流之外坚守文明批判阵地，远离喧嚣的城市，聚焦于宁静和谐的田园山村。”【26】海派作家是赶时髦的一群，但他们并没有弃离传统，道家文化空间的择取是例证之一。
《渔人何长庆》故事发生的空间是：“沪杭路线的终点站，闸口那个地方，有人到过或者去住过几天吗？那里是个好地方。钱塘江水和缓地从富阳桐庐流下来，经过了这个小镇，然后又和缓地流入大海去。镇市的后面是许多秀丽的青山，那便是西湖的屏障，从弯弯曲曲的山中小径上走进去，可以到西湖的边上。”虽然沪杭线把古老的镇市与现代都市上海联系在一起，现代气息不可避免地随风而至，但那个地方仍如世外桃源，因为民风相对而言还是很淳朴。尤其是这一块风水宝地，富足、美丽，人生活在这里就容易淡泊镇定、从容和顺。类似的到都市之外开辟道家叙事空间的还有《怀乡病》、《黑牡丹》等。《怀乡病》也虚构了一个农村，江南水乡，充满诗情画意，是传统的中国农村，在那里，人们或健步或划船，没有现代交通工具，只有乡土田园氛围。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两个小说的自然既是优美的，有时又是富足的，这恐怕超出了道家朴素概念的范围，具有人的理想化色彩。不过，在物质、精神上求满足是一般人的正常需求，在此基础上追求一点道家的素朴天真也很合理，《渔人何长庆》、《怀乡病》就贯穿了这种思想。《黑牡丹》的叙事空间似乎更有人的味道，那是一个郊外别墅，而且富有现代色彩，但自然确实有使人复归到朴素的感觉。“田原里充满着烂熟的果子香，麦的焦香，带着阿摩尼亚的轻风把我脊梁上压着的生活的忧虑赶跑了。在那边坟山旁的大树底下，树荫里躺着个在抽纸烟的农人。树里的蝉声和太阳光一同占领了郊外的空间，是在米勒的田舍画里呢。”这里的风景可以使人卸下都市里的重压，享受无欲念的清闲、自在，这不正是道家自然的含义么？
比之以上小说，《鸟语》走得更远，它所虚构的叙事空间，简直到了道家素朴之境地。需要说明的是，在前一节的论述里《鸟语》也是一个重要作品，这是因为它是一个融佛道思想于一体的小说，二者对小说叙事都产生了影响。先看一段：“这是一个江南的乡村，全村不过十来户人家，门前是稻场，稻场上长满了绿草，四周有树，后面是山，晴时似近，雾时似远，前面二三百步外是一条小河，顺着河，坐船或者步行，四五里就可以到镇上。”这也是一个“桃花源”，所以，“居民大都务农，大家都和蔼宁静简单质朴地生活着”。再进一步，小说还创建了主人公生活的小空间，且看原文：
天有雾，我看不见天色，只看见东方的红光。不久鸟声起来了，先是一只，清润婉转，一声两声，从这条竹枝上飞到那条竹枝上，接着另一只叫起来，像对语似的；就在那时候，我听见篱外响应了一声，我马上看到了那个女孩子，穿着灰色的旗袍，梳着两条辫子。这时竹林中许多鸟都噪应起来，但原先对语的那两只鸟，竟飞到篱笆上，同外面的女孩唧哝起来。那女孩子抬着头，她的脸是圆的，眼睛闪着新鲜的光，面上浮着愉悦的笑容，发出一种很好听的声音，不像鸟鸣，不像人语，也不像是歌唱；两只小鸟，似乎同她很熟稔的一回飞进篱内，一回飞到她身边，一回又站到篱笆，啾啾喈喈的好像同她很亲热。
这是一个自然的世界，或者说原始的世界，有竹林、小鸟，不见人为的气息。道家经常倡导“素朴”，所谓“素”，指的是原帛，“朴”，指的是原木，二者都是未经过人为加工的材料，道家以它来指代最高境界：自然，也就是非人为。毫无疑问，这个境界是双重自然的，一方面它是大自然，另一方面，它又是没有人为气息的大自然。在这个叙事空间里，芸芊“素朴而民性得矣”【27】。
综上所述，在道家文化小说里，山水与其说是景物，还不如说是叙事空间。以自然山水作为叙事空间，这不仅是呼应了道家文化，而且，由于在特定的空间里，小说叙事以及相关的人物塑造都有相应的便利，至少，对人物的叙述往往因此而有道家特性。因此，这就是一个悖论，道家的山水是非人化的，而这本身便是一种道家文化色彩，这说明自然山水是一个脱尽文化气息的文化空间。在海派小说里它与都市化空间构成了对立，一自然，一刻意的人为。
二、道家文化主题与小说叙事
海派作家是都市之子，尽情地享受都市繁荣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但这不意味着他们与都市亲密无间。一方面，他们张开感官体悟都市；另一方面，他们对现代社会保持应有的警觉，高度物质化的社会把人异化了，以庄子的话说是“终身役役”【28】，韦伯将它形容为人生活在“铁的牢笼”【29】中。任何关注人的作家都必须面对人的生存状况，上文所论佛教人格的反现代意义即是海派作家对现实的反制，同理，作家也能从道家哲学中探寻到人的解放的钥匙，虽然说这柄钥匙不一定就能解决所有现实问题，但对现代社会的弊端，它的针对性很强。“文明的进步发展，使人日益成为社会机器的一个零件，成为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附庸品，人的自然本性被扭曲，文明已成为一种与人异在的客观力量压制着个体生命，使之成为一个抽象的贫乏所在。”【30】从《黑牡丹》、《鸟语》等小说来看，海派文学以道家素朴纯真的人性抗衡都市社会中异化人的力量，需要指出的是，现代文明对人的异化不局限在都市，而且它还逐渐延伸到农村，《怀乡病》、《渔人何长庆》等是形象的说明。总之，上述小说在批判现代文明的同时，又在为“铁笼”中的人寻找出路，走出都市、复归素朴是人的一种理想生存状态。
海派作家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与沈从文、废名等不同，在京派作家，“他们中许多人其实并不了解现代文明，只是凭着感性的认识和对一些具体事件的不满，才表现出对现代文明的恐惧和仇视，并进而全面否定了现代新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31】。海派作家对现代文明显然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如施蛰存、穆时英、徐讠于等人是洋场才子，他们本身就是现代都市里的一种风景，所以，如果说乡土作家否定现代都市未免是浅薄之见，那海派作家对现代性的批判则有一定的力度与深度。因此，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沈从文等以纯粹“乡下人”的身份反现代文明，至于海派作家，虽然他们也浑身散发出泥土味，但他们是一种混合物，由乡土精神与现代文明共同作用生成，所以，他们对现代性的批判既是一种反现代性又是一种审美现代性，它来自于现代自身，是对现代的不断完善。可见，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有审美现代性因素的话，海派小说是可以厕身其中的，它确实也承担了审美现代性的功能。海派作家在道家哲学中找到慰藉现代人的“心灵鸡汤”，“文明人割断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主题后来成为现代性批判的主旋律”【32】。西方人往往从古老的东方哲学里寻找灵感，海派作家则是继承了道家的智慧，以自然思想纠正现代性的负面影响。
对抗异化、复归素朴，为了突出这一主题，海派小说首先叙述了现代社会对人的压抑。穆时英是新感觉派“圣手”，他的小说很好地把握住现代都市“物”的本质，《黑牡丹》是其中的代表之一。都市故事的发生空间是舞厅，焦点是舞娘“黑牡丹”，她的倦乏在她与舞客之间引起一场对话：
“卷在生活的激流里，你知道的，喘过口气来的时候，已经沉到水底，再也浮不起来了。”
“我们这代人是胃的奴隶，肢体的奴隶……都叫生活压扁了的人啊！”
“譬如我。我是在奢侈里生活着的，脱离了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那么深深地浸在奢侈里，抓紧着生活，就在这奢侈里，在生活里我是疲倦了。——”
“是的，生活是机械地，用全速度向前冲刺着，我们究竟是有机体啊！……”
上述对话简短，但对现代人的刻画相当深刻。他们生活在物质的海洋里，物质的丰富程度、诱惑力就像《申报》上的消费品广告，所以，他们身不由己地占有各种物质、竭力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求。然而，在拥有物质的同时，他们其实也被物质拥有，一是他们得赚钱购买物质，二是他们的身心都被物质所迷惑。除了物质，他们没有了自己，这就是为现代文明所异化的人。没有灵魂，他们的灵魂被物质所攫取，他们只有倦怠的躯壳，他们需要休息更需要反思。患有现代文明病的人不只这两人，小说《鸟语》里的都市人也病了，因过于在乎名利、欲望，他“患着严重的神经衰弱”。呈病态的人很多，尤以刘呐鸥、穆时英等人的小说为最，吴福辉先生以为：“海派的这种文学中的‘人’，其显著的现代特征，是它感受文化压迫的敏锐性。”【33】说到底，现代文化压迫人，所以，我们能说，小说以都市叙事展开了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小说家也在为患“现代病”的人寻找出路，即小说的落脚点是人的解放，如何治疗都市病是小说要确立的另一个宗旨。
如《黑牡丹》里的都市人所言，他们“该找一个好的驿站休息一下”，放松身心，谋求解脱，于是，小说开始另类叙事，即田园或山水叙事。与都市叙事不同，后者着力凸显道家风范，叙述一种无负重的生活。《风景》里的现代人在旅行途中觅得片刻的身心放逐，他们走出都市脱光象征着文化的衣服、赤身走在自然，如“出笼的小鸟”把机械文明弃置身后，以放浪的生活抗拒文明的刻板，以原始对抗都市的人为。《鸟语》有更为突出的道家文化色彩，一是整个乡村的环境宁静和谐，二是人们过着简单朴质的生活，三是被人称为“白痴”的芸芊毫无机心、朴素如真人。无论是《黑牡丹》还是《鸟语》，小说均以诗一般的语言讴歌乡村美景与人们的淳朴生活，如：“外祖母家有一个后园，后园不小，都种满竹，也有几株果树，几丛野花，围着枯朽的篱笆。园中有一间凸出的轩子，是旧式的建筑。假如在过去，这后园应当是一个花园，这轩子一定是饮酒赏花赋诗的所在，但如今再没有人玩这些风雅的事，外祖母把它充作堆农具杂物的地方。”这一段描述真实地展示农村的风景，一是优美，如诗如画；二是没有多少人工气息、更没有文人气息，因为它是素朴的。再如，为都市物质所奴役的人，在来到圣五所隐居的别墅后，“黑牡丹坐在露台上静静地抽着烟，脸上已经没有了疲倦的样子，给生活压扁的样子”。这点明郊外的生活悠闲，人们不再用心，心不为外物所驱使。所以，田园或山水叙事的目的就在于给都市人找一处放牧心灵的地方，在于解放备受羁绊的人性，而道家生存哲学则是解脱的工具。
现代都市文明还在向乡土扩张，“这种现代文明正渐渐地侵蚀着乡村生活与乡下人淳朴的人性”【34】。注意到该现象的不只沈从文等乡土作家，海派作家对此也不乏深刻的认识。杜衡的小说《怀乡病》叙述一个古朴的乡村，那里的生活方式很古旧，人们的生活很简单。但是，随着现代公路延伸到这里，乡村的宁静被打破了，首受其害的是众多船夫，公共汽车的开通使得他们集体失业。于是，在那里，河流上几乎看不见船只来往，朴实知足的船夫因而不能养家糊口，他们被迫走上打家劫舍的道路。客观地说，现代化未必就是一个不好的进程，只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这对乡村也是有利的。不过，从小说的倾向看，批判现代、向往素朴的生活是它的大主题，这表明了作家有反现代文明的愿望。这种叙事可称为泛都市叙事，是都市叙事在乡村的延续。在这个方面，《渔人何长庆》也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受海派风气的影响，人们慢慢地有了对简单生活不满、向往奢华的心理，菊贞就是其中的一个。为繁华都市所诱惑，她来到上海，纯朴的心性被扭曲，她坠入上海物欲的地狱里，身不由己地堕落。可见，泛都市叙事揭示了都市文明对乡土自然人性的异化，特别是《怀乡病》，它犹如一曲田园牧歌的挽歌，深切地悲悼逝去的宁静乡村、淳朴人性、朴实生活。
而未遭受破坏的乡村，有着简单的富足、宁静的平和。如《渔人何长庆》有一大段对镇市的描述：“这个小镇的魅惑人的地方，还不仅是这些小山的故事，它又有一种满带着鱼腥的江村的景色，足以使人慨然想起了我国的富饶。每天上午，你从闸口镇的头上慢慢地走，向左方看，向右方看，一直走到南星桥市梢，你可以看见各种新鲜的鱼，……”这是一种天生的富饶，不像都市的繁华，有过多的人工色彩，是人欲疯狂追逐所致，乡村是朴素的。乡村人的生活是随时令的，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不会刻意追求；乡村人划船、打鱼、卖菜，都有着自然的随意。《渔人何长庆》是这么形容小镇人的：
正午之后，恰与都会的街上相反，大路上显得静寂了。店铺里的伙计，大都在靠着柜台打盹。即使寥寥的几个行人也显得神情十分懒散，拖拽着沉重而迟滞的脚步，到码头上，车站上去接候，或送别什么人，或是上澡堂子去洗澡，理发店里去剪发。小茶店里桌面空空，只有两三个默然相对的茶客。……一个陌生人会在这时候怅然有长日如年的感想。
没有速度，有的是懒散寥落；没有喧嚣，有的是静寂，乡村有古老的诗意，乡村叙事就是要描绘出这经久的诗意。风景是诗的，人在画中，生活自在，人性自然，这距离老庄的理想社会应该不会太远了。
上文论述了几个小说，它们可分为两种类型，但是，在叙事上它们有共同点。它们所叙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代表着邪恶、腐败、堕落、委琐，人性深受文明异化的现代都市；一个是代表着未受文明玷污，充满牧歌情调的乡村世界。”【35】这句话虽然是用来评价乡土小说的，但同样适用上述几个海派小说。而且，在沈从文等人的小说中，这两个世界大都是彼此分开的，在海派小说，二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么做的目的是：都市叙事不光着眼于批判，更在于拯救，唯有返回到自然，现代人才能从“铁笼”中解脱而诗意地栖居，因此，有人说，“老庄思想当下所成就的人生，实际是艺术的人生”【36】，而不是功利的人生。可见，都市叙事与乡村叙事形成反差，这就达到了小说的预期目的：反现代与复归到素朴。
三、自然人格与小说叙事
海派文学的自然人格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做自然人、自然做人、与自然合一。它始终有一个参照物，即为都市所异化的世俗人格，所以，这势必给小说叙事带来特定的影响，一方面，叙事必然受自然人格的制约，另一方面，为了进一步突出自然人格，必要的世俗叙事也不可少。换言之，自然人格在乡村叙事与都市叙事的对比中得以尽情展现。
《鸟语》里的叙述者是小说里的一个人物，他是都市中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他被人所创造的现代文化所异化，患有心理疾患，所以，他对相对朴素原始的乡村很有好感，对自然纯净的芸芊十分赞赏，小说正是从这个现代人的视角来看芸芊的。在叙述上，小说先从外围接近芸芊，她的第一次出场只是露了一个面，但因为给叙述者留下好的印象，所以，叙述者向旁人打听她，得到的答案是“她是一个白痴、绣花枕头”，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做女红、更不善于跟人交往。第二次出场则是在清晨里她与鸟的交流了，叙述者从中看到她的可爱，并且，随着交往的进一步加深，他“骤然看到她的脸的奇美与高贵”。他们的正式交往由此开始，叙事进入正面展示芸芊心性的阶段。小说叙事突出两个方面的内容，在人的文化领域，芸芊堪称痴笨；但她很神奇，她的神奇不属于人间、而是属于自然。因此，她在读书时神情恍惚，不过，她对诗歌《鸟语》有很不错的悟性，一讲到自然知识，她也很感兴趣。综合各种感受，叙述者有一段对她进行评价的描述：“我发觉她的悟性无疑的是超乎常人，她直觉非常灵敏，但是她没有系统与组织的能力，记忆力不强而感应力非常丰富，许多的回忆实际在她只是一种感应而不是记忆，她似乎有十个心灵，但缺少一个头脑，而她性格的超绝与美丽，纯洁与善良也许也正是这个原因了。”这是一个处于原始状态下的人，形容她的系列词是“悟性”、“直觉”、“感应力”、“心灵”，不吻合她的系列词是“系统”、“组织力”、“记忆力”、“头脑”，总之，她有“心”无“智”，她的心性停留在人的本真状态，没有进入人的文化领域，她真是“绝圣弃智”【37】的典型，因此，饱受现代文化之苦的叙述者，不仅努力地亲近她，而且，从中也看到人的解放的曙光。综上，小说在叙事上的特色是：从现代文明受害者的视角看芸芊，叙述者从远到近，以至于后来零距离跟她接触，对她的素朴、纯真、善良，叙述者作了高度的评价。
海派文学中以朴素天然的人性作为叙述对象的小说并不多，倒是叙述不拘泥于名利欲、率真地做人的人格的小说还有几个，如《怀乡病》、《渔人何长庆》、《黑牡丹》、《风景》等都是这种类型的小说。无一例外地，自然做人都遭到现代文明的挑战，有的人格解体了，如《怀乡病》里的长发；有的坚守做人的底线，如《渔人何长庆》中的长庆；有的则逃避现代文明、复归于素朴，如《黑牡丹》里的圣五。这些小说在叙事上各有特点。《怀乡病》一如《鸟语》，也有一个既是人物也是叙述者的现代知识分子，他对乡村的宁静谐和格外欣赏，对乡民的朴素、纯真颇有好感。小说将叙事焦点对准了船夫，他们还真有一点柳宗元诗歌里的“渔翁”的味道，在河里劳作、生活，做人比较自然，对生活没有太多的欲望。小说又集中叙述现代文明对诗意而古老田园生活的破坏，渔夫上岸了，他们亲近自然的生活结束了，进入人的社会，他们由不争而抗争，再也不自然做人了。与《怀乡病》叙述现代文明的冲击造成自然人格的解体不同，《渔人何长庆》则叙述渔夫固执地坚守原有的生活方式：一、现代文明也进入镇市，但长庆接过父辈衣钵，过着在文人看来如诗意一般的渔人生活，其实也就是道家的自然生活；二、菊贞听从都市的召唤，长庆把处在“地狱”中的她接回。可见，小说运用了对比的手法，一旦进入都市，人就不是自己的，而持续固有的生活方式，自然做人，人就有高度的自由。对长庆与菊贞的叙述阐明了一个悖论，主体张扬自我则失却主体性，反之，主体性得到高扬，这真是“外其身而身存”【38】。圣五可能深谙其中的道理，所以，他是现代隐士，从现代都市退出；而被叙述的另一方，则承受都市给他带来的身心痛苦。因此，上述小说仍不乏共同点，叙述对象总是有两个，一是道家的自然做人，二是都市中的物质化做人，在二者的对比中，小说突出了道家自然做人的救赎价值，文明人若不想失去自我，复归自然是必经之路。
在人造的都市里，人遗失了本性，丢失了自我，所以，道家文化小说给都市人指明的道路是，人从自然中来，自然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人唯有返回到自然中，心灵才有安顿之处。《怀乡病》、《黑牡丹》、《鸟语》等中的都市人都是一种无根的存在，而融入自然的人，长发、圣五、芸芊等脱离人化的社会，他们维护了生命自身的价值。对主体与客体合一的叙述，海派文学继承了古典文学的叙述模式，一是叙述景物，二是叙述主体化的景物，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主体、客体双向互动，主体寄情于物，因客体触发而主体情思兴起。总之，景物不是单纯的景物，而是人的情思、生命意识的寄托，这种写法在中国古代的诗歌、小说、戏剧中都很常见。毫无疑问，对它的熟练运用始于庄子，如《庄子》里的庄周梦蝶【39】、子非鱼【40】等都是有意混淆人与物隔阂的寓言，这种生命哲学与艺术思维方式对后人的影响很大。这又是文化叙事的一个体现，道家的生命哲学衍生出一种物我合一的审美人生，由此而生成了一种叙事（主要是抒情）模式。由以上所论能看出，海派道家文化小说不仅将道家哲学视为批判都市文化、走出人生困境的工具，而且，与道家哲学相关的叙事模式也为海派小说所承继。《田舍风景》、《怀乡病》、《黑牡丹》、《鸟语》等中所描述的田园风景自然、闲适、优美，主人公的心性与景色融为一体，这突出了生命因走向自然而获得极大自由。
以自然人格对抗现代都市体现了海派作家有一定的精英意识，他们没有完全迷失在都市的犬马声色中，也没有完全被金钱遮住慧眼，他们关注被物所奴役的人。他们寄希望于自然人格，这或许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态度，但文学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传达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在此基础上的叙事走向两个极端，都市叙事再现了现代文明的恶，人在都市躯体劳累、精神疲惫，从来就没有自由过；反之，田园叙事展现了道家的逍遥游，人不是物的奴隶，他们精神愉悦，生命从来就没有因人的文化而被囚禁。所以，我们可以说，自然人格既规范着田园叙事，也制约了都市叙事，这两种叙事是自然人格的两面，缺一便不完整。
注释：
【1】[俄]尤·迪尼亚诺夫：《论文学的演变》，[法]茨维坦·托多罗夫编：《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蔡鸿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页。
【2】[法]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符号学美学》，董学文、王葵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页。
【3】杨义：《中国叙事学的文化阐释》，载《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第32页。
【4】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5】徐岱：《小说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3页。
【6】[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3页。
【7】《周礼·仪礼·礼记》，岳麓书社出版社1989年版，第388页。
【8】王建科：《元明家庭家族叙事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4页。
【9】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载《张爱玲散文》，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98页。
【10】[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付礼军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5页。
【11】[法]茨维坦·托多罗夫：《文学作品分析》，黄晓敏译，张寅德编选：《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3页。
【12】徐岱：《小说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页。
【13】徐岱：《小说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页。
【14】杨洪承：《现代中国小说的叙事空间》，载《小说评论》2008年第2期，第68页。
【15】施蛰存：《关于〈黄心大师〉》，转引自卢洪涛：《佛教题材的世俗改写与历史文本的人性解读》，《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6期，第116页。
【16】唐韵：《即世成佛的苦修者》，载《飞天》2007年第8期，第50页。
【17】孙福轩：《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空间的文化论析》，载《广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7期，第74页。
【18】罗小东：《话本小说叙事研究》，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6—237页。
【19】卢洪涛：《佛教题材的世俗改写与历史文本的人性解读》，载《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6期，第115页。
【20】谭桂林：《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页。
【21】谭桂林：《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
【22】赵朴初：《赵朴初文集》（下卷），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808页。
【23】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56—157页。
【24】高永年：《中国叙事诗研究·前言》，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25】《庄子》，崇文书局2003年版，第253页。
【26】罗成琰：《百年文学与传统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页。
【27】《庄子》，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88页。
【28】《庄子》，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13页。
【29】[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2页。
【30】罗成琰：《百年文学与传统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108页。
【31】栾梅健：《纯与俗的变奏》，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页。
【32】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4页。
【33】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05页。
【34】罗成琰：《百年文学与传统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页。
【35】罗成琰：《百年文学与传统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
【36】刘介民：《道家文化与太极诗学》，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37】《老子》，崇文书局2003年版，第42页。
【38】《老子》，崇文书局2003年版，第14页。
【39】《庄子》，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18页。
【40】《庄子》，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1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