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法国知识界的剧变
80年代初期，法国知识界的两大巨星萨特与雷蒙·阿隆相继谢世。在这前后，数名在年龄上要比他们小一辈左右的知识精英也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或者是虽生犹死。这一切，使得这一时期的法国知识分子不时地与各种追悼仪式打交道，并经常地沉浸在悲痛之中。
始自70年代中期，亦即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辉煌的30年”最终画上句号之际，既老又病的萨特的身体状况日趋恶化，他不仅身体虚弱，而且还双目失明。但他并不服老，更不愿停止表达自己的仍带有激进色彩的思想。1980年3月，萨特在接见记者时说：“我将在至多五年内死去，在实际上我想是十年，但很可能是五年。总而言之，这个世界看来是丑恶的、坏的和没有希望的。这是一个将在其中死去的老人怀有的安详的绝望心情。但是，恰巧是这一点，我坚持反抗，而且我意识到，我将在希望中死去，但这个希望，必须加以创建。”【1】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萨特因肺水肿住进医院。4月15日晚9时，一代思想巨人萨特病逝于医院，享年75岁。
萨特逝世的消息传出后，整个法国，乃至全世界都受到强烈震动。各国的通讯社、报纸和电台立即发布消息、文章和各种评论。时任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宣称，萨特逝世，就好像我们这个时代陨落了一颗明亮的智慧之星。时任法国政府总理雷蒙·巴尔（Raymond Barre）则说，萨特是“当今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他的逝世“使法国和国际思想界蒙受了损失”。与此同时，法国与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也纷纷写文章和发表谈话表示最深切的悼念。
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莫德加·莫兰（Edgar Morin）把萨特誉为“左派知识分子的发言人、象征和英雄”。他说，萨特自1945年以来一直不停地“探索政治的真谛，他的探索是为了保护受压迫的人，与特权阶级无关；是为了求得团结，没有妄自尊大的孤独；是为了寻找历史的现身说法，没有抽象的理念；是为了采取有效的行动，没有滔滔不绝的宣言。唯其如此，他在漫长的道路上看到了革命思想的全部问题和变化”【2】。
福柯则肯定萨特在提高公众的思想和政治觉悟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自战争结束以后……我们看到，具有深厚学术根基的思想……开始面向广大的公众而不是仅仅面向大学。现在，即使没有类似萨特那种地位的人来继续这项事业，这种现象也已经变得很普通了。只有萨特，或者说萨特和梅洛-庞蒂，能够做到这一点。”【3】
就连萨特的老对头雷蒙·阿隆也在萨特逝世时在《快报》上发表文章向萨特表示敬意，肯定“萨特一生都是一位深刻的伦理学家”。他还写道：“尽管他受革命绝对主义的逻辑的影响，写了一些关于暴力的文章，比如法农的那本书《全世界受苦的人》的前言，就可以收在有迷惑力的文学作品选读里……他从来没有向他所观察到的、他所批判的社会生活低头。他认为，这种生活不适合于他理想中的人类。乌托邦？太平盛世论？更确切地说，是对另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希望或渴求。”【4】
4月19日为萨特遗体举行安葬仪式时，5万多人列队护送萨特的灵柩前往蒙帕纳斯公墓。是时，伫立在道路两旁目送灵车的人群不计其数，更多人则守着电视机收看电视转播。当灵车到达蒙帕纳斯公墓时，公墓内外早已人山人海，使得灵车一再受阻。总之，其场面极为感人。
3年后，战后法国另一位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雷蒙·阿隆也因心脏病发作而在1983年10月17日辞别人世，法国知识界再次遭受重创。
阿隆一生致力于哲学、政治、军事、经济和历史等方面的研究，知识渊博，著作等身。他曾执政于欧美著名学府，并先后被英、美等国科学院和牛津大学等授予荣誉院士或荣誉博士称号，此外，在1970年，阿隆还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入选法兰西学院。阿隆同时还是法国20世纪首屈一指的社论作者和专栏作家。他头脑清晰，思维敏捷，擅长分析，能够在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抓住问题实质，提出独到的见解。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作为法国自由派知识界的代言人，能够直言不讳地讲出西方政治家想讲而不能讲的思想。然而，由于法国知识界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为以萨特为首的左翼知识分子所左右，使得阿隆在知识界有如一个孤独的斗士。他的名声被其同窗、后来的对头萨特远远地盖过。但是，阿隆并没有气馁。阿隆说，尼采曾预言，20世纪将是以哲学名义进行大战的世纪，而他就是试图以自己的著述参加大战。正因为如此，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阿隆多次战胜从政的诱惑，坚持以学者和记者的身份观察着20世纪的风云变幻，并始终把自己定位为“介入的旁观者”。
从1979年开始，自知死神已向他逼近的阿隆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于撰写自己的回忆录。他为这部回忆录取了个副标题：“50年的政治思考”。【5】在该书中，阿隆有意突出自己与20世纪历史密切联系的精神历程，同时淡化他认为没多大意思的个人生平。没想到，这部厚达750页、艰涩难懂的巨著在1983年出版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短短的时间里，该书就售出了数十万册。法国的各种报刊、电台与电视台等均把该书的问世作为当年的文坛大事，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尤其令人感慨的是，不少当年深受萨特影响的左翼知识分子在看了《回忆录》之后，纷纷写信给阿隆，对自己长期来误解他，并对他抱着敌对态度表示深深的歉意。这当中，以法国著名的现代史专家、原左翼知识分子米歇尔·维诺克的信最具代表性，信中写道：
我想向你表达阅读你的大作时我体验到的精神上的快乐。和今天许许多多敬佩你的人一样，我来自左翼，甚至极左翼，在大约25年间，你的名字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套用你的友人尼赞的话说——“看门狗”。就我而言，我从未分享这种共同的厌恶，道理很简单：20岁那年，我为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战斗时，曾把你的《阿尔及利亚的悲剧》当作我们最好的战斗武器之一。不过，你仍是《费加罗报》的人，就是说资本家的人。你是聪明的对手，但还是对手。我的情况很普通。法国知识界的心理环境使我长期远离你的大部分著述。1962年至1975年我一直在《精神》杂志工作，在那里我从未听到过敌视你的言论；大家尊重知识分子，但和别处一样对你有怀疑：你是有钱人一边的。与此同时，我在万桑大学任教——从它成立至1976年，我猜你想象得出我们的左翼学生是怎样厚待你的。然而，正是在万桑大学这些年，我真正开始读你的书……并劝别人读你的书。周围的左派和你有个共同点，即反共，尽管性质不同。我和几个后来成为我的朋友的大学生，把你视为一个有争议的作者，就是说完全不同于一个遭人痛恨或遭禁的作者。随着知识分子的非马克思主义化，我们开始真正发现了你。回顾往事，我佩服你迎着风浪，顶住来自你的天然环境，来自知识界的压力，坚持自己的立场。单凭你早已有的把政治分析与感情分开的愿望是不够的，你还需要平静超凡的精神勇气。如今的报复多么痛快淋漓。【6】
然而，就在这一年的10月17日，阿隆因心脏病发作猝然而死。阿隆的突然谢世使刚刚通过其《回忆录》进一步认识其人其作品之价值的舆论惊呆了。人们痛悼法国失去了本世纪最后一位思想导师。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向阿隆夫人发去唁电，向这位“主张对话、信念坚定、学养深厚的人”表示致敬；【7】基辛格将阿隆称为“我的导师”，并感叹：“没有雷蒙·阿隆，世界将感到更加孤独与空虚”；【8】法国所有的著名报刊都做出了反应，《解放报》（Libération）以“法国失去了自己的老师”作为标题，【9】《世界报》（Le Monde）为纪念这位“清醒而睿智的教授”辟出了整整三个版面，【10】《新观察家》（Le NouveLObservateur）和《快报》（L'Express）则分别发表了大量悼念这位“超凡出众”的知识分子的文章。【11】
随着萨特与阿隆的相继逝世，两人之间持续数十年之久的“世纪之争”亦最终画上了句号。值得人们深思的是，两人生前的一荣一冷的命运在其逝世多年后出现了逆转。随着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相继遭受巨大的挫折，西方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消退，而传统的自由主义得到加强。这一趋势在法国知识界的表现是：卢梭-萨特一派的激进思想日趋衰落，而孟德斯鸠-托克维尔-阿隆的传统自由派思想正逐渐占据上风。具体表现在萨特与阿隆身上，则是萨特那些充满光彩和激情的著作中的许多观点已不能不受到历史的严厉责难，而自称“从未以辩证的名义去为无法辩护的东西进行辩护”的阿隆，以其著作中反映出来的明澈的理性和无懈可击的分析能力日益被人誉为“智坛巨星”、“思想泰斗”。
如果说，萨特与阿隆撒手人寰标志着一代知识分子的结束的话，那么，以下几位在辈分上比他们要低一辈左右的知识精英的早逝或精神失常，也使法国知识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1979年10月3日，以结构主义的国家理论和阶级理论蜚声知识界的尼科·濮兰查斯（Nico Poulantzas）【12】用自杀手段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年43岁。
1980年2月，一位与列维-斯特劳斯、福柯、拉康齐名的学术名流，身后被誉为法国当代最优秀的文学批评家、巴黎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之一罗兰·巴特因穿越街道时被卡车撞伤，在一个月后不治身亡，时年65岁。
同年11月16日，62岁的阿尔杜塞为长他10岁的妻子按摩颈部时，因躁郁症发作勒死了妻子。事后，阿尔杜塞被送进精神病院监护起来，处于虽生犹死的状态。1990年，阿尔杜塞死于一家老人院。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1984年6月25日，年仅58岁，且已在萨特之后被推上法国思想界顶峰的福柯竟因患上艾滋病而溘然长辞。消息传来，法国乃至世界知识界都为之惋惜，为之震动。包括《世界报》、《费加罗报》、《新观察家》在内的各大报刊都在头版或重要位置发布消息和悼念文章。其中在6月29日出版的《新观察家》上，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3】称福柯之死使“法国丧失了这个时代的一个最辉煌的思想家、一个最富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更多的知识分子认为，“萨特和福柯的相继逝世是两个时代的死亡”。不少人带着一种惆怅的失落感茫然不知所措。
从总体上看，并且相对而言，进入80年代后的法国知识分子似乎已失却了本世纪早期与中期时的激情。人们不会忘记，法国知识分子在30年代曾围绕着处于危机中的法国该向何处去而慷慨激昂地展开辩论，50年代围绕着共产主义和苏联社会的性质问题势不两立地争论不休，60年代又围绕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没完没了地大打笔仗。然而，进入80年代后，这种在整个法国社会引起极大反响的大辩论显然已经成为历史。积极参加辩论的知识分子愈来愈少，即使围绕着某些问题展开辩论，也往往局限于报纸与期刊讨论的范围之内。由于受全球性的政治气候的影响，在战后长期控制着法国知识界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势力在明显地削弱。同时，他们当中坚定地追随法共的人在日益减少，更多的共产党的同路人转向了社会党，还有一些人则在积极加入捍卫人权、保护生态斗争的同时拒绝投靠任何左翼政党。相反，不少知识分子已经回归到传统的自由主义立场，导致近代的托克维尔、当代的雷蒙·阿隆的著作一时洛阳纸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法国知识界领衔人物的几位著名的知识分子似乎正茫然不知所措。对此，法国著名评论家阿兰·杜阿梅尔（AlaiNDuhamel）曾如是评论说，他们就“仿佛是一批准备转地放牧的牧羊人，已经离开了原地，但尚不清楚去向何处”。70年代后期，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曾试图拉拢他们，如他曾在爱丽舍宫为法国知识精英举行过轰动一时的“知识分子的晚餐”，但并未奏效，而80年代初上台的社会党政府也曾向他们抛出绣球，但也同样被他们所冷落。
不过，如果说社会党政府在争取“著名知识分子”方面收效甚微的话，那么，其上台执政却实实在在地演绎出了一个新的“教授共和国”：大批大、中学教授或教师出身的人进入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其中，在莫鲁瓦（Maurois）【14】政府的35位部长中有10位是教授，在负责部长办公室一级工作官员中，教师职业者由雷蒙·巴尔时期的13名猛增至莫鲁瓦时期的50名。当然，其最具象征意义的是，总理莫鲁瓦、国民议会长路易·梅尔马兹（Louis Mermaz）和社会党第一书记利昂内尔·若斯潘（Léonard Jospin）三人都是教师出身。莫鲁瓦出生于法国北方一个清寒的家庭，当过技校的教师；梅尔马兹拥有历史教员学衔；而小学教师家庭出身的若斯潘在从国家行政学院毕业后，虽因成绩优异被选入外交部任职，但他不久就放弃了在凯道赛的工作，宁愿在学校里教授经济学课程。
然而，新的“教授共和国”的出现并没有使法国的知识界重新振作起来。相反，随着萨特、阿隆、福柯等法国知识界的巨星一一陨落，随着知识分子们对社会党执政后的所为日益失望，法国知识分子在社会舞台上显得非常的低沉。
知识分子们的“沉默”，很快就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一时间，许多报刊在谈到知识分子时开始频频使用“危机”、“衰落”等词语来形容法国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与此同时，法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对知识分子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角色定位与作用重新进行审视。
例如，1980年5月，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15】，这位与出版社等媒体关系极其密切，且在扩大“新史学”，或曰“年鉴学派的第三代”的社会影响方面贡献巨大的著名知识分子在其刚刚创办的《争鸣》（Le Débat）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分子们究竟能干什么？》的文章。他在此文中宣称：“权威人士型的知识分子（l'intellectuel-oracle）已经过时了。现今没有人会为自己是否该加入外籍军团或让自己的女友堕胎之类的事情去请教米歇尔·福柯，而在过去，他们会为此去向萨特讨教。尽管他【16】拥有极高的声望，但其身上已不再具有神职人员般的光环。知识分子正在强力地被世俗化，其作为先知的特征已不复存在。科学方面的投资已使他被淹没在一个巨大的由科研团体和科研经费等编织成的网络之中。”【17】
1983年7月26日，社会党政府的发言人马克斯·加罗（Max Gal-lo）在《世界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分子、政治、现代性》文章。【18】此文一方面号召知识分子开展对法国需要什么样的“转变”才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赶上潮流”的讨论，另一方面也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法国知识分子未能很好地理解与支持社会党政府的抱怨：“与1968年5月事件有着明显关系的1981年5月至6月的事件被世人看作是左派的胜利，而作为象征性团体的知识分子没怎么参加，至少没有积极参加。因此，在这个知识分子团体和新政权之间出现了问题：相互不理解、失望，号召那些只是在形式上支持政治，但在研究上并不总是‘激进’的作者们反对政府。因此，许多知识分子的情感被遗忘或遭到冷遇，或者只是被用来歌功颂德。这种情形造成严重的后果。”文章在结尾时还强调道：“国家首先需要的不是名人的名字出现在政治论坛上，而是需要它们出现在独立的、真实的思考中。”【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