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金卫东 整理 曹晓波
大殿里，4米多高的脚手架，上面有两人在画画。一个女的，瘦弱，和巨大的画没法相比。
我祖籍浙江，生长在西安。西安老家附近有一个唐代卧龙寺，清代整修时慈禧题了碑。“文革”时，碑和七楼石牌坊被砸了，堆了一堆儿。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在古都，远方朋友若来就三句话离不了盛唐。我对历史有兴趣，有一天和几个同学去找慈禧的字。这话是十六七年前吧，字没找着，进大殿看见了4米多高的脚手架，上面有两人在画画。一个女的，一米五六的样子，瘦弱，和巨大的画没法相比，我很佩服。男的是她父亲，健谈，说画的是敦煌壁画。
他叫杨同乐，1952年西安美院毕业，一直在敦煌莫高窟从事壁画保护工作，敦煌曾给了他辉煌的创作灵感，却没能给他一个爱人。40岁的杨先生在1965年回西安后，才有了家，有了爱女杨东苗，后来他成为我的岳父。
他们在画藻井，一种古代最神秘的装饰画，布满了整个大殿的顶棚。我学的是旅游专业，读过几本旅游与历史的书。说起唐代的仕女为什么胖，专家说国泰粮足，吃胖的。我说不对，是民族的不同，唐代的统治者本是游牧民族，从食肉习性到农居安定，肯定会胖。我说“五胡乱中华”的说法不对，应该是“五胡入中华”，是融入。我的说法得到了杨先生的认可，因为壁画中也有表现江南女子的，画中女子不胖，纤纤如柳。
我常去卧龙寺，熟了。杨东苗说，你看我整天忙画，不少书没时间读，你能不能拿几本去抽空看看，给我讲讲。我说我朗读能力不行。她说像聊天就可以。后来，我每周六去讲，他们有两个助手，也一起听：比如敦煌莫高窟是怎么来的、古丝绸之路和莫高窟的关系、有了海上丝绸之路后敦煌的衰败、一千多年中壁画创作的风格，等等。
杨东苗自小学画，读过西安美术专科，后来要升大学，香港的一个寺院邀她去设计佛塔的九个藻井图，大学没读成。有一天她说，你和我们一起搞敦煌壁画修复吧。我说我有工作。她说餐饮业不少你一个，搞敦煌壁画修复还正需要你。婚后才知道，当时的杨东苗就有了复原敦煌壁画的大胆想法，她需要一个志同道合的人。
十月革命后，大股白匪从新疆进入，缴了械。人怎么办？有人提议，莫高窟不都空着吗？
1995年，我们结婚，蜜月中，去了敦煌。我站在30多米高的断壁前，真是目瞪口呆。那崖壁，密密麻麻全是蜂窝一样的洞窟。一进去，头上藻井，壁上人物，压制精美花纹的地砖，满满腾腾，没有一丝的空白，全是顶级艺术与智慧的堆砌。这在游人看来，应该是衣食无忧的情况下很悠闲地一笔一画细描出的艺术品。但是，有多少人知道，那都是在缺衣少食、无边无际的戈壁滩上创造的人类奇迹啊。
现在一说中国人，太现实了，到敦煌看看，那完全是一个永恒的精神家园！
壁画毁坏得太厉害，有风沙暴雨的侵蚀，有人为的破坏。当地人的破坏倒是无意的，外来人却全是蓄意，英国、美国、日本的探险家，将一整个壁画切割盗走的都有。
俄罗斯十月革命，大股白匪从新疆进入，被当地政府缴了械。人怎么办？有人提议莫高窟不都空着吗。人关进洞窟，天寒烤火，不少壁画熏黑了，佛脸的金箔也被刮走。常书鸿先生去了后，带了人用棉球一点一点地擦净。
你看（金卫东翻开画册）——这一幅是第220窟的初唐“阿弥陀净土经变”图，也就是用图解的形式释说佛经，3米2高，3米6宽。当时东苗站在这壁画前，流下了眼泪。因为和她第一次见到这幅壁画时相比，仅仅十年，剥落得更厉害。
从唐代开始，莫高窟的崖壁上石窟已经开满了，不够画了，发展到离敦煌东南160公里的榆林，鼎盛时期石窟很多，现仍然保存有55个壁画石窟，新疆也有。
和莫高窟相比，榆林石窟损坏得更厉害，存世极少。这一切促使杨东苗萌发了复原敦煌壁画的决心。她说，再不抓紧将它们复原下来，我们的后代子孙也许就没有读懂本民族的素材了。
张大千两赴敦煌，带着川菜厨子，马步芳派兵护送，耗费5000两黄金，才临摹了100多幅
敦煌壁画的临摹有三种：一是按原壁的现状临摹，像复制文物，有亲临其境的真实感；二是色彩如旧，将残破或模糊的形象加工整理，使其完整清晰；三是复原，也就是将壁画恢复到原创时的面貌。杨东苗决心走的就是最后一条路，难度可想而知。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确定了所要临摹的壁画后，首先要读画，要了解原画所表达的主题、时代特征、造型手段、结构形成和着彩方式。只有这样，才能下笔如神。著名的美术评论家、陕西国画院美术研究室主任程征教授曾说：杨东苗、金卫东的复原临摹，是临摹中难度最大的一种，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创作。
好在敦煌研究界那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壁画原照与幻灯反转片，面对斑驳变黑的原作，我们先将画的线条在灯光架上临摹下来，再投影放大，按原尺寸线描在白纸上；然后再将白纸上的画复制到白绢上。这个过程，需要娴熟地掌握毛笔的轻、重、徐、疾，尤其是造型优美隽雅的工笔人物，只有将用笔的长、尖、细、圆、齐、健都充分地体现出来，才能再现壁画的那一种无与伦比的线条美。最后，才是着色。
直到现在，仍有三位和我们同样对敦煌壁画痴爱如迷的助手，孜孜不倦跟随我们继续着这一宏大的文化工程。真的，10多年了，没有对敦煌壁画复原的坚定信念，是难以想象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持到今天的。
比方说吧，一幅三米见方的大幅画，要是一上手，几乎停不下来。饿了，也没有个准点吃饭的时间，生活越简单越好。东苗说过，干这一件事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从来不爱钱；一种是从来不愁钱。
可以说，当初我们是属于后一种。杨东苗家不缺钱，又赶上她家拆迁，她和父亲去香港寺院画藻井挣钱买下的房子，一拆迁，就补偿了五套。东苗向她爸要钱，我岳父知道她想实现复原敦煌壁画的梦，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当年张大千两赴敦煌，带着川菜厨子，军阀马步芳派兵护送，耗费5000两黄金，才临摹了100多幅。现在，国家机关都没能搞这么大的工程，以你个人之力，完成不了如此巨大的工程。
但东苗还是坚持，她爸给了她两套房子的钱，当时也就20万。东苗立即就在西安南郊租了一个仓库，我们从住了一个多月的“新房”搬了过去。
“新房”连同新的家具、新的“囍”字，一起租给了一对新婚夫妇。“新房”的租金，也正好够仓库的租金。
这仓库很烂，100多块窗玻璃碎了三分之二，麻雀乱飞，满地垃圾，老鼠出没。光废料就运出了满满16车，又拉回了一三轮车的玻璃安装了窗门。
日本人牛啊，说我这技术，就是唐代从中国传来的，纯天然的彩石粉，一买就是几万块
我们首先搞线描，从敦煌人物的手姿开始临摹。敦煌壁画，佛像千姿百态，佛手也无一雷同。一天12个小时的干，正值雨季，一下雨，顶上的破瓦直往里灌水。往往是在半夜，我和东苗起来，把棉被盖在画上，棉被上再放小碗小盆接水。西安的雨，一停就晴，早上放亮，助手来了，都看不出晚上的折腾。我上房盖瓦，他们才知道昨夜又遭殃了。
上了脚手架，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天天如此，没有所谓的星期天。有一天在给一幅巨型经变图上色，不知怎的一阵晕眩，我从架上掉了下来，我想站起来，不料右小腿的骨头一下子戳出了皮肉。因为伤口感染，我在床上躺了将近一年。这一年东苗除了侍候我，还要接着复原壁画。（金卫东撸起裤腿，露出一个浅黑色的疤。）害得我现在一上高处，心就直打哆嗦。当年敦煌的画匠、画僧，靠的是对佛的信念，我们靠的是对中华文化的敬仰。
后来东苗到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进修了半年，她认为复原敦煌壁画，只有军人的宣传画艺术，才拥有那一种气势与工作量。到了第四年，壁画的线描稿一张一张出来了，我有一种成就感，我想即使倾家荡产，也要支持东苗干下去。
刚才不是说杨东苗家不缺钱吗？但对于复原敦煌艺术来讲，只是杯水车薪而已。四年中，东苗卖掉了所有值钱的东西，用光了婚前婚后的积蓄。我俩不敢有孩子，省吃俭用，每月包括助手的工资在内最少也得4000元日常开支。还有颜料、画布，持续的精力与财力都是巨大的。
线描以后，第二步是着色。在莫高窟中，壁画大多已经褪色。请教专家，褪色的都是一些自然化合物：橘红的铅丹，白的碳酸铅，都是泥土中挖出后直接能用的那种，真可谓铅华褪尽。
东苗从北京回来，她说该用石粉，纯天然的彩石的粉。西藏的唐卡经久不褪，用的就是它，日本有卖。日本人牛啊，说你买对了，我这技术，就是唐代从中国传来的，你们用上了化工颜料，我们还保留石粉颜料的工艺。十几块人民币一克的颜料，一买就是几万块。画布，也是挑最好的浙绢，这几年，光是用浙绢，就超过了一公里。
最困难的时候也想过，我是不是应该出去挣钱养家，养活我们共同的追求？我学旅游的嘛，我可以做西北导游的业务。当时感觉还没到这一步，但我有所准备的。
部队宿营在敦煌。有个连长往壁上挂地图，钉子钉在佛头上。团长说：“拉出去枪毙！”
有一天，一直在关注着我们的程征老师来了。他说，你们应该办画展，以前我不跟你们说，因为你们有大量的绘画工作。现在你们再不办展，就没有经费来源，我怕你们坚持不到最后。
他说，敦煌壁画的复原，也只有靠你们。我问为什么？他说：第一，敦煌壁画体现的是共性，公家的画家太有个性，画家之间高度合作做不到；第二，我们没有这效率；第三，这需要一种责任感。
我一听，真像有一种使命啊。当时有人提议，最好有媒体报道一下。
媒体的人后来还真来了，华商报的三个女记者，一个还是美院毕业。她说，总编特意要她以内行的眼光来看看。当时我们正好在画两幅特大的经变图，全是工笔画。记者们看我们一笔一笔地着色，说比绣花都细。
专稿见报后，西安市园文局的向局长和博物馆处的贠（yun）处长来了。向局长问需要什么帮助吗，我说想办画展，西安人有一半没去过敦煌，应该让他们能在家门口看看中华文化的辉煌。向局长说：“哪是一半人啊，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没去过，展览一定要办，什么时候到我办公室来商量一下。”
我去了，向局长说：“你看办展览一个月5000块钱怎么样？”我说太贵，我们目前一个月的经费都不敢超过4000块。他笑了，他说不是，是我们每个月给你5000块。你们理所当然地要拿，这是弘扬民族文化，应该支持；再说，博物馆门票也会因举办敦煌画展而大幅度增加。
时值“十一”黄金周，也是王道士发现莫高窟藏经洞一百周年，我们在西安钟鼓楼办了个“百年敦煌展”。开幕那天，秧歌队、舞狮队全来了。参观的人特别多，本来打算展一个月，到了日子，贠处长说，你们收回去也就卷起来放进画筒里，不如继续展出，还有收入。哎，我说公家人真是在为我们着想。
有一天，中国旅行社陕西分社社长张敏先生来看展览，他也有敦煌情结。他说，他的情结来自他父亲，他父亲抗美援朝时是个团长，回国后带部队去西藏，路过敦煌，在莫高窟前宿营。帐篷不够用，士兵有露营的。天冷啊，当时管敦煌的常书鸿先生就和张敏的爸爸说，我就开几个洞窟吧，士兵们就可以不受冻了，这天要冻坏的。
张敏的爸爸是个文化人，他和士兵说，敦煌壁画是国宝，谁也不许靠近，不许在壁前靠枪支。这么说，他还是不放心，去检查，正好有个连长往壁上挂地图，钉子钉在佛头上。
团长说：“拉出去枪毙！”大家一看，是真事儿啊，都求情，不行。
这时候常书鸿先生说话了：“我也很心疼，但还是不要用画头来换真头吧。”
张敏看我们工作条件太简陋，他说，我们“中旅”有一个大会议室，平时也不用，导游们总在外面，几个副总在办公室开会就可以了，你们搬进来当工作室用吧。
张敏说得很诚恳，我就去看了。我说，好是好，但我们是要往墙上裱画的，要是木壁就好了。
过了一个星期，张敏要我再去。我去了，一看，墙上从上到下全覆了木板。张敏说，里面是木条打的底，颜料搞湿了也会很快干燥。
也就这时候，原来是旅行社法语导游的王晖与我们走到了一起，他也是有敦煌情结的人。他总说敦煌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自信，他愿意用一生来传递这种自信。从此以后，王晖负责经营，东苗带人一心搞创作，我主要负责线描的放大，还有文字和后勤。直到现在，我们风雨同舟。
参观者排起长队。学生大多带了临摹本，老年观众相对多些。日本人也有出高价来买的
西安文物局的贠处长有不少同学在各地文物、博物馆部门，介绍我们到北京故宫的朝房去搞过一个小型展览，后来又介绍我们去了佛山，正好是春节，人多啊，报社、电视台都来了。这其中，就有你们浙江电视台，他们是特意赶来的。
后来浙江卫视播出佛山敦煌展的那一天，上海证大集团的董事长戴志康正在海南度假，他是中国人民大学财经系出身，文化底蕴厚。他说，我从不在白天看电视，这一天没事，一打开电视，就看到敦煌壁画展了。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你们应该到上海、杭州这种文化底蕴厚的城市来办展，场地、经费我出，你看行吗？我说行。佛山展出一个月后，我们应邀去了顺德，然后直奔杭州。在杭州的湖畔花园，有一个大厅，本来准备搞歌舞厅的，马上按我们的要求，改成展厅。
参观者排起了长队。学生大多带了临摹本，六七十岁的老年观众相对多些，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几乎每一天都来，我印象特深。外国人也有，一看敦煌壁画，说不得了啊，中国先民的艺术，真值得夸赞。
巧的是开展那天，正好胡锦涛的车子路过，停了下来，在省长张德江的陪同下参观了展览。胡锦涛说，他对敦煌很感兴趣，企业家应该有这样的眼力，要扶持民族的文化艺术事业。
在杭州，“证大”还给我们提供了工作室和经费。2001年5月，我们又在浙江图书馆办了一次展览，浙江古籍出版社也来了，当时的社长是徐忠良，他的师兄是敦煌协会秘书长柴剑虹。徐忠良说，这类书的市场不会很大，但需要的人还真搞不到，全国大概有两三千册的需求，版税也就几千块钱。我说，能让敦煌画册走向全国，就是我们的愿望。
于是有了《再现敦煌》、《敦煌壁画线描》、《敦煌手姿》……
全卖光了。有个台湾人在王府井买了一本，台湾也有敦煌学啊，看上了，和浙江古籍出版社联系，他们也出了一版。你看，就这本，台湾佛光山星云法师的题词：“愿将佛手双垂下，拂得人间一样平”；这还有席慕容题词的推荐。
日本人也有出高价来买的，展品是坚决不卖的，小的复制品可以。日本人很崇拜敦煌，有一个医生，晚上到我们的住所，用笔谈的方式，买了一幅药师画。他说，回去后要在自己诊所恭恭敬敬地供上。
哦，对了，我们的孩子也是在杭州出生的。
我们不像有些画家，技艺到了一定高度，能卖出好价钱，可以用来投资。敦煌画不能掺杂任何个人色彩
在上海浦东的几年，是我们工作成绩最好的几年，我们着重复原唐朝的壁画，它是莫高窟艺术中最美的一部分。“证大”给了我们很大的画室。戴志康也为我们出了不少主意，今年元宵上海玉佛寺的展览，就是他与他的老师联系的。
这几天，敦煌壁画的第六本书《藻井100图》和第七本《边饰圆光合集》样书文字校正正在进行。
敦煌壁画，前后历经1000余年，现存壁画50000多平方米，完全复原不太可能。十几年来，我们取其精华，已经复原了280多幅。
这一幅最精彩的经变图（金卫东翻开画册），3米4高，3米6宽，你看，画面多恢弘，你就是去了莫高窟，也未必能看到。这画啊，东苗画了近一年，她不敢参加社会活动，会见什么人。她最珍贵的，就是时间。
我们的团队现在取名“东敦煌”，从狭义上讲，体现的是杨东苗、金卫东再现敦煌工程，我们的名字中都有一个“东”字；广义地说，就是弘扬博大精深的东方文化。
成绩让我们信心倍增。但我们目前仍然困难，或许比当年在西安仓库时还要困难。我们不像有些画家，个人技艺到了一定的高度，能卖出好价钱，可以用来投资。敦煌画不行，不能掺杂任何个人色彩，文化价值高，没有销售行情，只能收藏，没有行市。以画养画，还真行不通。
而且现在，“证大”可能是因为金融危机，裁减了不少非核心的项目，原来给我们的经费这两年也给不起了，但画室还让我们使用，免水电费。
别看展览办得热热闹闹，留言本上的话句句热情洋溢，但谁能知道我们的苦衷？除了西安钟鼓楼，其他各地的展出也都是要付场地费的，我们很矛盾啊。
是的，我们就是靠信念支撑着。现在，我虽然看不到将来，但是我和东苗的心里，自从有了敦煌，就认准三个字：“干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