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芿登陆后，亦主要滞留于吴越地区。他先后师从吴越的五山十刹高僧学习律宗及禅、天台等。他巡游了天台山，从明州景福寺之如庵了宏（元照直传）学南山律宗达三年。又赴明州之雪窦及临安之径山学禅，还从秀州华亭县之超果教院的北峰宗印学天台，为时长达八年。后住临安府的下天竺，与禅、教、律诸宗诸大德论道，与公卿大夫多有交往。
他曾先后三次入宋，在吴越地区游学达十三年之久。最后一次回国是在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俊芿携回佛学典籍两千余卷。另外，俊芿还携带了吴越僧赠送的佛舍利、普贤舍利、如庵舍利、释迦碑文、水墨罗汉画等物品回到日本，其中水墨罗汉像对日本后世的罗汉像有很大影响。所以，俊芿对于当时日本佛教界影响甚巨。俊芿另携有儒书二五六卷、杂书四六三卷，其中就有朱熹所著的《大学中庸章句》与《论孟集注》等，这被学界认为是宋学传入日本的嚆矢。
在奈良朝兴起的由唐鉴真和尚传入的《四分律》及律宗，到平安时代已逐渐萎靡不振，到中世以后，其法脉即将断绝。然而到了镰仓初期，日本律宗有重新振兴之势。俊芿是入宋学习律宗的代表人物。在他之后，他的很多弟子也陆续入宋，进一步传习戒律，因曾复兴京都仙游寺，更名为泉涌寺，一度为台、禅、律之道场，故其律宗称北京律，俊芿乃号称“日本律宗之中兴祖”，颇受上下尊信。俊芿还曾得高仓、后鸟派及顺德等天皇之皈依。日本安贞元年（1227），俊芿在泉涌寺示寂，世寿六十二，法腊四十四，敕谥号“大兴正法国师”、“月轮大师”。其著作有《三千义备捡》二卷、《佛法宗旨论》一卷、《念佛三昧方法》一卷、《坐禅事仪》一卷等。俊芿生前仍念念不忘宋地，曾遣弟子思齐、幸命为其使者，携日僧所撰写的律学著作及财物多件赠给宋朝，以志感念。
俊芿之后，又有立志抄写藏经一部的日本僧人安觉良祐（色定）于日本建仁年间（1201—1203）入宋，在吴越地区的杭州、明州等地滞留十余年。结果只抄成一半，于建保二年（1214）回国。回国前，有杭州下天竺法镜讲寺的古云粹讲师托其带北峰和尚的画像赠给泉涌寺的俊艿，而明州景福寺的道常律师则赠以吴越王用来施给千僧的铁钵。良祐抄写藏经，始于文治三年（1187），直至安贞二年（1228），历时四十二年，共完成四千数百卷。其抄写本现仍藏于筑前宗像郡田岛村的兴正寺中。
此后，又有法忍净业律师，号昙照，亦闻宋地律学昌盛，遂于嘉定七年（1214）入宋，从中峰铁翁学律，因其学有成就，蒙宋理宗赐其“忍律法师”之号。他在吴越地停留十四年，于1228年归国时，带回《大藏经》，在京都创戒光寺，弘传律学，号为“南京律”，与北京律的泉涌寺并称为日本律教之两大道场。日本天福元年（1233），净业律师再次入宋，又在吴越地区停留九年，回国时带回很多佛像及梵夹（佛经）。回国后，在筑紫建西林寺，在洛东建东林寺。据说东林寺的大门是由他所邀请的吴越建筑工匠所建，该门未用一根铁钉。
（四）明庵荣西与中国禅宗之初传日本
远在荣西赴宋归国传播禅宗之前，就有睿山的日僧觉阿、金庆二人于南宋孝宗乾道中（1171）入宋，参杭州灵隐寺佛海慧远禅师，并得其法脉归国。由此，遂引起日本佛教界的极大注意。接着又有大日能忍派其弟子练中、胜辨二人携书币入宋，赠明州育王山的拙庵德光，并汇报其修证领悟之经验，请求印证。然而，中国禅门临济宗完整地移入日本则是自明庵荣西（1141—1215）开始。而且，在南宋时的入宋日僧中，影响最大的亦当推禅僧荣西。他是日本临济宗开山祖，曾数次赴宋地，并最早将中国禅门临济宗介绍到日本。
早在日本仁安三年（1168）四月，荣西就曾乘商船从博多出发，到达明州后，朝育王山，参访广慧寺，登天台山巡拜了灵圣古迹。是年九月，荣西回到日本，并带回了天台新章疏三十余部计六十卷，呈送给座主明云僧正，并且还把茶籽传入日本。后鸟羽天皇曾经敕命他在神泉苑修持请雨法以求雨，结果有效验。天皇为此特赐给荣西以“叶上”的称号。荣西禅师兼修显密二教，后来的所谓叶上派，即以荣西为祖师。但此时的荣西，尚未完整地接触中国禅宗。
日本文治三年（1187），荣西第二次入南宋吴越地区。当时他还想进而到印度朝拜释迦佛尊的灵迹，于是，携带着《诸宗血脉谱》及《西域方志》从中国出航，到达临安府所在地时，谋划如何渡到印度。然而当时的知府以“关塞不通”的理由不允许他到印度。荣西便再次登天台山，拜谒万年寺的虚庵禅师并向他请教。虚庵禅师是临济宗黄龙派的第八代嫡孙，当时声望很高。在虚庵禅师迁往天童山的时候，荣西跟随着移居天童寺，在方丈室侍奉，并得以继承临济正宗的法脉，受传佛心宗。虚庵禅师授给荣西正传大戒，并且在临离别时赠僧伽梨衣作为付法的信衣。当初荣西禅师在天台山居留的时候，曾为智者大师塔院的颓废而感叹，施舍自己衣钵资财，进行修理；他到了天童山以后，又恰逢天童山要修千佛阁，于是回到日本运来很多木材，竭力从事资助营建工程。此事盛传于当时宋朝僧俗之间。
荣西在宋留学五年，曾得宋孝宗赐“千光法师”之号。建久二年（1191），荣西回国，第二年在筑前（在今福冈）香椎宫的旁边建造报恩寺，并开讲菩萨大戒，建久六年（1195）在博多津创建圣福寺，大力弘传临济禅法，参禅之徒从四方云集而来，因有日本临济宗的建立。并且，荣西还接受了源赖朝未亡人平政子等人的皈依及奉献土地建寺，亦即后来的寿福寺，为镰仓“五山”之一。后来京都建立建仁寺后，请荣西禅师住之。由于当时南都和比睿山诸宗强烈抗议，屡次阻碍禅宗的流行，荣西禅师遂作《兴禅护国论》三卷予以反驳，因而名声大振。后来，朝廷授命荣西禅师负责东大寺和法胜寺的修缮工程，因有功而赐以紫衣袈裟，并被提升为僧正。1215年的七月五日，荣西在京都的建仁寺圆寂，寿七十五岁。他的弟子有行勇、荣朝、源祐、明全等人。其中以行勇、荣朝最为有名。
明庵荣西及其弟子不仅将中国临济宗移入日本，他也是第一个将中国茶道传入日本的日本僧人，而且还将当时流传在中国禅院的茶礼移入日本，并加入改造、创新，从而对日本茶道的产生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圆尔辨圆、南浦绍明与“径山茶宴”的东传
南宋时的中日文化交流，不仅体现在佛教，而且包括宋学、茶道等，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径山茶宴”的东传日本。
圆尔辨圆（1202—1280），字圆尔、姓平氏。建仁二年（1202）生于骏州（个静冈市），幼年登久能山亲近佛门。承元元年（1219）十八岁入天台宗三井园城寺削发为僧，潜心研习天台教学，兼修儒、道教。二十二岁时参访上野长乐寺荣朝（荣西弟子）探究台密及临济黄龙禅法。嘉祯元年（1235）四月，圆尔筹划多年的入宋求法计划终于如愿以遂。圆尔一行抵明州后一路北上参访诸善知识，后止径山万寿寺投无准师范门下参禅问道、潜心修行，三年受师印可。仁治二年（1241）在宋习禅七载的圆尔拜辞尊师，扬帆归国。
归国后，圆尔以九州为中心举扬临济禅风，德望日高。次年，接受了华侨豪商谢国明的皈依，圆尔在博多开创了承天寺，此外还开创了崇福寺、万寿寺等禅刹。嘉祯二年（1236），九条道家（镰仓中期政治家，当时任摄政）发愿在京都慧日山仿照径山伽蓝形式、布局创建禅院并取奈良的东大、兴福寺的东福二字命名为东福寺。宽元元年（1243），九条道家迎请圆尔为东福寺开山住持。圆尔受九条道家皈依，在东福寺园轮殿宣布禅要，道声日振。其后，圆尔为弘扬临济正宗禅宗旨，曾先后向后嵯峨天皇进讲《宗镜录》，为执权（掌握镰仓幕府实权的官名）北条时赖、后嵯峨上皇、龟山上皇等授禅戒。显密诸宗的学僧亦闻风而趋，从圆尔求学问道。圆尔还曾驻锡东大寺、尊胜寺、天王寺；兼主建仁寺，在火灾废墟上复兴重振之。他还在东福寺内创建施药救济所等，道绩斐然。弘安三年（1280）初染微疾，入夏后日重，同年十月十七日遗偈端坐入定。圆尔寂后三十三年，朝廷赐“至一国师”号，为日本国师号滥觞。
荣西在其《兴禅护国论》卷下的“未来记”中曾分析日本佛教界现状，并预言道：“予去世之后五十年，此宗最可兴矣。”荣西当年创立建仁寺时，禅宗做为新兴宗派创唱为时尚早。建仁寺只能做为比叡山天台宗的末寺，不得不与势力强大的旧佛教宗派兼容妥协。东福寺虽然也兼容显密禅律，但是圆尔凭借九条道家的强有力支持和保护，更重要的是依靠当时日本朝野对宋代崭新佛教文化的仰慕，以及对临济正宗禅的日益理解和倾倒，逐渐打消了天皇及九条道家对临济禅的疑惑，获得了朝野上下广泛的支持和皈依。圆尔的兼修禅超越荣西，取得了进出京都的成功。在荣西之后的五六十余年时间内，圆尔在日本继承并发扬光大了无准师范的临济正宗禅，其法嗣遍及台、密、禅三宗。其门下教僧、诗僧、画僧辈出，对日本佛教、文化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临济禅在日本的兴隆、发展证实了荣西的预言。
南浦绍明（1235—1308），日本临济宗僧。道号南浦，骏河国（静冈县）安倍郡人。幼从建穗寺净辩出家。及长，从学于镰仓建长寺之兰溪道隆，遂皈依禅宗。正元元年（1259）入宋，尝从宋之诸高僧研习，后参杭州虚堂智愚，得嗣其法。文永四年（1267）返日本，谒建长寺之兰溪；文永七年，任筑前国（福冈县）兴德寺住持。文永八年，驻锡于博多崇福寺，长居三十三年，后移居京都万寿寺，复受请任嘉元寺开山初祖。德治二年（1307），又因北条贞时之请而移住建长寺，延庆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示寂，年七十四。著有《语录》三卷。后宇多上皇敕赐“圆通大应国师”之谥号。
（六）希玄道元与曹洞宗的东传
南宋时明州天童寺，亦是日僧入宋时访问的一个重要目的地。日僧荣西曾随天台万年寺虚庵怀敞移居天童山，成为首登此山的入宋僧。后来，荣西的弟子明全亦曾住此寺，明全最终病逝于此山的了然寮中。而荣西的再传弟子希玄道元，随其师明全于宁宗嘉定年间入宋，历游天台、径山等处，从天童长翁如净得法而归，创立日本曹洞宗，对后世影响深远。
道元（1200—1253），镰仓时代僧人，本名希玄，俗姓源。系日本村上天皇第九代后裔，内大臣久我通亲之子。道元三岁丧父，八岁失母，悟世相之无常，于是在十三岁时登比睿山，从良观（显）出家。曾就天台座主公圆剃发受戒，习天台宗学，兼及密教。建保二年（1214），至京都建仁寺谒荣西，涉猎《大藏》，虽有所醒悟，但仍有疑惑不解。于是发愿入宋求觅传佛心印的禅门正宗。荣西殁后，师事其法嗣明全。
日本贞应二年（1223，宋嘉定十六年），道元随其师明全入宋，直上四明天童山，参无际了派禅师，卓锡二年。接着又往杭州径山寺参浙翁如来、翠岩盘山思卓等禅师，并历访天台雁平、平田万年、庆元护圣等吴越诸刹，寻访名师。然机缘未契，于是复回天童山，参长翁如净禅师，始得彻悟“身心脱落，修正一等”之曹洞宗精髓。
当道元入宋时，中国盛行的禅宗主流是奉行“看话禅”为圭臬的临济宗。而曹洞宗自宏智正觉创“默照禅”后，传至如净时已经衰微至极。这一时期，传往日本的禅宗也多是临济宗禅法。但正是此时，被称为南宋曹洞宗史上殿军的长翁如净却是将“默照禅”推向了极致，他主张“休歇身心，只管打坐”，试图以此挽救时弊。他自己亦于每天早上开始打坐，直至晚间深夜方止。道元对如净之说深表赞同，认为必须专心坐禅。尤为道元尊敬的，则是如净不亲近帝王权贵，视富贵之家所舍钱财如粪土，甚至辞谢宋宁宗所赐紫衣的独立品格。
道元从如净禅师学三年，嗣其法，为洞山第14世正统，他还得到如净禅师所赠的芙蓉道楷所传的信衣、嗣书，以及洞山良介《宝镜三昧》和《五位显诀》，又赠以自赞顶相，并在道元归国前告诫道元说：“汝以异域人，授之表信，归国布化，广利人天。莫住城邑聚落，莫近国王大臣，只居深山幽谷，接得一个半个，勿令吾宗致断绝。”（156）
1228年，道元回国。1236年道元在京都极乐寺旧址开堂讲法，设立僧堂，并得天皇赐寺额为“兴圣宝林禅寺”，是为日本有曹洞宗之始。1244年，越前（今福井县）建大佛寺，道元被请为开山。后来大佛寺改名为“永平寺”，遂成为日本曹洞宗大本山。道元遂成为日本曹洞宗的开山祖师，而天童寺亦被日本曹洞宗尊为祖庭。道元在京都居住期间，根据他在中国求法经历，撰成《典座教训》，制定了修行者的生活规范。道元还撰有《护国正法仪》，主张自己所传禅法，乃护持国家之正法。1253年道元卒于京都。
道元的佛学思想亦主要来自于乃师如净禅师，并有所创新。道元主张佛法的绝对性，“坚持坐禅，身心脱落”，认为唯有坐禅才是佛法正门。他曾撰《普劝坐禅仪》，倡导“自然身心脱落，本来面目现前，欲得恁么，急务坐禅”。此文后来成为其一生中最重要著作《正法眼藏》之总序。所著《正法眼藏》在日本及欧美学界有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世界禅宗史上最优秀的禅宗哲学著作。在《正法眼藏》中，道元经常尊称如净为“先师”、“古佛”，将如净传给他的禅法，奉为“单传正直之正法”，认为他自己师承如净的佛法，才是佛教精髓，并猛烈批判其他宗派，严厉排斥风靡一时的末法思想及其他念佛祈祷活动。在此书中，道元再次强调“只管打坐，身心脱落”是宗门正传，并认为无论男女、贫贱、愚慧、僧俗之人，只要正信修行就可以得道。
日本曹洞宗本山永平寺也是道元禅师遵天童如净禅师之嘱而建造的。该寺原来叫“吉祥山大佛寺”，之所以两年后更名“永平寺”，据说取自佛教初传中国时的东汉永平年间的年号，即“永平”之意。这座寺院完全按宋代明州寺院格局建造，呈禅宗寺院典型布局，尤其中轴线之天王殿、佛殿、法堂布置，与明州天童寺一脉相承，并按照天童寺的格式建造了钟楼，包括和天童寺格局完全一致的长回廊。所以日本的永平寺又有“小天童”之称，同时也成为日本曹洞宗派的大本山。
在日本佛教史上，曹洞宗一直比较兴旺发达，并成为日本佛教界最大的宗派之一，且日本曹洞宗一直沿续到现在的惟有道元的法系。由此可见，来自中国的曹洞宗默照禅，在中国虽然影响不大，远逊于临济禅法，但在日本却扎根并得到茁壮成长。
注释：
【1】本文原载《吴越佛教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10月版。此次收入本书时，有所增订。
【2】参见董楚平著《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1页。
【3】《吴越文化论丛》，江苏研究社1937年7月版，199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
【4】参见刘建国《吴越文化二论》，《浙江学刊》1990年第6期。
【5】参见杨向奎等《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第一章“夏越关系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6】赖建成：《吴越佛教之发展》，（台湾）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协助委员会1990年版。
【7】本文原为笔者承担的杭州佛教文献集成项目之《延寿全集》点校整理的“整理说明”。
【8】（加）冉云华：《永明延寿》“自序”，东大图书公司1999年版。
【9】（宋）赞宁：《大宋高僧传》卷二十八，第708—709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10】苏轼：《东坡志林·仇池笔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11】（宋）王日休《龙舒增广净土文》卷五，《大正藏》47册，第195页。
【12】（明）大壑元津：《永明道迹》，载《卍续藏》146册，第978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影印版。
【13】（宋）宗鉴：《释门正统》卷八，载《卍续藏》130册，第899页。
【14】载《净慈寺志》卷三，《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1辑第17册，第931页。（台北）明文书局，丹青图书公司1980年版。
【15】详见释智学《永明延寿传记研究》，载《法光学坛》（台北）2001第五期。
【16】（宋）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六，《大正藏》51册，第421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影印版。
【17】（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六“书钱武肃王造金涂塔事”，文澜阁《四库全书》本。
【18】载（宋）张津：《乾道四明图经》卷一一《碑文》“智觉禅师真赞并序”，宁波天一阁藏清咸丰四年（1854）徐氏烟屿楼重刊本。
【19】参见何勇强《钱氏吴越国史论稿》第290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20】参见田青青：《永明延寿心学研究》，巴蜀书社2010年11月版。
【21】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第37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版。
【22】《万善同归集》卷下《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三卷第一册，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版，第72页。
【23】《万善同归集》卷下，同上书，第78页。
【24】《万善同归集》卷下，同上书，第77页。
【25】《万善同归集》卷下，同上书，第77页。
【26】《万善同归集》卷上，同上书，第10页。
【27】杜继文主编：《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33页。
【28】参见（宋）慧洪《林间录》卷下，《卐新纂续藏经》第87册，第275页。
【29】（宋）杨杰：《宗镜录序》，《中华大藏经》第76册，第190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30】参见（宋）云秀《人天宝鉴》卷上，《卐新纂续藏经》第87册，第23页。
【31】参见澫益智旭《灵峰宗论》卷七“校定《宗镜录》跋”，载蓝吉富主编《大藏经补编》第23册，第731页，（台湾）华宇出版社1986年版。
【32】雍正：《御录宗镜大纲序》，《御录宗镜大纲》（上册），老古文化事业公司1991年版，第6页。
【33】参见（清）释际祥纂辑，刘士华等点校《净慈寺志》卷十八，杭州佛教文献丛刊第一辑（第七册），杭州出版社2006年4月版，第391、392页。
【34】本文原载《吴越佛教》第二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
【35】《阳乌烁万物》，见《禅月集》卷二。
【36】释明复：《贯休禅师生平的探讨》，《华冈佛学学报》第6期，1983年7月。
【37】《禅月集》卷一九。
【38】《禅月集》卷四。
【39】昙域：《禅月集后序》。
【40】昙域：《禅月集后序》。
【41】详参傅璇琮：《五代诗话》“前言”，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42】《禅月集》卷十三《秋末入匡山船行八首》其一。
【43】《四部丛刊》本《禅月集》卷首附。
【44】《禅月集》卷十。
【45】见董树荣《贯休和尚与遂昌唐山》，载2003年6月20日《丽水日报》。
【46】《禅月集》卷二三《山居诗》其一。
【47】见《宋高僧传》卷三十《唐洪州开元寺栖隐传》。
【48】陶岳：《五代史补》卷一。
【49】同上。
【50】吴融：《禅月集序》。
【51】见《唐才子传》卷八。
【52】苏轼：《自海南归过清远峡宝林寺敬赞禅月所画十八大阿罗汉》，载《东坡全集》卷九十五。
【53】（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
【54】《宣和画谱》卷三。
【55】贯休：《陈情献蜀皇帝》，《禅月集》卷二十。
【56】见《禅月集》卷十八。
【57】见《禅月集》卷一。
【58】见《禅月集》卷二。
【59】见《禅月集》卷二十二。
【60】见《禅月集》卷九。
【61】见《禅月集》卷六。
【62】张格：《寄禅月大师》，《全唐诗》卷七六。
【63】见《唐才子传》卷八以及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二〇《休公真率》。
【64】昙域：《禅月集后序》。
【65】《宋高僧传》卷十三“后唐漳州罗汉院桂琛传”。
【66】见《禅月集》卷十八。
【67】见《禅月集》卷二十一。
【68】见《禅月集》卷四。
【69】见《禅月集》卷七。
【70】《寄栖一上人》，《禅月集》卷十一。
【71】《怀武昌栖一》，《禅月集》卷九。
【72】昙域：《禅月集后序》。
【73】本文原为“2009年纪念蕅益大师410周年诞辰暨蕅益文化论坛”交流论文，载《灵峰蕅益大师研究》（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5月版。
【74】《灵峰宗论》卷十之四附《跋·书重刻〈灵峰宗论〉后》。
【75】《四书蕅益解序》。
【76】参见笔者撰：《儒佛会通的二种进路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载《人文论丛》2006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42～748页。
【77】《灵峰宗论》卷七之一《题独省编》。
【78】《灵峰宗论》卷七之四《金陵三教祠重劝施棺疏》。
【79】《灵峰宗论》卷二之三《示潘拱宸》。
【80】《灵峰宗论》卷四之二《圣学说》。
【81】《灵峰宗论》卷五之三《儒释宗传窃议》。
【82】《灵峰宗论》卷七之一《题独省编》。
【83】《灵峰宗论》卷五之三《儒释宗传窃议》。
【84】《四书蕅益解自序》。
【85】《四书蕅益解》《大学直指》。
【86】同上。
【87】《灵峰宗论》卷二之一《示陈受之》。
【88】《灵峰宗论》卷二之二《示汛如》。
【89】《灵峰宗论》卷三之二《性学开蒙答问》。
【90】《教观纲宗》“化法四教说”。
【91】同上。
【92】《灵峰宗论》卷二之一《示沈惊百》。
【93】《灵峰宗论》卷五之一《答曹源二书》。
【94】《灵峰宗论》卷第五之一《寄王简在》。
【95】《灵峰宗论》卷十之二《山居六十二谒》。
【96】《灵峰宗论》卷四之二《圣学说》。
【97】《灵峰宗论》卷首《八不道人传》。
【98】《灵峰宗论》卷五之一《与曹源三书》。
【99】《灵峰宗论》卷一之一《为母三周求拔济启》。
【100】《灵峰宗论》卷五之一《复胡善住》、《复卓左车》。
【101】《灵峰宗论》卷五之二《与见月律主》。
【102】《灵峰宗论》卷六之三《赠石淙掩关礼忏占轮相序》。
【103】《灵峰宗论》卷六之二《赞礼地藏菩萨忏院仪后自序》。
【104】《灵峰宗论》卷七之一《书慈济法友托钵养母序后》。
【105】《灵峰宗论》卷五之一《嘱彻因比丘》。
【106】《刘子怡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七。
【107】《题张君所注佛书》，《水心文集》卷二十九。
【108】《温州开元寺千佛阁记》，《水心文集》卷九。
【109】《宿觉庵记》，《水心文集》卷九。
【110】《白石净慧院经藏记》，《水心文集》卷九。
【111】《宗记序》，《水心文集》卷十二。
【112】参见吕澂、熊十力：《辩佛学的根本问题》，《中国哲学》第十一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吕澂，复书二。第169—172页。
【113】《宗记序》，《水心文集》卷十二。
【114】《法明寺教藏序》，《水心文集》卷十二。
【115】《宗记序》，《水心文集》卷二十。
【116】《题张君所注佛书》，《水心文集》卷二十九。
【117】《陈叔向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七。
【118】《题张君所注佛书》，《水心文集》卷二十九。
【119】陈傅良：《闻叶正则阅藏经次其送客韵以问之》，《止斋集》卷三。
【120】《题张君所注佛书》，《水心文集》卷二十九。
【121】《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九。
【122】《习学记言序目》卷五十。
【123】参见《习学记言序目》卷四九。
【124】参见朱熹：《答叶正则书》，《晦庵集》卷五六。
【125】《题张君所注佛书》，《水心文集》卷二十九。
【126】同上。
【127】《习学记言序目》卷五十。
【128】《始议二》，《水心别集》卷十。
【129】同上。
【130】《外论一》，《水心别集》卷四。
【131】《习学记言序目》卷四三。
【132】《觉斋记》，《水心文集》卷九。
【133】《习学记言》卷十六。
【134】《温州社稷记》，《水心文集》卷十一。
【135】《温州开元寺千佛阁记》，《水心文集》卷九。
【136】《宗记序》，《水心文集》卷十二。
【137】《习学记言序目》卷五十。
【138】同上。
【139】本文为2008年11月笔者参加“纪念如净禅师示寂780周年法会暨天童禅寺曹洞宗文化研讨会”交流论文。
【140】延寿《宗镜录》卷二十五。
【141】道元《宝庆记》，载《永平顶王三昧记·宝庆记》（合刊）第88页，（日）宝永3年（1706）写（本），日本驹泽大学图书馆藏本。
【142】傅伟勋先生在其《道元》一著中认为，由于日文中“身心”与“心尘”发音相同，所以如净禅师所说的“身心脱落”很可能是“心尘脱落”。因为据《宝庆记》记载，如净回答道元何为“身心（心尘）脱落”时说：“身心（心尘）脱落者坐禅也。只管坐禅时，离五欲、离五盖。”所谓“五欲”、“五盖”都属“心尘”之事。另在《如净和尚语录·赞佛祖》中的《观音》偈颂中也有“心尘脱落”一语。由此可见，道元在如净处秉承使用的是“心尘脱落”，但是在《宝庆记》、《正法眼藏》中却被改作了“身心脱落”。参见傅伟勋《道元》，（台）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第19页。
【143】以上引语均见其永平道元之弟子怀奘所记之《正法眼藏随闻记》一书，转引自吴立民、徐荪铭主编的《禅宗宗派源流》之“宋代曹洞宗”一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44】见《天童如净禅师续语录》（又作《天童如净禅师遗录》），见《禅宗全书》第45册，第480页。
【145】见《如净禅师语录》卷一，见《禅宗全书》第45册，第450页。
【146】道元《宝庆记》，载《永平顶王三昧记·宝庆记》（合刊）第100页，（日）宝永三年（1706）写本，日本驹泽大学图书馆藏本。
【147】傅伟勋：《道元》，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第61—62页。
【148】张岱：《陶庵梦忆》卷六“天童寺僧”，中华书局2008年9月版，第113页。
【149】本文原载《吴越佛教》第7卷，九州出版社2012年6月版，为笔者承担的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宋元时期浙江与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研究成果之一。
【150】参见木宫泰彦著，胡锡后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06～334页。
【151】参见余又荪著：《宋元中日关系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8月版，第11页。
【152】（明）宋濂：《宋学士集》之《翰苑别集》卷40《住持净慈禅寺孤峰德公塔铭》，《四部丛刊》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316页。
【153】见（日）村上博优《浙江名胜旅游资料》（日文本）第71～74页，第50页，转引自杨古城《鄞县古寺与日本建筑国宝——东大寺》，载《宁波党政论坛》1998年第4期。
【154】参见杨曾文《日本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200页。
【155】（日）町田甲一：《日本美术史》，莫邦富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23—231页。
【156】（日）河村孝道编著：《诸本对校·永平开山道元行状建撕记》，大修馆书局1975年版，第23页。
